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3期（总第3期）
徐州师范大学发展规划处 主编
本 期 提 要
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建设和发展的核心，学科建设的状态体现高等学校的整体办学实力、学术地位和核心竞争力，也是我校在“十二五”及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坚持内涵发展所面临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本期集中选编了有关大学学科建设的代表性文章，展示了研究者们从多个视角在理论和实践经验两个层面对大学学科及学科建设问题的阐述。希望以此对正在思考我校学科发展问题的各级领导和各位同仁有所助益。
一是对学科及学科建设内涵的理解。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对学科的基本观点是：学科是生成而非预设的，即当特有的学科范式和学科基质具备后，才能形成学科雏形。罗云的研究认为，学科建设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调整学科布局、完善学科组织、组建学科队伍、确立学科方向、争取和设立学科项目、建设学科基地、建立学科制度、营造学科环境等。杨兆芳等人认为，当代学科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学科是特定研究领域走向成熟的产物；其二，学科是研究领域制度化与建制化的结果。
二是对学科建设的基本理念的研究。易剑东从大学的三大职能出发，得到的结论是：第一，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彰显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有机结合；第二，科研支持体系的安排体现强势学科和弱势学科的同等对待；第三，服务社会理念的确立注重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持的高度整合；第四，品牌提升作用的认识强化主体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同等地位。
三是从不同角度审视大学学科发展。宣勇从科学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多元审视了大学学科组织化的价值与路径，并提出大学学科组织化的多元价值观。万力维的博士论文从权力视角分析了大学学科制度问题，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权力对大学学科既具有生产性,也具有压制性；第二，大学学科制度的运作模式与运作过程中蕴涵着诸多权力控制因素,权力影响、操纵着大学学科的进退兴衰、分层分等。翟亚军从生态学的视角讨论了大学学科建设的应然状态，认为大学学科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其进化、发展与自然界的进化、发展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具有一般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谭镜星等人从知识分类体系和知识政策的视角对大学的学科和学科群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从学科到学科群的演变是学科自身演化的必然规律所决定的，也是大学教育制度化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大学学科建设应把握学科和学科群的本质，从大学的实际出发，确定学科发展的道路，充分发挥学科群的三大功能。
四是大学科技园与大学学科建设。黄亲国的研究表明，大学学科对科技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提升学科水平、优化学科结构、完善学科组织、丰富学科文化上；大学科技园对大学学科建设的作用是：第一，凝炼学科方向,拓展学科的研究领域；第二，繁荣学术气氛,促进学科队伍建设；第三，改善学科发展条件,提高学科的研究开发能力；第四，完善培养体系,促进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
五是大学学科群的研究。吕改玲等人从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提出了大学学学科群的涵义，学科群是指为适应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及经济发展的需要，由若干相关学科围绕某一共同领域（如重大教学项目、重大科研项目等）以一定形式结合而成的学科群体。通过学科群的建设，在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可以产生共生效应、为研究生科研训练提供创新平台，同时也能使导师团队的学科结构合理化。本期还介绍了长安大学的四个优势学科群。
六是基于个案的研究。张士靖等人以“哈佛催化剂”个案讨论了学科交叉问题，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一个学科的发展要根据其内在的学科特性进行交叉形成群体智慧，通过完善相关体制保证跨学科研究团队的稳定性。熊华军以麻省理工学院CSBi运行机制为例研究了大学虚假跨学科组织的原则、特征和优势。
七是学科建设模式的研究。张雷生等人对高校学科建设模式进行了讨论，认为学科建设模式主要包括学校发展定位、学科带头人、现有学科特色优势拓展、学科交叉引领等几个方面考虑。
本期目录
杨玉良
（刊载于《中国高等教育》2009年第19期）
在高等学校的发展中，学科建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首先，在高校发展中，几乎都提出将学科建设作为学校发展的主线。高校对学科的认识和对学科建设内涵正逐步深入。但就学科建设这个主题，仍还存有很大的争论。有人批评学校只重视重点学科，对一般的学科关注不够，甚至把学科建设简单地看成重点学科的申报或者博士点硕士点的申报，学科建设就是围绕冲击或者保住各级重点学科做文章；也有人认为学校只重视“平台”和“基地”建设，对一般的基础学科重视不够，只是不断地提出建设一些新的平台和院系。这种冲动在有些高校表现得尤其强烈。其次，当前国家要求北大、清华、复旦等一批高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显然，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最根本的基础，没有世界一流的学科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因此，建设一流大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学科”。围绕这两个基点我想谈两方面问题，一是关于什么是学科、如何进行学科建设；二是根据对学科的认识，谈谈学科建设中的相关问题。
一、学科发展要遵循其诞生、成长及消亡的规律
1.学科是一种范式，主要为方便教学而不得已而为之
事实上，人们对“学科”已有许多研究。把人类知识划分为学科的一个重要动力是出于教学上的考虑。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为了便于教学，人们不得不将人类所积累的知识进行分类，由此就产生了学科的概念。“学科”的主要含义是指“按教学和训练所定义的知识的分类”，即把知识条理化。从教学的角度看，学生学习某门学科知识，就是在所谓的“学科”框架里来学习其“范式”。学科的划分具有共同的基础知识和工作范式，同时又常常带有强烈的人为因素、时代特征和社会因素。因此，不要过分地固定地看待一个学科，不要以为存在一个院系就一定代表了一个学科，或者一个学科就一定属于某个院系。一个学科的内涵可以分属于不同的院系，许多院系的存在往往是历史原因所致。学科的划分除按照教学规律的要求外，同时还有很多判断标准。尽管世界上存在着多个体系来讨论怎么划分学科，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学科是具有层次结构的。在这个层次结构里，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有着本质的差别，基础学科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学科间的关系通常有Inter-disciplinary（学科间）、Multi-disciplinary（多学科）和Cross-disciplinary（交叉学科）。
2.学科有其诞生和发展规律
学科是一种范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范式是会改变的。社会的重大需求致使知识被不断重新条理化，一些新学科产生了，而一些学科则走向消亡。原有的学科范式和架构不适应新的形势，就要发生嬗变。除一些类似数学、物理等硬科学，学科都会经历一个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用“消亡”而不用“死亡”，是因为“消亡”的学科将以另一种形式得以重生、嬗变（trans—mutation），或者原属于不同学科的知识经过组合形成新的学科。因此，一所大学的某个重点优势学科从种种迹象看已经接近消亡，如果还不思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尽管在短期内这个学科通过进一步投入仍可能显示出优势地位，但从长远看反而会阻碍学校学术的发展。
科学发展的前沿不断拓展，催生新兴学科的诞生。某些“软学科”因社会需求“应运而生”的例子不胜枚举。大学和研究如果仅仅是以保住原有学科为目的，或者因为个别学者为了保持自己的“学术领地”欲望而形成“学科”，那么我们对知识进行合理分类和学术研究的目的就被异化了。芝加哥大学前校长金伯顿（Lawrence Alpheus Kimpton，1961-1968）曾说过：“任何形式的学术结构都不可能长久地满足我校的梦想与期望”，一所学校的学科要随时代的发展及时进行一定的调整，调整一方面是整个学术前沿的拓宽，另一方面就是适应社会的重大需求。对此，大学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
新学科诞生是学者们对自然、社会和科学规律的新探索和认识的结晶，一个新学科形成的标志在于围绕核心问题形成的基本范式。一流的学科往往就是围绕着一个重大问题开展学术研究，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成果，开创新的学科领域。
总之，若按照T.Kuhn的定义，当新学科形成了其特有的学科“范式”和一些“学科基质”，我们认为学科雏形就形成了。如果过分因为个人的喜好而设立很多“新”学科，这对学科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
3.学科划分的局限性
学科的划分除具有科学的、学理上的合理性的规范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恰如俞吾金教授所指出的，在很多情况下，“学科的概念是一种人为嵌入的结构。”因此，学科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为性和随意性。学科的划分对教学技术有积极意义，但对教育而言也存在负面作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学科的划分让更多的人在其有限的时间内能够学习这一学科专门的思维范式，从而获得探索未知世界的基本能力。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知识在大学被院系、学科分割后，使一个个本来相互联通性很好的模块被打破，使原本完整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被割裂，现在我们提倡通识教育的内涵，就是为了降低这种负面效应。国外曾经有人提出两条教育诫律：第一，不要设置过多的学科，尤其是不能盲目地设立过多的学科“空壳”。在我国高校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一些学校的学科就是空壳子，里面实质性内容并不多，为了增加教学工作量，有的教师甚至组合了许多荒唐的课程。第二，“凡是所教授的东西，一定要教得透彻，使得这些概念变成学生自己的概念，且学生懂得如何运用这些概念，使他能够理解生活中的事件，作出判断，从中体验到发现的愉快。”我们尤其要认识到，如果把研究领域圈得越来越窄，把学科分得越来越细，这种学科“分家”、单科独进的局面，对一所研究型大学，一所旨在培养领袖人才的大学来说，都是极其不利的，因为培养某一方面的专才并不是教育的全部目的。
我们所遭遇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需要解决的各类问题基本上都是综合性的、多学科的。而学科的划分对学术研究的负面作用容易导致领地观念，不利于不同学科的人员联合起来针对一些多学科问题进行研究。学科的划分使其中人员的学术态度和思维方式形成定式，即所谓的学科文化。学科文化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K.P.Ruscio认为：“不同的学科之间存在着微妙复杂的相互作用。……许多学术范畴都有自身的学术部落。”他还认为，对各个学科来说，学术中的基因型就是其特有的文化。古代的部落之间常常会发生战争，不同学科间的争执也是屡见不鲜的。这种情况难免存在。因为彼此的术语系统（学科文化的要素之一）还没有贯通。这是每一位从事跨学科研究者都会碰到的麻烦！而这显然对学术的发展是不利的。马克思早就特别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受历史制约的暂时性，并且预言：“自然科学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同样，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学科分类方案都带有一定的荒谬成分。上世纪50年代末，英国分子物理学家Charles PercySnow在剑桥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和革命》的著名演讲，引起强烈的反响。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实际存在着两种文化：一极是人文知识所代表的人文文化；另一极是科学家所代表的科学文化。两者之间有着很深的鸿沟，很难沟通。这种分裂和对立，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损失。他呼吁两种文化的沟通。但是这很难。我认为，不要过分看重学科划分的结果。学科的划分充其量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起目录性的作用，规定了教学和研究探索的范围和领域；二是规范性的作用，指导着人们认识和学术研究、教学和管理实践。
二、从学科的科学定义和学校发展看如何进行学科建设
社会在进步，大学在发展，学科结构会不断地调整。这也是大学对于新学科的设立一直具有较强“冲动”的动因之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来发展新学科。新学科不断产生，也总有学科在消亡。通常，在一所研究型大学里，学科建设要认真谋划，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学校的原有学科的特色和优势？是否符合科学前沿的发展态势？是否满足社会的现实或潜在的需求？是否与其他相关学科相匹配、相适应。即，符合学科的合理生态，拟建的新学科的起点是否高，是否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一流的水平？
1．学科建设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坚持一流的起点
学科建设中要重在“有所为，有所不为”，重点和难点在“有所不为”。一所学校的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扩展。我们要保证一批优势学科能首先达到“世界一流”，就要防止资源的过度“稀释”。突出重点和特色，就必须有所舍弃。这就是“有所不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州立大学由于投入增加而迅速崛起，高等教育竞争激烈。芝加哥大学在考虑如何保持一流大学地位的问题上，当时的校长Kimpton特别强调说：“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芝加哥大学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一个小型机构。我们不会仅仅因为当地的需要，就增添一个工学院；也不会因为临近圣劳伦斯航道，就开设港口管理学课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目前所做的事情进行长远考虑，以确定是否值得去做这些事，以及我们做得是不是够好。我们绝对无法容忍平庸，如果我们还想作为一个一流大学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就必须拒绝它。一旦发现平庸，就必须及时清理。”当时，芝加哥大学非常坚决地拒绝了这些诱惑。一流大学对社会的服务不应该是提供“社会需要什么就给什么”这样简单的服务站式的服务，而是基于扎实的学术研究而提供的服务。加州大学原校长田长霖应邀在清华大学演讲时也强调了类似的观点：“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学校，都是在一、两个领域首先突破。一个学校不可能在很多领域同时达到世界一流，一定要有先后，研究型大学一定要想办法扶持最最优异的学科，把它变成全世界最好的。”道理很简单。大学发展要聚焦到某些学科上，让它尽快变成世界一流。
斯坦福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就承受住了建立法学院和商学院的巨大压力。耶鲁大学认为，人类知识的范围是如此的广泛，变化如此之丰富，即使一所伟大的大学也不能期望覆盖值得学习的每一个学科……与其广泛覆盖所有学科，可能更明智的是建立少数几个出众的教师组，使他们能够在专门领域争取科研经费和研究生，与世界一流大学相竞争。基于这样的认识，时至今日，耶鲁仍没有工学院。耶鲁在大学的发展战略上坚持质量优先和规模控制的原则，始终如一地反对盲目的平庸化，坚持把学校所要设置的一切学科都办成美国乃至世界一流的，达不到这一目标的就要坚决关掉。再比如加州理工学院，数学、物理、化学很强，他们设立学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你要办新的院系吗？可以，你能不能达到跟数理化一样的水平？如果能你就办。”所以加州理工学院虽然保持了很小的规模，但是基本上每一个学科都在世界第一方阵里面。中国研究型大学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大学到底是要大还是要强？或者又大又强，或者小而强，或者是大而弱？迫于资源的有限性，大学的选择往往是痛苦的，但大学必须选择！
“有所为”重要的是解决如何“为”。如果“为”得不好，则肯定会导致平庸。杨福家老校长曾谈到，如果不是追求卓越，就会产生平庸。大学在考虑自己的学科布局时，不应该追求齐全，追求热门，而应该追求特色、优势和高起点。热点很多，看热点就想追，就想做，学校难免会逐步走向平庸。复旦需要新设一个学科，我们必须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们是否有充分理由做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条件来做好这件事情？我们能不能在可见的未来办到一流？要设置的学科和我们自身基础的关联度如何？和我们学校发展的总体目标，人才培养的总体要求是否一致？复旦大学是富有理想和理性的，应当有自己的Mission和Vision。这是一流大学首先需要的东西。Mission和Vision确定之后，凡是与学校发展不相符合的，哪怕诱惑再大也能顶住。否则的话，就像小孩一样看见别人拿着苹果吃不到，要么就说苹果酸，要么就在一旁流口水，这两者都是不理性的。大学和学者在策划新的学科和新的研究方向时，要有科学的预见性。对一流大学来说，办一批三流的院系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前途的。
2．针对学科文化和学科范示的差异，建立不同的学科的评价方法
由于学科文化和学科范式的差异，不同的学科应具有不同的评价体系。C.Geertz曾经生动地指出：“历史学家会称赞一部作品‘出神入化’，并对指出其‘高超技巧’（这里指在其他学科里很少看到的特性）津津乐道。这说明他们特别注重技巧、注重在塑造作品的过程中使人获得愉悦的审美体验，意旨明确，浑然天成；而在数学和物理领域里，常对‘简明’、‘经济’、‘多产’、‘有效’的作品给予高度的赞赏，这表明结构简化、阐释简化是这些领域的特点，在这些领域内，各种现象紧密交织，某些学科发现的内部蕴涵着许多引发其他科学发现的特质。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有说服力’、‘发人深省’、‘刺激’这些形容词似乎比其他学科更常用。与分析的主要内容相比，这些词暗示了该学科尤为关心分析本身的质量，以及对公众产生的影响。同样，在物理学家中，‘精确’、‘严谨’是他们的双重特征，因为没有哪个名副其实的物理学研究会缺少其中一项特点。而在历史学和社会学里，使用‘有偏见’这个词就泄露了一个人的幼稚。”因此，要思考怎样评价一个院系、一个学科、一个教授。显然，一个统一的标准对不同学科评价是不合适的。因为要求简明严谨，在自然科学论文中多写1千字很难，然而对于人文社科规定达到3、4万字又很容易。因为，两者的标准是不同的。所以，对教授最科学的评价是本系本专业那些有非常高的学养和道德素养的同行们给予的评价。学科间的文化差别会带来对学术成果评价标准的差别，一定要针对学科的特点来改革和制订评估和评价机制，包括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考核考评指标。
3．建立具有多学科特征的“独立研究机构”，以保持各相关学科间的连通性
学科划分将知识隔成了条线，而研究的问题又必定是多学科的，学科划分得科学就会形成学科独特的文化。学科之间有合作，但通常是形成壁垒。正因为如此，在许多一流大学中都建立了一些独立研究机构，这些独立研究机构由学校直接管理，对学校直接负责，目的就是为了保持相关学科之间的连通性，使学科划分做到“分类”不“分割”，有利于加强多学科的合作，以应对所面对的日益复杂综合问题的需要。一是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架一些立交桥，在不同的学科交汇的枢纽地带建立一些交叉学科的研究中心或者是独立研究机构，设法保持其各学科内容之间的连通性。二是在教学领域开设一些inter-disciplinary课程来弥补学科之间的缝隙，三是在学校的组织中在纵向划分了许多学科的情况下，设立一些横向“枢纽”性质的multi-或/和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中心”，使其保证相关学科间的Ergodicity。
为了避免（或弥补）原有学科划分的各种缺点，保持各学科的连通性，大学通常就一些系科共同关注的问题建立一些跨学科的博士培养项目，来探索一些处于学科之间模糊地带的前沿领域。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多通过建设一些共同课程或相对松散的组织，来激发学科之间的共鸣。近30年来，斯坦福大学建立了十多个不同形式的“独立科研机构”，这些机构不以学科为标准来规划研究而是面向问题，面向课题，以项目为导向组织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学生和学者共同进行。芝加哥大学是一所十分强调发挥学科整体作用的大学，首任校长哈珀就强调说，“思想的统一是一所大学繁荣的必要条件”。在这样的传统支撑下，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相互支持，以“独立研究机构”的形式开展多学科的共同研究，并各自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芝加哥学派”世界闻名。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诞生了24位诺贝尔等其他经济学奖得主，强大的经济学也为法学学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并最终对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
回到复旦大学的实际情况。前些年，通过“985工程”等的建设，学校新建了不少平台和基地，使学校的科研工作有了新的增量和交叉研究的平台，其中有些研究机构已经非常符合“独立研究机构”的定义。第一，这些平台基地（尤其是理科、医科）是面对（涉及多学科知识的）课题或项目的，通过承接和解决单一学科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如，国家重大需求或重大项目），来增强学校的综合研究能力。如果研究平台内没有涉及多学科知识的项目和问题，或者仍然以学院为主各干各的，那么研究平台存在的必要性就值得怀疑了。第二，这些平台基地能够根据任务的变化来动态地构建课题组。这些机构中人员的流动是非常频繁的，如果内部固化，就表明没有真正的多学科共同研究问题的项目。第三，这些的平台基地里所有的人员与原来的院系联系都非常紧密，其中真正固定的人员是行政管理人员、仪器设备技术人员等。当前高校面临的问题是“能聚”不容易，“能散”更不容易。通过建立平台基地形成一种能够围绕国家重点项目、重大任务和重大问题能聚能散的科学研究体制和机制。第四，这些平台基地的负责人要有很高的要求，他领导的是来自其他学科的人，他要对所有相关学科的知识有相当程度地了解和理解，能对不同学科文化的融合起到推动作用。可以说他决定了平台的成功与否。否则，要么是一个全才的“大家”，要么就变成独裁统治者。考虑到这一点，国外一般不赋予这样机构的负责人过大的权力，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跨这么多的学科领域，通常都由几个委员会（committee）来制约负责人的决策权力。
3．大力加强基础学科，真正产生高水平的派生学科
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派生新学科是大学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近代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表明，几乎所有的“软学科”均诞生于“硬学科”，因此，大学必须加强和重视基础学科（硬学科）的持久建设，就是尤为重要的。基础学科不强，就没有能力去组建其他新学科。复旦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力学、管理科学等都是由学校原有的优势基础学科派生出来的。发挥大学学科综合的整体优势和弘扬特色，对复旦来说，首先要发挥文理基础学科的优势。文理基础学科是新学科生长的源泉。如果不把这些基础学科做强，学校发展就会面临后劲不足的局面。近几年，我们对基础学科的发展重视不够，面临队伍结构老化、年轻学科带头人缺乏、基础学科发展基础不扎实、特色发展不明显等问题，长此下去，就可能出现优势丧失的局面。基础学科要寻找共同的学术语言，形成学术的共同体，这是复旦大学发展的内核，也是大学人才培养的最为本质的部分。
4．关于学科布局和空间布局
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学科结构十分复杂。C.Prichard曾经引用一位大学领导的观点称：“就我所知，要想成为重要的研究型大学，就必须具有传统的各式各样的系主任委员会和大学评议机构，并维持规模较大的系别的自主权”，“要想成为重要的研究型大学，就必须容忍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在“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下，认真仔细地考虑相应的学科布局和空间位置布局。
新学科不断诞生，大学就必然不断面临学科分类的问题。学科布局就是如何认识学科分类的问题。确实，国务院学位办有学科分类目录，大学学科发展有延续性，学科分类好像不成问题。在考虑大学院系的组织结构时，我们看到学科相对独立性一面时，组织结构往往分歧不大，但在考虑到不同学科内容相互连通一面时，在考虑人才培养整体性时，对于组织结构的设置就会有很大的争议。这里我主要谈谈学科和院系的物理空间布局问题。
大学的各学科间的物理空间布局十分复杂。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问题。现在大学中“一楼多系、一系多楼”的现象很严重，甚至于存在“一系多校区”的情况。我认为，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当年加州大学为了适应物理、化学的发展，造了相互联通的两栋楼。量子化学是物理和化学交叉融合而形成的新学科。当时正好是量子化学快速发展的时期，为了适应新学科发展的需要，他们才构建了这样一个物理空间的布局和结构，并为量子化学（结构化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的观点是，学科的布局于院系的物理空间布局必须与学科发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规律相适应。复旦大学正在着手制定解决这个问题的“路线图”，切实解决院系的物理空间布局问题，尽可能实现符合前面提到的规律的空间布局。
5．学科发展与人才队伍建设
学科形态的改变会对学科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大学在人才队伍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适应潮流，另一方面要根据学科的前沿形态来决定学科的人才规划。这里我只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其中的一个侧面的问题。哈佛大学历史系是哈佛人文帝国的重要部分，始终自认为是哈佛大学中品质最高的系科，一直担心聘用新成员“可能冲淡他们引以为傲的学术质量”，因此只聘请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这样骄傲的想法导致了不断的失败。在20世纪70年代初，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终身教授就超过了哈佛，同期，哈佛历史系助理教授数量也急剧减少，导致开课量的减少和对新的学术地带的忽视，对学科研究中出现的新潮流，没有足够的反应能力。青年教师和学生纷纷转向其他学校。到1995年，对历史系的一次评估表明哈佛已经落后于普林斯顿、耶鲁、伯克利、斯坦福、芝加哥和密歇根等大学。哈佛历史系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历史学科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金字塔形变为平顶结构。金字塔结构意味着一小部分杰出的学者和院系所占据着最高点，并得到普遍认可；平顶结构则意味着出现了更多的历史学派，每一个都作为一个分支领域，有着各自的顶峰。哈佛历史系的一些老教授在金字塔结构中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他们很难适应新的学科形态。
总而言之，大学要深入理解国际上学科调整方向、深刻把握当前形势下和竞争格局下存在的问题，认真总结分析影响大学院系整体发展的因素，以及制约学科发展的瓶颈与弊端，并制定出院系学科发展的战略重点。无论从科研还是人才培养的角度，大学都必须不断思考学科发展的规律，清楚自身存在的优势和不足，审视学科发展目标，做好学科发展规划。
易剑东
（刊载于《中国高等教育》2010年第7期）
当前，我国的普通高等院校大体可以分为单科性大学、多科性大学、综合性大学。但不论哪一类大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25条的规定，都设有三个以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正是由于当下我国大学这种行进和动态中的发展情势，各类大学的学科建设任务极其繁重。合并后的综合性大学需要提升新设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平衡发展问题；由单科性大学发展而来的多科性大学需要确保增设学科的发展条件；单科性大学的非主干学科发出的要求平等发展的呼声需要得到回应。可以说，在任何一所普通高等学校，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学科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树立正确的学科建设理念格外重要。
一、我国大学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态势
建国初期，由于受苏联高等教育体制的影响，我国建立了大量的单科性院校，甚至将一些综合性大学的部分学院和系分离出去成立单科性院校。改革开放以来，在地方、部委和行业支持高等教育的政策影响下，我国的单科性院校和综合性院校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动力。1995年前后以建立“211工程”为契机的高校合并、1999年实施高校扩招和2000年前后高等院校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出现了大量多科性院校，尤以理工、财经类院校扩展为多科性大学为最集中。
由于历史的原因或管理体制的影响，我国的单科性大学普遍存在着行业服务的特定面向，对于学科发展自然形成了围绕主干学科发展的思路和机制。如体育类院校“姓体”，尽管1999年扩招和2001年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增设了不少非体育类专业和学科，但核心和主干学科仍然是体育学（归属于教育学门类）。政法、外语、体育、医药、艺术、航空、海洋等院校的其他学科门类的学科，往往只能围绕行业服务的主题来建设和发展。同样由于办学历史和行业观念的影响，单科性大学的校领导往往来自于主体学科。如体育院校的大多数校领导往往是某一个运动专项出身的，财经类、医药类、海洋类等院校也存在着类似的普遍现象。这样一来，单科性高校中的非主体学科往往缺少在领导层的专家和代言人，造成一些单科大学对于非主体学科的支持力度不够。
我国目前多数的多科性大学是2000年前后扩招和高等院校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发展起来的，这些大学往往具有6个以上学科门类，不少多科性大学的学科门类甚至达到除军事学以外的11个，涵盖的学科门类数达到了与综合性大学比肩的地步。而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综合性大学在这个过程中也通过合并和引进等手段实现了学校规模和学科门类、专业数量的拓展。尽管多科性大学的学科门类往往不比综合性大学少，但其优势学科数量往往不如综合性大学多，往往以原有单科性院校时期的强势学科为主体。这些在2000年前后开始扩张的大学，其学科发展有以下基本特点：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或国内一流大学等目标为动力，利用学校强大的综合实力大力扩展，如清华大学、南昌大学；以强势的理工、财经类学科为主体，在扩招政策支持下向其他学科延伸，如上海交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以归并同类或其他类型的学校甚至中等学校获得土地资源为原始动机，顺势向优势学科以外的学科拓展，如江西财经大学，等等。
