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参考》2012年第1期(总第12期)

文章作者:  发布时间: 2012-03-08  浏览次数: 844

决策参考

2012年第1期(总第12期)
徐州师范大学发展规划处 主编

本期提要

  大学作为象牙塔的封闭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开放性是当今大学的重要特点之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从现实的角度把州的边界作为学校的边界,从而开启了大学服务社会的行动;克拉克·科尔从管理者的视角在其《大学的功用》一书中提出,“大学是社会的服务站”,这一命题为大学融入社会提供了依据;布鲁贝克从高等教育哲学的视角认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其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一种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是以政治论为基础,认识论哲学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而政治论认为,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解除了大学当下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大学不仅仅是出世的,更要入世,即大学通过服务国家和社会获得社会的认可和资源支持。现实的、管理的,哲学的视角考察大学表明,大学组织已经深深嵌入整个社会之中,它的“在场”不仅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且反过来也影响着大学组织本身的思想与行动。

  今年,我校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大力实施“开放融合”战略,它是优化校内组织形态、融入区域创新体系、提升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为深入理解和把握大学“开放融合”的本质、内容、价值及实施方法,《决策参考》将以“开放融合”为主题,拟分别梳理大学开放融合的基本观点,校内开放融合、国内开放融合、国际开放融合的实践做法,以供大家参考。

  本期选编的文献侧重于各家对大学开放融合的基本看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开放融合的内涵。李培根认为,如果某一高等学校把融教育于社会视为其内在的教育理想,其主要的教育活动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甚至在某一点上能一定程度地引领社会或业界发展进程,其主要活动、资源等的边界延伸到社会之中,这样的高等教育可称之为开放式高等教育。第二,大学开放融合的目的及价值。有人认为其价值在于发现问题、抓住机遇、追求卓越等;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开放融合的目的在于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第三,开放融合的范式。有三种基本范式,一是产学研融合范式或学科—专业—产业链范式;二是大学合作与联盟范式;三是大学异地融入范式。第四,开放融合的平台。大学科技园作为开放融合的基础性平台,为大学投融资、科技合作服务、综合服务等提供了有效通道。第五,开放融合的动力。朱庆葆从大学改革发展的角度认为需要通过体制创新来推动,即从两类关系入手:一方面,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由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直接管理向大学依法自主办学转变;另一方面,大学内部各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关系——构建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积极理顺内部治理结构。

本期目录

论开放式高等教育

李培根

(刊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9期)

  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已经近30年了。

  近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高等教育也不例外。中国的很多高等学校都有不同程度的开放,如加强国际交流,与企业合作开展研发活动等。这些毫无疑问都是必要的。当然,还有的学校或某些院系把开放的重点放在“创收”上,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至少不是本质意义上的。

  其实,教育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一个学校只是这个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个体。一个生物个体一定要融入生态系统中,向系统吸取并供给养分,才能达到与其他生物个体的和谐共生。教育生态系统包含了社会的很多方面,而不仅是教育单位自身。这个系统中的个体(如某一个大学)必须尽可能地对系统开放。

  国外已有一些大学在开放方面做得很好,如英国的Warwick大学,荷兰的Twente大学,新加坡的南洋理工等等。整体上言,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开放不够。

  笔者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近年来对其自身的定位是“研究型、综合性、开放式”,它把开放作为其鲜明的特征,并作为争取成为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手段和武器。

  那么,到底什么是开放式高等教育?如何办开放式高等教育?

