内容摘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纲要）的颁布拉开了新一轮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序幕。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召开，更加明确了新一轮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方向和原则。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上海市主动请缨在国家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先行先试。随后，教育综合改革从“两校一市”扩展到所有部属高校，当前，许多地方高校也都纷纷加入了探索制定综合改革方案行列。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如此多的高校呼吁并力行推进综合改革？其实近年来许多高校都一直不断在改革，一些改革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为了推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缩小与世界高等教育的差距，多数高校采取投资驱动战略，对发展实行高投入，但成效并不明显，相反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制约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体制机制的瓶颈逐渐暴露了出来。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以“社会改革”为特征的“二次转型”的重大历史变革时刻，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教育改革滞后于社会其他领域的变革，教育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当前和未来时期，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发展以知识和技术为主导的创新型经济；摆脱经济管理型、行政管理型的传统模式，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建成公共文化体系；打造生态环保工程等治国方略的推行，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宏观背景和未来方向。高等教育的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实际，从全局出发，研究和调整高等教育未来一段时期的改革发展战略。

当前，深入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深化高校内部综合改革，成为社会各界、媒体和高校师生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研究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实践者从理论到实践、整体到局部，以及高校组织系统的内外部环境等维度考察了当下的综合改革。这些研究概括起来涉及到以下三个层面：什么是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为什么进行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以及如何进行开展综合改革，即从本质论、价值论和方法论角度审视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同时对本轮高等教育改革的特征、目的和主要任务等议题也进行了学术探究。

高校综合改革不仅要顺应时代发展，也要体现其价值追求。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实践并不能够同时实现很多价值, 在实现的价值类型和预期的实现程度上总会有取舍。因此，高校在进行综合改革的过程中，要树立合理的、合适的改革价值观，并且要根据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及其自身发展的要求，改变或者重新定位自身价值的实现形式。首先，高校综合改革要守护自主性，它能唤醒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其次要孕育流动性，它能让组织内外部创新要素流动起来，形成创新协力；第三要尊重多样性，它能带来经验、技能、才干、视野和文化所形成的集体力量；第四要守望教育性，也即立德育人，它能形塑高校综合改革之本，守望高校教育之力。

对各地、各高校的综合改革方案从改革目标、改革重点任务、改革策略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可以发现：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目标因为各地、各高校自身的特殊性、发展愿景不同有着不同的见解，具有个性和差异性。不同的改革目标会影响综合改革的方向、重点以及改革路径的选择；通过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五所高校的综合改革方案对比来看，其改革内容都是从各自学校的学科特点和办学实际出发，一般由五到八大部分组成，其中比较集中的改革内容包括现代大学制度、人事制度、人才培养模式、科研体制机制及资源配置体制机制等五大方面；在改革策略上，从五所学校的改革推进方式来看，尽管各高校改革重点各不相同，但在推进方式上都突出强调了本轮改革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这也是本轮高校综合改革与以往局部改革或单项改革的最大区别。

不断修改和完善改革方案的同时，各个高校也进行了积极有序的改革实践：华中师范大学、浙江大学、西南交通大学高度重视大学章程建设，并以章程为依法治校基本依据，全面落实并推进依法治校进程；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大学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人事制度的目标和要求，在岗位分类、人才延揽、培养培训、考核评价、薪酬激励、流动退出等方面大胆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做法；西南政法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通过研发人才质量标准、多种培养方式并举、发挥教学团队优势等途径积极探索专业人才特色培养机制；陕西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通过加强本科教学规划、深化本科教育内涵建设、启动实施本科教学建设改革主题年、实施本科教育质量提升计划等方式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高校通过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人才培养体系、重视双创师资队伍建设、实施四个转变等举措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苏州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在试点学院综合改革中，通过做好顶层设计、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创新教师管理体制、构建新型治理结构等举措创新高校内部治理体制机制。

在国家意志层面上，推进与深化综合改革已经被视为当今整个中国教育改革的一条主线。作为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综合改革正在探索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实现路径。作为改革的微观主体，在综合改革这条道路上如何大步迈进直至成功，是所有高校在综合改革实践中必须不断反思的问题。在这场大规模改革过程中，高校综合改革取得了许多可喜的经验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对改革内涵认识有偏差、综合改革目标不明、综合改革对象不清、综合改革内容泛化、综合改革发展载体模糊、综合改革前提与基础缺乏、深化改革追求“西方模式”等等。为保证下一步改革的实效性，少走弯路，有必要重视顶层设计，用战略思维谋划高校综合改革；务必把握重点，注重循序渐进；回归学术本位，明确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推进依法治校进程，为高校综合改革开展提供条件保障。

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与高校综合改革发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纲要）的颁布拉开了新一轮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序幕，将“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召开，更加明确了新一轮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方向和原则，分别从简政放权和依法治校两个层面对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上海市主动请缨在国家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先行先试。随后，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同意“两校一市（清华、北大和上海市）”的综合改革方案。“两校一市”综改消息传开后，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南大学等部属高校纷纷要求参与教育综合改革。其后，在“改革不能有改革洼地”的呼声中，教育综合改革从“两校一市”扩展到所有部属高校，当前，许多地方高校也都纷纷加入了探索制定综合改革方案行列。

一、高校综合改革的背景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如此多的高校呼吁并力行推进综合改革？张金福认为，其实近年来许多高校都一直不断在改革，一些改革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各地涌现出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明显提高，以改革促发展的势头良好。为了推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缩小与世界高等教育的差距，多数高校采取投资驱动战略，对发展实行高投入，但成效并不明显，相反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制约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体制机制的瓶颈逐渐暴露了出来。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以“社会改革”为特征的“二次转型”的重大历史变革时刻，高等教育的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新一轮的高校综合改革呼之欲出。

（一）当今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高校的改革发展势在必行

 2014 年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考察时首次提出“经济新常态”这一概念，此后又在当年11 月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对“经济新常态”的内涵进行了阐释。众多学者认为，“经济新常态”概念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经济发展周期理论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有效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宏伟目标。“经济新常态”概念的基本内涵在于深刻揭示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特征，同时也显示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美好未来。新常态的“九大特征”（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阐述新常态的九大特征）预示着我国经济将逐步实现“四个转变”：一是经济发展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三是经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与做优增量并存”，实现优化升级；四是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的民众。可见，经济新常态概念及其相关内涵，深刻揭示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趋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时代特征。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无论是适应性发展还是自身发展也进入了新常态阶段。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切换，必然对高等教育发展制度、理念、目标与模式产生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常态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与发展际遇在实践中的展现。具体而言，高等教育新常态主要表现为：一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开始进入瓶颈阶段。这就要求改变中国高等教育以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转为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二是传统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难以适应经济新常态对其的发展要求。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必须通过深化体制机制综合改革理顺内部关系、释放发展活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三是人才市场的供需关系由高校为主导的供给驱动转变为以行业企业为主导的需求驱动。这就要求高校必须坚持需求为导向，主动对接产业发展，合理定位，通过拓展服务能力和提升贡献力实现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

如果此时高等教育仍然奉行“蜻蜓点水”、单兵独进式的改革，将导致“囚徒困境”，局部突破式的改革治标不治本，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人才培养质量和高校创新能力的问题。不进行综合改革没有出路，甚至连已有的改革成果也保不住。高校必须顺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通过深化综合改革，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服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跟上时代的进步；只有在招生、培养模式、人事、学科、科研和治理等方面多箭齐发，在综合改革上下足工夫，让师生行动起来，让资源流动起来，让智慧彰显出来，让力量迸发出来；只有把深化当作重点，把综合视为关键，用系统思维、全局意识和全球视野认识改革，用普遍联系观点设计改革，用统筹兼顾办法推进改革，进一步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断增强教育改革的自觉性、紧迫性、坚定性，牢固树立改革意识，提高高校综合改革信心，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将改革贯穿教育工作始终，扎实把教育改革不断引向深入，让高校回归本质，才能实现高校健康、可持续发展，才能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

（二）中国社会面临“二次转型”，社会改革呼吁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

 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97983亿元，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达4260美元。依据世界银行在《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显示的分组标准，2010年中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国际经验，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有可能面临经济增长趋缓、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挑战，有些国家因此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并在总体上呈现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特征，导致国家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不难发现，在这十大陷阱特征当中，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无疑是重要诱因。经过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经济结构已经达到工业化的中期水平，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正在发生变化，GDP潜在增长水平将逐步下调，有可能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加之由于对社会建设的投入不足，社会结构调整滞后，由此引发了如贫富分化严重、公共服务短缺、社会矛盾增多等诸多社会问题，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绝非没有可能。危机就在前方，国际经验表明，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除了必要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强社会建设。

应当看到，我国正处于二次转型与改革战略选择的重要历史关头：当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国总体上成功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第一次重大历史变革，进入到当前“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要把社会建设作为重点、放在突出位置的阶段”。也就是从过去二三十年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第一次转型时期，转移到了未来二三十年以“社会建设”或“社会改革”为中心的第二次转型阶段。这里所谓“社会建设”或“社会改革”并不单单指向狭义的——围绕社会管理活动而建立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与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治，及其一系列制度、规范和措施——社会治理或社会管理，还包括了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在内的一切关乎社会福利水平的规范体系的建构。

高等教育系统作为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紧密又鲜明。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变革与社会的发展转型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教育变革的归宿和源泉，教育改革发展研究是对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动态协调的研究，确定两者之间发展的关系，从而保证教育的不断发展。也就是说，教育改革发展研究能够根据社会发展转型的需要来保证和规范教育的良性、健康、持续发展。

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教育改革滞后于社会其他领域的变革，教育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历史告诉我们，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命运。当前和未来时期，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发展以知识和技术为主导的创新型经济；摆脱经济管理型、行政管理型的传统模式，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建成公共文化体系；打造生态环保工程等治国方略的推行，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宏观背景和未来方向。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实际，从全局出发，研究和调整高等教育未来一段时期的改革发展战略。

除上述背景之外，当前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高等教育主要矛盾的转变，则为思变带来了时代要求和现实可能。应当认识到，处在这样一个转折与变革的时代，大学既迎来其发展的黄金新时代，也面临着愈演愈烈的挑战和质疑：

其一，新的社会需求不断出现，“开始叩击学术大门的学生人数远远超过传统的学术限制范围和历史的期望”，高等院校的职能不断扩展，所承载的社会责任不断增加，大学的边界和特性逐渐模糊。

其二，公众日益多元化的质量诉求和不断膨胀的财政开支，使大学面临“效率还是公平”的两难选择，面临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危机。