二、我国大学学科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客观地说，各类大学的学科发展不平衡是常态，建立在生态多样性基础上的非均衡发展是促进学科融合与整合的根据，是加强交叉学科、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发展的条件。然而，我们应该理性分析各类大学学科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剔除那些阻碍学科发展的主观或不自觉因素，在强化科学合理的学科建设理念的基础上有效地推进学科的融合，从而为各学科提供同等的重视、对等的奖励、平等的投入、均等的条件。
笔者认为，当前影响我国大学学科发展不平衡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第一，学校领导学科背景及经历导致学科支持力度不同。毋庸讳言，我国高校还带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技术立国”观念的惯性，再加上不少综合性大学的理工类学科服务经济社会的成效明显，多数综合性大学的校长由理工科背景的学者担任，不少综合性大学的校级行政领导班子也主要是理工科学者组成，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很少。由于学校领导知识和学历结构的原因，一些综合性大学侧重发展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的重视相对欠缺。
第二，学校传统及发展历程导致对学科重视程度不同。我国理工类、经济管理类等学科门类的学科数量众多，拥有的博士和硕士学位点、研究生数量也比其他学科门类多，以这类学科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多科性大学也往往是这些学科领域的学者占据主流地位。加上多科性大学的学科格局往往是原有强势学科+后天弱势学科的组合，更容易使学校领导自然而然地把学科建设的重点和重心放到原有强势学科上，有时忽视弱势学科的发展。
第三，学校的定位和战略目标导致学科倾斜政策不同。多数单科性大学目前已经划转地方政府管理，或实行地方政府与原来的行业主管部门共建的管理体制，只有少数单科大学还留在教育部以外的中央部委管理。因此，我国的单科性大学的定位和战略目标依然保留着强有力的惯性，那就是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和为行业服务。由于地方政府发展战略的要求、行业发展目标的规定等，不少单科性大学不得不大力支持那些对满足地方政府和行业发展要求能产生显著效应的学科的发展。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对于理工类、财经类学科的重视，往往使得文史哲等学科的发展得不到同等的发展条件和支持力度。从我国目前区域经济发展和高校学科发展的关联度来看，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发展的反差，普遍大于经济发达地区这两类学科发展的差距。
三、树立科学的学科建设理念以推进高校整体发展
不同学科均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各自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和推进高校整体发展的高度，不应偏废任何学科。自然科学的本质是发现规律，其目标是求真，基本方式是理论创新；技术科学的本质是发明方法，其目标是爱智，基本方式是技术创新；社会科学的本质是发掘思想，其目标是向善，基本方式是制度创新；人文学科的本质是发展文化，其目标是审美，基本方式是观念创新。
大学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知识创新或文化传承等使命，而学科建设是大学发展的命脉和灵魂，是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龙头。要实现大学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就需要高校将学科建设的科学理念贯彻到大学的各项事业中去，这是实现学科促进教学、带动科研、服务社会、提升品牌等使命的必由之路。具体说来，高校的学科建设应该体现以下基本理念。
第一，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彰显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有机结合。
大学是人格完善的培育之所，无论是单科性、多科性还是综合性大学，都没有理由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综合性大学要将学科门类齐全、学科发展相对均衡的优势发挥出来，多科性大学要为学生提供主体学科之外的理论和知识，单科性大学要从对学生高度负责的角度出发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总体而言，大学要在提高理科（广义的理科包括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四个学科门类）等学生人文素养的同时，提升文科（广义的文科包括文学、历史学、哲学、教育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七个学科门类）生的科学素养，将宽口径厚基础的专业教育与培养完全人格和合格公民的通识教育相结合。有条件的综合性大学可以考虑借鉴诸如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跨学科学习和协同教学模式，学习诸如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工医结合实践。当前我国不少高校类中设立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就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个教育平台。如南昌大学作为理工类学科优势明显的综合性大学，就打造了以诗歌、音乐、人文学术为特色的“前湖诗会”、“前湖之韵”、“前湖之风”等品牌活动，有效地实现了人文社会科学向理工农医学科的渗透。而如何将科学素养教育贯彻到文科学生的素质教育中去，是很多综合性大学和多科性大学面临的严峻课题。
第二，科研支持体系的安排体现强势学科和弱势学科的同等对待。
科学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基本手段，对于科研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于学科的支持。在高等院校中，科研人员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主力，学者的科研能力、学校的科研成果的水平等直接反映学科水平的高低。学科建设的领导者应该明确：对不同学科的支持和奖励要注意统一增量标准和发展空间，而不是在存量上对于强势学科和弱势学科继续拉大支持的差距，要注意鼓励优势学科提升其学科的影响力，非优势学科要注意形成其优势。要在动态中根据进步程度和幅度对弱势学科给予足够的扶持和奖励，不能静态地从当前的学科发展态势就制造出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尤其对于一些有几个强势学科的多科性大学的校长，更应该对于后设的弱势学科、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给予同等的关注，并对学科的交叉和融合给予更多的重视。不如此，可能会动摇弱势学科的积极性和热情，甚至会造成优势学科的优越意识和守成意识，最终影响学校事业的整体发展。在这方面，作为综合性大学的山东大学将全校30个学院有机整合为六个学部、促进各学科共同发展的理念值得我们借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大学在招聘长江学者时对学校现有学科院系进行全覆盖，没有排斥任何一个学科，这种极其开明的学科平等发展观念在国内实属罕见。
第三，服务社会理念的确立注重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持的高度整合。
高校学科发展要追求顶天立地，说的是既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也要重视应用理论研究。由于学科发展基础、人才积累等情况的不同，乃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需求和行业发展目标的要求等因素，高校的学科发展是不均衡的，但高校服务社会的职能不应仅从技术支持角度来体现的，而应该注意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持的高度整合。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区域，地方高校或其所属地方政府往往看重高校学科提供技术服务的职能，而相对忽视智力支持的作用。对于辐射能力有限的行业，行业高校或其主管部门往往看重高校学科服务本行业的技术能力，而相对忽视对于全社会有益的思想和智力贡献。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高校学科平等发展的角度看，高校固然可以根据地方政府或行业需要及自身学科基础对重点学科、重要领域在经费投入、设施配备、人才引进等方面有所侧重，但一定要深刻理解学科建设“顶天立地”的理念，既重视技术支持服务，又重视智力支持服务。
第四，品牌提升作用的认识强化主体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同等地位。
不可否认，学科建设和发展也是学校提升品牌的一个重要内容，高校发展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科发展水平的高低。而学科建设和发展对于人才培养的贡献、对于科学研究的滋养、对于服务社会的支持，都可以看成是学校品牌提升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不少多科性大学为了彰显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大力强化主体学科服务社会和提升学校品牌的作用，而不重视边缘学科可能产生的对于学校品牌提升的作用。其实对于一般大学而言，有些边缘学科对于提升学校品牌具有的作用要大于主体学科。如对于南昌大学而言，建立面向光伏产业的光伏学院是对江西经济和光伏产业的贡献，有利于提升学校的品牌和声望，而建立赣文化研究机构和加强客赣方言的研究也是对江西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贡献，同样有助于提升学校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所以说，学校的学科发展水平有高低，但学科发展对于提升学校品牌的作用并无高下之分。
学科建设是大学建设的核心环节之一，对于大学的整体发展和全面提升具有重要价值。在当前我国大学处于动态建设和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高等学校尤其需要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顺应时代的变革趋势，遵循学科发展的规律，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创新型国家、现代化强国的国家战略高度出发，把科学的学科建设理念贯彻到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大力推进大学整体的科学发展。
宣 勇 凌 健
（刊载于《教育研究》2009年第8期）
在创建创新型国家与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背景下，大学除了人才培养之外还承担着知识发现与技术创新的任务，加强学科建设已被视为大学实现转型、提高学术水平与创新能力的通用策略。虽然经过多年的学科建设，大学在学科要素的培育方面获得了较大进展，但大学在创新方面的改善尚不明显，如何进一步快速提升大学的创新能力依然是大学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迫切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学科组织化：大学学科建设的新视界
学科是大学的细胞，是现代大学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的基本单位，学科应当是大学学科建设的基点，通过对学科概念的考辨，我们发现“学科”一词在概念上具有二元性，可作“作为知识分类的体系”和“作为知识劳动的组织”的区分，前者指“形而上”的学科知识形态，后者指“形而下”的学科组织形态。事实上，注意到这一点对于深入考察学科建设的内涵非常重要。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只要稍作留意，就可以发现当前学界所讨论和强调的现代大学的学科建设同时具有两个不同语义上的指谓，其一是作为知识体系的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即作为一门门的学科在知识上的增进：其二是作为不同学科要素构成的组织的建设，即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建设。据此，大学学科建设实质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完善学科知识体系，二是提升学科组织在知识生产中的能力。在这里，知识生产能力包含知识发现、知识的融合与应用、知识的传递三个层面。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完善知识体系是大学一切学科建设活动的终极使命，但如此复杂、庞大的工作，完全不适合分解成为某个大学学科组织的战略目标，甚至可以断定某一个大学学科组织在知识体系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因而，对于实体化的大学学科组织而言，提升学科组织在知识生产中的能力更具有现实意义。也就是说，大学学科建设应以提升学科组织的知识生产能力为根本目的。
从这个推论出发，我们可以对大学学科建设的实践作出更有意义的判断。近年来，国家、地方政府和学校对学科建设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从不同的层面确立了国家级、省级和校级重点建设学科，并从人、财、物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实施了各种类型的人才工程，建立了各种层次的学科平台、研究基地、重点实验室等，但这些投入并没有使大学在提高创新能力上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学科建设滞后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要求，学科组织的构成要素离散，缺乏系统性，知识生产的效率不高，笔者认为这是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一是组织变革滞后于学校战略要求。大学在开展学科建设的同时几乎都在战略上明确了知识发现与技术创新的价值取向，但学科建设仍然停留在以利于知识的传递为取向建构起来的“校——系——教研室”的大学基层组织制度之上，而没有实现从以利于知识的传递为主导的基层组织制度到以利于知识发现为主导的基层组织制度的转变，也没有将以社会职业分工为取向的专业教育为依据的知识劳动分工转变为以知识分类体系为取向的科学研究为依据来创设大学内部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即使战略成熟，但实现战略的路径却还在襁褓之中，这种情形之下的学科建设显然先天不足。
二是学科建设缺乏对学科组织及其组织制度安排的关注。由于知识存在方式的特殊性，学科组织可以以一种虚拟的形式来集约所有符合其学科使命的资源的实体形态，而不像其他组织一样一定要以清晰的刚性结构与清晰的组织边界来规范它的实体，因而在现实中，很多大学的学科组织都是一种虚拟的存在。虚拟形式存在的不确定性使其中一部分学科组织得以维系的纽带不是基于共同领域科学问题的研究，也不是增长学科知识的组织使命，而是成功申报某种级别与类型项目资助的现实需要与获取外部资源的兴趣。这就使得虚拟形式的无序状态成为一些学科建设者无序投入和非理性投入的理由。显然，如果缺乏一个健全的学科组织与相对完善的制度安排，不能把学科的要素纳入到一个科学的制度框架中，这种离散的学科要素投入的建设方式会导致投入效率与效益的递减效应，造成极大的浪费，并且投入越大，浪费越严重。
如果以上两个问题得不到彻底的改善，在创建创新型国家和高水平大学的社会背景下，大学将始终处于异常被动的局面。因此，要使学科建设进入有序化时期，达成大学学科建设之基本目的，当务之急是拓宽学科建设的视界，从对学科要素的投入和关注转移到对学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上来，通过学科建制，着力于提高学科的组织化程度，构建基于学科组织的大学基层组织制度。
从管理学的视角来看，大学学科组织化是指在大学组织中按照知识分类的体系在二级学科上建立知识劳动组织并使之逐渐有序的过程，是以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为使命，以学者为主体，以知识信息和各类学术资源为支撑，按照知识的具体分类开展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及社会服务的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建构和有序演化。
大学学科组织化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成长过程，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科组织的分层化或结构化。学科组织分层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学科成员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序列，而学科结构化既说明学科组织系统有逐渐独立的构成元素，又喻示着在学科组织演化过程中，后续结构比先前结构更有秩序或更有弹性、灵活性的结构状态。二是学科组织的演化。学科组织化意味着学科组织从无序、混沌向有序结构方向演化，或从较低的有序结构到较高的有序结构方向演化。在这一过程中，既有旧结构的瓦解，也有新结构的诞生，学科组织的这种有序状态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在变动中的适应。三是学科组织复杂性增长。学科组织化既意味着组织层次上纵向复杂性或同一水平组织层次上的横向复杂性的增加，也意味着学科组织分支机构的增加而出现的局部复杂性的增加。从某种意义上说，组织复杂性的增长标志着组织结构和功能的提升，也喻示着组织及其管理的复杂性增加。
学科组织化有其内在逻辑，大学学科组织化建设应当遵循这一内在逻辑，通过制定系统有效的学科发展战略来加快学科组织化。提高大学学科组织化程度就是指学科组织的使命与战略目标的具体化、明晰化：学科组织在大学组织结构中的实体化、建制化，学科建设参与者(政府、学校、市场、学者)关系的模式化、规范化。唯有如此，才可能使大学学科建设出现新的局面。
二、大学学科组织化的多元价值
从离散的学科要素投入到系统地提高学科的组织化，实际上是倡导一种建设方式对另一种建设方式的转变，无疑，这是对当前大学学科建设理念的重大挑战。从具体的大学学科建设实践来看，学科组织化的提出不但是对学科建设的一场全方位、多维度的变革，也必然是一个矛盾与冲突交织并存的过程。大学学科组织化能走多远，关键在于它能否在复杂、多元的社会价值体系中找到足以证明其合理性的依据。
在以往关于大学学科建设的讨论与研究中，我们习惯于站在教育学特别是高等教育学的立场上单一地用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水平来探讨学科建设的价值与意义。因为，学科建设的教育学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其通过学科建设来发展研究生教育，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并反过来进而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最终提升学校的学术地位和声誉。从科学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多元审视中可以看到，大学学科组织化的意义比我们想象得更为丰富与重要。
1.从科学学来看，科学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学科的发展水平，学科的深化发展也推动着科学总体的进步
科学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学科则是知识的分支或分类，知识的不断分化与综合导致新的科学体系与学科的产生、已存在的科学体系与学科的扩张。科学与学科以知识为共同细胞形成密切关系，在科学与学科的共生关系中，“科学是第一性的、决定方面的因素，学科是第二性的、被决定方面的因素”。从科学学的视角看，学科组织化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学科组织化符合科学知识生产的特征，能促进高深科学知识的探索、创造与积累。科学知识生产的探索性和创造性以及科学知识生产通过知识积累而进步的特点，决定了需要在科学系统内部实现“理性活动的制度化”。学科组织化旨在将具有共同学术背景与学术抱负的学者集结起来，在他们之间进行知识生产劳动分工并加强他们之间的交流与协作，进而整合科学知识的生产资源，降低科学知识生产的成本，从而实现“理性活动的制度化”。同时，学科组织化明确了知识生产的使命和目标，增强了学者探索新知识的使命感，增进了学科之间即不同知识体系间的融合与重构，有利于促进高深科学知识的革新与进步。
第二，学科组织化是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变革的必然结果，并能够推动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持续变革与发展。近代科学革命导致科学知识稳定而迅速地增长，一方面，科学知识生产活动从一种非独立的社会活动演变成为独立的社会生产活动，并从一种个体的随意行为发展成为群体的组织行为：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实现了从“经验试错式”与“哲学思辨式”向“科学体制化”的过渡。大学组织就是“科学体制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经历了教师会——讲座制——系科制/教研室的发展脉络，其历史发展轨迹与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变革历程相类似，这也表明大学科学知识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始终处于不断提高的状态。显然，以学科为基本单位的大学对知识生产活动进行组织管理能够进一步提高科学知识生产的组织化程度。
第三，大学学科组织化是科学职业化在大学内部的实现机制，并能够满足大学内部科学知识生产者的专业诉求。科学职业化的本质是形成科学知识生产与社会物质生产之间的交换关系，使科学知识生产纳入到整个社会的价值分配体系之中。大学通过发挥其三大职能(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使科学知识成为公共知识，从而实现科学知识生产的职业化，而学科组织化更便于把科学知识生产与科学教育纳入到高等教育体系之中，实现教育与科研的结合。教师因其在科学知识生产中的重要地位而成为科学学关注的研究对象，在大学内以学科为基础组织来进行科学知识生产活动能够满足科学知识生产者的专业诉求。
2.从政治学来看，学科组织化对于大学在逐渐复杂的社会中更有效率，更持久的生产、传播和应用新知识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学科组织化是大学实现社会服务的最佳途径。在环境宽松的早期大学，学科组织的松散结构并不影响它以何种形式集中学者们专心致志地去发现知识。但面对社会越来越复杂的任务和要求，学科必须在提高知识生产的效率上寻找出路。这必将是一个学科组织化的过程。
第二，学科组织化更容易有序和直接地完成政府要求的研究任务，促进大学能更为成功地满足政府所认知的并整合到来自于社会发展的间接需求，使大学与政府关系进一步融洽。
第三，学科组织化更有利于高效地生产和传播社会成员所希望的、在大学中掌握直面复杂社会和复杂问题时所必需的“高深知识”，有利于他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利益最大化。而致力于组织效率的努力将使社会成员更普遍地认为大学已逐渐具有更多的关注社会和公众的决心与责任感。从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角度来看，学科组织化使大学内部一个个学科组织逐渐成为利益集团，从而使大学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参与主体而是包含若干个规模更小的政治参与主体的“联邦”。这对于大学的每一个成员而言，无疑更有利于其利益的实现。同时，也会加快推进大学自身的民主管理步伐和政治社会化进程，并将显著降低大学组织的运行成本。
3.从经济学来看，学科组织化有利于通过优化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配置来提高学术研究的收益，达到学术生产收益最大化
第一，学科组织化符合知识分工协作原理，可以提高知识生产收益率。不同专业方向的人往往在不同的生产活动上具有知识的比较优势。哈耶克认为：“知识的分工特性，当会扩大个人的必然无知的范围，亦即使个人对这种知识中的大部分知识必然处于无知的状态”。在这种知识分立的状态下，每个人都能沿着一定的专业方向获取人类全部知识的一个片断，造成不同专业方向的人在不同的生产活动中具有了知识比较优势。发挥知识比较优势的知识分工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生产收益。学科组织化契合了这一知识分工协作精神：一方面强调知识分工，另一方面将一个个分散在不同学者身上的知识片断进行共享、整合、重组与激活。显然，学科组织化对提高学科学术生产的收益率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第二，学科组织化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学术的产出率。学科组织化意味着学科成员以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加入组织，学科组织之间严格按照知识分工与协作的方式组织学科成员，由于学科成员之间按照知识结构进行配置，因此学科成员之间能够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相互协作，形成异质相容的关系。这样势必减少学科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也有利于避免“学阀”、“学霸”的产生，“学术帮派”的泛滥以及“学术近亲繁殖”等导致资源内耗的现象。这样，学科带头人在学科组织化的过程中，通过对学科任务的目标管理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直接引导学科成员把力量集中在学术研究与创新上，从而能有效地提高单位人力与物力资源耗费的产出率，加大学科的学术产出与学术创新的收益。
第三，学科组织化可以减少学术生产的期间成本，提高学术研究的收益。在学术生产过程中，时间滞留越长，期间成本越大，生产的收益也会下降。如果学科没有组织化，知识主体——成员之间处于离散状态。任何科学命题的研究，交由一人，即使他能解决该命题，但可以肯定地说，其耗时一定较长，所产生的期间成本就大，而学科的学术收益肯定下降。学科组织化之后，采取团队研究，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互补互济，协作一致，则可望在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科学命题。既能节约大量期间成本，又进一步提高了知识研究的收益。
第四，学科组织化有利于提高学科学术生产的范围收益率。范围经济是指通过优化组织管理，挖掘组织的内在潜力，增加组织内部的功能的多元性，来提高组织的生产能力和生产率。学科组织化进一步强调了学科组织这一有机实体，作为大学组织细胞的功能，也更加突出学科组织承载大学培养人才、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作用。与过去的大学基层组织只是从事课程与教学任务而不从事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的教研室相比，以及与只是按照任务从事研究或承接社会课题而不承担教学任务的研究所相比，学科组织化显然可以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更能挖掘组织的内在潜力，增加组织内部功能的多元性，从而提高组织的范围收益率。
4.从管理学来看，学科组织化有利于有序地开展知识劳动并逐步提高运行效率
第一，学科组织化更利于凝聚学者。巴纳德说：“正式的组织是一种在有意识的、审慎的、有意图的人们之间的合作”，这意味着能否将不同个体统一到共同的目标之下对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至关重要。学科在组织化的过程中逐渐清晰学科边界和学科使命，这不但满足了学者在特定领域进行知识劳动的使命感，也使学者们拥有了共同的学科目标和基于特定学科传统之下的心理契约与行为范式。
第二，学科组织化更利于组织知识生产。学科是承担大学三大功能的基层学术组织，但就国内的现状而言，虽然各个层面的学科建设都以学科为单位进行资源投放，但学科却普遍缺乏与知识生产有关的各类资源的配置权，这些权力主要集中在学校以及院、系等层面，这是典型的权责利不对等现象，不符合管理的基本原则，这种状况不利于合理利用学术资源，也不利于基层学术组织活力的充分发挥。通过学科组织化，并赋予其更大的资源调配权，则能与政府及学校的投入机制相衔接，进而更能有效地组织知识生产。
第三，学科组织化更利于推动科学决策。科学决策的关键在于减少不确定因素。专业领域外的人员如果过多地行使行政权力等手段干涉学者们的知识劳动，显然会在“外行领导内行”的过程中增加决策的不确定性。学科组织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让“占有一定知识优势”的学科带头人利用其正当的学术权力对学科组织的运行和发展进行决策，显然，这样的决策更贴近学科组织的发展规律，也更科学。
5.从社会学来看，学科组织化有利于提高学科组织在社会系统中的合法地位和竞争优势
第一，学科组织化有利于学者获得更多的学科归属感。学科组织是学者们学术生活的最基本的社会存在，是学者们实现学术社会化的“初级群体”。学科组织化有利于学者们在“学科”的旗帜之下形成具有共同信念和学术共识的学术共同体，学者们将其对学术的情感寄托在共同体的学术研究活动之中，并获得更多的学科归属感。
第二，学科组织化过程也是学科组织制度化过程。学科组织通过制度化过程和社会的中心制度保持同步，取得单个成员很难拥有的社会承认，以“组织”的名义向社会争取单个成员很难获得的类似于项目申报、科企合作、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学位授予点、社会资助等学术资源，通过利用学科带头人的关系和学术影响力，以学术组织的形式建立起与其他学术组织的关系网络，促进学科组织间的资源交往，帮助学科组织提高社会地位。学科组织社会地位的提高又会吸引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愿意与之发生联系，这也促进了学科组织与其他组织的交流与合作，从而提高了学科组织的竞争优势，并进而提高了学科组织在学术圈内的地位。
第三，学科组织化有利于学术传统的形成和学术文化的沉淀。学科是学者的有机联合体，学科组织化更强调组织的统一意志，要求学科在发展中保持协调和一致性，这使得外部社会化要求的渗入和学科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逐步趋于稳定，学科也随之建立了特定的信念、文化符号和行为方式，这是学科内社会关系走向均衡，学科传统逐渐形成，学术规范趋于稳定的过程。
三、大学学科组织化的路径
一般而言，一所大学选择何种方式开展学科建设会受到学校定位和学校类型的影响。在学科组织化这一问题上，研究型大学与教学研究型大学有所不同。从任务上的差异来看，研究型大学侧重学科在知识发现功能上的组织化，教学研究型大学则侧重学科在知识整合与应用功能上的组织化。虽然不同类型大学在学科组织化的任务上有所差异，但是在组织化的路径上具有共性。
依据理查德·斯格特从理性系统视角出发所提出的“组织是意图寻求具体目标并且结构形式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集合体”的观点，大学学科组织也应被视为这样的一个系统的、社会化的组织，其组织化的程度越高，运行就越有序，功能的发挥就越大，离学科组织目标就越近。一般认为，社会系统组织化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包括体制设计、结构设计和运行设计三个层面。体制设计是对组织建立一定的建制体系，确定各层次组织机构及其责、权、利并建立其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横向联系模式和纵向联系模式。结构设计是对组织内部各子系统进行科学划分并分配其相应功能。运行设计是确定组织内部的规范行为(可预见的重复性事务)和随机决策行为(非预见性的非重复性事务)的基本规范。体制设计是建立系统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基础，因此选择社会系统结构形式和确定运行方式都应在体制的范围内进行，一旦超越体制范围，就会产生协调性问题。
遵循社会系统组织化的一般规律，大学学科组织化首要的是确定学科组织的使命，而后考虑组织要素的制度安排，这不仅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也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需要在经过学科建设实践对学科组织设计进行检验的基础上，不断修正和完善，并随学科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而调适。总体而言，大学学科组织化的路径可分为以下五个递归阶段。
1.学科组织使命分析
在本质上，学科组织使命分析是对特定学科组织在特定时空中存在价值的客观识别过程。学科组织使命决定学科组织发展的方向，能有效集约其他所有的学科要素，这也是学科组织发展的动力源泉。从内容上看，学科组织使命分析，一是分析学科组织在大学中存在的必然性及其对大学学科建设的作用，特别要注意学科组织的发展对优化大学学科生态的意义，二是确定学科组织的远景目标、战略和实现这些目标对学科组织内部各要素(学者、学术信息和学术物质资料)的要求，显然，学科组织的远景目标、战略与大学的战略发展规划和学科建设的总体设想应保持一致。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学科组织使命分析的准确性依赖学科建设者们对大学定位和学科建设资源优势把握的准确程度，这使我们必须关注学科组织的环境变量。事实上，组织化是一个不断与外部环境互动的过程，学科组织使命虽然相对稳定，学科组织却应该时刻关注外部环境以及各类学科组织发展制约因素的变动，以保持学科组织的与时俱进。
2.学科组织体制设计