  一、开放式高等教育的内涵

  对开放式高等教育,本文尝试给出下面的定义:

  如果某一高等学校把融教育于社会视为其内在的教育理想;其主要的教育活动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甚至在某一点上能一定程度地引领社会或业界发展进程;其主要活动、资源等的边界延伸到社会之中,这样的高等教育可称之为开放式高等教育。

  上述定义描述了开放式高等教育的主要特征,具体内容如下。

  1.教育的内在理想紧密结合社会

  这一点应该是开放式高等教育最本质的特征。在某些教育管理者眼里,开放可以作为向同行学习的手段(如与国外大学的交流),或者可以作为教育的功利性手段(如筹款),也可以是指抛弃保守思想的某些改革行动(如分配制度改革、聘任制度改革、干部制度改革等)。这些当然都是有用的,也是开放的表现。然而这些手段或行动所针对的情况或者欲达到的目的并不能成为教育的内在理想,因为它们并未深层次涉及教育的目标和对象。教育的对象是学生,目标则是把学生培养成学校所希望的人才。开放式高等教育则认为学校培养的学生总体上应该能适应甚至引领社会需求,能承担社会责任。这就是说,要真正从内在理想上把教育融于社会,即把教育的目标和对象都和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因此,一所真正具有开放式高等教育的大学应该把开放上升到它的理想和精神的层次,而非仅停留在手段之类的层面。

  作为华中科技大学精神层面的使命,除了常规的传授知识、扩展知识、保存知识之外,还包括转移知识。它的基本办学理念是“育人为本,创新是魂,责任以行”。其实,“转移知识”和“责任以行”的内涵就是要开放。转移知识是指大学应该把它的知识向社会转移,同时社会、业界的需求等知识也应该向学校转移。这种知识的双向流动都要藉助开放。责任以行是指华中科技大学强调它应该承载更多的社会责任,如转移知识、社会服务等(除了育人和研究创新之外),同时也包括大学生应该加强社会责任感。由此可以看出,这所大学试图从教育理想和精神的层面去体现它办学的开放。

  2.教育功能与社会紧密结合

  内在理想和精神层次上的开放势必导致教育功能的开放。如高等教育的最基本功能——人才培养,即教与学,应该面向社会,面向实践。不仅从专业的设置、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直到实践环节都应该与社会或业界紧密结合,而且很多教学内容就应该源于社会或业界的实践。高等教育的另外一个重要功能是科学研究,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很多研究活动也应该源于社会。且不说应用研究,只要是与技术或社会相关的前沿研究,其研究的驱动源泉应该是社会或技术需求。高等教育的第三个主要功能是社会服务。多年来,华中科技大学秉承“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的理念,真正把社会服务作为实现其内在理想(即转移知识)的基本而重要的功能和举措。今天中国的很多大学都接受了“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发展”的思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流的开放式大学还要在某些方面能一定程度地引领社会或业界发展的进程。其工程等应用学科自然应该以引领技术发展为己任,其人文社会学科也要把引领社会文化和政治进步作为自己的当然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需要与社会深度的融合。

  3.主要教育活动、资源等的边界延伸到社会或业界

  对于很多大学而言,其教育活动的边界及资源利用的边界基本上限于校内。如教学中的实践活动,本是最该延伸到社会或业界中去的,但是近些年来更多的学校却把实践活动的边界基本上局限在校园内。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是高校扩招后基于成本的考虑。然而,真正的开放式教育可以使大学与业界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从而避免至少是部分避免成本的增加。

  对于开放式高等教育而言,社会与业界应该是其师生活动的极好的舞台。这个舞台不仅宽广,而且有极好的背景,还有水平更高的观众。社会舞台之宽广乃不言而喻;其背景在于它无比生动和丰富的内容;而业界人士对学生实践活动的评判无疑具有更高的欣赏和检验水平,他们当然是水平更高的观众。

  一个开放式大学应该善于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实现其理想。社会或业界中的很多设施、活动乃至人员,都可以为大学所用。

  二、开放式高等教育的主要内容

  1.教学系统中的开放

  开放式高等教育首先应该体现于教学活动中。那么,教学活动的开放具体又有哪些表现?