其三，20世纪80年代勃然兴起的信息技术，既为大学的研究和学习带来新的变革，同时也催生了足以动摇大学至高无上地位并颇有取而代之可能的机构与组织。

其四，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国际化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理念。无论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之间，亦或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不平衡性始终是主要特征，那么正确处理国际化与民族化的关系就成为了对本国大学的严峻考验。

二、什么是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基于文献的分析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要求。为了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2013年1月26日，教育部印发《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教改〔2013〕1号），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进行了部署。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第42条进一步明确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改革的目标与任务。随后教育部将推进高校综合改革列入2015年工作要点。截至2015年年底，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完成综合改革方案编制工作。与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也布置地方高校编制综合改革方案的有关工作，深化校内综合改革的要求逐渐扩展到了全国高校。至此，深入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深化高校内部综合改革，成为社会各界、媒体和高校师生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可以预见，未来五年即“十三五”时期，以高校综合改革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改革，其进展和成效必将决定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进度和高度。高等教育研究者理应对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给予必要的学术关照。

（一）相关研究动态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高等教育改革与高校改革是彼此不同却又彼此相关的两个论域。本课题虽然以高校综合改革为主要论域，但对本课题相关学术史的梳理必须兼顾二者之关联性。鉴于高等教育（高校）改革客观上存在着国情差异性，本课题省略国外相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评论。考虑到高等教育（高校）改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里仅就最近几年发表的关于国内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和高校（综合）改革研究成果作文献梳理和综述。

 1. 关于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的基点研究

所谓“基点”，是以总结过去若干年高等教育改革进展为基础，回答“我们的高等教育改革走到了哪里”。有学者将这一议题称之为“重启高等教育改革之思”。王建华（2014）指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已处在转型的十字路口，存在的困境一方面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体制困境无法突破，大学缺乏自主权；另一方面，由于改革理论受行政化和官本位的影响，高等教育改革完全由政府主导，在行政权力支配下，大学面向政府部门办学。张应强（2016）概括了我国最近30 年来的高等教育改革的主体、内容与方式：从改革主体来看，政府是高等教育改革的设计者、发动者、推动者；从改革内容来看，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是改革的核心内容；从改革方式来看，“打补丁”式改革是基本改革方式。这两篇文献对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基点”研究，涉及到的核心问题是体制机制，对进一步认清高教综合改革重点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2. 关于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的特征研究

相关文献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教育行政部门关于教育改革的政策文件。如教育部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教育改革目前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涉及面更广、关联度更高，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难度更大，许多问题解决起来往往涉及多个部门职责，涉及多种政策配套，涉及多方利益调整，靠原来的单项改革办法或局部突破套路已难以奏效。今后的教育改革，“重点在深化，关键在综合”。对于这一判断，高等教育学界是给予充分认可的。张应强（2016）认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提出，源于我们对目前高等教育改革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同之前相比，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面临瓶颈问题，破解深层次矛盾的难度大。至于其中具体的困境和难点，学者们侧重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考，如胡建华（2015）指出，新一轮改革必须解决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和高校内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王建华（2014）则以“为什么要重启高等教育改革”设问，提出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需要坚持高等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而不能按照政府的逻辑或由政府按照企业的逻辑来改革高等教育”。进而言之，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必须确立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形成以基层高校自主改革为主的新格局。

此外，2015年4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主办的第七届高校管理者论坛对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展开了集中研讨。与会学者认为，新一轮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从宗旨目的看，高校综合改革是使党的教育方针得到更好贯彻、使育人为本更好落实的改革；从目标任务看，高校综合改革是大幅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从问题导向看：高校综合改革是把优先解决师生关心的突出问题与构建体制机制结合、改制和改事兼顾的改革；从动力机制看：高校综合改革是强校使命驱动的攻坚行动；从终极价值指向看，高校综合改革是优先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制约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的改革。简言之，高校改革是逐步从单向改革走向综合改革、从表层改革走向深化改革。”蒋朝晖（2015）认为“大学综合改革指的是以综合的、全面的方式对阻碍大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进行革新，实现大学内涵式发展。”

 3. 关于新一轮高校综合改革的主要任务研究

曹卫星（2016）提出高校综合改革应着力于“人才培养机制改革、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办学体制机制改革、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国际化合作”等方面。孙洪志等（2015）认为，高校综合改革主要有“体制机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资源配置改革”等五大类。李立国（2016）认为，“高校综合改革的核心是人才培养模式和科研体制创新，关键是教师队伍建设，保障是治理体系的完善”。梁传杰（2016）认为，高校综合改革应当把高校的“治理体系、管理体制”等内容作为重要对象和内容。上述研究，总体上属于一般性概述，而没有提供充分的论据。值得关注的是，严蔚刚等人（2015）发表的“我国新一轮高校综合改革的发展趋势”一文，文章通过对所选取五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综合改革方案进行文本分析，发现现阶段我国高校综合改革，主要聚焦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人事制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学科科研管理机制改革、资源配置改革”等关键领域，并且各领域已经基本形成明确的改革方向和价值取向。

需要说明的是，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至今，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高校改革一直处于持续推进、不断深化的进程中，在改革方案设计者看来，每一轮次改革都具有系统性、协同性和综合性的要求。因此，过去30年间关于高等教育改革、高校改革的必须加强“综合性”的有关论据和观点，仍是支持本课题研究的基本前提。同样，关于近年来关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体制机制改革等专项领域的研究文献，也能为新一轮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已有研究的反思与启示

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研究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实践者从理论到实践、整体到局部，以及高校组织系统的内外部环境等维度考察当下的综合改革，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探索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概括起来涉及到以下三个层面：什么是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为什么进行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以及如何进行开展综合改革，即从本质论、价值论和方法论角度审视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这对于反思综合改革的政策制度、设计方案与实践探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我们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尚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理解与把握。

第一，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是对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改革特征的概括，而非改革内容的描述，是指改革方式的综合性、系统性，而非改革内容的面面俱到。教育目标的实现不可能靠单一改革可以奏效，需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这对于综合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它须关注是的改革重点与关键，找到“牛鼻子”，从而统整其他方面的改革，形成一种有机耦合。

第二，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是整体设计与局部落实的结合。它更迫切需要解决的“落地”，即各地和高校应从整体和本地本校出发，加强推进，解决高校发展特色与人才培养质量两个关键，在高等教育发展上真正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从我国发展阶段对高等教育的要求看，我国进入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推动经济发展在中高速增长中迈向中高端，实现提质增效升级，迫切需要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对高等教育的挑战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体现在科技和人才的竞争上，高等教育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标志性力量。通过改革培养高等教育新的竞争优势成为各国的共同选择，从高等教育自身看。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34.5％，已进人大众化深入发展的历史阶段，正处于全面提高质量、走内涵发展道路的转型时期。但我国的高等教育仍“大而不强”，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更加优质、公平、多样高等教育的需求。高等教育中的很多问题仅靠学校的力量难以解决。

第三，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的必然选择，反映了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由个体到整体、由简单到复杂的客观规律。在高等教育的综合改革中，既要主动适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又要坚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要牢牢树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把全面贯彻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根本要求。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价值取向

当今中国经济形态正加速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经济的发展也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在这种背景下，如果高等教育仍然奉行“打补丁”式、“碎片化”的改革，将导致“囚徒困境”，局部突破式的改革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人才培养质量和高校创新能力的问题。不进行综合改革没有出路，甚至可能连已有的改革成果也保不住。因此，高校必须顺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通过深化综合改革，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服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跟上时代的进步。高校综合改革不仅要顺应时代发展，也要体现其价值追求。吴旭（2014）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高校综合改革的关系中探讨高校综合改革价值所在，他认为“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进程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办学引领和深化综合改革，是我国高校提升内涵式发展质量的两条重要路径。”石钟英（2007）则从价值观层面上深入剖析高等教育改革，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价值是多元的”，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实践并不能够同时实现很多价值, 在实现的价值类型和预期的实现程度上总会有取舍。因此，高校在进行综合改革的过程中，要树立合理的、合适的改革价值观，并且要根据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及其自身发展的要求，改变或者重新定位自身价值的实现形式。

本研究认为，高校综合改革要体现系列价值追求：守护自主性，它能唤醒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孕育流动性，它能让组织内外部创新要素流动起来，形成创新协力；尊重多样性，它能带来经验、技能、才干、视野和文化所形成的集体力量；守望教育性，也即立德育人，它能形塑高校综合改革之本，守望高校教育之力。

（一）守护自主性

高校自主性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从内容层面来看，应包括高校办学自主权、学术自治、学术（教学、研究）自由等，内涵十分丰富。从主体层面看，高校自主性首先是指高校作为组织的自主性，即高校作为独立的法人单位免受外界干扰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自立性和独立性格，体现为高校独立的决策和治理。其次，高校内部学者与知识分子的自主性，即大学教师、研究人员以及学生的免受行政干预的主体性以及享受教学研究自由的权利。在高校自主性中，教师和学生是高校的根基所在，教师和学生的自主性是高校自主性的关键。

守护自主性，首先，高校不能迎合市场一些不切实际的需要，而应在适切市场合理需求基础上，引领社会的发展。其次，守护自主性绝不仅仅是从政府、社会那里争取自主权，更重要的是尊重教师与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深化高校综合改革的目的在于促进高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激发大学自主办学的活力，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因此，在高校综合改革方案的设计过程和实施过程中，始终要守护好基层组织以及广大师生的自主性。因为，知识传递、运用和创造的本质决定了高校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学术共同体，高校教师和学生应该具备而且必须具备自主性品质，高校综合改革要自觉呵护好这种品质，把教师和学生从各种限制中解放出来，才能充分激发他们的创新动能，才能结出各种创新成果。

（二）孕育流动性

高校的流动性是指高校作为组织与外界的互联性和组织自身内部要素之间的可扩展性两个方面。高校与外界组织的互联性是针对高校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高校与社会其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的，它所表达的是高校与外界环境的适应性与交换性问题，反映的是高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络与流动问题。这种流动性在于高校是一个开放流动系统，高校系统的边界具有可渗透性与可扩展性。所谓可渗透性是指高校系统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发生各种各样的相互作用，是一个流动的、非线性的系统。所谓可扩展性，一方面是指高校组织结构在设计和重组过程中要继承组织机构历史的所积累的有效经验，充分考虑组织的未来可持续发展并为组织的未来发展保留一定的空间；另一方面是指高校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各要素之间的适度联络与流动，即高校内学院与学院、学系、研究所之间，各学院与学院之间，各系所之间，各学科专业之间在人才、资源与信息等创新要素相互联通、相互借鉴与双向流动。