学科组织使命的确定为学科组织的体制设计提供了依据。体制是给定社会系统为了有效地实现特定目标和任务，在一定思想理论指导下，所建立的一套进行领导、管理、保障、监督的组织建制和工作制度体系。体制设计首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学科建制。学科建制是一个使用频率相对较少的概念，从一般意义上看，建制总是与编制相关，而编制则必须以一定的机构为依托。因而学科建制强调的主要是学科的社会建制，主要强调组织机构、行政编制等物质性层面的东西，即所谓的学科外在制度。学科组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学科组织实体化，而学科建制则可以被认为是实现学科组织实体化、保障学科组织在大学中获得合法地位，从而确定学科组织真正成为大学学科建设核心的关键一步。围绕学科建制，学科组织体制设计还包括确定学校对学科组织的基本管理方式和方法原则，以及确定学科组织处理与其上下左右组织机构之间关系的原则、规定和程序等问题。这些规范的设计都为下一步的学科组织结构设计和运行设计提供了订制备选方案的框架。
3.学科组织结构设计
组织结构是规定任务如何分配，谁向谁报告，正式的协调机制和相互关系的模式，据此，学科组织结构设计可以被认为是确定学科组织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协调机制模式，即确定学科组织内在制度的过程。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学科组织结构设计是对学科组织内部子系统进行科学划分并分配其相应功能的过程，组织结构设计追求功能最大化。从目的来看，学科组织结构设计是为了寻找实现学科组织远景目标和战略的最好方案，以随时改善学科组织的效率问题。从结果上来看，学科组织结构设计使指导行为的规章被准确且明确地阐述出来，组织中的角色和角色关系不再仅仅依赖于学科组织中的人格因素。
4.学科组织运行设计
学科组织的运行是在结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中的具体内容、数量和时间进行的控制。因此，运行是一种广义上的决策，也就是通过分析问题，找出需要进行决策的环节，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寻求决策规范化的途径。在学科组织运行设计中除了要确定决策规范之外，还要明确区分学术权利和行政权力的界限，处理好学科任务和学者偏好之间的矛盾。对这些方面进行设计，将进一步巩固学科成员间的协作行动和共同规范，极大地提高学科组织运行效率，使学科组织能在多变的外界环境下保持良好的适应性。
5.学科组织系统评价
判定特定的学科组织在经过体制、结构及运行设计后是否满足事先给定的各种功能上的要求，这一工作是由学科组织评价环节来完成的。学科组织系统评价就是确定并选择评价指标，建立较为完备的综合评价体系，通过选择一种或几种评价方法来完成对学科组织功能和效率的综合评价，以进一步改良和优化学科组织化的状态。系统评价在本质上是对学科组织化的动态控制，检验其与学科组织使命的契合程度，以减少和修正学科组织化实现过程中所产生的偏离现象，使之有序、循序。
从结果上来看，我国目前各个层次上进行的大学学科建设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大学学科组织化的进展，但在实践中，由于学科组织化意识不强，片面强调学科要素建设等原因，学科建设的成效远远低于我们企盼的结果。通过有意识、有目标、有计划地推进学科组织化进程，学科建设能取得如我们所期待的较为明显的进展，而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罗云
（刊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7期）
一、学科与学科建设概念辨析
学科，在英语里称之为“discipline”。该词具有多种含义，包括学科、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熏陶等。伯顿·R·克拉克认为：“学科明显是一种联结化学家与化学家、心理学家与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专门化组织方式。它按学科，即通过知识领域实现专门化。”在我国，《辞海》把学科看作是“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著名学者丁雅娴认为，“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
笔者认为，所谓学科，是指对知识进行划分的一种单位。由于对知识划分的目的和标准不同，划分的结果也不一样。同一个知识单位，在不同的划分体系中可能处于不同的层级，即属于不同级别的学科。但不论哪一种学科划分体系，它都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起目录性的指导作用，规定了探索的范围和领域，成为人们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对象；一是起范型的作用，指导着人们的认识和实践，因为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学科组织、制度、传统和文化。
所谓学科建设，可以理解为建设学科或发展学科。它是指学科主体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规律，结合自身实际，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促进学科发展和学科水平提高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理解这个概念，要把握以下几点：(l)学科主体是指担负学科发展职责的某种社会机构或组织，学科主体是多元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政府机构或民间组织都可以成为学科主体。(2)学科发展既指学科的分化，又指学科的综合。(3)学科水平的提高既指学科整体水平的提高，又指学科某一方向、领域或方面水平的提高。与其他类型的学科建设实践活动相比，大学学科建设有其特殊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大学学科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才。目的是以功能为依托的，任何实践活动的目的都必须建立在其功能的墓础上。由于学科建设具有多种功能，如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等，所以，学科建设的主体往往有多种目的。以何种目的为主，这取决于学科主体在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担负的社会职责。如政府是国家和社会的代表，其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因此，政府机构进行学科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社会服务；科研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科学，进行科技开发，提高国家的科技竞争力，所以，科研院所进行学科建设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科学研究；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专门机构，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功能得到了较大的拓展，但人才培养仍是其主要职责，因此，高等学校进行学科建设的目的虽包括发展科学、服务社会，但主要目的是培养人才。
第二，大学学科建设的内容较其他类型的学科建设活动更为丰富。学科建设活动一般包括确定学科方向、选拔学科带头人、组建学科梯队、调整学科机构、建设学科基地、营造学科环境等内容。大学学科建设除这些内容外，还包括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学位点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其他类型的学科建设所不具有的内容。
二、大学学科建设的内涵
大学是以学科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学术组织，所以，学科建设是大学的基础性建设，牵涉到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大学的一切工作都与学科建设有关，但不能由此说大学的一切工作都是学科建设工作。笔者认为，从学科建设的内涵出发来考虑大学学科建设的内容，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调整学科布局
学科布局是指学科在大学的分布状况，它不仅决定了一所大学的学科结构，而且决定了大学的功能、特色，影响着学科水平的提升。因此，大学进行学科建设，首先要着手学科布局的调整。
第一，要进行科学定位。所谓定位，就是锁定月标的位置。通常情况下，每个组织都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关键是不清楚目标所在的位置。大学也是如此。每所大学都知道自己的目标是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但往往不清楚自己要培养什么层次、具有什么样的知识和能力结构的人才，发展什么学科以及在什么水平上发展这些学科，怎样服务社会和在什么领域、通过什么方式服务社会。所以，在学科建设的目标定位上，普遍存在着片面追求“高、大、全”，相互模仿、缺乏个性的问题。如综合J性、多科性，国际化、开放式，研究型、高水平，世界一流、世界知名、国内一流等，成为学科建设定位_L流行的术语。这表明，学科建设如不能正确定位，学科布局的调整就只能是盲从或无所适从。
第二，要从本校实际出发，建构综合化的学科体系。所谓综合化的学科体系，是指能够促进不同学科的文化、精神、制度和思维方式交叉融合的学科布局。建构综合化的学科体系，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需要，是科学发展以综合为主的规律的要求，是社会服务的需要。当然，建构综合化的学科体系，并不是说学科布局越全越好，因为学科综合化也有程度、层次和水平之分。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学校，要根据自己的学科实际，有选择地调整学科布局。但不论什么学校，要建构综合化的学科体系，在学科布局上都应涵盖文科、理科和工科三大学科领域。这里的文科、理科和工科，分别指的是人文社会艺术科学、自然科学学科和应用科学。中外著名大学的办学实践证明：办大学，没有文科，办不出氛围；没有理科，办不出水平；没有工科，办不出效益。
当前，我国大学在建构综合化的学科体系上存在着一个误区，即认为学科综合化就是指学科门类齐全。其实，综合化并不等于学科门类齐全。世界著名的研究型、高水平大学大多是综合性大学，但学科门类并不齐全。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没有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没有医学院、商学院、法学院。但另一方面，没有一定数量的人文社会艺术学科、自然科学学科和应用学科也不可能实现学科的综合化。如上述大学在学科布局上基本涵盖了人文社会艺术学科、自然科学学科和应用学科。再如麻省理工学院虽然以工科为主，但它的自然、社会、人文学科的实力也很强，经济学、语言学世界闻名。牛津大学原来以人文学科为主，但现在它的自然、应用学科，如冶金、材料、医学的实力也很雄厚。我国已有不少大学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如清华大学解放后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工科大学，自20世纪8。年代以来，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校制定的学科建设目标是“发展工科优势，加速理科与管理学科的发展，完善人文、艺术学科布局，争取在生命学科方面有所突破”。正如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所说：“没有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清华大学就不可能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再如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为满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需要，学校制定的学科规划原则是“主干的文科、适当的理科、必要的工科”。用纪宝成校长的话说，就是“我们适当发展理工学科，不是点缀，不是时尚，而是为了实现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与自然科学学科必要的交叉融合，促进科学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同时也是为了在校园内实现文科思维方式与理工科思维方式的结合或融合，形成人文素养与科学精神相结合的有利于人才健康成长的校园氛围’。
2.完善学科组织
学科组织是学科布局的载体，学科发展必须以学科组织为依托。没有一定的学科组织或学科组织设置不合理，学科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制约。我国大学的学科组织由于受1952年院系调整的影响和改革开放后的自我建构、相互模仿，普遍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院设置过多，院系并存，导致学科分割严重。如北京大学2002年不包括医学部，设有15个学院和15个独立的系，清华大学不包括医学院，有13个学院和5个独立的系，重组后的浙江大学有20个学院，吉林大学有40多个学院。二是院系设置没有层次，不能反映不同性质学科之间的逻辑关系，结果是对所有院系统一要求，违背了不同学科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这种状况不仅严重影响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融合，而且造成不同学科之间的盲目攀比、恶性竞争。
相比之下，国外著名大学的学院设置不仅普遍数量较少，而且各学院之间层次、职责分明，教学、科研互通，合作方便，非常有利于学科的发展。据2002年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大学的专业调整、学科建设、科研与开发工作”课题组对美、英、日、加等国和我国香港地区30所世界著名大学的调查，发现这些大学平均设有9.7个学院，其中，6所大学的学院设置数量在5个(含5个)以下，9所大学的学院设置数为6一10个，设置学院数最多的是密歇根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分别为17和巧个。川从学院的职责和相互关系来看，国外著名大学的学院设置一般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础学科所在的学院，一般称为文理学院。也有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者分设。这是大学的基础学院，主要承担本科生的教学任务和从事基础学科的研究生培养及科研工作。第二层次是应用学科所在的学院，即职业学院，如工学院、商学院、医学院、法学院、农学院、教育学院、建筑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新闻学院等。这些学院除工学院外，一般只培养研究生，从事应用学科的研究。通常情况下，一所大学会根据自己的实际只设其中的几个学院，以体现自己的特色。在学院之下，一般设系或研究所等基层学术组织。除此之外，大学和学院还设有许多跨学院或跨系的研究中心，以培养跨学科的研究生和从事跨学科研究。国外著名大学的这种学科组织建制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我国大学应结合实际，积极进行学科组织的改革：一要适当减少学院数量，规范学院设置，提高学院内学科设置的综合性；二是尽快成立本科生学院，把本科教育从与研究生教育、职业教育混为一体的状态中剥离出来，同时加快发展职业学院，把职业学院做大做强；三是根据需要，成立各种跨学科的研究中心或研究院。
3.组建学科队伍
学科队伍是学科建设的主体，学科建设必须依靠学科队伍来实现。没有一支高水平的学科队伍，就不可能建设高水平的学科。
首先，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在学科队伍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准确把握学者的特点，要认识到“主宰学者工作生活的力量是学科而不是所在院校”，“学者们对学科的忠诚往往大于对事业单位的忠诚”，并根据这个特点着力营造一个尊师重教的校园环境，即宽容的人文环境、宽松的学术环境和宽裕的生活环境。
其次，要注意形成合理的结构。虽然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特点，如基础学科的研究强调自由、独立；应用学科的研究注重团队合作，但作为一支队伍，要形成合力，就必须有合理的结构，包括年龄结构、能力结构等。一般而言，一支健全的学科队伍，应有1名学科带头人，3一5名学科骨干和一个包括若干科研助手、事务助手、技术助手在内的支撑体。
第三，要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作用。拿破仑有一句名言：一群由一只狮子率领的绵羊能够打败一群由一只绵羊率领的狮子。带头人对一支队伍的战斗力具有决定作用。在学科队伍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作用。学科带头人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对学科队伍的定向作用、管理作用和整合作用三个方面。
4.确立学科方向
科学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很多发展方向。任何一个学科组织都不可能在所有的学科方向上争创一流，它必须作出选择。选择学科方向，包括选择学科方向的数量和确立具体的学科方向两个方面。选择学科方向的数量，要根据师资队伍的状况来确定。师资队伍强大、科研水平高，可以多确立几个学科方向；反之，则要少确立几个学科方向，以免力不从心，但至少应保证一支学科队伍有一个明确的学科方向。确立具体的学科方向，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顶天”，就是要深人到学科的前沿，学科方向的前沿性，决定了学科建设的时效性；二是“立地”，就是要考虑学科方向建设的可行性，没有可行性，再好的学科方向也没有实际意义。确立学科方向的方法，可以依靠专家群体，采用“头脑风暴法”、“德斐尔法”等。
5.争取和设立学科项目
项目是学科建设的突破口，也是学科建设的得力“抓手”。通过争取重大的战略性、基础性的科研项目，不仅可以获得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而且能较好地促进相关学科的师资队伍建设、高水平的研究生培养和研究基地的建设。项目不仅指科研项目，专业、学位点、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精品课程、国家教学名师、优秀博士论文等都可以看作学科建设的项目。项目的争取，不仅有可能获得学科发展所必需的经费和条件支持，获得大成果，培养大学者，同时，在项目申报和评审过程中，还可以获得有关学科研究方向和突破点的合理性的评价信息反馈，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和扩展学术影响。项目获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学校的学科水平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认可、发展和壮大的过程。
学校通过设立项目，既可以达到宏观调控、重点建设的目的，又能提高学科建设经费的使用效益。学校在设立项目时，要考虑到不同学科的特点，既要重视“小科学”，又要重视“大科学”。清华大学在“Zn工程”和“985工程”的实施中，确定了四种类型的重点科研项目：一是以原始性创新为主要目标的基础研究，如“天然煤污染防治与生态优化”、“纳米材料与结构”等；二是以战略高技术及重大攻关为目标的科技创新研究，如“航天清华1号微小卫星”、“生物芯片”等；三是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改革为目标的宏观战略研究，如“黄河断流的成因与对策”、“中国制造”等；四是以推动产业进步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为目标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如“大型集装箱检测系统”、“光盘软硬件技术”等共40多项。这些重点科研项目的实施，推动了一批优势学科的发展。复旦大学在“十五”“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过程中，根据已有的基础，着眼于学科的长远发展，将40个国家重点学科融人23个学科建设项目中进行建设，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些项目分为三大类：一是体现传统优势，旨在加强基础学科，促进原创性研究的项目6个；二是发挥学科综合优势，争取在若干方向取得重大突破的项目，包括5个医学与生物学及其他学科结合的项目和4个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及其他学科联合攻关解决临床医学重大问题的项目；三是以探索和解决国家及上海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目标的项目8个。
6.建设学科基地
基地是学科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平台，它可以为学科发展提供良好的实验、研究环境和条件。我国大学在基地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部门或个人占有，小而全，低水平重复，利用率低，投资效益差，装备不平衡。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对基地的建设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按照“统建、专管、共用”的原则，在建设上，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确保能为从事前沿性、基础性、应用性较强的高、大、精、深、新的课题研究提供有效的支撑；在管理上，由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管理；在使用上，确保基地的通用性、共享性、开放性。
日本筑波大学在基地建设上，为了给学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教育和研究支撑，他们把学校的所有为教育和研究服务的设施、机构统一设置为外国语中心、体育中心、农林技术中心、教育机器中心、加速器中心、低温中心、学术信息处理中心、同位素中心等18个中心。这些中心的任务有两条：一是负责保养、管理教育、研究活动所必需的大型、特殊的设施；二是对凡属共同广泛使用的设备、标本资料及有关研究的辅助业务实行集中管理，以提高利用率和效率。我国兰州大学在“九五”“211工程”建设中，把用于购买仪器设备的经费分配至各学科点，由各学科点的各个方向自主购买仪器设备并实施管理。这样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各学科点自主购买仪器设备的自主性，却造成了一定的重复购置。为提高基地建设的水平，兰州大学在“十五”“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总经费当中，将2/3以上的经费用于建设成分分析类、形貌与结构分析类、生命科学类3个校级跨学科设备平台，以支撑所有的重点学科建设。在购置上，坚持“必须符合学科建设的整体要求并尽量作到覆盖面广、通用性强、辐射面宽，必须使拟采购的仪器设备与现有仪器设备之间具有相关性和配套性，必须具有先进性、能够立即投人使用，并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大型项目中发挥作用”的原则；在管理上，成立了由学校主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有关专家组成的“大型科学仪器管理委员会”和各平台学术委员会，统筹管理，聘请专人操作、维修和技术指导，较好地促进了学校的学科建设。
7.建立学科制度
学科制度是学科建设的主体为保障学科建设的顺利进行，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的一系列规则、规定。学科制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它包括组织制度、计划制度、资源分配制度、执行制度、检查评估制度、奖惩制度等。当前我国不少大学在学科制度建设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不少制度不仅与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相抵触，而且不同的制度之间也相互矛盾、冲突，致使很多制度无法操作，形同虚设。今后随着依法治校的加强，这方面的问题将会更加突出。所以，学科建设必须重视建立学科制度。建立学科制度，要坚持先进、全面、具有可操作性的原则。
8.营造学科环境
学科环境既是影响学科建设诸要素的集成，又是学科建设的结晶。它既包括大环境(自然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又包括小环境，主要指校园环境，含软(指学术氛围)、硬(指基础设施、科研条件)两个方面，两者结合起来便构成学科的生态环境。大学在营造大环境上作用有限，但在营造小环境上大有可为。大学营造学科环境主要是指营造校园环境，尤其是营造校园软环境。营造校园软环境一要坚持崇尚科学；二要坚持民主管理；三要坚持学术自由。所谓崇尚科学，既包括祟尚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又包括崇尚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要防止文理相轻、理工相斥的不良现象。所谓民主管理，既包含少数服从多数，也包含多数保护少数；既要反对个人专制，也要反对大众暴政。所谓学术自由，是指在学术问题上，要秉承“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至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信念。
以上论述的学科建设的八个方面，既不是完全独立、毫不相干的，也不存在依次递进的逻辑关系和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各学校要根据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原则，结合本校校情，有计划、有顺序地安排。既不能割裂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孤立地强调某一个方面，也不能不分重点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
三、大学学科建设的基本逻辑
学科建设作为学校的一项基础性建设，方法多种多样。各个学校的学科基础不同，办学条件不同，运筹资源的环境和能力不同，因而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寻找适合本校校情的最佳方法。但不论选用哪种方法，都应遵循以下基本的逻辑。
1.统一领导。学科建设作为高等学校的一项基本建设，它不是一项具体的工作任务，也不是学校哪个职能部门的专门职责，全校各部门、各单位，包括全体师生员工都负有学科建设的使命。所以，要想抓出实效，必须坚持统一领导。过去很多学校长期没有校领导分管学科建设工作，也没有一个职能部门归口管理学科建设工作，学科建设处于若干职能部门各管一摊，人人都管，人人又都不管的状况。现在虽有不少学校成立了学科建设领导机构，设有学科建设工作办公室(大多挂靠在研究生管理部门或学校发展规划处)，但由于缺乏权威，难于统一，因此，建设效果仍很不明显。大学要在学科建设上尽快有所突破，就必须成立由校长亲自挂帅的领导机构，统一领导学校的学科建设工作。
统一领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领导思想，要在思想上切实解决学科建设“扛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的问题，并把它内化为全校师生员工的思想信念。只有这样，才能把大家团结起来，齐心协力，一心一意搞好学科建设。二是领导组织，特别是要抓好各级组织、各个部门的领导班子建设，并通过各级组织、各个部门的合理分工和密切配合，方能抓出实效。
2.科学规划。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保证学科建设卓有成效，就必须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学科发展规划。首先，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遵循科学发展的规律。其次，要知彼知己。知彼，就是要了解省内外、国内外，同类或不同类、同层次或不同层次院校同类学科的发展现状、特点和趋势；知己，就是要了解本校本学科发展的现状、实力、潜力、优势，及与国内外的差距。第三，要坚持突出重点、形成特色。所谓重点，就是优先发展。不同的学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发展重点，优势学科、弱势学科、空白学科都可以成为重点。判断一个学科能否作为重点，有三个标准：是否可能，是否急需，能否创造具有重大价值和影响的成果。学科的特色是指一个学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被社会所公认的、独特的、优良的特征。特色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一个特征能否成为特色，关键要看两点：一是显示度；二是影响力。国内外成功的学科建设经验证明，要保证重点突出、形成特色，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伯克利加州大学原有14个学院，下设100多个学系，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每个领域都要保持全美前三名”，后来发现这不可能。于是，他们调整发展战略，集中力量，重点发展生物原子工程(当时在美国发展生物原子工程的时机非常好)，要求学校的每个系都尽量和生物原子工程挂钩，从不同角度配合生物原子工程的研究，以形成自己的特色。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促成劳伦斯发明了加速器。正是由于发明了加速器，伯克利加州大学一下子拿了17个诺贝尔奖。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生物原子工程学科成了世界第一，伯克利加州大学才世界著名。
斯坦福大学“学术顶尖”计划的成功实施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二战结束后的斯坦福大学作为一所私立的二流院校，地处弗兰西斯科海湾一隅，地理位置偏僻，师资流失严重，要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极为困难。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时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的特曼大胆地提出了“学术顶尖”的构想，决定打破所有学科均衡发展的传统作法，采取特殊措施，重点发展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学科。经过努力，除化学成效稍逊外，物理学科成就斐然，最突出的是布洛克因发现核磁共振现象而获得195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斯坦福建校半个世纪以来获得的第一个诺贝尔奖，也是该校步人名牌大学的一个标志。而成就最大的还是电子工程学科。特曼依靠出租学校的土地，建立高科技工业园，不仅使该地区成为美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集散地，而且极大地增加了学校的收人，吸引了人才，为电子工程学科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现在，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工程学科和“硅谷”一起已成为世界各国著名大学进行学科建设的一个样板。
3.组织实施。
学科规划只有付诸实施，才能产生实效。学科规划的实效性，不仅取决于规划本身的合理性，更取决于规划实施的科学性。即使有一个好的学科规划，如果实施不科学，不仅不能达到目的，而且可能产生劳民伤财的负作用。所以，在学科建设过程中，规划一旦制定出来，就要着手付诸实施。实施学科规划，一要明确职责，责任到人；二要坚持责、权、利相统一原则。
4.评估检查。
为保证学科规划实施的科学性与合目的性，除需要实施者周密设计、精心组织以外，还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外部监控机制。评估检查就是一个重要的监控措施。学科规划的实施过程怎样，效果如何，都可以通过评估检查得到反馈。进行评估检查，要坚持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检查相结合、内部评估与外部评估相结合、定性评估与定量评估相结合。
5.总结完善。
总结完善贯穿于学科建设过程的始终。不仅学科建设的领导工作需要经常总结完善，学科规划的制定、组织实施、评估检查，包括总结本身都需要经常性地总结，不断完善。因为任何实践活动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都有一个改进、完善的过程。总结的目的就是为了改进，使之更加完善。所以，总结一定要实事求是，坚持奖惩分明。要切实把总结的过程变成一个寻找差距、弥补不足的过程，变成一个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过程，变成一个师生参与、集思广益的过程，变成一个聚众思进、奋发图强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科建设工作越抓越好。
黄亲国
（刊载于《教育研究》2006年第5期）
一、大学学科对大学科技园发展的影响
从世界各国大学科技园发展的历史来看，大学科技园的发展与其所依托的大学学科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系。大学学科对大学科技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提升学科水平