  (1)让学生有更多机会到社会或业界中去。

  高等教育中,大多数学科是有应用背景的(即便一些人文社会学科亦如此)。既然如此,学生就应该有相应的在社会或业界中的实践活动。我们课堂的边界完全可以延伸到社会或业界中去。现在大学都在加强实践教学的投入,如建设工程实训中心之类的设施。这对于改善学生的实践环节的条件当然是大有裨益的。然而目前存在一种不良倾向,认为校内实验室或实训中心等可以取代校外开放的课堂,这是极大的谬误。相对于业界的实践环境而言,校内的实践环境难以充分、全面地反映工程实际。如高校工程实训中心的工作流程和需求背景相对于企业而言显然是不完整的。学生在学校内,很难体会到企业或实际工作的需求。因此,把有关实践环节仅局限于校内,是不利于启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创新思维的。

  笔者曾言,未来中国高等工程教育需要避免的不良倾向之一恐怕是随着校内实践环节的改善而使课堂更加封闭,但愿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2)让业界或社会人士走上大学的讲台。

  教学活动开放的另一个表现是让社会或业界人士走上大学的讲台。业界人士的知识和经验肯定有与大学教授互补的一面。他们不仅可以在大学作一些讲座,而且可以参与讲授某些课程的部分内容。业界中不乏大量优秀的技术精英,尤其在像微软、通用、华为这样的公司。那些精英们对新技术的理解和研究可能毫不逊色于大学教授。因此,他们的参与不仅可以使学生受益,还可以使学校的教师也得到提高。有人可能认为这只是一相情愿,其实一些好的公司对教育是非常关注的,如微软就愿意为一些高校提供某些课程。关键还是看大学是否真正开放,是否与业界有良好的关系。

  (3)专业设置、教学改革等应该充分征询业界人士的意见。

  教育本身需要不断进化,没有进化就没有发展,而进化需要改革。从专业设置,到教学体系,到教学内容,常常需要变化。其原因在于高等教育必须适应科技的发展、社会或业界需求的改变等。问题是怎样变化。殊不知,只有好的变化才是进化,否则可能是退化。怎样才算好的变化?业界至少应该有很大的发言权,遗憾的是,很多大学及其教授们漠视了这一点。关起门来搞改革是不可能有好的成效的。教师们应该多到社会或业界中去,充分了解社会和业界对当下专业人才状况的评价以及对未来专业人才的希望、需求等,由此而进行相应的改变。

  (4)实践活动尽可能依靠业界人士。

  目前大多数学校的实践计划是靠教师及教学辅助人员制定的,而且往往是闭门造车。一方面,这种实践活动往往缺乏目的性,并不适应业界的需求。业界人士参与指导的实践活动则紧密结合业界的实际需求,这种实践活动是活的,或曰更有生命力。另一方面,教师制定的实践活动往往容易程式化,连实践对象也可能是老的,很难跳出旧有的框框。对于学生而言,这种实践通常就是被动实践。而业界人士指导的实践因为是针对新的对象,也不囿于固有的程式,因此对于学生而言可能是主动实践。

  (5)开放的教学模式。

  目前很多学校的教学活动的基本形式还是“满堂灌”,尽管现在已经涌现出一些先进的教学模式。20世纪90年代初,荷兰Twente大学的机械学院、电气学院和教育研究中心合作,设计的“以项目为导向”的新课程;美国WPI(乌斯特理工学院)的“基于项目的教育”(Project-based Education);国外某些医学院以及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正在推行的“基于问题的学习”(PBL,Problem-basedLearning);韦默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等等,都是很好的尝试。其实,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很早也有类似的试验,如“文革”时期的“开门办学”,其教学活动就是紧密结合业界实践甚至实际课题的。那时候的改革还是有其合理因素的,只不过在否定基础理论这一点上过于极端了。遗憾的是,我们在拨乱反正后把肮脏的洗澡水连同改革的婴儿也一起泼出去了。

  教学模式开放的本质是什么?笔者概括为:“教”对学生开放,“学”对实践或问题开放。“教”对学生开放,就是要使学生自主学习,充分调动学生的潜能。高层次的教一定是点燃学生思维及其进一步学习欲望的火把。“学”对实践或问题开放,就是使学生不仅在实践和问题中巩固学到的知识,而且要在实践中体验、感悟、质疑,甚至创新。深刻理解这一本质之后,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教师,自然就会有一些独到的、创新的做法。