高校的流动性对高校管理及有序运行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高校内部以及与外部之间要素流动，能使高校与外界、高校内部各部门之间信息畅通，资源互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彼此竞争，激励先进鞭策后进；能使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争取到更多的资源，进而使自己充满生机与活力，争取学校有较高的发展水平。流动性既是高校发展的一种价值观，又是一种繁荣学术促进创新的方法论。倡导这种流动性，能使高校管理体制与机制更为明智，能增强高校主体的勇气与动力，能激活所有创新资源的效能，从而使高校更好地履行并完成创新的使命与任务。

（三）尊重多样性

高校的高深知识具有高度专门化、密集性、广博性、不确定性的特点，这种特点导致知识分门别类专业化发展，形成了相互区别而又平行重叠的各种学科、专业知识领域，而这些学科专业知识领域存在着各自内在的逻辑性和内在的自主性倾向，高校各学科专业的任务和工作内容是根据知识领域的这些特性而组合起来的，因此，高校便形成了多样性的组织特征，也是高校作为学术机构的生命力之所在。

这种多样性表现在三个方面：高校基本构成要素诸如学院、学部、学系、讲座、研究所或中心以及那些从事高深学问的教学与研究的学术主体（教授、专家、学者）在组织的运行过程中各自保持一种独立自主性，这是机构多样性和人员多样性；同时，高校内部各组织与成员从事着外人无法深入了解和参与的工作，他们都是处于专业知识的尖端上，沿着不同的方向，取得各自的成果，虽然有时也需要各专业综合、合作的成果，但他们还是以各自的领域为着眼点，甚至以自我为中心，轻视有时甚至漠视其他知识群体的工作，表现为经历、视野和工作范式多样性。由于各自的任务不同，他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各自的知识传统——思想体系、专业信条、学术规范、研究方式和研究方向或工作信念，且各学科专业文化差异很大，具有某种程度的排他性，这是学科专业文化多样性。

高校综合改革要尊重多样性，意味着在管理和改革中，要敬畏多元性，重视差异性，包容异质性，追求最大公约数；高层管理者要礼贤下士，兼听则明，听得见不同的声音，特别是来自基层普通教师的不同意见；尊重多样性，在学术上能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在人才培养上就能融合中西，择善而从，在教师聘任上就能以学诣为据，广纳优秀教师；尊重多样性能够为高校改革和发展带来经验、技能、才干、视野和文化的集体力量；尊重多样性有利于充分利用各机构和成员的才干和视野，提高组织的问题解决能力，挖掘组织的潜力，从而促进大学教学科研等学术活动的繁荣。

（四）守望教育性

高校是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是传授知识、涵养品性的场所。这种由传授知识、涵养品性所形成的教育性是大学组织与生俱来的、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根本特性，是高校存在和延续的根本理由。这种教育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传授知识与涵养品行。传授知识是指提供智能、理性和思考的练习，把智力训练作为它直接活动的范围，或从事智力的培养。因为智力的全面培养对学习和科学是最好的帮助，一个人学会了思考、推理、比较、辨别和分析，练就了审美能力，养成了判断力，增强了内心的想象力，虽然不一定马上就能成为专家，但他将处于一种智力状态，能够从事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或从事任何一种职业。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高校能提供理想的学习环境，促进智力和社会格调的提升。涵养品性是指通过提供博雅教育，训练人的智力，造就社会绅士，他们具有开化的心智、高雅的品味、和谐的心灵、高贵而有教养的举止。涵养品性旨在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大众的志向提供确定的目标，扩展时代的思想内容并使这种思想处于清醒的状态，推进政治权力的运用以及使个人生活之间的交往文雅化。

深化高校综合改革必须守望教育性，视知识传授与品性涵养是高校教育特性中的应有之义，铭记高校文化传授，品性涵养和价值教育的三大使命和任务。虽然随着高校的发展，社会不断赋予高校以新的使命和职能，但无论高校怎么发展，其功能再怎么拓展，高校的主旨始终还是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教育性是高校区别于其他机构的本质属性。高校首先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文化修养”的人，使他们处于时代标准所要求的高度。这里的“文化修养”，是指人的精神培养。高校应向学生们传授一些通识性的知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要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或理智。高校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利用人类智慧所发明的最经济、最直接和最有效的价值和方法，把普通人培养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专业人员。只有这样，深化高校综合改革才不至于失去应有的教育之本，失去教育性。否则，再深化、再综合、再全面的改革都将失去价值和意义。守望教育性实质就是学校守住底线。高校综合改革也必须守住教育性底线，以教育教学改革为切入点和突破点，推动高校其它诸如学科、专业、人事以及治理结构等综合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高校创新能力。

从价值论角度考察高校综合改革，可以看出，高校综合改革其实是把“双刃剑”。高校综合改革的价值取向是这场改革的灵魂，价值取向对，则改革有成果；价值取向失误，则改革失败，甚至会影响之前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高校在进行综合改革时一定要明确改革的价值所在以及预期其价值实现的可能性。

四、高校综合改革设计：以改革方案为例

自2013年1月教育部出台《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来，所有教育部直属高校均启动综合改革或形成改革方案。许多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地方高校也在探索制订本地区、本校的综合改革方案，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方兴未艾。综观各地各校的改革思路设计，可以从改革目标、重点任务、改革策略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一）省域改革方案的对比分析

 1. 改革目标

《意见》出台以来，各省各地纷纷结合本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探索制定了推进或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方案或意见。

在本轮改革中，各省将改革目标聚焦在“提升高等教育办学水平”和为“满足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新需要而提供服务保障”。如浙江省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出台《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我省高等教育新一轮提升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力争到2020年，全省高等教育竞争力和综合实力进入全国前6位，10所左右高校在全国同层次、同类型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高职教育在全国继续保持领先水平，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高校错位发展、特色发展格局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国际化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省”的改革目标；河南省人民政府于2015年7月出台《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意见》，明确当前“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需要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高等教育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高等教育必须主动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在发展环境、发展定位、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等方面适应新变化，应对新挑战，形成新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全面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为此提出为“落实《河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战略纲要》要求，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为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另外还有山东省委、省政府于2016年4月出台《关于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意见》，提出本轮改革意在“推动我省高校特色发展、争创一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智力支撑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

 2. 重点任务

通过对五省的综合改革方案或意见对比来看，其改革重点内容集中在建立高校分类管理体系、提高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的人才培养质量、创新人才引育机制、实施符合本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各类计划、提高合作开放办学水平、完善保障机制等（见表1）。

表1 五省综合改革重点任务对比

（二）高校改革方案的对比分析

 1. 改革目标

综合改革的目标因为各个高校自身的特殊性、发展愿景不同有着不同的见解。正如庞国斌、张守作的看法，综合改革目标的选择都应该从各个学校的实际出发，在自己所确定的长远目标指导之下作出抉择。《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高校在国家高等教育走向大背景下，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了综合改革目标设定。

北大的综合改革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核心，通过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大学职能的内涵提升和创新实践，带动学校人事管理制度、资源配置方式和党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并在政府、社会的支持下，逐步建成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清华大学综合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完善中国 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探索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模式；浙江大学确立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三步走”的目标愿景，经过三个阶段的努力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重庆大学的改革目标是建设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陕西师范大学明确以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建设目标；南京师范大学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南京师大实际的现代大学制度，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武汉大学确立了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为目标深化学科建设改革、以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目标深化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等分目标加强综合改革在各项领域的深入推进；中国矿业大学力图通过深化综合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破除制约学校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资源综合配置新机制，全面提升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力增强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和办学活力，创建国际一流学科，汇聚国际一流学者，培养国际一流学生，提升服务国家、行业战略需求的能力，到建校120周年前后，建成特色鲜明的国际一流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在《改革方案》中明确学校深化综合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提升学校治理水平，完善学校治理体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学校实际的现代大学制度。

由此可见，综合改革的目标具有个性和差异性，是高校根据各自现有发展条件和发展方向制定的。不同的改革目标会影响综合改革的方向、重点以及改革路径的选择。

 2. 重点任务

本研究选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五所高校对比分析。其基本情况如下：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为国内顶尖高校，华东师范大学为部属985高校，南京师范大学为省属211高校，浙江师范大学为省属重点高校。五所高校具有以下特点：在地域分布上均处于东、中部教育较为发达、综合改革启动较早的地区；在学校类型上，既有国内综合性的顶尖高校，也有省属师范类高校；在学校层次上，既有“985工程”大学和“211工程”大学，也有普通高校；在综合改革工作开展方面，都已制定出较为具体完整的综合改革方案。

通过对五所高校的综合改革方案对比来看，其改革内容都是从各自学校的学科特点和办学实际出发，一般由五到八大部分组成，其中比较集中的改革内容包括现代大学制度、人事制度、人才培养模式、科研体制机制及资源配置体制机制等五大方面（见表2）。

表2 五所高校综合改革内容对比

（1）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以构建新型校内外部关系为核心

从五所大学的综合改革方案来看，均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管理体制改革或治理结构改革）作为首要内容而提出。从各校改革的具体内容分析，本部分改革趋势主要是对内不断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对外进一步落实或争取高校办学自主权，建立与政府、社会的新型关系（见表3）。

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重在处理好校内、校外两个关系，即明确不同主体的权力边界，在不同层面贯彻落实简政放权基本政策。从校内治理来看，各高校均提出要不断完善学术权力体系架构，“重构和做实学术委员会，构建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权力运行体系”；与此同时，也将“依法办学”“民主管理”作为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路径，提出要“制定实施学校章程”，进一步发挥党代会、教代会、学代会、民主党派和各类委员会等在学校治理和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从与校外关系来看，“社会参与、合作、联动”是核心。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还提出要“探索政府负面清单管理方式”；积极引入“社会评估监督机制”“第三方评估机制”，接受社会监督。

表3 五所高校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内容对比

（2）人事制度改革：构建分类评价的绩效考核制度

从五所大学的综合改革方案来看，人事制度改革都被作为重点改革内容之一而提出。从各校改革的具体内容分析，本部分改革趋势主要是在教师分类基础上建立聘用制度和相应的评价机制，完善以绩效为基础的薪酬分配方式和激励机制（见表4）。