学科水平是一所大学在国内外地位的主要标志，也是影响大学科技园发展的重要因素。大学的学科水平决定了其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系统输出质量的可靠性、稳定性。当年在创办斯坦福研究园时，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特曼教授提出“学术尖端”的构想，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吸引顶尖的人才，二是把有条件的系科办成学术顶尖。这实质上就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重点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正是由于斯坦福电子工程系的教学和科研的成就与研究园区的顺利发展互相促进，电子工业的摇篮——硅谷随之迅猛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又为电子工程系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在斯坦福研究园内，汇集了近百家微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化工制药等方面的高科技公司。
我国许多大学科技园的成长也主要得益于一批研究型大学的优势学科，如清华大学的电子工程、浙江大学的自动控制、华中科技大学的机械工程、中南大学的材料科学、同济大学的建筑工程等。这些优势学科不仅在该校具有特色和优势，而且也是全国的重点学科，具有一大批拔尖的学科带头人、良好的实验条件和充足的科研经费，每年产出大量的研究成果，成为大学科技园技术创新的重要源头。如同济大学拥有国内同类学科中的教学和研究实力较强的六大学科群，分别是土木工程与桥梁、海洋地质与生物、环境科学与工程、城市建设与材料、机械电子与汽车、轨道交通与道路等学科群。同济大学科技园充分发挥学校科技与人才的优势，不断进行体制创新与机制创新，建立起以六大学科群为依托的科技创新机制。华中科技大学依托其激光技术、数控技术、机械制造等重点优势学科，在大学科技园内形成了华工激光工程有限公司、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等高科技企业。目前，华工激光引领着中国激光技术研究及应用的最前沿，承担着中国激光技术产业化的伟大使命。华中数控是我国最大的数控系统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数控技术人才培训基地。国内外的大学科技园的发展经验表明，高水平的学科是建设和发展大学科技园的前提。
2.优化学科结构
学科结构与大学科技园的发展有重要的关系。现在，世界各地都在纷纷发展大学科技园，但并不是任何大学创办的大学科技园都能获得成功。究竟什么样的大学适宜创办科技园，其中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但大学的学科结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从大学科技园发展的历史来看，凡是依托学科综合优势较强的研究型大学的科技园容易获得成功，尤其是以强大的理工科学科为背景的大学科技园往往发展得比较好，如美国的斯坦福研究园、英国的剑桥科学园等。我国的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都是以理工科学科为主要特色的。而一些以文、理学科为主的大学，虽然也创办了大学科技园，但其发展的成效却比上述大学科技园逊色。如英国的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同样都是世界著名大学，但由于学科结构的差异导致其科学园发展的不同结果。从学科结构来看，牛津文科与理科学生的比例是2∶1，而剑桥是1∶1，前者注重纯科学而反对应用科学，其工程科学部门很少，而工程学系乃是剑桥最大的部门。此外，学科与工业的关联性也影响科技园的发展，有的学科与工业的联系密切，有的学科联系相对较少。如电子工程、计算机学科最适合小企业，易于推动大学科技园的发展。
然而，大学科技园强调以理工科为主要学科的作用，只是反映大学学科结构的比例问题，并不是排斥其他学科的作用，恰恰相反，大学科技园的发展离不开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学科是大学科技园创业企业发展的理论基础，即使是人文学科也是大学科技园发展所必需的，这些学科为培育科技园的人文精神和创新创业文化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国外一些成功的大学科技园，如斯坦福研究园、剑桥科技园等都十分注重发挥其他学科的作用。考察我国目前学科发展最好的一些国家重点大学的学科结构和布局，发现这些大学的学科结构与国家建设发展目标存在不少差距，如传统学科过于集中，新兴学科、人文学科都十分薄弱，这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研究和开发有很大的制约，影响了大学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发挥和大学科技园的发展。
3.完善学科组织
学科的发展与其组织结构有着很大的关系。科学研究经历了伽利略的个体活动时代、牛顿的散式学术组织时代、爱迪生的“实验工厂”的集体研究时代以及以美国的曼哈顿计划、研制原子弹为标志的国家建制时代。从这一历程可以看出，现代科学研究正逐步从“小科学”向“大科学”发展，从分散个体到集体研究形式，从单一学科的研究向多学科综合研究方向发展。大学科技园的研发创新活动往往涉及多学科领域，传统划分过细的学科组织形式难以承担科研攻关和技术创新的任务，这就迫切要求大学的学科组织要进行相应的变革，要按照学科群的要求组建研究机构或二级学院，整合学科资源。但学科群并非学科的简单组合，而是学科在高度分化基础上高度综合的产物，是学科的纵向发展、交叉发展和综合集成的结果。
大学按照学科发展规律需要建立学科群，有利于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大学的学科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英国剑桥大学科技园迅速发展，除了大学对办企业的态度改变以外，还与剑桥大学特有的学院制和大学的管理制度有关，这些学院大都是文理交叉，自然、社会、人文学科并重的学科群模式，具有很强的学科综合能力。另外，学院制使剑桥大学的中央集权很少，而众多学院有较大的自治权，每个学院都是一个非正式的社区，这样的社区为不同学科、学派、文化的人提供了接触了解的良好环境，不仅有利于互相启发思路，促进学术发展，还有利于密切与外界社会的联系。此外，剑桥大学的聘任制不鼓励研究人员在剑桥长期任职，若想长期留在剑桥，其出路往往是参加或自己创办新的企业。我国清华大学的生物芯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的计算所集成制造系统等都是学科群建设的成功范例。这些学科群产生了大量研究开发的成果，不断为大学科技园的发展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由此可见，寻求和发展灵活多样的学科组织，不仅可以使学科发展更具活力，有利于探索学科发展新的增长点，还可以为大学科技园的发展提供创新知识、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保障。
4.丰富学科文化
从学科文化的角度来看，每门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传统、价值信念和研究范式，尤其是其价值信念不仅与大学的办学理念紧密相关，而且还始终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事实上，斯坦福大学从创办之初就确立了为社会服务的理念，在特曼教授的倡导下，这种理念成为斯坦福学科文化的重要内涵，推动着斯坦福研究园的蓬勃发展。早期的剑桥由于受英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直紧守着“为学术而学术”的办学宗旨，不屑与商业为伍，不欢迎办工业，更害怕工业化。尤其是1950年的威廉霍尔福特的报告，强调限制剑桥市及附近的工业生产，不鼓励在郡内建设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等消极态度妨碍了剑桥大学与工业的联系。直到1969年莫特报告提出后，剑桥大学的态度才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莫特报告被认为是剑桥校方改变对待工业发展的态度以及采取与当地合作态度方面的转折点，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在1969年允许三个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研究员创办了激光公司(LaserScan)这家计算所制图公司，这家公司成为进入剑桥科学园的第一个房客。从此，剑桥大学的许多实验室强烈要求参与工业应用，例如电子计算机、扫描电子显微镜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表面分析和电子光学技术，以及农业和医学方面的生物科学，先后形成了一批有竞争实力的高科技公司。我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著名大学一向比较重视大学技术成果的转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创办校办科技企业，这些大学与工业界的关系十分密切，具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在学科建设中形成了把科技成果应用于实际的价值取向，因而其创办的大学科技园具有明显的优势。
二、大学科技园对大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以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来带动大学的科学研究，是促进和支持大学的学科建设，实现上中下游的互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1.凝炼学科方向，拓展学科的研究领域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在应用性学科领域，若单纯地从事理论性研究，往往很难形成独树一帜的学科方向。特别是由于我国在已有的研究基础和研究设施等方面与先进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单纯的理论研究往往难以超越国际先进水平。而通过与实践的结合，从解决生产实践中提出的问题着手，就可以使我们的学术研究紧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中发现新的研究领域，从而走到学科研究的前沿。
大学科技园作为学术研究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平台，有利于凝炼学科方向，拓展和发掘新的学科领域，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促进学科的交叉、渗透、综合，以及新兴边缘学科的发展。大学科技园区的许多项目仅仅依靠单门学科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多学科、跨学科的联合攻关，才能解决高科技企业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依托大学科技园的产业和研发平台，开辟新的学科研究领域。入驻清华大学科技园的大型企业的研发机构大都与清华大学各院、所建立了合作关系，如P&G公司与化学系、环境工程系、精密仪器与设备系共建了清华大学分析测试中心，MIST公司与计算机系共建了Java技术研究与开发联合实验室等，拓展了清华大学相关学科的研究领域。
2.繁荣学术气氛，促进学科队伍建设
大学科技园区的研发机构和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尤其是在进行重大科研攻关项目中，对学科队伍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一是可以聚集一大批相关学科的带头人和学科骨干，繁荣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气氛，密切学术同行的交往和联系；二是可以锻炼和培养一批学科带头人和学科骨干，形成合理的学科梯队；三是有利于培育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多年来，浙江大学的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学科一直致力于选择直接服务于工业生产的课题研究。在浙江大学科技园建立以后，该学科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依托科技园的研发创新平台，组织了高起点、大规模的科研攻关，进一步加强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形成了一个从应用基础理论研究、示范性应用研究、产业化研究、到商业化推广的完整、系统、成规模、高层次的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积聚、锻炼并培养了一支结构合理、团结拼搏、学术水平较高、富有创新精神的学术队伍。又如，东南大学科技园的南京东大宽带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是依托东南大学毫米波重点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孵化的高科技企业，自公司成立以来，毫米波重点实验室引进了博士、硕士毕业生10多名，科研力量大大增强，另外公司本身还留了一批本学科的毕业生，改变了以往人才外流的局面。
3.改善学科发展条件，提高学科的研究开发能力
学科建设和发展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包括经费、设备、实验室及图书资料等。这些条件的改善和保证单靠政府的投入远远不够，在我国，大学办学条件的改变和科技水平的提高，目前主要取决于大学争取到社会支持。大学除了为社会培养人才外，还要积极与企业进行合作研究，也就是说，通过大学技术成果的转化来改善办学条件和增强办学活力。东南大学依托大学科技园的成果转化，形成了学科与科技园的良性互动，有力地提升了优势学科的核心竞争力。
大学科技园为相关学科提供了试验基地，在技术、装备、资金等方面对相关学科给予支持，增强了学科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能力。如2002年至2004年三年间，东南大学承担国家“863”计划项目的经费数额位居全国大学的前列。中南大学的矿物加工学科拥有较强的科研和学科优势，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矿冶生物加工技术的研究，但由于该技术要求投入大，制约了该学科的发展。现该学科依托大学科技园和现有技术孵化的长沙冠华生物化工技术有限公司，公司创办仅5个月就获取技术转让费一千多万元人民币，其后又获得国家计委高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资助，在这些经费和项目的支持下，该学科兴建了一栋一万余平方米的矿冶生物工程大楼，大大改善了学校矿冶生物加工技术及生物工程学科的研究发展条件。
4.完善培养体系，促进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
培养大批高层次创新拔尖人才既是知识经济时代对大学的迫切要求，也是大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但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需要有一个较为完善的培养体系，仅仅依靠大学单方面的力量是有限的。大学科技园的发展，一方面使教师和科技人员从课题立项到研究开发立足于市场的需求，立项方向明确，起点高；另一方面，使高年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在导师带领下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毕业论文、工程设计，培养了创新、创业精神，提高了实践能力。
近年来，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园注重发挥人才培养基地的作用，让入园企业参与学校的人才培养800多人。其中广州华工百川自控公司建立了研究生培养实习基地，公司的高级工程师亲自就实际问题指导研究生开展科研活动；广州南科集成电子有限公司入园后即建立了南科学生创新实践与就业实习基地，供华南理工大学学生在IC集成电路设计领域开展实习活动，2004年就有60多名学生在此实习。重庆大学科技园成立了科慧研究生创新园，旨在完善大学科技园创新创业人才培育的功能，推进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的建设，更好地转化研究生创新成果，并进一步培养和提高研究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目前，科慧研究生创新园通过其独具特色的创新方案设计大赛和其他实践性较强的业务拓展，已经逐步成为重庆大学科技园中以研究生创新创业为主的特色分园，成为重庆大学特色品牌。依托大学科技园实践基地，让学生直接在生产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为他们创新能力培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
由此可见，大学科技园与大学的学科建设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和一定的互动作用，尤其是对一些应用学科和新兴学科，这种互动作用更加明显。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受到依托大学的学科水平、学科结构、学科组织和学科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大学的优势学科是大学科技园发展特色产业的技术基础。但这四个方面的作用效果不是等同的，也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相对来说，学科水平和学科文化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它们对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往往影响较大，但学科结构和学科组织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同时，大学科技园对学科方向、学科梯队、学科发展条件、人才培养等学科要素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当今时代发展中，学科的发展将日益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新兴学科、特别是应用性技术学科的发展壮大，更是建立在其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之上，这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要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关键是要建设好高水平的学科。因此，在学科的建设过程中，一些应用性学科应充分发挥大学科技园这一载体的作用，以学科成果的转化作为学科发展的动力。
吕改玲 蔡琼
（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07年第10期）
大学是以学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学术组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都是以学科为基础进行的，学科水平反映了一所大学的整体水平和综合实力。随着高新技术的蓬勃发展，各学科发展速度加快，学科渗透性增强，孤立开展各学科的研究已难以适应学科快速发展的趋势。建立以优势学科为依托、各相关学科交叉渗透的学科群有利于优化学科结构，发挥人才集中、学科综合的优势，有利于创新型研究生人才的培养。
一、大学学科群的涵义及其特性
（一）学科群是学科发展的新趋势
科学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的分化，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普朗克指出：“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然而，随着人类对自然界及自身社会现象的认识不断深入，单一的学科知识体系已经难以揭示物质运动的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必须借助于多学科知识的参与和聚焦%才能够透视隐藏在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
学科群是学科发展的新趋势，是现代科学在高度分化基础上高度综合的结果。21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空前提高，科学知识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和特点：一方面，科学的分化愈来愈细，学科门类愈来愈多，越来越多的知识领域表现出内在的深奥性和固有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愈来愈密切，传统的学科界限不断被打破，边缘学科、横断学科、综合性学科等新兴交叉学科大量兴起，不同学科概念、研究方法也被移植运用到其他学科之中，科学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实现了高度的综合，而且综合的趋势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现代科学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相应地，现代科学研究也逐渐从分散的个体和小规模为主要研究形式的、单一学科的研究，向以一定规模的集体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方向发展，即由“小科学”向“大科学”发展。当今高科技的发展轨迹几乎都是处于多学科连续体中的多学科交叉的曲面上，并不是原有技术发展轨迹上的线形延伸或在原有实践经验阶梯上的单纯叠加，而是以现代科学研究的最新成就为基础，开辟与以往技术发展有根本性不同的新空间。现代科学发展新的趋势和特点促使大学不断地优化学科结构，在扩大学科覆盖面的同时，构建以优势学科为依托的学科群，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从而为创新人才培养营造一个学科共生的学术环境。
（二）大学学科群的涵义
大学的学科群是指为适应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及经济发展的需要，由若干相关学科围绕某一共同领域（如重大教学项目、重大科研项目等）以一定形式结合而成的学科群体。一般来说，其框架由带头学科——支撑学科——相关学科递进构成。带头学科是学科群建设的龙头，体现了学科群的总体发展方向，对与其相关的学科产生凝聚和辐射作用。前苏联学者凯德洛夫在!"世纪#"年代初提出的“带头学科”理论认为，“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总是要有一门作为主导学科带头向前发展的。这门学科对其他学科以及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社会科学同样如此。此外，学科群还应有支撑学科（或重点学科）和需要带动发展的相关学科作为其基本的组成部分，从而形成以高新技术应用或重大科研项目研究为基础，在遵循学科发展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促进优势学科和相近学科间的渗透、交叉和协作，促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学科群作为一个整体，其各学科内部的逻辑关系主要体现在结构模式上，有学者借助几何图形把学科群分为树状型、网络型、行列式型、星团状型和原子团簇型，或按照学科间结合的紧密程度，将其分为实体型、紧密型和松散型等。学者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学科群有不同的分法。显然，同一门学科处在不同的学科群结构中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结果。
（三）大学学科群的特性
学科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大学人才培养的质量，对于任何一所大学来说，不断提高各门学科的水平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单一的学科建设一般会要求本学科在所属的领域内向尖端、高深方向发展，向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发展。然而，学科群是由若干学科相互渗透、相互支撑，围绕某一共同领域或重大的科研项目紧密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它的建设往往是针对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或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是一个综合体，需要众多学科参与共同解决。这样，我们就不能把学科群看成是多个学科的单纯集合，还应承认它是能够承担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任务及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优势集成和有机的组合。基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分析，大学学科群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间的交叉渗透性。学科群由具有某一共同属性的一组学科组成，通过相互反应、相互作用结合起来，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以学科间共同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群体。一个学科往往与多个学科发生联系。在学科门类逐渐增多、学科覆盖面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学科间的交叉渗透日益增强。其结果是在原有学科中形成新的生长点和新的方向，并且产生新的边缘性、交叉性、综合性学科，多科性特征进一步增强。因此，学科群内部学科间应遵循协同共生原则，维持各学科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以促进学科整体水平的提升。
2.学术团队成员的互补性。传统的资源分配形式导致人员局限在各院系甚至某研究所或某课题组的小范围内，各学科和各院系人员之间存在很深的壁垒，教师跨院系授课和跨院系研究还存在许多障碍，人力资源的共享尚未形成。学科群进行信息交换的载体是学术团队。所谓学术团队是指一些才能互补、团结协作为实现共同学术研究的人力资源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集合体。学术团队的组成人员一般是学科带头人、团队组织中的其他研究人员、其他组织中的客座教授、兼职教授等等。教授或博士生导师作为学科群中带头学科的学术负责人或首席教授，肩负着牵动一片的职责，在学科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研究内容的前瞻性。学科群注重学科之间的交叉与综合，尤其注重基础学科的发展及其对应用学科的作用。各个门类的学科单元独立自由地存在着，在社会出现需求时就进入一定的有序状态，构成一个结构清晰的学科群。它对来自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自身发展产生的科学技术需求，有很敏感的反应，并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往往是以重大的社会问题或是教学、研究项目为对象开展研究，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应用性。
4.学科建设的动态性。某一阶段的学科群将以一个相对稳定的固定形式存在，但纵向来看，学科群的建设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学科群建设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相互作用的协同机制。学科间的相互作用大体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联系紧密的学科之间发生变动，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甚至成为新兴学科的生长点，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学科逐渐影响和辐射着其他学科；第二阶段由于一系列的变动、作用的积累，发生了带头学科的转移，形成结构重组现象，其结果是原先的学科群方向发生变化，其中的学科组成略有调整或进行重构，形成新的学科群。所谓“带头”是有更替性的，并不是某一门学科永远起带头作用，一定时期后总要让位于其他学科。
二、大学学科群对于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的作用
（一）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教育结构中最高层次的教育，肩负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重任。研究生既是学生又是研究者，既要学习知识又要在科学研究中有所创造。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当前，我国培养的研究生还存在着种种问题，如知识面较窄、实践能力较差、创新素质不高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综观整个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1.过度专业化的课程体系和单一的教育模式。研究生比较注重专业知识的训练和提高，因此他们所掌握的知识系统、扎实，但知识面相对较窄，这与我国现行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是分不开的。在教学过程中过于强调知识的传授与灌输，教学方法单一，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的批判精神和创新欲望。教学内容陈旧老化，抑制了研究生主动参与、自主学习、大胆创新的激情和欲望。
2.学科专业间的阻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学研究的开展。科学研究不但受到指导老师和学生个人因素的影响，更会受到学科专业的影响。学科专业对人的发展起着定向和规范作用，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由于受学科边界和传统专业的限制，研究生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容易受某一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约束，不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形成和创新思想的产生。尤其是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中，是否能够从多学科的视角、采用多种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直接关系到选题是否新颖、观点是否有新意以及论证是否充分等，关系着毕业论文的质量。
3.导师个体指导的局限性。我国研究生教育推行的是“导师制”，在目前扩招的背景下，一位导师同时指导几名学生，少则三四名，多则七八名，很难有精力和时间对所有学生进行精心的指导，同时由于导师的偏好、观念，尤其是研究领域的局限性，部分学生的研究兴趣实际上无法得到导师认同，从而挫伤学生进行科研、创新的热情，习惯于按传统的、固化的思维方式和规则考虑和解决问题。
（二）大学学科群建设有利于研究生创新人才的培养
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高质量的专门人才。建设高起点、多层次、综合性的学科群，是实现多学科、跨学科综合教育的前提，是培养高质量人才、提高科研层次和科研水平的有效途径。目前，研究生教育中创新能力不足已经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要加强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就必须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实现多学科的交流、磨擦与碰撞，才能培养和造就出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
1.课程教学方面。课程教学是研究生获取各类知识的基本途径，是研究生教育的起始阶段，对研究生的知识积累、思维训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基础。从课程内容来看，学科群中各学科知识之间的相互交叉、融合与渗透，有利于课程内容的丰富、更新和优化，同时还可以根据科学技术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对研究生的课程内容及时做出新的组合和补充；从教学上来看，有利于发挥学术团队中具有不同知识结构和专业背景导师的人才集中优势，他们不仅有一套比较实用的教学方法，而且多种教学方法的采用有利于激发研究生的创新性思维，适应和满足学生多方面的要求和特点。
2.科学研究训练方面。科学研究是一种创新活动，是在全面了解和掌握前人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上发现新知识和形成新技术的活动。它是现代大学的重要职能之一，是社会创新的重要源泉，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关键。学科群的建设打破了学科间的阻隔，由此产生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大量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同时，又促使研究生从多学科的角度，运用多种知识、理论和方法把学科的知识和课题项目很好地结合起来，使研究生通过参与重大科研项目形成多学科的思维方式，产生创造性的思想和提出多重的综合解决问题的方案。另外，学科群建设可以实现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如师资力量的整合、综合实验室的建设等，为研究生进行创造性研究提供有利的条件。