从分类管理来看，各高校均提出将教师进行分类管理和评价，其中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提出“教研、教学、研究技术系列”，南京师范大学提出“教学科研型、教学为主型和科研为主型、应用推广型”等分类岗位。从聘任方式来看，采取多种灵活的聘用方式，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都提出实施教师岗位“准聘、长聘制度”。以南京师范大学为例，学校对“现任教师实行岗位准聘和长聘制改革（中级及其以下岗位均是准聘岗位，教授、副教授岗位既有准聘岗位、又有长聘岗位）。准聘岗位教师两个聘期届满（一般不超过6年），如没有获得长聘岗位的，按“能上能下，非升即转”的原则，实行岗位内等级调整或岗位间换岗流动”。从考核激励机制来看，各校也都根据不同的分类制定了不同的薪酬体系，主要趋势为采用以岗位绩效工资为主体，年薪制、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制等多种形式并存的收入分配体系。此外，各高校也都积极建立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通过实施多种人才计划，构建人才培育体系等措施保障人才队伍建设。同时建立和完善职员职级制度，构建管理人员绩效考核体系，提升管理队伍专业化水平。

表4 五所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内容对比

（3）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强化学院、教师、学生自主的质量提升

人才培养作为高校最重要的职能，在本轮高校综合改革中势必成为各校改革的重中之重。单从五所高校的综合改革方案文本来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内容尤其丰富，是其他方面任务无法匹敌的。从各校改革的具体内容分析，本部分改革趋势主要是，尊重学生自主选择、自主学习的权力，有针对性地进行分类培养，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多样化的选择（见表5）。

几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内涵发展、质量提升等教育政策的提出，各级各类高校再次将目光聚焦到提高教学质量上来，力图转变现阶段高校中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的怪相。为此，大部分高校采取教师和学生的“双性驱动”：首先通过加大教学投入、提高教学奖励力度等方式激发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如南京师范大学提出“加强教学考核，加大对教学业绩突出、贡献大的教学一线教师奖励力度；通过学院考核机制推动、激励广大教师教学水平提升”；其次，通过为学生提供针对性、多元化的选择空间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如清华大学为学生提供“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国内、国外”多维学习空间；北京大学“创办新的跨学科本科专业，探索和国内高校、国际高校自主建立联授学位专业”；南京师范大学“实行本科生课程与研究生课程统一编码制度，形成高年级本科生与研究生课程互选机制”等。再次，根据行业人才、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和应用型专业人才等特点，改革本科生、研究生招生及培养体制。

此外，高校还将创新创业教育作为改革重点，从实施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的打造培养、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的建设以及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整合等三个方面着手。

表5 五所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内容对比

（4）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基于绩效与贡献导向的协同创新

科学研究作为高校的又一大基本职能，也是本轮各校综合改革的重点领域。从五所大学的综合改革方案来看，本部分改革内容也占据了较大篇幅，其改革趋势主要是聚焦在根据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求，加强协同创新，鼓励学科交叉等方面（见表6）。

以南京师范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为例：南京师范大学提出“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聚焦国家和地方需求，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凝聚和培养高端人才，依托2011协同创新中心、重点研究基地、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和各类创新团队，加强组织领导，制定相关支持政策，建设一批哲学社会科学智库、科技智库和高水平研究平台”；浙江师范大学明确“对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着力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深化与国家部委、所在地方的交流协作，建设创新平台，聚焦重大问题，产出重大成果。以重大科研项目、高水平科研平台为载体，建设跨院系、学科的优秀科研团队。构建学科国际化发展推进机制，创设形式多样的国际化协同创新体”。

表6 五所高校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内容对比

（5）资源配置和管理改革：以市场配置资源提高办学效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要求，这使得优化资源配置已成为高校走内涵发展道路、提高办学效益的必然要求。从五所大学的综合改革方案来看，资源配置（资源管理模式）改革也同样被作为普遍性的改革内容之一。从各校改革的具体内容分析，本部分改革趋势主要是普遍注重精细化管理，实施预算管理，推行全成本核算和后勤社会化改革，充分盘活存量，扩大增量，推动资源配置的重心下移（见表7）。

表7 五所高校资源配置改革内容对比

 3. 改革策略

如何选取改革突破口，是一个重要的改革策略问题。从五所学校的改革思路来看（见表8），不同高校综合改革的思路不尽相同。大部分学校都将人才培养或立德树人作为本轮综合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有个别学校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这些策略的选择往往与其自身特点、发展需要密切相关。以清华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为例，清华大学作为我国顶尖的综合性大学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其每年都会吸引大量国内顶尖、国际一流的师资和生源，人才培养质量毋庸置疑。在这种条件下，该校提出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实施“非升即走”政策，意在进一步激发和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与世界一流大学相适应的教师队伍体系。而浙江师范大学作为省属重点高校，地处金华市，由于受到地域和资源获取能力的限制，该校为维护学校的稳定持续发展，在本轮综合改革中提出“把握浙江省重点高校建设重大机遇”，以战略目标引领改革任务。

以什么方式推进改革，是另一个重要的改革策略问题。从五所学校的改革推进方式来看，尽管各高校改革重点各不相同，但在推进方式上都突出强调了本轮改革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见表8）。如北京大学强调“整体有序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清华大学提出要“在突破过去单项改革、局部改革的基础上，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华东师范大学明确表示要“全面推进学校综合改革的步伐”等，这也是本轮高校综合改革与以往局部改革或单项改革的最大区别。现阶段在高等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渐进式的改良已无法满足各高校的发展需要，正如有大学管理者所言：“中国大学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问题都是复杂的和综合性的，已经超出了只抓一两件事情就能显著提升学校整体水准和质量的阶段了。因此，分立的项目式的改革已经很难奏效了，必须进行体系性的建设。

表8 五所高校综合改革策略对比

（三）反思与结论

客观来看，高校综合改革的内容非常多，但归根结底是要围绕办学目标，抓住以人为本的治校理念和制度设计。

高校综合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当前人们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林建华认为综合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以学科布局调整、学术队伍建设、教育体系建设和大学制度建设基础任务，改革从基础性问题和从事关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入手，强调学校确定重点任务应当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龚克认为综合改革首先是教育资源配置的改革，涉及各级、各类、各地的资源配置，旨在促进教育公平；其次是教育教学改革，实施素质教育，创新培养模式，发展师资队伍，旨在提高教育质量；再其次是管理体制改革，下放权力，加强监管，购买服务，加大省级统筹权，落实高校自主权，旨在激发教育活力。梁传杰认为治理结构是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当下我国正在推行的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将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总目标的逻辑所在。教育领域，包括高校在内的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必须遵循这一基本逻辑，必须以治理结构为核心，将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高校综合改革的战略重点。司玉琢认为综合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具体内容由教学改革和学科建设与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两大部分组成。教学改革和学科建设是主体，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只能是为主体服务的支持系统，两者之间的关系决不能颠倒。蔡克勇表示，高等学校综合改革是指以培养人才为根本任务，以教育、教学改革为中心环节，使学校内部的改革相互支持、促进和深化，提高质量和效益。

五、高校综合改革进程：改革实践的视角

（一）建章立制：大学章程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勾画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如何在深入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校，是当前高校必须把握好的关键问题。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推进依法治校，首先要有科学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大学章程是高校内部的“基本法”，制定程序规范、严格，规定内容根本、全面，在高校内部制度体系中最具有权威性和约束性，因此推进依法治校首先需要推进依章治校。

 1. 华中师范大学：章程建设突出四个主体，助推学校内涵发展

结合百年办学传统和实际，华中师范大学在章程建设中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这一核心命题，重点突出“学校”、“学者”、“学院”和“学生”四个主体，用制度建设助推学校内涵发展。

突出学校主体地位，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通过规定学校与举办者的关系，有效承接《高教法》赋予学校的七项办学自主权。在各种权力关系安排上，旗帜鲜明地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作为基本制度予以坚持，并对党委领导、行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以及社会参与的职责和实现形式进行了有效制度安排。同时，明确学校的办学理念和特色、发展目标和战略、办学职能和外部关系、管理架构和管理模式以及教职员工、学生和校友的权利和义务等重要内容，为学校依法自主办学提供可行的自治规范。

突出学者核心地位，保障学术自由发展。坚持学术是大学的生命线，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对学术事务的咨询、评定、审议和决策权。重大学术事项提交党委和行政集体决策前，应提交学术委员会审议或者直接由学术委员会审议决定，用制度保障以学术发展为核心来构建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真正实现教授治学。

突出学院重心地位，调动学院办学积极性。章程明确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全力实施“学院办大学”。除需要学校统筹规划和统一管理的事项外，涉及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人、财、物以及其他资源配置，全部实行重心下移，从而优化学校的管理结构和模式，保障学院等教学科研机构拥有更大自主权，充分发挥学院主体作用。

突出学生中心地位，贯彻以生为本理念。章程最大限度地回应了调研中所采集的学生合法合理利益诉求，明确了学生的发展权、民主权、知情权、困难帮助权、批评建议权等实体性权利，同时也明确了申辩、申诉权以及权利救济权等程序性权利，努力成为师生权利的保障器和保护伞，充分实现章程“制度育人”功能。

 2. 浙江大学：充分发挥章程引领保障作用，推进依法治校

浙江大学充分发挥学校章程的引领保障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工作。

首先，在全校营造学习和遵守章程的良好氛围。学校党委常委会多次专题研究，邀请法学专家举办学习报告会,召开校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等，以实际行动营造领导班子带头；通过校报、求是新闻网及微博、微信等媒体持续宣传，以座谈会、研讨会等对章程进行深入解读，帮助师生熟悉和掌握章程要点。

第二，有效落实章程内容，优化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修订《中国共产党浙江大学委员会全体会议及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校务会议议事规则》和校党政领导班子调查研究工作制度、联系基层工作制度等文件，完善碰头会、重大战略问题研讨会和发展战略研究咨询会等制度，实现科学决策；确立学术委员会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的地位，完善各级学术委员会建设，坚持学部主任例会、学科建设领导小组例会，优化学术发展举措的论证程序，保障教授治学；通过“书记有约”、“校长有约”、重大制度意见征求与解读平台、“金点子”合理化建议征集网站、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等制度化举措，保证师生参与学校管理与监督落到实处。

第三，推进学校依法治校进程。一是推动简政放权。进一步理顺校院两级办学体制，遴选8个试点院系，下放40项职权。二是开展权责清理。编制学校审批清单、服务清单和责任清单，梳理服务事项近300项、审批事项100多项，规范各议事协调和临时机构，厘清校内各部门职责权限。三是完善纠纷解决机制。设立听证委员会、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等，建立并综合运用听证、申诉、调解、信访等争议解决机制，依法妥善、便捷高效地化解和解决纠纷。

第四，维护章程权威，完善学校规章制度体系。一是梳理学校基本管理制度。修订《关于浙江大学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办法》等文件，从制度上明晰学校组织结构、管理体制、学术组织体系等基本制度。二是完善重点领域制度体系。出台《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管理暂行办法》《本科课程成绩评定与管理办法》《建设工程项目全过程审计办法》等文件，确保权力运行有据可依。三是做好学校规章制度立改废工作。集中清理学校制发的文件，重点解决章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文件不合规、管理无依据、服务不到位、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3. 西南交通大学：以章程为基本依据，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学校综合改革

西南交通大学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学校综合改革，取得积极成效。

健全校内制度体系。坚持以《章程》为学校改革发展、依法治校的基本依据，出台《依法治校评价标准》《依法治校评估办法》，建立健全定期检查、情况通报、督查督办、绩效挂钩工作机制。制定完善教学、科研、学生、人事、资产、财务、后勤、安全、对外合作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形成健全、规范、统一的规章制度体系。开展校内规章制度“立改废”工作，遵循合法性原则和法治统一原则，及时新立、修改、废止相关校内规章制度。健全法律顾问制度化、常态化参与学校教育管理工作的途径和机制，在法律咨询、合同审查、校内规章制度制订（修订）以及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大额投资决策事项法律风险评估与合法性审查、可行性论证等方面为学校提供专业法律支持。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修订学校《关于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办法》，以及党委全委会、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等议事决策规则。推动教授治学和学术决策机构建设，修订学术委员会章程，成立校院两级学术委员会。定期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团员代表大会，充分发挥师生在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中的作用。成立西南交通大学理事会，制定理事会章程，在决策咨询、参与审议、社会合作、民主监督方面发挥作用。

（二）攻坚克难：人事制度改革

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受学校内外多种因素制约，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又是难啃的“硬骨头”。近年来，一些高校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人事制度的目标和要求，在岗位分类、人才延揽、培养培训、考核评价、薪酬激励、流动退出等方面大胆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做法。

 1. 北京大学：弱化行政级别，加强人员流动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表示，北大综合改革稳步推进，未来将在人事改革方面尝试取消院系行政领导的行政级别，并采用聘用方式，进一步弱化行政级别，加强人员流动。

作为“两校一市”综合改革试点，正在进行中的北大综合改革涉及教育体系、人事体系、治理体系、学术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5个方面。目前，学校不同单位和部门都在按照综合改革总体部署推进工作，效果开始逐步显现。林建华表示，对于院系层面，北大未来将尝试取消院系行政领导的行政级别，包括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系主任和副系主任，他们的职务会跟行政级别脱开，让人员能上能下，在不同岗位之间流动，相关文件正在制定之中。

取消行政级别后，北大会采用聘用方式上岗，不同的人会有不一样的聘任方式，同时通过年度评估等方式加强职员序列建设。

 2. 上海师范大学：强化本科教学规范，推进本科教学教师激励计划

上海师范大学成立由全体校领导组成的激励计划领导小组，成立由分管教学和人事的副校长、学院一把手和相关职能部门参加的工作小组。建立师资队伍建设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学术伦理与道德委员会，力求在师德规范、教学规范、教育改革和教学评价等方面全方位确保师资队伍建设质量。围绕激励计划基本理念、大学治理、管理制度等内容，开展了教学管理人员、骨干教师、新进教师等激励计划专题培训。

围绕教师岗位规范、教学过程管控、教学激励考核等建立了激励计划系列体制机制。新增教学型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通道，为潜心教学的教师提供专技职务晋升绿色通道。对首聘入职教师根据评教情况进行分期考核续聘，在首个聘期内要求完成入职教学技能培训、教学研究、教学助理等工作。将教师的坐班答疑和自习辅导工作安排纳入课程课表管理，与课堂教学一并计入教学工作考核范围。加强班导师工作，将班导师工作列为与专业实践同等重要地位，作为职称晋升的必要条件之一。

 3. 厦门大学：深化新型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厦门大学以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为核心，深化新型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为学校改革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一是制定定编定岗方案，以教师队伍为主体，以学科平台建设为导向，设计教师结构配比。建立人力资源动态调整机制。二是提高师资引进标准，严格准入条件。设置“研究型助理教授”岗位，实施国际化师资培养与储备计划，遴选优秀本科生到世界一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三是推进全时制聘任制度，推动引进外籍、台港澳等优秀人才，实行同工同酬。

深化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一是完善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学校确定考核聘任基本要求、共性标准，学部和学院设计不同年龄段教师的考核权重及评价标准。二是改革教师聘任办法，实行终身教职准聘制度和校内合聘制度，引入“虚拟编制”，实行“非升即走、非升即转”。三是改革薪酬激励机制，强化岗位责任风险与业绩贡献导向，设计统一规范的基本薪酬体系。四是建立高层次人才集聚机制，制定实施“南强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改革博士后薪酬制度。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一是改革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学校负责制定规划、拟定章程、宏观调控、配置资源、督查评估等；学院负责学科发展、专业设置、人才评聘等办学事宜。二是推进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改革，健全学院教授委员会。完善学部委员会职权，赋予学术水平评议权、终审权。三是改革大学内部管理和组织体系，引入关键绩效考核指标（KPI）体系，以服务对象评价工作绩效。管理岗位按专业主管的贡献和业绩来确定薪酬水平。

 4. 东北大学：开拓教师成长绿色通道，完善教授晋升体系

东北大学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在现有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的基础上，实施“教师聘任委员会主任推荐制”的教授晋升评审制度，开拓优秀青年英才和长期在教学一线踏实奉献的优秀教学型教师成长的“绿色通道”。

优化标准。打破条框束缚，改革青年教师选拔和培养机制，选拔思想品德好、学术水平高、工作能力强、成长空间大具有发展潜质的优秀青年人才走向更重要的工作岗位，充分发挥人才效能，为学科布局优化调整和学校事业发展注入活力。在评审程序上以立德树人为导向，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严格落实“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发挥学术委员会的学术评价职能，引入校外同行专家匿名评议等程序，以高水平的学术评价和公正公平的评审程序确保推荐人选的质量。

注重过程。推荐制将申报的教授岗位分为学术型教师和教学型教师两类，分别面向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青年英才和在教学工作中成果显著的教书育人模范。经过专家推荐、基层学术组织评议、基层单位推荐、校外专家评议、校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特聘小组审定等组织环节，选拔出优秀青年英才聘任为学术型教授，选拔出长期奉献在教学一线、教学成果丰硕、教学效果好、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师聘任为教学型教授。确保聘任过程的公开、透明、公正。

完善体系。完善教师晋升的政策体系，促进“教师聘任委员会主任推荐制度”和已有的“特殊条件申报制度”与“代表作答辩制度”两项教师破格晋升制度成为教师正常晋升制度的有益补充，构建政策完备、类型多元、注重潜质、促进发展的教师职务晋升体系。调动各类优秀青年人才投身高等教育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大学校青年拔尖人才的挖掘和选拔力度，为学术领军人才队伍建设储备力量。打造适于多样化、个性化、创新型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为推进综合改革奠定基础。

（三）育人为本：专业人才特色培育

 1. 西南政法大学：研发人才质量标准，分类培养法律人才

西南政法大学成立“法学专业人才培养与评价协同研究中心”，与有关单位合作，研制法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建立政法院校人才培养监测体系，定期发布法学专业培养质量报告。在各类用人单位分别设立观测点，追踪了解、分析研判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就业分布、岗位适应情况等信息，建立大数据库，动态反映法学人才培养情况，形成国家、社会、个人需求三位一体的质量评价和监测体系。

在法律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上根据不同人才类别量身定制各具特色的培养方案。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卓越法律人才，以法学专业人才实验班为抓手，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本科生导师制和教务管理等方面试点改革；设立多个卓越人才培养项目，在分类建设基础上进行跨专业培养，推进法学专业与其他专业融合。培养涉外卓越法律人才，以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为依托，举办“东盟法律人才研修班”，为东盟国家培养高端法律人才；开办“涉外法律人才实验班”，以案例和实务教学为主，开展法律谈判、法庭辩论、法律英语竞赛等活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并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培养西部基层卓越法律人才，在应届高中毕业生、普通高校在校生和西部基层法律职业在职人员中选拔优秀人才进行专门化培养，为西部基层特别是少数民族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培养合格法律人才。

 2. 安徽师范大学：多种培养方式并举，培育马克思主义新闻人才

安徽省委宣传部与安徽师范大学在共建新闻与传播学院工作中，采取专题讲座、成立社团、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培养造就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人才。

学院以专题讲座为主线，建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群。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专题系列讲座，共分十二讲，聘请了国内学界大家名师、业界资深人士主讲，力求用中国话语诠释中国的新闻传播理论，教育中国的新闻传播人才。学院将系列讲座作为开放性核心课程，纳入必修学分，还为每一讲各配备了1名跟教老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课程化、学分化。

在专题讲座课程的引领下，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自发成立学生社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社”。学院积极支持社团发展，提供专门的场地和相关设施、图书资料，并配备指导老师。学生自发组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读书会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著作，举办对话会、研讨会，开展专题演讲、辩论赛等活动。系列活动有效地激发了学生学习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积极性主动性。

学院还将社会实践纳入马克思主义新闻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明确实践主题，突出专业特色，配备专业教师，全程跟队指导，在社会实践这个大课堂中锤炼马克思主义新闻人才。

 3. 复旦大学：发挥教学团队优势，注重资源整合，加大儿科医学人才培养力度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依托附属儿科医院的临床医教研平台，充分发挥儿科学教学团队“名教师、名教材、名课程”优势，整合资源，创新机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打造精品教材，提升教学质量。编写《儿科学》《小儿外科》，其中，国家电子书包数字化教材《儿科学》，在全国10余所高校投入使用。出版《儿科学（英文版）》《儿科学案例分析（英文）》等外文教材。支持教学团队制作一批兼具系统性、创造性、实用性的授课课件，内容涵盖儿科心血管、血液、内分泌、免疫系统疾病、小儿外科、儿科急救等。组织30余名高年资医师制作《儿科学教程》《小儿外科学》等4门多媒体课程课件。引入现代化考试软件，建设儿科试题库，启用试卷的统计分析、评价、反馈和导向功能。制定儿科医学人才“腾飞计划”，设立教师队伍专项培养基金，每年选拔15—20名青年骨干出国（出境）进修。