学位论文的创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过程，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学位论文综合体现了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论文的撰写过程既是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过程，又是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淋漓发挥和集中体现。学科群的构建有利于研究生在掌握本学科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熟悉相邻的学科领域，从而使研究生在确定选题时有广阔的视野，并能结合重大社会问题等进行跨学科研究。学科群内不同学术思想的相互交融，不同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以及各种理论在不同学科间引用都会撞击出创新的火花，这不仅为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创造了环境，拓宽了知识面，同时也为产生新观点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场所。多学科的研究有利于研究生科学整体意识的形成和从多学科角度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3.导师指导方面。我国目前研究生教育实行的是导师负责制，导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围绕学科群建立起来的导师团队，既能发挥学术造诣高并在国内外具有相当声望的老教授的作用，又能改善少数指导教师由于种种原因实际无力指导研究生的处境，更可以充分发挥那些年富力强、学术上已有一定造诣和影响、科研经费较足的中青年学术骨干的作用，也能够弥补单一导师制条件下导师知识和能力的不足，避免导师个人学术研究的局限性，发挥集体优势，从而为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
在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课程教学、科学研究和导师团队并不是相互独立、相互分割的：课程教学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导师指导给科学研究指明了方向，课程教学为导师指导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依据。学科群建设使得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关系更加密切。学科群建设，使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和各种力量的优化合理配置为课程教学的实施、科学研究的顺利开展和导师团队的有效指导提供了思路，为研究生创新人才的培养开辟了有效的途径。
三、加强大学学科群建设，培养研究生创新人才
大学的学科群建设要结合大学自身的实际情况，办出特色和水平。对于绝大多数高校来说，只是在某几门学科上拥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同时由于学科发展趋同现象的存在，使得这种优势成为相对优势而非绝对优势，所以大学要把相对而言基础比较好、发展比较快、在学科共同体中有一定影响的学科作为重点来建设，整合现有资源，发挥自身的优势。学科群的建设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但某一阶段的学科群将以一个相对稳定的固定形式存在。加强学科群建设，就是要在带头学科的凝聚和辐射下，使内部各学科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为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提供依据；以优势、特色学科为核心，若干支撑学科和相关学科共同发展，为研究生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奠定基础；建设一支以学科带头人为龙头，由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组成的结构合理的导师团队，给予研究生更多更有效的指导，从而培养出更多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
1.建设具有共生效应的学科群，为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更为科学的课程体系。建设大学学科群，要遵循学科发展规律，形成学科间的共生效应。学科群的建设首先是培养主体学科。主体学科既可以是原有学科的扩展，也可以是根据需要吸收和整理有关学科主要内容后，设置新学科，使其具有解决新领域具体问题的能力。同时适当建设相关学科，尤其是加强薄弱的相关学科的建设，使其满足学科群体进行新的技术攻关的整体要求。学科群内的主干学科作为带头学科，应发挥其凝聚和辐射作用，实现学科发展的整合力、凝聚力、协同力和互动力的强化，带动其他学科的发展。支撑学科对带头学科应起到明确而充分的支撑作用，相关学科同带头学科和支撑学科之间要有较强的相关性，最终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良性发展的学科群。
学科建设是研究生课程体系构建的前提和基础。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构建须以研究生培养目标为基础，将与本专业相关的学科理论设置成为相应的课程，由此形成一个有利于人才培养的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研究生创新人才的培养，首先应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多学科的理论视野，以及本专业深厚的理论功底，为研究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多学科的理论背景。大学学科群的建设，使各相关学科有机联系起来，为多学科理论的融合与交叉提供良好的学术环境。在此基础上，根据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将有利于创新人才发展的学科理论有机地设置到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中去，并根据研究生自身的特点，设置开放的课程体系，通过选修课的设置，可以让学生自由去学习相关学科的理论，掌握临近学科的理论，为研究生进行创新性的科学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2.开展以大学学科群为基础的科学研究，为研究生的科研训练提供创新平台。构建以优势学科为依托的学科群，更为重要的是促进学科间的交叉渗透，而推进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往往要开展跨学科研究。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指出：“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到科学地图上的这些空白地区去作适当的查勘工作，只能由这样一群科学家来担任，他们每人都是自己领域中的专家，但是每人对他的邻近的领域都有十分正确和熟练的知识。”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各个学科的交叉渗透是一个必然趋势。对科学与技术文献在相互引用原始资料数量上的统计和研究表明，各个学科之间已经有相当可观的交流。不同学科的科学观点、方法和研究成果的扩散、转移、借鉴和利用，是学科交叉渗透最常见的形式。这种交叉渗透的特征在于它的自发性、非定向性和渐进性。一所大学所要做的，就是使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体现出有组织、有目标的特性，并且相对于渐进式发展来说，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因此，大学在学科群建设中，要加强跨学科研究，鼓励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联合申报课题，联合培养研究生，围绕某个领域前沿的重大课题组织多学科、跨学科的集体研究等。
进行科学研究训练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环节之一。利用学科群建设的跨学科研究，有利于形成不同学科间相互渗透的学术氛围，营造和谐、学术民主、团结、有凝聚力的学术环境，引导研究生结合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社会问题或科研项目，从不同学科角度参与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促进研究生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3.以学科群建设为依托，加强学科结构合理的导师团队建设。学科群是若干个相关度比较高的、能够相互提供学术支撑的学科组成的学科集合，是由一批来自不同学科领域，能够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学科队伍组成的多学科学术团队。这些成员一般来自不同的院系和专业，因此，学术团队成员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学科群的建设往往需要突破传统的按学科设置的院系体制，并在一段时期内组建实体性的交叉学科实验室或中心，这种实体不仅有独立的建制，而且拥有自己的研究基地和经费来源，以便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在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中，围绕共同的问题从事开拓性研究。
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的成才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为培养研究生创新人才，应突破传统的导师个别指导制，建立集体指导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导师团队。要充分利用学科群建设的优势，根据研究生自身的特点，将来自不同学科的教师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起来，建成一支多学科的导师团队，使优秀人才围绕某一学科群中心聚集起来，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集各学科的专业特长、人才、条件优势于一体。正如科尔指出的，“学者们不喜欢孤陋寡闻，离群索居。优秀的学者往往喜欢群集在一起。这种集体创造了非常富有创造力的环境”。在以学科群为中心的导师团队中，要处理好导师团队的内部关系，尊重每个人的学术见解，发挥每个导师的作用，同时也使他们之间形成一种补充关系，相互尊重，充分发挥群体力量，从而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研究生创造一种人才环境。
万力维
论文以控制与分等为切入点，以权力为视角分析大学学科制度的发展、运作。其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大学、教授、社会、知识等权力因素如何创设、控制中西方大学学科体系的变迁;大学学科制度在各种权力控制下的运作机理。
导言部分论述研究大学学科制度的意义与思路。第一章界定学科、大学学科、大学学科制度以及权力等相关概念。第二、三章考察大学学科制度的发展史，探讨引发中西方大学学科体系变迁的力量，研究什么权力在控制、型塑着大学学科制度变革的过程。第四、五章专题研究大学学科制度，具体揭示大学学科准入制度与等级制度运作中如何受到权力的控制。如什么学科能进入大学学科体系?谁在行使学科准入的控制权?准入的原则是什么?以什么模式和策略突破权力控制获得大学学科准入资格?为什么同样获得准入资格的各门学科，在大学中并不居于同等的社会地位?是什么造成了它们之间此消彼长的地位差异?其中蕴涵着什么样的权力控制?强势学科、弱势学科的地位分等给知识、人、社会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结语部分提出了大学学科制度变革的可能与路向。
本文认为：(1)权力对大学学科既具有生产性，也具有压制性。一方面，权力诱导了新学科的产生，推动了大学学科体系的进化;另一方面，权力压制了某些知识体系的生长，使它们难以获得学科身份。因而，权力控制对大学学科制度而言，不是需要彻底批判和清除的对象，而是需要协调和平衡的因素。(2)大学学科制度的运作模式与运作过程中蕴涵着诸多权力控制因素，权力影响、操纵着大学学科的进退兴衰、分层分等。因此，要改革大学学科制度，必须先清算权力得以专断和滥用的机制，质疑、颠覆原来的权力构成和权威标准的合法性，重置、重构权力结构和权威标准。
翟亚军 王战军
（刊载于《高教管理》2006年12期）
大学学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影响因素的多元性，建设路径的多样性决定了大学学科建设实践的复杂性和理论研究视野的多维性。生态学是生物学里的一个重要概念，强调生物与周围环境的互补互摄和协同进化，其所蕴涵的整体、多样、平衡、和谐的思想使其升华为一门具有普适作用的方法论学科，广泛渗透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之中，生态学的思想和研究方法为大学学科建设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式。
一、大学学科系统的生态学特征
借助生态学研究方法的核心是生态模拟研究，即将所研究对象模拟成生态系统或用生态学的思想把研究对象生态化后用生态学的方法去重新分析，关键是研究对象必须具有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有学者从演变、结构和功能三个维度出发，认为模拟生态系统必须具有一般生态系统的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是“流”，即资源配置问题。生态系统通过内部及与环境之间连续不断的物质流、信息流和能量流的交换来维持生态平衡，推进生态进化。其次是“网”，即结构问题。生态系统有规范的层次结构和功能结构，其成员都有自己的生态位，每个成员在自己的生态位上通过与其他成员合作竞争的依存关系，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进化，同时，也维持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和演替。第三是“序”，即功能问题。生态系统内部有自组织、自催化的竞争序主导生态系统的发展，同时有自调节、自抑制的共生序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1]。大学学科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其进化、发展与自然界的进化、发展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具有一般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
1.大学学科系统是一个具有开放性质的耗散结构系统
大学学科系统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始终受到由社会生态、自然生态和价值生态三大部分组成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规范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三大环境交织融合，大学学科系统在与综合环境的交流与互动中演进和发展。首先，大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依赖于外界环境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外界环境对大学学科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是维系大学学科生存的基本保证，决定了学科建设的方向、速度、规模和水平，离开了输入，学科建设就会成为无米之炊。大学学科系统的输入复杂而多样，既有非生命的物质资源，又有最具活力的人力资源，还有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既有理念的，又有规范的;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学科建设不仅仰仗输入资源数量的多寡和质量的品位高低，还有赖输入资源间的匹配程度。其次，通过学科主体与学科环境的相互作用，学科不断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出。输出代表了一所大学学科生产力的大小，决定了一所大学当前的竞争力和未来发展的潜力，是学科建设的终极目标。输出包括人才、技术、知识、思想等的输出，大学学科建设是一个学科主体能动性充分展现的活动，主体的能动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大学学科建设的过程是一个能量上升的过程，是一个超越的过程，通过大学学科系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不断输出，大学学科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科学价值得到了彰显。
2.大学学科系统是一个具有多维镶嵌性质的立体网状结构系统
大学学科系统镶嵌于学科和大学两大系统之中，兼具大学和学科双重属性，受两大系统的共同作用和影响。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指出：“无论哪里，高等教育的工作都按学科和院校组成两个基本的纵横交叉的模式。各学科穿过地方院校的界限，各院校又反过来收拾各学科的亚群体在地方集合起来。[2]”学科结构是大学发展的历史产物，反过来又影响着大学的发展。学科系统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单一学科呈现出明显的个体生态特征，是构成大学学科系统的基本单位。学科群超越了个体生态，由强势学科、支撑学科和相关学科构成为具有种群生态特征的微观系统。单一学科和学科群共处于学科系统的微观层面上。一所大学融会多种学科，学科之间相互联系，互相提供发展的动力和营养，形成了具有群落生态特征的中观层次的大学学科生态系统。从宏观层面而言，大学学科系统处于社会大系统之中，不仅要受到来自于大学系统内部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到诸如社会需求、科技水平、经济条件等外部环境的制约。
大学学科系统具有完善的功能结构，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态位，不同生态环境下的学科生态位不同。一门学科在整个学科系统中的生态位，主要体现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角度和水平，如苏联学者凯德洛夫定义的带头学科就主要反映了一门学科在学科系统中的生态位。强势学科、支撑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划分，体现了不同学科在同一所大学里不同的生态位，这种划分决定于大学的历史背景、现实基础、属性定位和战略选择。优势学科、重点学科、特色学科表明了同一学科在不同大学间的生态位，反映了不同大学间学科水平的差距。
3.大学学科系统是一个具有自组织功能的动态平衡系统
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在长期的发展适应中，其内部保持一定的平衡关系，在受到外力干扰时，自身具有恢复的能力，在未受到干扰或少受干扰时有一定自动校正的平衡能力和调控机制，可以抗御外界的变化，物种的多样性和互补性是保持这种稳定性的基本要求。
大学学科系统的平衡主要决定于学科的规模、结构和水平三个要素。三要素之间的协同发展成为学科系统平衡的重要保证(见图1)。
宽窄度、关联度和认受度是表征学科规模、结构和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学科综合化趋势占主导地位的今天，新学科的生长点大多产生于学科之间的交叉、空白和边缘地带，学科的多样性提供了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基本平台，有助于学科系统的稳定、进化和平衡，宽窄度是一所大学学科量的反映。关联度代表了学科之间的疏密程度，是对学科结构的一种描述。认受度反映了一所大学学科建设的水平，代表了学科核心竞争力的大小，是大学学科质的表征。宽窄度提供了学科互补互促的可能性，关联度则反映了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可行性，决定了一个大学学科系统发展的远景和走向。
二、大学学科系统的生态环境
生态因子指对生物生长、发育、生殖、行为和分布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环境要素，对某一主体起影响作用的生态因子的总和构成该主体的生态环境。生物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是生态学研究的基本视角，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研究大学学科系统，首先要弄清大学学科生态环境是什么，以及影响大学学科进化与发展的生态因子有哪些。大学学科生态环境是指与大学学科产生、生存和发展相关联的周围世界，这里的周围世界是指影响大学学科产生、分布和水平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总和，是一个对大学学科的产生、生存和发展起制约和调控作用的多元环境体系。
大学学科生态环境具有多维性和多层性，从大学的维度看，主要有大学内外环境之分。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内部环境有大学的办学理念、战略规划、制度规范、学校声誉、学科结构、历史背景等。从学科的维度看，学科制度、学科文化、学科主体的构成、学科资源的投入、学科新人的培育等都是学科发展中不可忽视的环境因素，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则是影响大学学科的内在因素(见图2)。
大学学科生态环境是一个由多元生态因子构成的复合而功能多样的整体，不同的学科生态环境衍生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格局、不同功能的大学学科系统。学科生态因子在学科演进过程中以一种非线性的组合方式发挥着作用，各因子之间互为影响，互为因果，不同学科生态因子对学科发展的影响力不同，敏感因子直观性较强，影响及时而显效，极易成为大学学科建设中最受关注的因素。钝感因子具有迟效性、隐蔽性和滞后性，容易被潜意识或明意识的忽略，但是钝感因子的迟效、隐蔽和滞后性背后掩盖的是其建设的艰难性和影响力的长效性以及内涵的深层次性。
三、生态学视阈下大学学科建设的应然研究
1.基于适应理论的大学学科建设
适应性理论主要回答生物体“何以”存在以及“以何”存在的问题，它对于破解当前大学学科建设中期望和现实的矛盾，合理预设大学学科的走向，促进大学学科的理性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按照适应性理论，学科建设首先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学科建设的目的，主要反映大学学科建设目标对环境的追问：学科要达到期望的目标，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在现实的环境下，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由于目前对这个问题的模糊认识，造成了大学学科建设目标上好高骛远，不顾实际情况，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仅造成了学科之间的恶性竞争，影响了自身学科，也阻碍了其它学科的发展。二是学科建设的环境，即大学学科建设要适应什么，揭示了大学学科建设对现实环境的诉求。大学学科系统的生成和进化是对学科生态环境适应下的一种选择，科学内在逻辑的牵引力与外界环境因子的推动力结合在一起，共同作用于大学学科的发展，其中外界环境是大学学科系统的代谢功能得以实现，系统稳定并不断地、有序地进化升级的必备条件。罗尔斯顿曾经指出：“生态系统的所有成员都有着足够的但却是受到限制的生存空间。[3]”大学学科发展并不是无限制的，它必须在学科生态环境承载力范围之内，受环境的供给能力和支持能力的制约，超出了环境承载力，学科的进化和再生功能就会受到破坏。三是学科建设的措施，也就是在明了需求环境和现实环境之间差距的基础上对大学学科发展路径如何选择，选择的过程是一个对环境不断认识和适应的过程。
大学学科建设中的适应不是一种消极的等待，是一种理智追求，是对历史的尊重，对现实的了解以及对未来的理性思考，它是对现状的一种调整和修正，对未来的一种准备和积极应对，是一种超越被动适应的主动适应。
2.基于平衡理论的大学学科建设
大学学科生态系统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系统，必须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这种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轨迹，是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模式。与一般生态系统相比，学科内部诸要素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学科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更为复杂，系统的平衡性要求更高，主要表现为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输入输出状态的平衡。
不同大学的历史、背景、功能定位、战略目标的不同，创设了大学和学科间的非一一对应关系，造就了多元化的学科结构。学科结构无所谓优劣，在此为橘在彼可能为枳，大学和学科之间呈现的同质异构、异质同构、异质异构现象，揭示出大学学科结构的多样化特质，不同的对应，代表了大学的不同特色。一流大学的学科系统呈现的是一个强势学科、支撑学科和相关学科协同进化的平衡结构状态，是一个和大学自身适合度和协调性最佳的结构。我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不应把一流大学的学科结构视之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构，照搬照抄，应在借鉴和参考一流大学学科结构建设和发展的理念基础上，探寻自己的路径，构建自己的特色。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已成为大学学科的三大功能，三大功能对立统一，从不同角度彰显大学学科的价值。人才培养可以为学科培育和储备学科新人，科学研究成果是学科成熟和发展的支点，是目前我国大学学科建设中最受关照之处，服务社会是学科价值的最直接体现，是学科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不同大学由于学科结构、学科层次和学科水平的不同，学科功能的重心不一。以平衡理论角度观之大学学科功能定位可以发现，三大功能平均发展并非一种理性的策略，依据自身特色“厚此薄彼”应该是一种对整体综合把握下的合理选择。
输入输出平衡是大学学科系统平衡的最基本要求，包括输入平衡、输出平衡、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平衡。大学学科系统只有不断地从外界吸纳必备的资源，才能弥补和抵消学科内部资源的消耗。从图2可以看出，大学学科生态因子多元而丰富，其效用的最大发挥依赖于各因子的协同作用，单一因子效用的实现受到他因子的制约。因此，大学学科建设中应该重视输入因素的整体效应，杜绝或铲除瓶颈因素，防止见树不见林。输出平衡和功能平衡含义相近，有宏观上三大功能之间的平衡，还有微观上的“学”“术”平衡、“教”“研”平衡等。学科建设是学科主体主观能动性的转化过程，学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决定了学科建设应该是一个增值活动，是一个效益提升的过程，不同定位的学科其效益平衡点可能不同，但高效益应该是必然的选择和要求。
3.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大学学科建设
生态位理论描述了某个生物体单元在特定生态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地位与作用，是某生物单元的“态”和“势”两个方面属性的综合，没有两个物种的生态位是完全相同的，两种物种的生态位出现重叠，就会出现竞争，重叠越多，竞争越激烈。
大学学科生态位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在整个学科系统中的生态位，代表了对该学科发展现状的认识和对未来走向的预见，如带头学科和当采学科;二是同一学科在不同大学间的生态位，它反映的是水平，展示的是特色;三是不同学科在一所大学学科系统中的生态位，表现为强势学科、支撑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定位。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每个学科也只有在自己适宜的空间才能生存和发展，强者只能在自己的生态位上是强者，弱者只能在自己的生态位上才能自由生存并寻求发展。反观我国的大学学科建设，不难发现存在着生态错位现象，主要表现为高位低移、低位上移和同位相类。高位低移是指大学里处于高水平的学科在现实利益的诱惑下，为追求短期利益，不惜以丧失发展的机会为代价，利用自身优势，竞争、挤占其它生态位学科资源的一种不良现象。低位上移是指一些处于较低层次和较低水平的学科不顾自身条件，盲目机械模仿高层次和高水平学科的一种不良现象。同位相类主要表现为类型、层次和水平相近的学科之间的一种趋同现象。所以，厘清生态环境，用整体的观点审视自己，找准自己的生态位，不盲从，不攀高，应该是目前我国大学学科建设中遵循的基本理念。
4.基于共生和竞争理论的大学学科建设
20世纪后，随着学科间横向联系与渗透的不断加强，现代科学的综合化趋势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科学发展交叉聚合的特征也日益凸现，在现代科学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相伴共生的新时期，共生已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而学科发展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学科之间竞争的不可避免性，竞争是客观存在，是系统协同进化的必要保证，通过竞争，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学科发展活力，优胜汰劣，学科的竞争力基于学科的比较优势，但是更根植于绝对优势。竞争不是目的，协同进化、共生共荣才是竞争的本质，为此，大学学科建设要积极拓展资源生态位和调整需求生态位，寻找和开发不同的资源，避免对共同资源的过度依赖性。积极的改造和适应环境，建立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沟通和循环渠道，互为资源环境。
大学学科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一人一物之力可以达到，在大学学科建设中，应始终贯彻生态观念，优化学科生态环境，谋求具有现实意义和潜在价值的生态优势，改善学科发展的环境质量，减少学科环境污染，以形成千帆竞进，百舸争流的局面，全面提升我国学科的核心竞争力。
谭镜星 曾阳素 陈梦迁
（刊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7月）
学科与大学教育的结合是大学功能实现的基本要求，是一种合目的性的存在。学科与大学教育结合的工具是知识政策以及学科制度，它们是学科知识在大学进行传播的“合法性”的工具，并使学科的功能与大学教育功能融合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有统一，就有对立，就有矛盾。这一矛盾就是知识政策与学科制度能否把握学科的本质，事实上，知识政策和学科制度总是落后于学科的变化与社会对人才质量的要求，导致学科现状落后于学科发展与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本文试图分析这一矛盾的产生与转化过程，澄清学科的本质，并指出实现大学的基本功能和改变目前大学学科现状的途径是开展学科群建设。
一、知识分类和学科本质
从词源学上看，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中有不同的词语对应中文的“学科”一词，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中“学科”对应的词分别是disciplina，disiziplin，discipline和discipline。在乔叟(Chaucer)时代英文中的discipline指各门知识。Discipline一词由拉丁文词根discers(学习)一词演化而来，而在这些语言文化中这些词有“知识的分类”与“学习科目”或者“知识和权利”的意思，相关研究据此推论学科(discipline)的内涵。在语言文化中，一词指代多个事物以及一词多义都是普遍现象，而且在跨文化语境中，一词对应另外一种语言中多个词义也是普遍现象。如果据此认为中文中的“学科”对应英文“discipline”一词，“学科”一词还应包括英文的“权力”一词的意思，就很难具有说服力了。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而讨论某一话语的意义，势必导致谬论，势必导致以讹传讹。相关研究对福柯的话语的理解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因此认为学科建设还应考虑“权力”问题，就转换成了另一个问题了，即“制度化的学科”。这种历史上的用法已经为大家所忽视。因此，在本源意义上，学科一词仅指知识的分类体系。虽然也有研究提出要从知识分类体系着手研究学科，但该研究并没有贯彻这一研究方向，对于学科本质内涵的认识自然也是不彻底的。要了解学科的本质特征，必须从知识分类体系着手。
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哲学家已经重新装潢过精神殿堂的内部设计，梳理文理知识与技能知识、人文知识与古代课程的所有分支，而且哲学家对之乐此不疲。人类创造的知识之树，虽然根深叶茂，但是仍未茁壮成长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回顾哲学家的知识分类成果，亚里士多德开始了裁减知识之树的端倪。英国哲学家培根根据人的心智能力，把知识分为记忆的知识(历史的知识)、想像的知识(诗的知识)和理智的知识(哲学的知识)以及按照“神启的本质”裁减出“神圣的知识”。培根的研究没有脱离当时经验哲学的桎梏。其后来者霍布斯、钱伯斯、洛克等接踵而至，继续培根未竞的事业。钱伯斯提出整体统合的知识观，把自己跟前辈区分开来。他从整体上把知识分为“自然的与科学的”知识以及“人为的与技术的”知识。他制造出的知识分科形如树的分枝，这一知识树渊源于培根的心智三大功能，但是他画出知识树时，这三大功能却消失了。法国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学派哲学家狄德罗与达朗伯精心修剪的知识树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知识体系。百科全书学派延续了培根知识分类的方法，同样采用人的心智能力作为知识分类标准，其建立的知识体系包括神圣的知识、人的知识和自然的知识三个有机部分，这三个部分统摄于历史知识和哲学知识。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自然科学和数学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仍然包含在哲学知识领域。随后一个世纪，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已经在百科全书学派的知识体系中初具雏形，百科全书学派也为后来门类繁多的知识体系留下了位置。