注重资源整合，加强人才培养。依托复旦儿科论坛、海外专家讲座、国际性研讨会等学术平台，引导学生及时把握和跟踪儿科学学科前沿新方向、新进展。大力开展临床实践教学，依托复旦儿科医疗联合体，让学生有更多机会深入参与到高水平、高标准的儿科诊疗服务中。自2015年起在5年制临床医学专业设立“儿科学方向”。结合“5+3”（5年临床医学本科教育+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3年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和推进，将儿科医学人才培养纳入其中。

（四）教学优先：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大学的存在价值，人才培养水平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根本标准。2015年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再次明确，高等学校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开展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占据基础地位，是大学教育的主体组成部分。本科教育质量是大学办学声誉的重要载体。因此，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是本轮高等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1. 陕西师范大学：加强本科教学规划，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陕西师范大学高度重视本科人才培养工作，牢固树立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召开本科教学工作会议，部署安排本科教学工作。制定出台《关于全面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实施意见》，围绕建立经费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校领导及各级负责人听课制度、构建非师范生三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推动教学管理重心下移、建设本科教学文化等方面做好发展规划。

坚持“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重创新”的本科人才培养理念，深化“2+2”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国家文理科基础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班建设，建设校级创新实验班。将本科与研究生阶段教师教育有机衔接，开展“4+2”、“4+2+1”优质师资教育。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建设针对卓越中学和幼儿园教师培养的国家级卓越教师实验班。

构建“校—省—国家”三级本科教学工程建设体系，支持建设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培育建设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开发建设各级各类精品开放课程。鼓励教师开展教学改革研究，组织开展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全面提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2. 华东师范大学：搭建三个平台，深化本科教育内涵建设

搭建在校生课程开放平台。加强优质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打造包括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市级精品课程、重点课程、高校示范性全英语课程，校级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通识教育精品课程、MOOC课程等多层次多元化的课程体系。推进课程开放共享，学生可跨年级、跨专业、跨院系自主选修感兴趣的课程，充分满足个性化学习需要。

搭建卓越人才跨国跨境交流平台。拓展本科生国内外交流途径，推进与世界知名高校联合培养双学士学位、本科生海外交换学生、国家留学基金委“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暑期海外学校、夏令营交流等项目，努力为学生体验多元文化提供机会。

搭建师范生教学技能训练平台。加强师范生教学平台建设，完成微格实验室和配套软件的升级。鼓励教师尝试翻转课堂教学，推广普通话模拟测试与学习系统应用。搭建师范生教育远程管理平台，方便实习指导教师跟踪指导师范生，并对实习过程进行有效管理，全面提升师范生教学技能训练水平。

 3. 华中农业大学：聚焦重点难点，启动实施本科教学建设改革主题年

华中农业大学按照“启动、深化、完善、固化”思路，聚焦重点难点，启动实施本科教学建设改革主题年。2011年，按照“科教融合，产学结合”思路，启动实施“实践教学年”，全力推进“135”工程，先后投入9000余万元，建成农科、工科、生物学、理化、信息、人文社科等6个实践教学大类平台，构建专业全覆盖的实践技能训练体系。2012年，按照“增加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思路，启动实施“课程建设年”，健全“文理基础+学科基础+专业核心+专业特色（方向模块+学科前沿）”课程体系，建成集“教学、辅导、交流、考核”为一体的课程中心，大力推进百门科研案例课程、百门创业案例课程和百门精品实践课建设。2013年，按照“调整、优化、提高”思路，启动实施“专业改革建设年”，实现人才培养“可描述、可测量、可区分、可评价”，推进115个基层教学组织建设。2014年，按照“和谐、民主、融合、发展”思路，启动“深化师生交流年”，探索完善“课堂、课外、实践、网络”师生交流四渠道。2015年，按照“创新方法 提升质量”思路，启动实施教学方法改革主题年，推进信息化背景下教、学、评三位一体综合改革，推进研究性教学、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推进学生学习方式方法创新。

 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实施本科教育质量提升计划，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强化学院办学主体。推进以学院为办学主体的综合改革，各学院根据专业特色和教育现状自主提出发展举措，形成各具特色的学院本科教育改革整体方案。实施项目任务申请、中期检查交流、年终总结提升三阶段管理，项目规划和经费使用全部下放学院。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教师关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学院积极谋划激发活力的机制体制和创新举措、全校重视本科教学的氛围初步形成。

开展专业大类招生试点。完成专业合并大类招生方案，先行试点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大类招生改革，进一步明确了专业计划增减、预警和退出的动态调整机制。启动2016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对通识教育课和基础平台课进行优化，构建专业分流机制，持续打造优势专业类。

构建教育质量监控体系。开展“0962”教学考核，构建专业质量“地貌图”，采集分析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等环节，实现对教学运行状态的实时常态化监测分析反馈，形成闭环机制。强化重点环节管理，新建及修订教学管理制度6项，出台研究生承担本科助教工作管理办法、选修课选课管理办法等制度。

重视MOOC资源建设。实施MOOC混合式教学改革试点，构建“西电学堂”开放课程资源体系，200余门课程建立网站，推出学校教师主讲的MOOC课程，点击率超过27万余次。开展多样化教师培训活动、教学质量评价和教学竞赛活动，举办名师讲堂、教学技能培训、青年教师讲课竞赛和实验技能专题竞赛、“微课”教学竞赛、多媒体课件竞赛等。用数字档案全面记录教学工作任务和业绩，引入专家诊断指导，帮助教师教学能力提升。

强化创新实践教育。2015年新增3个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增长50%，总数达到9个。推进校企合作，校外实践教育基地达到64个。以能力素质培养“第二张成绩单”为量化评价导向，把创新创业教育纳入大学生课程体系，启动本科生实验实践能力达标测试。

（五）双创驱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2015年5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全面部署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工作。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是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的重要举措。《意见》发布之后，各高校纷纷把全面提升创新能力摆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核心位置，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贡献力量。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人才培养体系，提供实训平台和资金支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提升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为导向，深化产学研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及时修订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出台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和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意见。实施国家“卓越农林人才培养计划”项目，成立创新实验学院和右任书院，试行学业导师制和弹性学分制。建设《大学生创业基础》《创业与人生规划》等创业基础课、就业创业指导课、创新创业实践课80余门并纳入学分管理，规定必修创新创业与素质教育8学分。改革教学方法，修订课程质量标准、教学质量评价办法和教学奖励条例，建设创新创业教育尔雅通识课、慕课100多门，实现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

此外，学校还为学生积极搭建实训平台，实施“精英培养计划”和“青年农场主培养计划”，联合有关企业开设“精益创业”训练营。以“互联网+”、“挑战杯”、“创青春”等为重点，构建“国家—学校—学院”三级训练体系。聘请具有实践经验和国际视野的创业导师150余名，对实训项目进行全程指导；出台加强大学生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每年列支750万元专项经费，在国家大学科技园开辟创业孵化基地，建设5000平方米创客空间和创业孵化园。面向创业学生开放教学、科研、推广实验室、试验示范站（基地）资源。

 2. 清华大学：重视双创师资队伍建设，推进优势资源全球共享

清华大学成立由校长担任组长的创新创业教育领导小组，多次专题研讨双创工作。各校级单位设专门的创业部门或专职人员负责双创工作，现有专职教师34人，通过内部师资队伍培训与社会化培训资源相结合培养专项工作教师。建立校内为主、校外为辅、专兼结合的创业工作队伍，专业知识、实践经验、学历层次等方面结构合理。近170名校内专职教师、辅导人员和创业导师参与课程、专业、赛事活动、初创企业辅导等环节，600余位校外创业者、企业家、投资家、创客导师为学生提供指导帮助。

 2015年清华大学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微软公司合作创建全球创新学院，成为清华大学在美国设立的第一个实体校区，创立以跨国、跨学科、跨界融合为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发起成立由150余所高校和50余家企事业单位组成的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成立中国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中心和联盟投融资专业委员会。首创中文慕课线上平台“中国创业学院”，成功探索双创教育混合式学习新模式，为国内外创业者提供更便捷、更具影响力的双创教育。

 3. 上海理工大学：四个转变提升创新创业教育实效性

上海理工大学通过“四个转变”开展系列改革，突破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关键瓶颈，着力提升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效性。

第一，创新创业课程由课堂教学为主转向实践体验为主。把原有的创新创业通识课程改革为4个必修学分的“创新创业大作业”。一是强调整体规划，使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和实践体系融合贯通。二是强调多元选择。“大作业”不设固定形式，可包括高水平论文、创业项目、授权专利等，但强调突出理论应用与实践成果。三是强调制度保障。制订出台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和管理办法、创新活动计划资金管理办法、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办法等规章制度。

第二，创新创业项目由学术研究为主转向科技应用为主。一是以机械专业“卓越班”为试点，着重培养学生的工程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二是成立由学生自主管理的大学生专利咨询室，普及专利相关知识，积极营造科技创新的校园文化。引导师生将已经拥有符合国家专利要求的创意与发明通过完善的途径转化为实际成果。三是依托上海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受理点，积极培育科技创业项目。

第三，创新创业导师由校内教师为主转向校内外专兼结合。一是引育并举，提升教师的创新创业教育能力。组建近百个教授团队，探索交叉学科的协同育人模式，为学生提供全面的创新创业指导。二是协同合作，联合培养。与原属机械部的上海8家科研院所联合组建“机械工业上海研究生院”和“机械工业共性技术上海研究院”，采取“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培养方式，实行双导师联合培养学生。三是打造“创业班2.0”。与 “沪江”网络教育平台共建“沪江创业学院”，重点建设“创新创业MOOC课程体系”“创业导师实时指导及项目孵化”等功能模块，通过“互联网+创新创业教育”，打造“创业班2.0”。

第四，创新创业平台由分散配置转向系统集成协同育人。一是校内平台协同育人。建设“大学生领导力研究与培训基地”“大学生文化创意实践基地”“大学生工程创新实践基地”“大学生创新梦工场”等创新创业实践平台，提供较为完备的创新创业支撑体系。二是校友平台协同育人。建设“尚理校友创客联盟”，促进创业校友合作交流、资源对接与培训指导。三是产业平台协同育人。依托国家大学科技园组建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提供创业辅导、工商注册、运营指导、金融服务等全方位服务。

（六）重心下移：试点学院探索

 2012年教育部曾下发《关于推进试点学院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山大学等17所高校设立试点学院。试点学院作为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特别试验区，重点在改革人才招录与选拔方式，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师遴选、考核和评价制度，完善学院内部治理结构四个方面进行探索，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创造经验。党的十八大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要求，为进一步推进试点学院综合改革指明了方向。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指出有关高校要着眼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全局，进一步充分认识推进试点学院综合改革的战略意义，把这项改革作为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突破口，继续加大力度先行先试、大胆探索，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提供经验、作出示范。