工业革命时期，许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今日的知识图像和学科图像。19世纪上半叶，知识体系开始膨胀并变得复杂起来，科学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各门学科也变得丰富多彩。20世纪中叶，知识的发展出现了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有机统一。一方面，知识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比近代科学更精细、更深入；另一方面，横断学科、综合学科、交叉学科的出现使知识综合化、整体化的趋势更加突出。知识分类体系也不能完全把握知识的发展。哲学家们如果认为他们能够限定可知的范畴，并且在有限的范围内阐明某种真相，知识发展与学科发展的事实表明这是不可能的。根据科学知识发展的历史，人们对自然、社会与人自身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而且人类的认识很难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说明一个事物。这说明学科是在不断发展的，从任何一个角度来划分的学科是不可能完全包含知识的全部的。
不同哲学家所建构的知识树有两个相同之处：一是在知识分类的方法上，按照人的心智能力为依据来建构知识体系。记忆、想像和理智是人类获得知识的方法，以方法论为基础建构知识体系。二是在西方化的学科框架中，学科群体系的划分基本上坚持了三分法，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学科群体系包括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哲学、伦理、史学和教育等人本性的属于人文的范畴，天文、物理、数学、化学、机械、农业、医学等物本性的学科隶属于自然科学，政治、经济、法律等跨越上述两界的学科泛属于社会科学。
作为知识分类体系的学科的本质，黑克豪森(H·Hechhausen)运用经验和事实分析的方法来考察学科，他认为学科是对同类问题所进行的专门的学科研究，以便实现知识的新旧更替、知识的一体化以及理论的系统化与再系统化。首先，学科是对同类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对于同一问题可以从多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培根、钱伯斯以及法国大百科全书学派所描述的知识基本都采用这一模式。其次，划分学科的目的在于实现知识的新旧更替、知识的一体化以及理论的系统化和再系统化。知识的新旧更替是知识的生产与创新，知识的一体化与系统化是描述知识之间的联系，发现知识之间的整体属性。任何一门学科在其未成为“学(科)”之前，总是支离破碎、不成系统的，一旦成为“学科”，它就是一个由不同的但却相互延伸并连接在一起的，具有内在逻辑的知识单元和理论模块组成的知识系统。最后，不管学科的演化多么复杂，在本原上，学科总是与知识生产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我们认识学科最基本的起点，也是学科的本质所在。
二、大学学科的合法性：知识政策和学科制度
培根、钱伯斯、法国大百科全书学派的哲学家所建构的知识树，都有意无意地为知识的制度化留下了空间。知识分类以人类的心智能力为标准来划分知识树的构成，已经具有了教育学意义。记忆、联想与理智(包括判断、概念、命题、归纳、演绎等逻辑方法)是人类发现知识的能力，也是人类学习知识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把知识分类体系的学科移植到大学教育中就有了基础。大学教育的历史表明，从洪堡开创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大学传统以来，随着知识的分类越来越精细和人类对研究对象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个人很难完成对一个对象探索的任务，同时，社会越来越需要人们进一步传播知识。知识传播和知识生产由个人行为变成了组织行为。伯顿·克拉克指出，学科这一组织有专门科研机构、大学、科学学会等基本形态。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播的机构，还是“学术探究的场所”。学科在大学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但是大学的学科不再只按照作为知识分类体系的学科的本质的路线来发展，而是通过社会的知识政策逐步实现学科制度化，制度化的学科是大学学科的本质。
目前大学学科建设多以知识政策和学科制度化为起点。在大学教育中，学科制度化是通过知识政策实现的。一方面，作为知识分类体系的学科通过知识政策获得在社会上传播的合法性以及成为大学教育的“教学科目”的合法性。
知识政策往往制约着学科的合法化与发展。福勒(Fuller)指出，知识政策是旨在提倡一种科学观的哲学，它不同于传统理性的反思，而是要建构一种规范的观念，阐述科学共同体的建制中如何以最佳的方式把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评价体制化。知识政策与学科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门学科拟定的议程及其属性和知识政策似乎都依赖于共同的社会/政治信念或潮流……但是学科与知识政策之间有话语的、阐释性的区别。正是由于这种“话语的、阐释性的区别”的存在，导致学科的新知识生产、传播与评价和知识政策之间产生矛盾。如知识政策能够对学科与知识采取强力的干预措施，或者是加强科学共同体和市场力量的自主性。我们可以简单考察我国关于学科的几个基本政策文件，来说明知识政策对我国大学学科的影响。
知识政策决定学科在大学中传播的合法性。知识政策作为当代公共政策的一个主要组织部分，其许多特性也具有公共政策的特点。知识政策与学科(知识)之间具有“共生性”关系，知识政策使现存的学科与学科知识生产、传播合法化。在这种合法化的过程中政治权威的作用充分表现在国家对学科知识标准的行政控制方面，在中国大学学科发展中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如《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要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重点学科比较集中的学校将自然形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这一纲领性文件出台后，政府鼓励和支持大学建立一批重点学科，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建设重点学科的目标，对我国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修订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规定了大学所设置的学科包括文学、哲学、法学、教育学、理学、工学、医学、农学、军事学等12个门类，而且进一步理顺和规范了一级学科，其数量由原来的72个增加到88个，二级学科由原来的654个调整为382个。这是目前由国家颁布的新的学科设置的政策文件，这一文件对学科设置的规定也反映到高等教育本科招生目录中，虽然两者之间有一些差别。在整个大学教育领域，学科与专业一起作为培养人才、传递知识的组织形式，获得了其在大学传播知识和培养人才的合法地位。《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这一知识政策相对比较合理地对学科的发展进行了抽象的概括。就是说，大学教育中的学科已经不是本源意义上的学科，而是拓展了学科视野中的“学科”外延，丰富了“纯学科”意义上的“学科”内涵。
知识政策促进了这些规定的学科在大学教育中传播的合法化，使这些学科的知识生产、传播和评价具有制度保障，并把作为知识分类体系的学科的教育学意义转化为现实的教育活动，并具有物质形式——学科的组织结构。在不同类型的大学，学科的组织结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最基本的形式是“校——院——专业”型，而且学科组织形式经过不断地改革，目前还有许多变种。我国这种学科组织比较适合于承担教学任务[17]，也是在这种意义上，大学的学科被研究者描述为“教学的科目”，或者“教的科目”和“学的科目”。
三、学科群：一种合目的性的解释
大学教育中，学科既是以知识系统为基础的学科，又是以具体院校机构为建制的学科。因此大学教育与学科结合在一起，学科是大学教育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共同载体。知识政策对大学的学科的意义在于促使大学如何以最佳的方式进行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评价。但是，知识政策一旦确定，就会长时间地延续下去，而作为“知识分类体系”的学科将随着知识的丰富，其外延不断地发展；而且由于社会生产、文化以及人才质量观的变化，作为“教学科目”的学科的外延也会发生变化。知识政策对学科的规定与学科自身的变化存在一定差异，大学的学科组织形式很难反映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存在。这一矛盾突出地表现为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的关系。大学学科建设只局限于学科知识生产功能，而忽视了知识的传播功能。
由知识政策确定的学科在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知识发展方面说，对于一个研究领域或一个研究主题，只从某一个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是不能真正认识和发现其本质的，因此，20世纪后半叶产生了许多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与跨学科的知识，知识体系在高度分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高度综合化。在人才质量观方面，由于许多新技术应用到生产领域，劳动力在原来的学科制度下接受的文化科学教育与获得的技能已经不能满足生产领域技术革新的要求。新的生产方式要求劳动力具有全方位的知识和能力，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筑波大学实行学科群的学科组织形式。筑波大学实行学科群建设对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大学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研究者都关注和研究学科群这一新生事物，也有不少大学模仿这种学科制度，应对知识发展和人才质量观的全球化挑战。
学科群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大学作为教育机构、学术组织和社会公共部门的角色，发挥各种角色的职能——培养人才、知识生产与服务社会的功能，由若干相关学科有序组合而成的学科集合。学科群是学科的集合，这种集合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功能发挥的整体性。大学具有教育机构、学术组织以及社会公共部门等多种角色，一直以来，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知识生产以及社会服务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机构，其人才质量规格来自于社会生产部门的要求。由于现代社会职业的流动性与生产技术的革新，要求劳动力掌握更丰富的知识和更全面的能力与技能，因此大学要采用新的途径培养人才，用新的知识武装受教育者，训练受教育者具备符合社会要求的能力与技能，并使受教育者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要求，熟练地掌握生产的基本技能，并不断地发展自己。另外，由于科学家在探索和认识自然、人类社会方面已经超越了任何时代，知识生产的总量也超越了任何时代，人类的科学发现日新月异，许多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为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系统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整体的功能大于部分之和，大学学科建设的目标不仅要突出实现学科的某一个功能，还要实现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知识生产、社会服务”三大功能的结合，在整体上实现功能的优化。
2.学科群内部结构的有序性。科学知识的分类、社会需求与高等教育的内在逻辑，是学科群内部结构有序性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实现学科群功能的内在要求。首先，学科分类的中心内容是基于一定的原则对学科的内在联系进行揭示，并以严格的符号逻辑排列表达这些关系。法国的波伊索特(M. Boisot)基于学科形式和结构分析，认为学科既与客体、方法和程序有关，还与定律有关。学科的结构由可观察的或已经形式化的客体、现象和定律三个部分组成。学科的目的就是要把产生于这些相互作用的现象解释清楚。其次，社会对人才质量规格的要求决定了学科群内部必须具有有序的结构。在教育工程中，受教育者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是建构的，知识和能力具有一定的稳定结构。为了实现大学培养人才的目标，大学的学科建设必须具有有序的结构。再次，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受教育者的活动。大学教育的组织性和计划性，即大学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传递的知识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最后，为实现学科的三大功能，组成学科群的学科之间必须与教育目标具有一致性，各个学科之间形成合力，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知识生产建制的规范与有序运行。
3.组成要素的相关性，即组成学科群的学科之间有某种联系和一定的相关性。学科群组成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可以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学科的培养人才方面，为了向受教育者传递一定学科的知识，使受教育获得一定的理论和养成一定的能力，学科运行过程中，学科群各组成学科之间必须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即学科群集合中，必须有某一个或多个学科为中心，还要有相关的基础学科、主干学科以及交叉学科作支撑。这些相关学科与中心学科在目的和价值取向上具有一致性。二是在知识生产方面，从学科分类的标准说，按学科研究的手段、研究的内容、研究对象和研究的目的进行分类，组成学科群的相关学科必须至少按照其中的一种标准进行结合。这些学科之间的相关性主要表现为：某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扩展和扩大，应用到另一学科而产生第三学科；某一学科的发展需要另外一些学科的支持，而且这些支持是该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某一学科和另一学科的发展需要它们之间相互支持。在大学这一特殊的社会组织中，要把教育教学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学科组成要素之间的相关性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知识政策的制定必须要能够动态地把握学科的发展，尽量反映学科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符合作为知识分类体系的学科和教学科目的学科的本质要求。
四、按学科群组织人才培养
大学的主要任务是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但是不同类型的大学承担的任务的侧重点不同。中国的大学分为三种类型———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这种划分从字面上就可以了解其任务的侧重点。研究者多是以研究型大学或者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学科群建设为研究对象，强调学科群建设的知识生产功能。而教学型大学多是一些新建本科院校，其为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培养服务地方的应用型人才，学科群建设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科学研究，而在于培养适应能力较强的应用型人才。因为，第一，知识经济社会来临，知识生产日新月异，受教育者需要掌握这些新知识；第二，由于社会职业流动性与生产技术不断革新，受教育者必须具备这些知识和能力；第三，教学型大学由于在人力资源、物质资源以及文化资源上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教学型大学的教学质量和人才质量的提高具有制约作用。教学型大学需要借助学科群这一组织形式，整合各种办学资源，实现其职能与使命。因此，教学型大学应按学科群组织人才培养模式。
从大学教育专业与学科目录来看，“学科群”是若干相互联系的具有相同级次的学科的集合。学科群的大小不仅与同级次的学科数量相关，还与所含学科的类目级次相关，学科的级次越高，学科的口径越大，学科群中学科的容量就越大。我国大学一直按照前苏联的专才教育模式，按三级学科设置专业，而专业划分越细，受教育者的知识面越窄，结果导致人才培养的质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实践表明，按学科群组织人才培养模式，首先应当按照学科大类招生培养，在大学的前两年不分专业，要求学生修够所在学科的基础课程；其次，搭建学科课程平台，按大类招生培养；再次，拓宽专业培养口径，把学科基础知识、专业知识与职业能力结合起来；最后，以一定的制度作为保障，在国家知识政策的框架下，教学型大学改革狭窄的专业培养模式，按学科群组织人才培养模式。大学要制定相应的制度，保障这一人才培养模式的运行。
从学科到学科群的演变是学科自身演化的必然规律所决定的，也是大学教育制度化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大学学科建设应把握学科和学科群的本质，从大学的实际出发，确定学科发展的道路，充分发挥学科群的三大功能。
——“哈佛催化剂”个案研究及启示
张士靖，杜建，姚强，冯友梅
（刊载于《比较教育研究》2010年第5期）
21世纪，人口与健康问题成为全人类关注的焦点，使得转化医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研究与应用前景。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或称临床与转化科学（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Science）是近几年国际医学领域出现的新概念，即通过实践多学科交叉，整合不同领域的研究团队形成群体智慧，促进日新月异的基础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改善人类健康的预防与治疗措施和策略；同时根据临床医学的需求提出前瞻性的应用基础研究方向，从而实现从实验台到临床，再从临床到实验台的良性循环。转化医学研究的驱动力在于确保基础医学领域新的研究发现能够改善公共卫生状况，同时使得临床科学更加趋于完善。因此，如何以患者的需求乃至公众的健康需求为导向，开展医学科学实践是转化医学的根本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哈佛大学医学院于2008年5月成立了临床与转化科学研究中心，并将其形象地称为“哈佛催化剂”（Harvard Catalyst），同时得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临床与转化科学研究基金（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ScienceAwards，CTSAs）的重点资助。本文试图以“哈佛催化剂”为例，深入探究转化医学的产生背景、运作模式和研究内容，分析哈佛医学院在打破跨学科、跨院系合作障碍中所做的努力及其成果，以期为国内专家学者提供可资借鉴的启示和经验。
一、“哈佛催化剂”
（一）成立背景
目前，美国和欧洲均将促进基础医学研究的成果尽快地转化为临床实践作为一个优先发展领域。美国开展转化科学研究最大的推动力来源于NIH临床与转化科学研究基金的资助，采取的主要措施有：①及时应用生物医学领域研究成果；②开发、试验新的预防手段并将其快速引入医疗实践；③催生变化：减少机构之间合作壁垒；④鼓励创造性、革新性的方法问世。2006年临床与转化科学研究基金开始资助美国大学或医学机构成立转化医学研究中心，计划到2012年共组建60个，届时所有的研究中心将连接在一起共同开展工作。哈佛医学院2008年成立的“哈佛催化剂”一期项目为5年，在获得临床与转化科学研究基金1亿1，750万美元资助的同时，还获得了哈佛大学其他机构的7，500万美元的资助。如此巨大的经费支持，充分显示了该中心的重要性。“哈佛催化剂”明确提出，新的机遇与挑战要求法学院、商学院、政府学院、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以及教育学院的同行要与医学院及其卫生保健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前所未有的合作，以促进来自不同学科或机构的研究人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合作开发新的疾病诊断、预防或治疗方法。
（二）运作模式
“哈佛催化剂”是一个致力于改善人类健康的泛哈佛大学（Pan-Harvard University）机构，涵盖了哈佛大学的10个学院、18个医疗保健中心、波士顿大学护理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健康联盟、哈佛清教徒医疗保健中心和众多的社区合作伙伴。在这种跨学科、跨机构的运作模式下，主要开展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1.社交网络
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是“哈佛催化剂”的基础设施，在该平台下汇集了哈佛大学全部教师和科研人员的信息，通过它不仅可以查到研究者的姓名、联络方式以及以往研究成果、机构或研究领域等详细信息，还可以通过“similar people”显示他的合作研究者以及与其在同一个院系的研究者的链接，检索到潜在的合作伙伴；也可将用户与一系列有价值的信息资源连接起来，如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基金资助导航以及多学科资源等。另外，社交网络还有一个自动文献计量挖掘工具——“Medvane”，利用它可以从PubMed中检测出至少有一个作者机构为哈佛大学的信息。该网站还提供有关哈佛大学的授课课程和研究基金资助的信息。
2.研究导航员
研究导航员（Research Navigators）是“哈佛催化剂”的特殊功能，堪称其“眼耳”。其主要职责有：对哈佛大学内从事临床与转化科学研究的研究人员的专业领域进行调查；将哈佛大学及其所属医疗机构的研究人员与“哈佛催化剂”基金资助机会和资源连接起来；鼓励并维持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与咨询关系，使研究人员访问新兴机构（如技术中心、转化技术中心以及其他资源中心）更加方便快捷；管理研究基金；通过研究会、专题讨论会以及培训班等方式促进“哈佛催化剂”更加高效地运行。在导航员的作用下，哈佛催化剂已经吸引了哈佛大学10个学院和18个医学中心的教授、博士后、临床医生以及研究生的加盟，在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法学院和政府学院等之间建立了全新的合作关系。
3.人才评价
通过社交网络中提供的专家信息构建专家库，包括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家、生物信息学家、统计学家、工程师以及工业专家等。这些科学家将承担对哈佛大学人才评价的责任。评价内容主要是评价其里程碑式的贡献或在多学科组织中的工作能力。这种评价机制将有效地推动转化医学的发展，促使基础医学研究人员将研究发现及时转化成改善患者健康状况的预防、诊断或治疗方面，并从临床实践中找到有价值的科研选题，改变目前大量的科研经费只是导致学术论文的急剧增长而不能实现医学科学研究“改善人类健康”的终极价值的窘境。
（三）研究计划与目标
“哈佛催化剂”一期项目由13个子项目组成。从这些项目的主要计划和目标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其研究内容和目标（见表1）。
表1可见，“哈佛催化剂”参与者包括哈佛医学院、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以及哈佛医学院附属医院等诸多研究机构，而且项目主持单位均拥有雄厚的实力。从其制定的计划和目标看，每一个项目都提出了明确的任务要求，而且每个项目分工不同，既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从项目管理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到研究人才的培养、转化研究的教育质量、数据共享的实现、政策法规的制定等。特别是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MGH）成立的综合性临床研究中心在促进尖端的临床和转化研究、确保提供全方位的关键资源方面承担的任务最重，作用也最大。
（四）人才水平分析
根据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ISI）公布的20年来在包括生命科学、医学、自然科学、工学、社会科学等在内的21个学科领域内被引用次数最高的近6，000位研究人员进行的统计（ISI Highly Cited，HiCi），对哈佛大学医学与卫生领域相关学科论文被引用率最高的研究人员数进行被引用次数最高统计分析，可以显示出某一研究机构在某一具体领域具有的高水平科研实力，不仅反映了研究人员个人的世界认可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一研究机构的世界影响力。
表2可见，被引用次数最高统计分析结果与“哈佛催化剂”的13个项目首席专家所涉及的专业领域吻合度极高。其中基础医学方面的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和神经科学以及临床医学领域最高被引研究人员都超过6人；公共卫生学院在社会科学领域最为卓越，其最高被引研究人员数为9人；更鲜为人知的是，公共卫生学院在数学领域的最高被引研究人员数也有2人，可见其生物统计学系在世界的影响力。而生物统计学领域的研究又是“哈佛催化剂”的重点子项目之一。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哈佛催化剂”项目的实施，在保证哈佛大学医学相关学科在多个学科领域保持高水平的科研实力，促进学科领域的多元化以及提高研究人员的团队合作和世界影响力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启示与建议
从英国《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2009”（Word University Ranking，WUR）公布的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学科（Life Sciences&Biomedicine）的世界排名统计数据，到上海交通大学公布的临床医学与药学学科（Clinical Medicine and Pharmacy）2009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哈佛大学均位居世界第一。哈佛大学医学院具备世界生物医学领域顶尖水平已成为业界共识，从“哈佛催化剂”的个案研究中可以看出其卓越之道就在于它的学科交叉与群体智慧。而转化医学这一新兴的多学科融合的领域正在成为驱动基础研究、公共卫生与临床实践一体化的重要引擎，为学科交叉渗透、群体智慧聚集提供了最理想的平台和机遇。为了使转化医学在我国更好地实施“，哈佛催化剂”的运作模式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一）将转化医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
“哈佛催化剂”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项重大战略的实施，都要经历长期的积累和周密的战略规划过程。我国的医学研究要想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转化医学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而取得决策层的认知是先决条件，应该将转化医学作为今后医学研究的重要发展战略，组建相应的研究机构或中心，制定适宜的发展目标。笔者认为目前树立“团队科学”的理念，形成群体智慧，搭建学科交叉的开放式研究平台，培养新一代具有转化医学理念和能力的科学家是推动和实施转化医学研究的三个重要方面。
（二）医学科研选题应源于临床
转化医学的实质在于打破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研究之间的传统屏障，推动以临床问题为导向，开展多学科协同攻关的应用性研究，实现对重大疾病的基础研究转化为临床诊断技术、治疗方法以及预防保健等方面的技术提升和技术专利，使科研成果更多更快地运用于临床实践。而转化医学的实施，必将促进医学科研选题越来越多地来源于临床。但现实中，大量的基础研究课题仍然局限于细胞系或动物实验，缺乏用于研究的临床样本和系统的临床资料。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疾病和生物样本资源的同时，我国的临床医生却苦于找不到有价值的科研选题。与从实验台到病床边的研究过程相比，把病床边的临床问题在实验室里阐述清楚再用于临床，在管理学和伦理学上的限制相对较少，风险低，性价比高，更应该受到重视。
（三）完善相关体制，保证跨学科研究团队的稳定性
在我国要使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如转化医学）高效运转，即使尚不能形成完全独立的科研和教学单位，也可在一些方面做出有效的努力。如，第一，聘任有影响力的研究者担任首席科学家（Principal Investigator，PI），实行首席专家（或称所长、主任）负责制，统筹布局；第二，围绕转化医学学科间优势互补的队伍建设需要，以团队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引进不同研究领域的优秀研究人员；第三，建立有效的社交网络，使得来自各个独立学科与机构的研究人员更容易地相互找到对方并形成团队，共享资源和技术，帮助临床医生和基础研究人员通过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凝炼科学问题，确立研究方向，并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临床与基础研究一体化的研究团队和学术思想；第四，充分利用高校合并优势，大力鼓励各种跨院系、跨专业的科研合作项目，尤其是基础医学与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的联合；第五，建立更加科学有效的人才评价机制，为转化医学的实施进行人才培养、选拔和储备。
—以麻省理工学院CSBi运行机制为例
熊华军
（刊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8期）
在跨学科研究的意义早已达成共识的今天，跨学科组织模式由于大学管理的不断改进而变得日趋多样化，其中虚拟跨学科组织(Virtual Interdiseiplinary Organization，简称VIO)以其高效的运行机制而受到国外许多大学的青睐，是当前大学一种新型的研发和教育模式。本文试图剖析一个成功的VIO个案——麻省理工学院(MassaehusettsInstitute of Teehnology，简称MIT)计算机系统生物学创新工程(Computational and Systems Biology Initiative，简称CSBi)的运行机制，以为我国的跨学科组织及其创新提供借鉴。
一、CSBi简介
MIT认为系统生物学是当前生物科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前校长Charles Vest曾说：“我们必须创建系统生物学这门学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针对每一个病人的实际情况开发出非常有效的新型药物。”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推动下，2003年1月CSBi成立。
CSBi的成立坚持了MIT一贯的办学理念，即任何一项重要的发明和创造都离不开不同知识、技术的集成，离不开多学科成员的通力合作。CSBi的目标是加强MIT与计算机系统生物学(CSB)相关的约10个学术组织的合作，通过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工学的相互交叉、渗透和融合，借助高新技术平台(Teehnology Platform)而开展大型跨学科项目研究，创建能够为生物变化过程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的试验方法和数据模型，并且培养出能够运用和创造这些方法和模型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见表1)。在MIT全新强势打造之下，CSBi在短短两年间已成为MIT最大的跨学科组织之一圈，其教育和研究成果也在全美处于领先地位。
CSBi仅仅是一个虚拟跨学科组织圈。它的“虚”首先表现在它没有自己的专门研究队伍、试验设备和工作场所等研发资源；其次表现在各个学术组织的核心研发资源是借助于信息技术这根无形的纽带相联结；第三，它是围绕特定目标、基于成员共同兴趣连接起来的一个组织边界模糊的动态联合体；第四，它只是专注于自己最有优势、最有竞争力的核心目标，而将自己所不擅长的一些非核心业务、难以驾驭或难以把握的辅助业务，通过契约方式外包(Outsoourcing)给专业机构，其实质是在充分发展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实现以最少成员、最低投人、最快速度、最优质量争取最大效益的目标。尽管CSBi本质上是虚拟的，但它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不断完善，彰显了自己独特的“无形组织、有形机体”的运行机制。
1.团队建设(Community Building)
CSBi面向全球公开招聘对CSB感兴趣的全职、兼职和临时成员。目前，CSBi成员约有312人(见表2)，只有21名成员主持CSBi日常事务工作。虽然研究人员仍在他们所隶属的院系工作，但CSBi通过核心团队(Core Group)建设和一系列团队活动的开展，保证了其运行的高效性和有序性。
核心团队的运行。CSBi的成员看似松散，工作效率却卓有成效。执行委员会(Steering Commitment)是CSBi运行的枢纽和中心，它由9人构成，其中行政委员会主席(Chairs of CSBi Exeeutive Committee)、博士研究生委员会主席(Chairs of PhD Graduate Committee)和行政主管(Exeeutive Direotor)三个核心领导职务由MIT主管研究的副校长兼副教务长(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 and Assoeiate Provost)任命，并向其汇报工作。另外6人包括生物系(Biology)、生物工程系(BE)和计算机电子工程系(CEE)的系主任和由全体研究人员推荐的3名教授代表。执行委员会是CSBi核心团队，他们负责CSBi的全面管理，如组织目标的确定和实施、制定合理利益分配机制和科学综合绩效考核机制、组织激励与沟通等等。CSBi日常具体事务则由两位主席和行政主管来处理，不过，其目标实施还必须接受理学院(Sehool of Seienee)、工学院(Sehool of Engineering)、斯隆管理学院(Sloan Sehool of Management)院长的监督。
伙伴关系的维系。多学科的文化差异有时会直接造成组织内耗，因此，多学科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维系如何直接决定CSBi成败和绩效。CSBi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形成和维系多学科成员之间的凝聚力(见表3)。
2.目标实施
CSBi作为一个目标导向性合作组织，相互一致的目标是组织成员的粘合剂，也是维系CSBi的根本力量。CSBi目标包括以下3个方面。
(l)研究。CSBi研究目标包括大型跨学科项目和技术平台开发项目。在CSBi，所有的科研项目必须保证有效地整合学校的各项职能。其科研项目立项必须同时遵循以下原则：首先，CSBi必须在保证足够的研究人员以及相关的教辅人员和工勤人员的前提下才能进行一项新的科研活动。其次，为保证科研和教学质量，科研项目不能加重学术人员的负担，不能以损害教学质量为代价。第三，科研项目必须积极配合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为人才培养提供相关配套的经费、场地和设施。第四，科研项目的确定必须考虑学校科研整体运作状况，学校要有足够的设施、科研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
(2)教育。CSBi教育目标包括CSB课程开发和博士培养项目。2004年2月，在博士研究生委员会主席BruceTidor教授主持下，与CSB所有相关课程已经开发出来。这样，MIT成为美国第一个开设CSB课程的大学，而且也为其它大学开发交叉学科课程提供了借鉴。CSBi教育目标的核心是培养CSB这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博士，他们毕业后独立开展跨学科研究，成为未来理论和技术的创造者(creators)，而不是当前方法和工具的实践者(practitioners)。2004年秋季学期，第一批4名博士生人学。
CSBi博士教育主要由下列4个方面组成。
一是课程。博士生必须拿到3门核心课程(Core Subjects)和4门高级选修课(Advanced Elective Subjeets)以及三次一个月轮转(three onemonth rotation)研究计划的学分后，才能授予博士学位。通过学习核心课程，博士生能够系统掌握CSB基础知识；博士研究生委员会和导师必须根据博士生的实际情况指导他们选修4门课，并通过这些课程对他们进行严格和充分的学术训练；三次一个月轮转研究计划指博士生必须在第一年的第一学期秋季在不同院系开展研究，通过这个项目，博士生能跨越学科壁垒，得到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指导，获得和不同学术背景的教授共同研究的机会。
二是主题研究(Thesis Researeh)。第一年的1月份，博士生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导师的指导下拟定好自己的研究主题。然后根据这个主题选择实验室独立开展研究。最后，博士生必须向博士研究生委员会呈交研究论文，向他们陈述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论文的创新点，还要流畅地回答各个委员提出的与论文相关的问题。
三是教学实习和社会实践。第二年的第一学期，不同学术组织给博士生提供助教工作，培养他们跨学科跨院系的沟通和交流能力，并且也为CSB这门学科培养未来的教师后备人才和知识面宽又懂得其他学科“语言”的科学家。CSBi通过和企业或大学以外的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为学生提供到校外进行研究或实践的机会。CSBi还通过加强和所在社区的联系，让学生参加各种形式的社区服务。这种实践可以让学生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提高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是研究伦理行为培训(Training in the Ethical Conduct of Researeh)。在很多专业化领域里，学者们开展工作是期望自己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这使一些科学家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和交流，寻找共同兴奋点、切人点的能力和意愿不够强。这个项目就是针对上述情况开展的，目的是培养博士生掌握跨学科研究的科学理念和具备跨学科研究科学家的基本素质，培养具有跨学科战略思维及善于与人合作、交流的科学家。
(3)拓展(outreaeh)。CSBi追求包括经济增长、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谐有序以及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在内的综合效益。因此，CSBi积极拓展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实施来保障CSBi发展的最大空间。首先，让女学生、经济上贫困的学生和代表数额不足的少数民族学生(women Students，Ee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Students，UnderrePresented Minority Students，简称WEDUM)接受CSB教育并且参与CSBi研究，同时支持帮助这些学生的学术组织。其次，建立数据共享机制，让全世界对CSB感兴趣的研究人员能简便快捷地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研究资源。第三，通过开展学术讲座和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及时将CSBi研究信息传达给更多的研究人员。第四，通过和工业界密切合作，由CSBi负责创新，由企业负责产业化，最大限度让CSBi的每一项发明都发挥出它的潜力。目前，CSBi通过开展下列活动实现其拓展功能：(a)10周暑期实习期(Underraduate summer Internship)。CSBi每年资助6名经济上贫困的学生和代表数额不足的少数民族学生在教授指导下借助CSBi技术平台开展研究工作。(b)半年教师学术休假项目(Faeulty Sabbatical Program)。为了让更多研究机构开展CSB研究和教育，CSBi不仅为来自社区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的研究人员提供包括工资、研究费用和旅行费等在内的财政资助，而且给他们提供和CSBi研究人员共同研究的机会。(c)4周为女生展示的技术项目(Women in Teehnology Program)。为了培养更多CSB女科学家，CSBi对系统生物学感兴趣的女生提供包括奖学金在内的资助，并指导她们参加CSBi研究项目。
3.技术平台建设
虚拟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文化差异增加了知识转移的难度，一个成功的虚拟组织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组织内部实现知识共享的机制。叫为了顺利开展CSBi复杂的大型跨学科研究和教育，MIT不惜投人巨大人力、物力和大量时间整合学校既有的资源，开发出一个为试验和教学提供方法和技术支持的一体化技术平台。2004年这个技术平台正式投人使用。通过技术平台开展的跨学科研究具有可测性、可探究性、可建模性和可操作性(Measurement，Mining，Modeling，Manipula-tion)。
目前，这个技术平台由6名CSBi科学家开发与管理，每人负责一个竞争力极强的核心技术，这6项技术经过他们交叉整合后，形成了一个包容庞杂数据的高速运转的技术平台。CSBi技术平台具有以下四种功能：(1)服务功能。方便研究人员快捷地得到研究资源。(2)研究功能。通过开发新设备和建立数据库进一步完善CSBi技术平台的建设。(3)教育功能。为研究生的实验课程和计算课程提供数据和设备帮助。(4)拓展功能。接待夏季人学的学生，接待工业界和学术界的访问学者，建立一个公众能快速得到研究资源的机制。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技术平台，成员之间和非成员之间可以及时交换视频、语言、图像和文字，而且通过远程操作，成员之间可以实现完全的互动。
CSBi与科学家签订的契约明文规定，为了使所有研究人员获得准确的第一手资料，消除中间知识流通环节，每一个研究人员必须将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记载的数据交到技术平台中心；而且，研究人员必须定期在技术平台上发布他们的研究资料和研究结果。这就是说，每个研究人员在毫无保留贡献自己研究资源的同时，也充分占有他人的研究成果。这样，通过技术平台开展的研究就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壁垒，实现了隐形知识(Tacit Knowledge)和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横向交流和纵向交流。这样一个高效的知识转移机制对CSBi这个崭新组织的发展和成熟至关重要。所以说，这个技术平台是CSBi这个虚拟跨学科组织“形散而神不散”中的“神”。通过这个平台，虽然各研究人员彼此不在同一工作场所工作，但胜于在一个工作场所工作。
4.资金筹措
CSBi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需要高、精、尖技术设备作为研究支撑和多学科研究成员参与，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雄厚的资金资助。因此，多途径多渠道的资金获取必不可少。CSBi一方面实施资金“引进来”政策，另一方面也通过寻求合作伙伴(Research Partnerships)和技术合作(Teehnology Collaborations)等方式实施“走出去”政策，实现资金自我“造血功能”的完善。CSBi计划在5年内筹集8000万美元的研究基金，现已在过去的两年内成功筹集到3200万美元。目前，CSBi资助体系有联邦拨款、基金会赞助、校友、个人、研究所以及公司的捐赠和工业界的合作等形式(见表4)。
因为CSBi资金来自基金会，所以它能像私人公司一样灵活运作，在成本控制、运作效率、吸引学生及响应社会需求方面，都比其它实体组织灵活和有效得多。借助这种灵活筹措资金的方式，CSBi能给优秀的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出高薪吸引最好的教授，提供研究启动经费，创设新的学科，为技术平台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等。简而言之，CSBi为教学和科研提供的强有力财政支撑，保证了CSBi的活动能始终活跃在科学领域的最前沿。
二、CSBi的原则、特征和优势分析
从静态视角看CSBi运行机制，有点像中国春节期间舞起来的龙灯：目标实施可比喻为龙灯的龙头，经费的有效筹措是龙灯的龙骨，技术平台建设是龙灯的龙衣，而充满活力的团队成员是让龙灯动起来的舞龙人。概言之，CSBi是根据共同的信任和对研究目标的共识，通过共享知识和研究条件，在充裕资金的保障下，通过团队将研究人员借助技术平台开展的研究、教育和拓展项目有机优化融合，以产生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培养高素质的研究人员和产生良好社会效益为目标的动态联盟(见图1)。
MIT有跨学科组织66个，其中差不多一半是VIO，CSBi只是这类组织的一个代表。VIO是适应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组织和科研组织的一种卓有成效的方式，是21世纪企业管理主流——虚拟研发组织(virtual Researeh & Diseovery Organization)的理念渗透于大学跨学科组织的产物。它围绕特定的组织目标和内容，利用现代化高新计算机网络和通讯工具，以某一核心团队为依托进行管理，将有能力有愿望参与目标实现的多学科组织连接起来，从而打破空间限制，实现了教育资源的优化、共享和互补，提高了大学组织对外界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促进了大学组织的跨学科发展。
1.CSBi的原则
充裕资金是成功VIO的根本，MIT仅捐赠基金就有51亿美元，利用这笔钱的利息可以解决VIO建设所需要的硬件和软件设施。在资金保证的前提下，VIO还遵循了以下原则。
(l)以目标为纽带。VIO作为一个目标导向的合作组织，一个明确的和可以完成的目标是成员协同工作的基础。因此，VIO必须定义一个清晰的目标集合，并以此为工作中心。因此，在组织建立之初，VIO往往让每个成员了解组织的目标和愿景，并在合作中进一步明确各自任务，使整体目标不断内化为成员的内在需要，并借以培养荣辱与共的群体意识及对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2)以信息技术为支撑。VIO技术基础是当代最先进的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技术。单从联盟或合作来看，VIO的许多特征在以前某些科研机构中也存在过(如无形学院、产学合作等)，但只有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和广泛运用的今天，多学科合作和资源共享才会成为现实，并展示出优化组合的巨大优势。
(3)以核心能力(CoreCompetenee)为出发点。VIO成员就某一共同感兴趣的项目进行合作，彼此各尽所能，取长补短。因此，它强调各学术组织必须具备各自的核心能力，而将自己不上手的目标转包给高效的专业化组织。因此，VIO能以较少的人力，物力完成同等的工作任务。总之，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是一个VIO成功的必备条件。
(4)以伙伴关系为依托。组织之间长期团结合作、共同谋求未来发展的伙伴关系成为VIO竞争优势的新来源。如何维系、协调处理好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成为虚拟组织运行中一个非常重要也很复杂的问题。由于VIO成员复杂，容易引起学科文化冲突和价值观念抵触，因此它把协调重点放在跨文化融合上，注意营造组织的社区氛围，创造求同存异、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组织文化，构建互信、协同的伙伴关系。
2.CSBi的特征
一个成功的VIO首先是由科学家自发组织，并得到该领域科学家的普遍支持，并接受他们严格的评估。此外，一个VIO还具有以下特征。
(1)管理X型化。VIO成员由于地域限制无法经常面对面沟通，它突破了传统由上而下的静态分割的M型管理，转变到诸多以目标实施为主线的强调成员共处协作的X型管理。在“结点”核心团队控制协调下，“并联”多学科组织的核心能力，通过建立有效激励与约束机制，让各成员的个体目标和整个组织目标保持一致，使得VIO在成本、质量等关键的多元化业绩指标上获得显著改进。
(2)沟通信息化。信息系统是VIO得以生存和运行的基础，它的构建是保证VIO运行效率和成功与否的关键。它通过Intranet实现各成员组织内部的信息交流；通过Extranet实现各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通过Internet实现与外界的信息交流。依靠沟通的信息化，VIO实现了无形的团队有形的管理。
(3)目标增值化。VIO按照最少投人获取最多收益的宗旨开展工作，目标的增值化是其运作的核心理念。首先，VIO站在学科发展的最前沿，通过加强和工业界合作，尽快将自己产生的原创性思想转化为生产力，从中获取丰厚的回报；其次，它通过凝聚本校优秀人才资源，以他们为圆心吸引全球更多的人才，并且通过下一代培养，使其在研发人力资源方面保持优势地位。第三，它通过反馈的方式，积极将研发和教育目标转化为社会财富，获取社会和国家极大的认可，从而得到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
(4)成员动态化。VIO成员合作是动态的，往往具有任务导向性。如核心团队本身也是一个虚拟组织，其成员来自分散的各个学术组织，临时聘请的专家更是分散在不同地方，因此它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另外，核心团队的组织边界也是不断变化的，其中的成员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其规模则根据组织项目的情况扩大或缩小。
3.CSBi的优势
VIO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持的多个核心研发能力的动态联合体，这种独特的运行机制体现出明显的优势。
(1)技术和人才。一个VIO是诸多核心研发能力的结合体，它往往借助大学的优势学科和既有的研究设备而开展跨学科研究，然后通过学科的集群效应和整合的研究资源，吸引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学者广泛参与，吸引广大学生群体进人研究领域；技术和人才的保证又能缩短开发周期，提升组织的核心竞争力。
(2)知识融通。VIO作为一个依赖各成员核心能力的知识联盟，实现知识共享是VIO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知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度个体化、难以编码化和形式化的隐性知识，一类是能编码且能以系统方式表述的显性知识。[19〕VIO通过建立内部完善的技术平台实现显性知识的共享；通过开展一系列社区活动，创造出一个能让所有成员共同参与、共同交流的学习机会，从而最大限度实现隐性知识的共享。
(3)成本。VIO成员基于兴趣和爱好走到一起，这种网络式平行组织、有利于减少管理层次，缩短信息通路，加快决策速度，促进人才流动，因此它能以最低的柔性成本对外部需求做出敏捷的组织变化，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
(4)规模效益。VIO能将企业的市场化优势、科技成果转化优势、资金优势和大学的人才和技术优势结合起来，实现组织间的资源共享，从而产生研发项目的“规模经济”效益。同时，经过不同成员间的知识交流与合作，扩大了各成员的研究领域。并由此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人的生存与发展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尽管人们对VIO的认识还处于不断加深的过程中，但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反观我国大学，现行体制和管理层面的诸多问题都使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步履维艰。即使不少高校成立了跨学科中心，也由于上述原因易流于形式。因此，借鉴国外VIO运行机制，对优化我国大学资源配置、提升大学研发能力和培养国家急需的跨学科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吴丹青 张菊
（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05年第5期）
技术会聚已成为目前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应对技术会聚，要求创新大学学术组织。
一、技术会聚要求创新大学学术组织
“NBIC(会聚技术)”是最近国际上提出的全新概念。它是指当前四个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领域，即：纳米科技、生物技术（包括生物制药及基因工程）、信息技术（包括先进计算机与通信）、认知科学（包括认知神经科学）的有机结合。这四个领域本身已是学科交叉的成果，现在每一个领域均在快速发展，都存在巨大的潜力。而其中任何一种或多种技术的协同、融合、会聚，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效能。(会聚技术)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科技发展观，一种大统一、大科学的整体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将以知识的融合、学科的交叉为基础，通过多个领域技术会聚，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使得多种技术在融合发展中迸发出强大的威力，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发展观，对教育体制与科研体制提出了历史性的挑战，对传统的大学学科建制提出了新的需求，对大学原有的学术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要求学术组织改革体制及运行机制，以迎接技术会聚可能带来的新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9年以后，部分大学曾经进行过学术组织的体制改革，遵循面向经济、依托学科的原则，合理配置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者力量，形成了以二级学科建研究所、研究所管科研、系办教学的格局，对高校近十多年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教育的进步，出现了观念的滞后、考核体系和运行机制的陈旧，使得目前大学学术组织存在数量太多、规模太小、研究方向及资源配置重复、分散等问题。部分学术组织已退化为虚设的、应付考核评估的行政机构，未能发挥真正学术组织的作用。另外，由于目前的大学学术组织多隶属院系管理，院系行政不同程度的影响致使学科交叉、技术会聚、科技合作、大项目组织受到很大的制约。原有的单一的大学学术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已不能适应大统一、大科学、大工程发展，特别是不适应技术会聚、学科交叉的发展需求，也不利于科技创新潜能的激发。尤其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保证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这三项职能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学科交叉、技术会聚必然贯穿其中。这就更需要有较完善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学术组织作为基础。为了应对技术会聚的发展需求，大学学术组织的创新势在必行。
二、如何创新大学学术组织
（一）组织系统的创新
研究型大学的学术组织应以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省部重点实验室及工程中心为核心；以在院系体制之外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为重点；以调整完善原有研究所（室）为基础；以产学研结合，与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共同建立科技创新和社会科学研究开发基地为辅助；应该是多元、复合、并存、互补的组织系统。
在院系体制之外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平台是目前“985二期工程”正在实施的一种大学学术组织形式。这是研究型大学学术组织建设发展的主要方向。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平台应反映出大学科技的特色和优势，把高校的科技优势力量从院系的行政圈子里进一步分离出来，形成高水平、宽交叉、强辐射，有利于科技创新、学科交叉、技术会聚、资源集中、开放共享的科技创新平台和社会创新基地。这类学术组织必须有明确的科学研究或技术开发的方向，自身承担着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课题或市场需要的重大技术开发任务，同时又具备针对多学科、多层次的研究者开放和合作研究的能力。自身的研究开发和开放合作互相交融、互相推动，以达到最大的建设效益。
传统的研究所体制仍不能完全废弃。应该在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建制、创新机制，使组织形式更加灵活机动，根据研究活动的兴衰而滚动发展。这类学术组织仍应隶属于院系，维持原有的管理体系，但应结合学科建设、研究基础和发展的需求改革重组，进一步淡化行政观念，强调学术意识，重视交叉合作，使其成为自由探索的学术空间、师生互动的交流场所及相对宽松的研究环境。
大学学术组织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是产学研联合的研发基地。这包括主要从事合作研究的在校园内外与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联合建立的研发机构。这类学术组织的建设将大大推动教学和科研组织的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强化社会服务职能，缩短大学与社会的距离，有利于大学与国内外社会的交流和联系，有利于大学对外开放及为经济建设服务，从根本上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为高校争取更多的资源。同样也为高层次、大规模的学术组织的竞争、滚动建设预留技术方向和人才储备。
研究型大学的学术组织形式应多元化，要根据学科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允许多种形式并存、互补，相互交融、推动。允许游离于创新平台之外的学术组织存在，将有利于自由探索的学术方向的发展，有利于技术会聚的新切入点的寻求，有利于边缘交叉学科的萌芽，有利于潜性人才的培养。
（二）运行机制的创新
建立竞争、开放、流动、高效的新的运行机制是大学学术组织实现其职能的关键。
竞争创新的学术氛围是学术组织发展的前提。应在不同层次的学术组织中，采取不同的形式推动科学研究的交流和合作。例如，可通过创办跨学科的期刊杂志及学术交流会议制度，建立不同学术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强调原始创新的意识及规范知识产权的管理，鼓励多学科参与具有创新思想的研究项目，集中力量进行跨学科重大研究项目的科技攻关，形成新的研究模式；强调任务带动，形成以课题组为最小单元的、多元化的、各种类型灵活滚动的学术组织体系，着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教育整体水平。
合理的科技人才体系是大学学术组织建设的根本。学术组织的人事管理和人才评价机制应以竞争、流动为核心，以分类管理为策略。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分配激励机制，以形成有利于优秀、拔尖人才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创新潜能的氛围。为杰出的学术带头人配备得力的助手，形成合理的学术队伍。同时，要重视学术组织中技术和管理队伍的建设。在共用平台的维护和建设中要充分调动和激发人的积极性，选拔、培养、使用一批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的管理人员，特别是要建立一支结构层次合理、精通业务、精干高效的技术队伍，并对他们的各方面待遇（岗位聘任、岗位津贴、职称评聘、精神待遇等方面）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保证这一涉及面广、难度大的资源共享工程的实施。
（三）管理模式的创新
科学整合、开放共享的资源是学术组织运行的基础。这包括教学和科研活动赖以运转的场所、设备、设施、信息等。这些资源应根据国际科技前沿动态、国家需求及大学的优势特色，在平台类学术组织中科学集成、合理配置，向不同学科背景、不同潜质、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研究者开放，使有限的资源得到高效利用。通过这种管理模式，使大学学术组织成为人才聚集的场所、信息汇聚与交流的中心、不同学科交叉融合的结合带、科技创新思想的发源地。
平台类学术组织建设和管理必须立足于高起点、高效率。高起点就是要站在国际科技前沿的高度，实现实验技术、仪器设备装备的现代化和环境设施标准化。高效率就是要最大程度地利用平台资源，使尽可能多的学科受益；尽可能提高教学、科研资源的共享程度；尽可能打通学科和学校边界的人为阻隔，向校内、外全方位、全天候无偿或有偿开放，扩大公用资源的范围和经济性。为使学术组织的资源开放共享、高效运行，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专管共用，资源共享”为指导思想，以经济杠杆为调控手段，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不同的合作形式，提供不同的资源共享服务方法，建立不同的有偿使用制度。同时制订可行的制度和激励政策，引导现存资源集成共享，鼓励自制创新设备、设施的开发，尽可能盘活资源存量，克服资源“私有化”的不良习惯，打破各自为政、闭关自守的管理格局，使现有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平台以外的其他学术组织同样要提倡资源共享的做法，合理地配置、科学地管理、高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推动学科的交叉和技术的会聚。
杨兆芳 陆根书
（刊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7月）
一、国外高等学校学科建设的内涵分析
1.学科的内涵。学科，在英语里称为discipline。该词具有多重涵义，包括学科、学科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以至熏陶等。其词源为希腊文的教学用语didasko(教)和disco(学)。在14世纪英国作家乔塞时代，discipline指各门知识，尤其是医学、法律和神学这些新兴大学中的“高等部门”。在1981年出版的《世界辞书》中，discipline有9条注解，其中有6条与规范、秩序惩罚制度有关，这些原始的要义说明“学科”不仅仅是专门的知识，它同时也有知识训练制度和方法的意思。
国外关于学科的解释很多，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一书中指出:“学科明显是一种联结化学家和化学家、心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专门组织方式。它按学科，即知识领域实现专门化”。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强调了disciplin所兼有的学科和规范的双重含义，认为任何学科都是一种社会规范，比如“精神病理学”、“犯罪学”等都是在社会监控、规训大众、惩罚犯罪的实践中产生的研究领域，同时这些学科的研究结果又会成为强化和改进社会规训和控制的手段。刘仲林在《现代交叉科学》一书中总结了国外学者对学科的界定，如德国学者黑克豪森基于经验和事实的分析；法国布瓦索基于形式和结构的分析；比利时阿波斯特尔教授从贝尔纳的科学社会学观点出发，把学科定义为基于动态的社会活动和分析。
总结以上的观点可以看出，discipline的含义很丰富，但是译为学科的时候，其他的意思就被忽略了，只保留了知识和规训的意思。当代学科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学科是特定研究领域走向成熟的产物，称一个研究范围为一个学科，即是说它并非只是依赖教条而立，其权威性并非源自一人或一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的真理或方法；其二，学科是研究领域制度化与建制化的结果，在此种意义上，学科的形成也就在于它成功的界定了自身的研究边界，并规划了本学科研究者的学术规范，即所谓的学科结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它通过同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
2.学科建设的内涵。学科建设是一个中国化的专有名词，在国外很少有人把高校的学科建设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进行研究。在外文中甚至找不到与学科建设相对应的语词。这并不意味着国外没有人研究过学科建设问题，只是在研究高等教育和大学问题时作为一个方面来进行研究。美国著名教育家布鲁贝克在他的《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指出:“由于现代社会所出现的知识爆炸，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成为通晓一切知识或者掌握这种百科全书知识的人。今天一个人只能希望成为精通有限领域方向的人，这就向高等教育提出了怎样安排大学本科课程的问题，是应该进行普通教育，即范围较培根式的学问内容的教育，把专业化教育留待研究生阶段和专业教育阶段进行，还是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在大学本科同时进行?”英国兰凯斯特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哈罗德·柏金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大学的学科发展和大学形式的演进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欧洲中世纪大学与其他专业训练学校的区别就是它的多科性。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马丁·特罗从社会学的角度，通过对各国高等教育系统按照各种各样地位、名望、财富、权力以及影响进行分等的分析，介绍了一些国家的大学提高学科水平的做法，他认为要使高等学校的地位得到升迁和变革，无论国家采取什么行动，最终都要由争取著名教授和出类拔萃的教师，争取研究经费，争取优秀本科生研究生的市场力量来决定。