 1. 北京师范大学：做好顶层设计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在国家开始部署试点学院改革后，北京师范大学以教育学部为试点学院实施单位，进一步推进教育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改革试验，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学校整体体制机制综合改革。

北师大教育学部大部制改革已有近三年多时间，改到今天，在创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积累了一定经验，同时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今天仍存在的自主性不足、自我约束机制缺乏、活力不足等问题和矛盾，已经不是依靠学部自身的努力就能解决的了的。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确保试点学院实施方案可行、有实效，必须科学地做好学校层面的顶层设计，安排好各类政策间的关系。

开展顶层设计，既要设计出科学、可行的实施方案，更要确保方案中的各项创新举措能够实现，这样才能高质量完成试点任务。北师大充分重视并开展顶层设计，学校党委常委会对《试点学院工作方案》进行了多次专题讨论，以党委常委会会议决议的形式发布，为试点学院改革工作的推进提供了制度、政策保障。

 2. 浙江大学：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优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自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获批国家试点学院改革项目以来，学院在深入分析和思考的基础上，确定试点改革要回答的主要问题：（1）要建设什么样的学院？（2）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3）如何扭转基础医学人才难以为继的局面？经过近几年的改革探索，答案逐渐明晰。

在充分调研国内外相关基础医学院人才培养及专业设置的基础上，学院优化基础医学专业，设置更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生物医学新专业，与英国爱丁堡大学联手打造生物医学“3+1”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体系先进的生物医学专业培养方案。进一步以生物医学新专业建设为切入点，逐步探索建立了“知识（整合高水平师资，构建核心课程）、能力（创新教学方式，注重能力培养）、视野（创造条件，拓宽渠道，增强视野）、人文（培养人文素养，树立科学理想）”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并逐步推广到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研究生以及其他专业人才的培养。

 3. 苏州大学：创新教师管理机制，以优师育人为基本要求

在试点学院改革中，苏州大学纳米科学技术学院按照“师德为先、教学为要、科研为基”的原则，把建设一支师德高尚、能力卓越、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作为改革的首要任务。

首先，学院建立了国际化的教师遴选和聘用制度。专业教师一律面向全球公开招聘，引进基本要求为世界知名大学的博士毕业生，并且必须具备较强的国际化教学能力。教师引进过程中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邀请国内外同行专家对拟聘人员的教育背景、学术经历和教学科研潜质等进行评价。同时，学院采用与国际接轨的薪酬标准，实行“一人一价”、“按水平定薪”的年薪制。此外，学院结合纳米学科的特点，以产业教授、讲座教授、兼职教授等方式聘请了18位国际纳米领域学术大师、企业科研骨干作为兼职师资，实现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无缝对接。

其次，建立了以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为核心的培训机制。围绕提高教师教学质量和全英文教学水平，为每位教师量身定制培训计划，定期开展教师培训、教学研讨等活动。学院以教研室为平台，完善“传帮带”机制，开展集体备课，实行新开课、开新课试讲机制；建立了教学“门槛制”，初任教师要先以助教身份接受教学培训，然后随堂听课、试讲，经教学委员会评估合格后才能走上讲台，有力保证了教学质量。

第三，建立了科研与教学互动的促进机制。学院要求和鼓励教师通过精品课程建设、教学案例制作、创新型教材编写等方式，及时将最新的研究成果、科研进展融合进课堂教学内容，并对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给予奖励。同时通过建立本科生导师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早进课题组、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学院每年对导师指导本科生的情况进行评估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该导师的年终考评及研究生招生指标挂钩。

第四，建立了以教学评价为核心的师资考评机制。学院基本建立了以教学工作量和教学效果为导向的薪酬分配办法，在分配权重和绩点方面向教学倾斜。

 4. 北京交通大学：构建新型治理结构，脱离体制束缚

学院治理结构改革是激发学院办学活力的土壤，必须“真刀真枪”地在学院体制机制上下足功夫、做好文章。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分阶段突出改革重点的基础上，把探索构建新型治理结构作为试点学院脱离原有体制束缚的重要突破口和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动力，全面推进各项改革举措的落实。在构建学院新型治理结构方面，重点推进了如下改革工作：

第一，完善学院内部组织机构，开展分院制管理模式改革

借鉴国内外商学院的组织机构设置，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经济管理学院按照“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和“管理科学与工程”三个一级学科建立三个分院，分别为“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和“管理工程学院”。在职能分工上，学院主要集中于宏观规划、资源调配、组织建设、人事管理、招生就业、学生管理、专业学位培养和创收、评估评价等；分院主要集中于相关学科的学科建设、团队建设、人才培养、国内外交流等相关工作。

第二，改革教师聘任、考核制度，开展“AB轨”薪酬制度改革

调动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保障，人事聘任、考核和薪酬制度改革是激励教师的重要途径，也是学院治理结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学院设置了AB轨差异化考核与薪酬体系。“A轨”岗位采用现行的学校考核和薪酬体系；“B轨”岗位的考核在“入门门槛”的基础上，增加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标志性成果，设置增量薪酬，实行年薪制，培养和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优秀教师和研究团队。学院现有教师可以自行选择进入“A轨”或“B轨”，新引进教师全部进入“B轨”。教师晋升晋级时，“B轨”人员优先考虑。另外还打通了AB轨通道，建立流转退出机制。“A轨”教师如果聘期内完成了“B轨”岗位所有考核任务，或者超过了本岗位考核任务，经学院考核聘任委员会研究，可在聘期结束时根据相应的政策给予一定的奖励。无论“A轨”或“B轨”，四年聘期考核不合格的，在下一个聘期时将降级、转岗聘用或解聘。

第四，创新创业平台由分散配置转向系统集成协同育人。一是校内平台协同育人。建设“大学生领导力研究与培训基地”“大学生文化创意实践基地”“大学生工程创新实践基地”“大学生创新梦工场”等创新创业实践平台，提供较为完备的创新创业支撑体系。二是校友平台协同育人。建设“尚理校友创客联盟”，促进创业校友合作交流、资源对接与培训指导。三是产业平台协同育人。依托国家大学科技园组建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提供创业辅导、工商注册、运营指导、金融服务等全方位服务。

六、综合改革中凸显的问题

在这场大规模改革过程中，当下高校综合改革（或高校综合改革方案）取得了许多可喜的经验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迫切需要予以探讨并厘清，引导高校回归综合改革的正确方向和正常轨道上来。

（一）综合改革认识偏差

对改革内涵认识的偏差，就是没有解决高校综合改革是什么的问题。改革就其基本语义来看，是指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状态。从更深层面的社会学意义上而言，改革是对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变动，调适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使整个社会系统或社会某一子系统处于更为协调、更为合理的状态，从而促进社会整体或某一社会子系统的良性发展。

然而，我国一些高校的综合改革方案则将“改革”和“建设”这两个语义相近而又有差异的词语混同。从以上对改革内涵的界定来看，改革的对象在于改革某一系统内原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非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而建设的对象正好相反，在于发展某一系统内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而现有大部分高校的综合改革方案往往将改革的内容聚焦于高校的建设层面，比如高校的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较少将高校的治理体系、管理体制等内容作为重要改革对象和改革内容。对于任何一所高校而言，无论是学科建设、科学研究，还是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都是高校“生产力”层面的问题，而不是“生产关系”层面的问题。简言之，就是将“改革”与“建设”没有厘清开来，将建设与改革混为一谈。当然，这并不是说高校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等建设工作自身没有需要改革的问题，而只是在高校整体建设与发展这一层面，高校的综合改革不能直指这些具体建设内容。

（二）综合改革目标不明

高校综合改革必须要有明确的愿景与目标，必须服务于学校整体的战略发展，不能是因上级教育管理部门有政策文件，有改革要求，迫于形势，为改革而改革，迷失改革的正确方向。《纲要》对高校建设与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那就是要实行特色办学和特色发展。这是从宏观层面对所有高校的统一的总体要求，高校要实现特色办学和特色发展的共性目标。同时，对于高校个体而言，又要兼具各自定位，服务于高校自身的战略发展目标，做到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和协调统一。

综合改革的目标缺失或目标不明，首先表现为高校缺乏科学定位。潘懋元先生曾指出，高校科学定位再向前一步，才是特色办学。当前许多高校都将自身的办学定位于“综合性”或“多科性”、有特色的研究型大学，就是缺乏对高校的科学定位，离科学定位尚有较大差距，自然就无法实现特色办学。反过来说，正是由于高校没有科学定位，就无法明确特色办学这一共性目标，难以找到改革的发展方向，必须会带来改革逻辑前提和基础的缺失。其次是改革没有指向高校自身特有的战略目标。高校的战略目标是各高校长远的发展愿景，是高校战略发展的理想，成为凝聚人心、引领高校广大师生共同努力的精神支柱。高校综合改革固然不能一蹴而就实现这样的理想，但当前许多高校缺乏将高校战略发展目标和发展愿景作为指引其改革的“明灯”，缺失这种方向性的总体谋划与整体设计。

（三）综合改革对象不清

我国本轮推行的高校综合改革，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并非第一次。早在1988年，原国家教委启动第一轮教育综合改革。第一轮改革之中，曾出现了多元化的、围绕不同核心关键问题的综合改革，比如上海交通大学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抓手，东南大学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还有学校以体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为关键，不一而足。及至当下的第二轮高校综合改革，从目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少数几所高校已公布的综合改革方案以及部分教育部直属高校所反映出的综合改革信息来看，此轮高校综合改革在路径的选取上与第一轮高校综合改革相比，并无大的差异。

比如，清华大学以大学治理体系建设为突破口，突出强化人才培养，全面深化高校综合改革；上海交通大学以人事制度改革为重点，强化制度建设，全面推进高校综合改革；北京师范大学提出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引领高校综合改革等。少数高校提出了新的思路，比如华中师范大学提出以信息化建设为载体，通过信息学科与人文学科交叉，促进学科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手段，推进高校人才培养创新和管理水平提升。

从总体来看，第二轮高校综合改革在改革路径或改革对象的选取上，呈现回归第一轮综合改革的趋势。我国高等教育近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高校综合改革的背景与条件已发生重大变化，从基本的改革逻辑来看，不同的背景与不同的条件，应该有不同的改革对象和路径，而当下高校综合改革的对象和路径与第一轮综合改革趋同，难以回答这一根本改革逻辑命题。