由上可见，西方关于学科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高等学校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学科分布及其学科对于提升大学的地位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研究，但是很少有涉及学科建设的内涵，更没有对学科建设的内涵形成统一的认识。
二、国外著名大学学科设置情况
表1至表3列出了国外部分高校学科设置和布局情况。
三、国外高等学校学科建设的管理
1.建立了科层组织与矩阵结构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是国外高等学校学科建设管理的突出特点。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学科既高度分化，又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高度综合，且以高度综合为主。世界各国著名大学学科建设在管理体制上基本上都顺应了这一趋势。一方面，继续保持按学科分化要求建立起来的院系科层式学科建制的传统，以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分化;另一个方面，又根据学科综合化发展的趋势，建立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跨学科的研究中心或组织，以促进不同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例如，伯克利加州大学，仅文理学院下就有40多个系，另有19个专业组和10个本科生跨系组织，麻省理工学院设有建筑和城市规划分院、怀特卡保健科学技术与管理分院、工程分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分院、斯隆管理分院等6个学院，下属22个学系外，还有人工智能实验室、贝特斯直线加速器、生物技术处理工程中心等44个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和实验室。
2.学科评估。在学科建设中，国外大学十分重视学科建设的监控和管理，学科评估就是其管理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国外的学科评估虽然形式多样，但从其评估的目的看，主要是基于学科的教学评估和基于学科的科研评估。众所周知，英国的学科评估历史悠久，体系完整，操作规范，而且国内学者也主要十分关注英国的学科评估。因此本文以英国的学科评估为例介绍国外学科评估情况。
(l)学科教学评估
英国的学科教学评估任务主要由QAA来完成的，其成立于1997年3月，是一个独立的半官方的高等教育评估机构，致力于为英国的高等教育提供综合完整的质量保证服务。学科评估是该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其目的是确保社会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投资是有价值的，即确保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所资助的学校的教学质量是合格的。通过评估使他们改正教学质量中的缺点，提高教学质量，公布学科评估报告和学科总体情况报告及分享最优方案，以改进教学质量，为公众提供有关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信息。学科评估每6年一个周期，主要集中于教学质量与学术方面。
教学质量评估是在了解学校所提供的学科目的的情况下检查学校完成自己所设的目的和目标方面做到了什么程度。评估活动主要由6个核心部分组成：课程的设置、内容和组织、教与学及其评价、学生进步和成绩、学生支持和指导、学习资源、质量管理和提高。对学科学术评估主要是对两个层面进行评估，一个层面是在每一学科领域内，对学科的学术标准进行评估，包括：是否有明确的学习成果，与资质准则以及相关的学科框架声明相适应，课程设计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另一方面是对于学校提供给学生的学习机会质量的判断。
(2)学科科研评估
学科科研评估主要是指科研资助机构通过对学科的评估活动最终希望获得学科状况的整体结果。这是因为科研资助机构的自主活动主要是以学科为单元进行的，因此为了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经费的使用效率，有必要以学科为单元开展评估活动。不仅科学界关注科技投人的力度和方向，同时，随着公众科学素养和参与意识的提高也希望了解科技经费的使用情况。因此，政府必须向科学界和公众说明科技经费投人的效率以及未来科技经费资助的优先领域等问题。从目前开展的学科科研评估活动来看，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的学科评估：一类是诊断性的学科评估，主要是通过学科评估来了解学科目前的现状和科研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建议；另一类是战略性的学科评估，即以学科评估为手段，了解学科目前的国际发展趋势和本国所处的地位，为学科在未来若干年内的发展确定战略计划。英国高等教育基金会所进行的学科科研评估(Researeh Assessment Exercise)属于后者。
英国高校科研评估的目的不仅是为科研拨款提供依据，更重要的是为了促进科研质量的提高，从而发挥英国高等教育的优势，进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英国科研评估由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简称HEFCE)、苏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Scottish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简称SHEFC)、威尔士高等教育基金会(Higher Edue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Wales,简称HEFCW)和北爱尔兰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eation For Education Northern Ireland，简称DENI)联合组织实施，具体由RAE评估小组负责管理，其办公室设在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英国高校科研评估从1986年开始实行，每4年或者5年进行一次，已经在1986、1989、1992、1996和2001年进行了5次，下次的评估将于2008年进行。
英国基于学科的科研评估包括高校提交相关资料(研究成果、人员信息、书面材料及其他相关材料)、评估专家组做出判断(评分等级如表3)、评分排序、公布结果。最后的评估结果与拨款直接挂钩，将决定未来5年内高校获得的科研拨款的数量(拨款系数如表4)。
英国高校科研评估自1986年开始已经进行了5次，由于科研评估的结果与研究经费直接挂钩，同时由于评估的结果向社会公布也会间接影响到学校声誉和获得其他社会资助的机会，所以各高校十分重视。科研评估使高校的科研质量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对学科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例如，获得5+和5等级的学科数量由1992年的348个增加到了2001年的999个。
国外学科评估发展比较早，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评估方法和制度，无论是学科教学评估还是学科科研评估在学科的建设过程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虽然我国的学科评估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进行，并且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尚未形成成熟的制度和良好的评估风气，即使在研究方法上仍然有许多不成熟地方，因此国外比较成熟的做法值得国内学科建设去借鉴。
四、国外著名大学学科建设经验借鉴
学科建设是近年高校探讨和实践的热门话题，以学科建设为中心改造学科、重构学科，促进大学上档次或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这已成为共识。要保证学科建设活动能够沿着预定轨道卓有成效地进行，就不仅需要政府和社会对高等学校持续不断地增加资金投人，而且需要大学自身能够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高等教育的规律，借鉴国外著名大学学科建设的经验，科学筹划，严密组织，精心实施，方能奏效。国内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国外著名大学的学科建设情况进行了介绍，并提出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例如，罗云等从学科设置、学科结构、发展战略、管理体制、队伍建设、学科功能、学科环境等方面介绍了若干国外著名大学学科建设的基本经验。周江林等通过研究5所有代表性的世界著名理工学院的校史及相关资料，追溯了其在学科建设方面的历史，总结了它们的共同经历，为我国理工大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启示。张雷生等对高校学科建设的模式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对世界著名大学学科建设的研究可以总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设置上，学科门类齐全，文理、理工渗透。学科门类众多是当今世界著名大学学科分布的一个突出特点，但是从其发展历史看都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学科或者学科门类比较少向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发展过程。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直到1930年才开始由一所工学院向理工结合的大学转变，今天的MIT不仅拥有世界一流的工学院，而且还包括世界一流的理学院和世界知名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无论是综合性的大学还是理工大学都十分重视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哈佛大学一直秉承前校长科南特1945年提出的“通识教育”思想设计必须课程。在实施过程中，哈佛大学要求学生必须修6门通识教育课程，其中人文学科至少1门，自然学科至少1门，社会学科至少1门。大学前两年必须修完这些课程，以便获得广博的知识。哈佛大学中人文社会学科课程在本科生课程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哈佛大学两所本科学院共开设课程2500门左右，其中人文课程(美术、音乐、英文、古典作品、语言和文学、哲学、宗教等)总数为996门，占全部课程的40%，社会科学课程(经济、政治、区域研究、历史、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总数为769门，占全部课程的31%，即便是理工科的学生，要想取得学位，也要学习占学分25%的人文社会科类课程。
从以上可以看出，世界一流大学普遍存在对人文科学类的重视以及对人文学科与理工学科交叉的注重，这正是值得国内很多大学借鉴的地方，尤其是要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必须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人文社会科学在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表5)。
2.发展战略上，以突出重点、形成特色为指导思想，集中打造优势学科，优选学科发展方向。学科门类众多是当今世界著名大学学科分布的一个突出特点，但并非所有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如伯克利加州大学原来有化学院、工程学院等14个学院，下设100多个学科系，各个学科的发展非常均衡，每个学科的水平都很高，就是没有一个学科是真正的世界一流，特色不明显，因而始终进不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于是他们就调整发展战略，集中发展生物原子工程(因为当时在美国发展生物原子工程的时机非常好)，要求学校的每个系都要尽量和生物原子挂钩，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促成劳伦斯发明了加速器，正是由于发明了加速器，伯克利加州大学拿了17个诺贝尔奖，伯克利的生物原子工程学科成了世界第一，伯克利加州大学才世界著名。
3.在学科队伍建设上，具有世界知名的学科带头人。世界知名的学科带头人是促进学科建设加速发展和创造一流的关键。哈佛大学前任校长科南特曾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一代代教师的质量。”在教师的聘用和升迁上，哈佛大学要求教授进校要广泛征求校内外乃至世界本学科一流专家的意见，以衡量其学术水准;编内讲师，聘任5年，到期非迁即走，以保证其学术创造力，确保哈佛大学在美国乃至世界的地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航空航天学院离不开冯·卡门的贡献，正如田常霖先生所说：加州理工学院为什么会成为这么著名的大学，它的腾飞就是靠两个教授:一个是密立根，物理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使这个学校的实验物理迈人了世界一流，另一个是冯·卡门，钱学森先生的老师，他把美国的航天技术带了起来，有了这两个人加州理工学院就世界知名了。
4.在学科环境上，保证学术自由的环境不受影响。剑桥大学前校长阿什比说过:“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科学的发展也是一样，它是遗传和环境的结晶。学科建设作为一种促进学科发展的实践活动，它不仅要继承学科的优良传统，更主要的是要营造一个学科发展的良好环境。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西方大学永恒的主题，大学有足够的自主权来决定学校发展的大事，尤其是关于学术方面的，学者和教授在大学的决策和管理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只有具有安全和自由保障的学者才能探求科学真理。”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如是说。
总结以上可以看出，学科建设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很多学者的关注，中国高校学科建设需要借鉴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经验已是共识。国内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介绍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建设情况，并且总结了一些世界著名大学学科建设的共同点。但是，这些介绍仍然更多只是特点和规律的介绍和总结，缺少具体可操作性的建议和借鉴，致使中国有些大学的学科建设出现了误区。
张雷生 辛立翔
（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06年第9期）
模式也可以称为“范式”，一般是指可以作为范本、模本、变本的式样。高校学科建设模式，就是指高校在实施学科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符合自身特点的建设路径和方法的选择，包括了学科特色、学科方向、学科梯队、学科基地、重点学科、项目建设以及学科组织管理方式等多个方面。学科建设模式既有思想观念层面上的，也有社会建制和社会管理运作层面的，更多时候是这两个层面上的综合建构与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属精英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一味地追求学科门类多而全、大而全，导致办学模式趋同化，缺乏个性和办学特色。近年来，高校逐渐认识到，学科建设应适应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服务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结合自身学科建设实际，进行科学定位，选择并确立符合自身特点的学科建设模式。以“211工程”建设为契机，各高校逐渐形成了自身学科特色，从而得以满足高素质人才培养和高等教育激烈竞争的需要。其他高校也注重借鉴国内外著名高校学科建设的成功经验和作法，积极认真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的学科建设模式，大力推进学校学科建设工作，并且取得了明显成效，对于提升高校办学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向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一、以学校发展定位来规划学科建设的模式
随着近年来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国内普通高等学校数目也在逐年增加。对于这些新建院校或者刚合并升格的地方院校来说，学科水平和办学实力与国家重点高校相比来说比较薄弱，所以，学校的学科建设工作主要依靠学科发展目标的定位来推进。该模式往往根据学校自身发展需要决定建设和发展某学科，并希望在一定时间内办成高水平学科。学科建设目标实现的程度取决于学科经费水平、学科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由组织和政策形成的学科建设机制和学科生长环境。
该建设模式的优点是，能够发挥学校学科建设的合力，集中有限资源重点建设好学科规划中的重点学科；缺点与不足在于学科规划存在很多人为因素，领导者个人主观意志对于学科建设重点影响较大，对主要领导的管理水平和决策能力要求较高，与学校的办学定位密切相关。当学校整体资源有限时，学科经费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学科经费一定时，学科组织、学科管理模式就成为能否实现办高水平学科目标的关键，因为它们决定了学科带头人的选拔、学科研究方向的确定以及学科基地建设等。由此可见，学科建设工作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并非简单地根据学校发展目标定位就能做好的。因此，在学校的发展规划和办学定位要求较高时，必须综合考虑学校学科建设实际状况，把学科建设放到学校整个系统中综合考虑。
二、以学科带头人来规划学科建设的模式
一个学科的发展状况如何，往往取决于高水平学科带头人；而学科建设整体水平高低，关键靠教师，特别是大师级的学者。采取该模式的院校一般实力水平较强，或者在某些领域水平较高，多见于单科性较强的院校。另外，在办学历史比较悠久的地方院校，其某些优势学科也会存在这种情况。我国各大学的院士一般集中在某一两个高水平学科，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明证。例如，大连理工大学的院士集中于力学学科，吉林大学的院士集中于化学学科，华中科技大学的院士集中于机械学科，中南大学的院士集中于材料学科，中国地质大学的院士集中于地质学科。
学科组织的学术竞争力既与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水平相关，又与学科带头人团结和组织学术队伍共同发展科学事业的能力和素质相关。在1999年美国大学评估中，加州理工学院排在第一，超过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正如田长霖先生所说：“加州理工学院为什么会变成这么著名的大学？它的腾飞就是靠两个教授，一个是物理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他使这个学校的实验物理迈进了世界一流；然后是冯·卡门，钱学森先生的老师，他把美国的航空技术带起来了。有了这两个人，加州理工学院就世界知名了。”
这种根据已有的学科带头人来规划学科建设的模式，其优点在于学科建设往往已经形成了“学术高地”，能够依托高水平学科带头人作为“领师”，组建成学术研究团队，争取到高水平的科学研究项目，来实现高层次人才和研究生培养，进而组成一支朝气勃勃的高水平科研生力军，在学科前沿做高层次的开创性研究工作，带动学科整体发展。不足之处是其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队伍和学科基地建设围绕学科带头人已基本确定，组织及政策的调整余地相对较小，学科水平和可能达到的高度将由学科带头人素质和学科经费水平决定。当学科建设经费基本保证时，学科带头人超越其个人发展需要、追求学科组织整体效益的最大化程度，决定了学科建设和发展水平可能达到的高度。
由此可见，该模式对于学校整体学科实力要求比较高，一般院校很难模仿或者跟进，对于众多学科实力不太集中的高等学校来说，不具有推广和借鉴意义。
三、现有学科特色优势拓展的学科建设模式
办学资源的有限性和学科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可能占领所有的学科领域，也不可能在一个学科的所有方向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它只能在某几个领域或某几个方向上暂时处于领先地位。任何一所大学的学科建设，都必须确立发展重点，形成自己的特色，从某几个学科领域突破，进而拉动其他学科的发展。国内外成功的学科建设经验证明，要实现学校学科建设的突破，保证重点突出，形成自己的特色，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采取该建设模式的较为常见于已经顺利实现学科布局由单科性向多科性转变的高等学校，这些学校大多具有一些优势比突出、特色明显的学科，能够以其为骨干和支撑，借助其丰裕的优势学科资源和学科综合产出，带动其他学科的整体发展。
中国矿业大学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坚持“特色立校”，构建了包括“核心层、支撑层、外围层”在内的“大采矿”学科体系，同时将理科、管理学科、人文社会学科等方面的建设均纳入了“大采矿”学科的整体框架。2005年中国管理科学院公布的大学评价结果中，该校采矿工程、矿物加工工程、地质工程、安全工程、消防工程5个本科专业排名全国第一。
四、利用学科交叉融合引领学科建设的模式
采取该建设模式的高等学校，多为综合型大学或者多科型大学，其学科门类相对比较齐全，学科整体实力比较强大。诸如国内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学科门类覆盖比较齐全，拥有传统优势学科和新兴学科群，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众多的新学科的生长点，能够有效发挥学科建设综合性优势，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促进学科内和学科间的交叉，各类学科间不同领域的交叉和综合交叉等。
以美国MIT（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其成功经验之一，就是适应学科综合发展趋势，注重学科布局的对称性。MIT特别强调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管理科学同工程技术的交叉研究以及与教学的结合，建立了包括振动和声学实验室等在内的+#多个交叉学科研究机构和实验室。各种形式的跨系科研与教学机构成为该校学术发展的主要基地，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都出自这些实验室和中心。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科无疑是最强的/但是理科的阵容也十分强壮/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地位同样令人瞩目，与理工学科形成了对称的格局。这种借助学科综合交叉的思维方式使很多著名高校突破了原有学科框架，逐渐走向综合型高校行列。
综上所述，对于不同类型、层次的高等学校而言，学科建设情况各有差异，只有把学科建设放到学校发展的整体系统中，认真分析自身学科建设优劣势，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学科建设规划，充分整合学科资源，发挥学科优势，才能保证高校学科建设健康可持续发展。
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根据发展战略与重大需求，择优确定并重点建设的培养创新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在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居于骨干和引领地位。重点学科建设对于带动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全面提高，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需求，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高层次人才和智力支撑；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到目前，我国共组织了三次重点学科的评选工作。
第一次评选工作是在1986-1987年。1985年5月27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根据同行评议、择优扶植的原则，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根据这一要求，原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87年8月12日发布了《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评选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申报工作的通知》，决定开展高等学校重点学科评选工作。根据《通知》精神，重点学科的门类要比较齐全，科类结构比例和布局应力求合理，要有利于促进学科间的横向联合，逐步形成高校科研优势。重点学科点应承担教学、科研双重任务，要逐步做到能够自主地、持续地培养和国际水平大体相当的博士、硕士、学士；能够接受国内外学术骨干人员进修深造，进行较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能够解决四化建设中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能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科学根据，为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促进学科发展作出较大贡献。此次评选共评选出416个重点学科点，其中文科78个，理科86个，工科163个，农科36个，医科53个，设计108所高等学校。
第二次评选工作是在2001-2002年。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高等学校重点学科评选工作的通知》规定，开展了新一轮的高等学校重点学科评选工作。主要目的是促进我国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进一步提高我国高等学校教学科研的能力，形成一批立足国内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基地；根据目前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对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方向进行引导和示范，使高等学校学科建设进一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集中国家和地方有限财力，通过重点建设，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布局合理、各具特色和优势的重点学科体系，巩固和扩大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方面的综合优势。共评选出964个高等学校重点学科。
第三次评选工作是在2006年。经过近二十年的建设，国家重点学科的教学、科研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学术水平、培养高层次人才和承担国家重大任务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促进了高等学校学科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已成为我国高等学校重要的具有骨干和示范作用的教学、科研基地。面对世界科技革命的严峻挑战和世界范围内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为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人才和科技的要求，根据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调整国家重点学科结构。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意见》精神，在“服务国家目标，提高建设效益，完善制度机制，建设一流学科”指导思想下，调整的重点是在按二级学科设置的基础上，增设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的建设要突出综合优势和整体水平，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新兴学科的生长。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的建设要突出特色和优势，在重点方向上取得突破。共评选出286个一级学科，677个二级学科，217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材料来源：http://www.cdgdc.edu.cn）
公路建设科学与技术学科群，是目前国内同类学科中具有明显优势和特色的学科，是全国高等学校路、桥及交通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本学科群有博士生导师22人，教授43人，副教授75人，在特殊地区高等级公路建设、桥梁分析理论、筑路工程机械等方面已取得许多具有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拥有一个国家级重点学科，7个省级重点学科，4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近年来，先后承担完成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215项，年均科研经费6550万元，获得国家、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43项。
道路交通运用工程学科群，是国内目前唯一全面围绕高速公路运用技术研究的学科群，是全国交通运输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道路运输分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载运工具运用工程学科是本学科群相关领域中唯一的国家重点学科。本学科群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教授26人，副教授78人，拥有1个国家重点学科、2个陕西省重点学科，2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本学科群在高速公路汽车运用工程、商用车辆技术、交通运输系统信息管理与控制技术、高速公路交通智能测控技术等研究领域或方向已取得许多具有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近年来，先后承担完成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110项，年均科研经费1460万元，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21项。
资源开发与环境工程学科群，覆盖了地质工程、矿产普查与勘探、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环境工程、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等二级学科，有中国工程院院士2名，博士生导师28人，教授41人，副教授76人。有省部级重点学科3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3个，该学科群先后承担完成了国家“863”计划项目3项、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项目、国家科技攻关项目、“973”计划项目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交通部西部交通建设项目等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年均科研经费达1760万元，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25项。
在进行学科重点建设的同时，学校大力扶持和发展新兴、交叉和边缘学科，特别是那些基础较好、发展潜力巨大的学科，以培育发展形成新的优势学科。土木与建筑工程学科群是目前国内同类学科中具有一定优势和特色的学科,现有博士生导师10人，教授20人，副教授5６人，该学科群在钢结构基本理论及应用、建筑结构抗震理论、结构强度理论方面形成了明显的优势和特色。在钢结构基本理论及应用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居于国内先进或领先水平，在钢结构交错桁架体系的设计理论研究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是中国钢结构协会副会长单位。近年来先后承担完成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４０余项，获国家及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15项，年均科研经费达840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