（四）综合改革内容泛化

综合改革的内容泛化，就是没有解决好高校综合改革的关键问题。当前的高校综合改革，往往让人想到高校方方面面改革的同时推进，容易造成主次不分，责任不明。

从部分高校已经公布实施的综合改革方案来看，大多涵盖了现代大学制度、人才培养机制、科研学科机制、社会服务机制、资源管理模式、干部人事制度、管理服务创新等多个方面的改革任务，较好地体现了综合改革的全面性。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有些地方制定的改革方案及采取的改革行动来看，或多或少存在着把“综合”等同于“全面”、以“全面”代替“综合”的偏向。这些综合改革尽管在对象范围上囊括了教育的所有方面，却未体现出不同方面的改革之间究竟有何关联、如何统筹、何以评价等。与此前的教育改革相比，也只在于前者把业已进行及将要进行的各种单项教育改革全部罗列了出来，实际上只是众多分离的、“零散”的教育改革的简单叠加，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缺乏对我国高等教育及高校自身发展所面临重大关键瓶颈问题的把握。

（五）综合改革载体模糊

综合改革发展载体模糊，就是没有解决好高校改革过程中，在高校内部建设上多种要素的相互关系问题。这反映在高校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呈现学校内部建设项目碎片化。所谓项目碎片化，是指高校所开展的诸多建设项目宏观统筹不够，缺乏整体系统设计，与学校整体发展规划契合不够；各项目之间相互衔接不够，缺乏应有的关联；建设项目协同不够，综合改革难见成效。

（六）综合改革基础缺乏

综合改革前提和基础缺乏，就是没有解决好保障改革顺利推进的条件问题。有研究者认为，主要是民主与法治建设问题。在高校民主建设进程中，除却将高校教师、学生的根本利益、发展诉求在改革目标有充分体现，高校利益相关者在治理体系建设方案的研讨、设计与形成过程中充分征求相关群体意见和建议，提高相关利益群体的认同度之外，最为关键的在于与高校建设发展相关的多元利益相关主体的关系问题。

近几年的高校章程建设，对于构建起“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社会参与”的现代大学制度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在理顺学校与学院关系，扩大学院自主权，以及尊重学术、崇尚学术，明确学术组织及学术群体权力及发挥其作用，引入社会中介机构参与高校评估等方面，依然需要作进一步探索与努力。在高校法治建设进程中，依法治校的意识还比较淡薄，严格依法办学、依法行政的意识需强化；以高校章程为统领的制度体系建设尚在进行中，制度体系建设的系统化、规范化、协同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违反高校章程等制度规约的行为时有发生等。

（七）综合改革模式西化

当前，一些高校在推进开放式、国际化进程中，热衷于探寻现代大学的普遍模式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以“真理无国界”、“学术无禁区”为由，把教育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希望通过全面移植西方高等教育制度来改造中国高等教育和高校，速成世界一流大学。例如有的高校人文学科也大范围采用西方原版教材；课堂教学鼓吹价值无涉，任由西方错误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理论在课堂上传播；人才引进言必称面向全球公开招聘，实则只针对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高校。与此同时，一些人将科研项目评审和学术腐败问题全部归因于中国教育科技体制，有的人可以诋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希望通过仿照西方高校理事会、董事会制度来替代、否定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权，其根本目的是要去“中国化”。

学习借鉴是缩小差距的捷径。作为现代大学的后发外生型国家，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过百余年历史，而西方大学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已形成一套相对成熟完善的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高校综合改革确实应具备世界眼光，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先进教育经验，但也要有本土情怀，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

七、我国高校综合改革的路径选择

在国家意志层面上，推进与深化综合改革已经被视为当今整个中国教育改革的一条主线。作为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综合改革正在探索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实现路径。作为改革的微观主体，在综合改革这条道路上如何大步迈进直至成功，是所有高校在综合改革实践中必须不断反思的问题。

（一）重视顶层设计，用战略思维谋划高校综合改革

有人认为，以往很多改革不成功就是因为缺少顶层设计，另有人则认为，现在难以拿出一个顶层设计方案，“摸着石头过河”较为可行，还有人对顶层设计抱有怀疑、甚至不作为的态度。但从战略思维来看，只有进行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综合改革才能获得最佳整体成效，这也是广大师生员工的期盼和选择。

高校综合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涉及的内容很多，通常包括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资源分配、开放办学、制度与文化、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等，可谓包罗万象。用战略思维来谋划高校综合改革，并非要面面俱到，让各项内容的改革齐头并进，而是要思考有没有关系到整个改革全盘的大局？有没有能推动整个改革的重点环节？有没有起主要作用的矛盾？用战略思维来谋划高校综合改革，重在要找出这个推进综合改革的大局，围绕大局进行谋划，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治脚，或者让各种力量互相博弈，从而导致整个改革难以深入。

（二）务必把握重点，注重循序渐进

有人认为，“全面改革”就是要做到各项改革任务同时部署、同时推进，做到均衡发力、齐头并进，这样才能迅速产生改革成效。以人才培养机制改革为例，以往教育部门、高校往往从部门职能出发，简单地提“五育并举”，分头推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改革。这种改革模式建立在零件拼装式的育人观之上，并没有深刻认识到德育为先、体育为基、智育为重、美育为要的内在逻辑关系，忽视了人才培养的整体性和有机联系，改革成效并不理想。再以《纲要》为例，教育部立项启动425项教育体制改革项目和17个二级学院试点项目，改革项目和试点项目数量之多创历史新高，但并不能据此认为这些项目都是同步实施，没有重点。高校综合改革最终将分解成许多具体任务，任务越多就越应当突出重点，把握难点，找准着力点。

本轮高校综合改革，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其关键就是要明晰学术权力主体、行政权力主体、个体权利主体的权责边界，理顺高校治理结构中的利益关系、权力关系和权利关系，构建起高校治理的制度体系、行动体系和价值体系。

在推进高校综合改革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防止过快、过慢，以及冷热病。特别对于薪酬分配等极为敏感的深层次改革，由于涉及广大教职工的切身利益，绝不可超越我国高校的历史发展阶段，脱离学校实际去随心所欲。必须依照预定的谋划和设计，循序渐进，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否则，就有可能使高校综合改革走上歧途。另一方面，在现实迫切需要改革、改革时机已经成熟的条件下，若犹豫不决、当断不断、错失机会、违背民意，也会付出沉重代价。

（三）回归学术本位，明确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

高校的综合改革与其他组织综合改革最大的区别在于大学的本质属性。学术性是大学赖以生存的基础，大学一切办学活动和制度安排是以其学术性为根本依据的。美国教育家赫钦斯认为，“大学是人格完整的象征、保存文明的机构和探求学术的社会”。“大学所能做的最大服务，国家所仰赖于大学的最重要的服务，社会所不能做只有大学才能胜任的服务，就是其学术性的贡献。”因此，在大学这一组织框架内进行的任何活动都离不开学术性这一本质特征，大学的综合改革也应如此，不能抛开大学的价值逻辑和精神理念而空谈组织的变革。作为顶层制度设计的综合改革方案必须突出大学这一学术组织的价值取向、精神理念和历史使命。脱离了这一逻辑前提，再绚丽丰富的改革方案最后也只能成为无效的制度文本。

本次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是在国家深化综合改革的大背景之下诞生的。随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教育领域也面对很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是一次简单的行政决策行为，而是摒弃传统重视数量和规模的粗放式、外延式发展思维，转向高校的内涵发展和持续发展，促使大学重拾其固有的逻辑，回归学术本位。因此，高校综合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应以学术逻辑为主导，改革方案的内容要从大学的本质和使命出发来体现学校的治理理念和价值导向，要将学术内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改革的目标不偏离方向，改革的重点不偏离核心，改革的效果不偏离预期。

根本任务是改革的一切逻辑起点和价值终点，是所有改革目标的终极指向。高校综合改革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改革，只有弄清楚了“为什么”，才能再谈改革应该“怎么办”，否则一切的改革举措和对策建议就缺乏必要的立论基础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高校综合改革而言，其根本任务和目的应与大学初始存在的价值功能密不可分。大学的根本任务即是对人的培养，大学一切的改革发展措施也都是围绕人才培养这一根本任务来进行的。人才培养不仅是大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更是高校区别于其他组织的属性功能。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创新这些职能都是从人才培养演化和发展出来的。与科学研究等其他职能相比，人才培养对于高校而言具有专属性，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创新都可以通过其他机构来承担，并非高校的专属。佛兰斯纳认为：“大学之别与其他知识性机构的特点之一，即在它还是一个重于教学的地方，是一个造育人才的地方”。人才培养是高校区别于其他知识性机构的最大特点。说到底，大学是育人而非制器的场所。因此，任何高等教育的改革都应围绕这一根本任务来开展。

（四）推进依法治校进程，为高校综合改革开展提供条件保障

高校综合改革过程中，必须加强民主建设，为高校综合改革提供良好环境。“教育民主化是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教育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在高校民主建设方面，要赋予广大师生在高校建设与发展中更为广泛而充分的民主权力。这些权力包括对高校改革与发展中有关重大事项（如中长期战略规划、五年发展规划、学科专业发展规划、重大改革等）的言论权，对高校有关事项（如人事制度改革、财务状况、国有资产管理、学校招生、职称评聘等）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高校人事任免的选举权和罢免权，同时保证这些基本权利的自由与平等。高校民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即要通过全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表决来决定高校发展中的重大事项，尊重并保护少数人的意志，允许少数人坚持、保留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除全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外，还要加强教授会、学术委员会、学生会等组织的建设，由教师和学生推选产生这些组织，代表不同群体的意志，反映不同群体的心声，高校要在章程中明确这些组织的权力。

高校在综合改革进程中，必须加强法治建设，为高校综合改革营造良好条件。首先要科学立法。高校要结合高等教育新形势和自身发展实际，适时调整、修订各种规章制度，构建有利于激发广大教师积极性的制度体系。其次要严格执法。要建立重大决策责任追究机制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的，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要加强高校校务公开。全面推行校务公开，对高校重大决策、组织人事任免、财物管理、招生工作、职称评聘、个人违法违纪处理等事项均要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发布，接受广大师生的监督。最后要全体师生守法。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因为法治的根基在于广大师生发自内心的拥护，法治的魅力源于师生出自真诚的信仰，法治的力量在于全体师生自觉的法律践行。因此，全体师生守法是加强法治建设、实现依法治校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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