  (6)教师活动的边界。

  今天,中国高等学校的多数青年教师,尤其是应用学科的青年教师,都是从学校来到学校去,不晓业界的实际,这是当前应用学科培养学生的一个严重问题。且不说他们自身的创新能力如何,他们教学生时恐怕也底气不足。由此而培养出的学生不仅创新能力欠缺,甚至普通的工程能力也严重不足。德国的大学教授中有不少具有在企业长期工作的经验,这可能是他们能培养出很多优秀工程师的重要原因之一。

  即便是有过在业界工作经验的教授,他们也需要经常到业界中去,因为业界自身也在快速发展。总之,教师的活动边界延伸到业界或社会,他们的实践知识和经验都能得到快速更新,这对于育人绝对是大有益处的。

  2.研究开发中的开放

  有一种说法,言科学研究的驱动力在于好奇心,在于对真理的追求。应该说,尤其在一些纯科学领域,此言是也。进一步言,在某些应用学科领域,支持一点好奇心驱动的研究也是必要的。但是必须明确地说,在与应用相关的学科,绝大多数研究必须面向业界或社会的需求。

  (1)让业界或社会需求成为创新的源泉。

  大学的研究与开发应该与业界相结合,这当然不是新的话题。遗憾的是,大学的很多管理者和研究者未必真正领会到这一点。现在,很多大学研究者查查文献,看看什么是国外最新的研究课题,然后凭藉自己的想象,加上一点所谓的基础理论,申请基金甚至重点课题的确不难得手。这似乎是一条申请课题乃至出文章的捷径。然而,由此而带来的原始创新恐怕少之又少。原因很简单,业界或社会的需求应该真正成为应用学科研究创新的源泉。笔者接触过一些大公司的研究者,他们认为很多大学教授(包括一些国外著名大学的教授)的研究不着边际。如果我们认为这都是大学教授们研究前瞻的表现(不排除个别的),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很多企业,如微软、华为等,甚至一些小的高新技术企业,其研究之深恐非很多教授所能企及。

  没有很好地面向业界需求的研究,即使有一点创新,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要想深入了解业界的需求,就需要开放,就需要前述的让教师及学生尽可能多地到业界中去,或者与业界人士合作研究。

  有一种误解,认为适应业界需求的研究往往水平不高。其实,有些企业提出的研究问题比教授们研究的问题更为深刻,更具有前瞻性。大学如果能介入企业所提出的前沿研究课题,一定有机会做出高水平的成果。荷兰Twente大学的化学工程系与工业界联系紧密,在化学工程领域研究所发表文章的数量与质量仅次于MIT,可见应用与质量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

  (2)与企业共建研发平台或基地。

  对于企业而言,这是它获取外部智力资源的一种很好的形式。对于学校而言,这是它面向企业需求并寻求需求驱动的很好的形式。这种形式要做得有实效既难也易。难在持久性,往往经过短暂的热度之后,企业的兴趣逐渐减退,最终“共建”名存实亡。易在于开放,即教授们要真正做到心态开放,时常想到适应企业的需求,想到为企业培养人才。能站在业界的立场开展共建,企业何乐而不为?

  (3)科技成果产业化:重在转移与孵化。

  大学的科技成果应该转化成产业,这已经为高等教育工作者所广泛接受。然而,在如何转化的问题上却有开放与封闭之分。当下中国大多数大学不愿意把科技成果交给社会上的企业去转化。的确,10多年来中国大学所办的产业对国家作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多数有高校背景的企业在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往往就停滞不前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学教授们的优势并不在于市场开拓,不在于经营管理,更不在于资本运作。大学应该发挥其核心竞争力,即科技研究开发。

  开放式的大学并不一定视自己办企业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要形式。它可以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移给社会,让社会上的企业家将研究成果商品化。Twente大学原校长H.Kroonenberg言“继续不断地把知识流向社会,不仅通过毕业生,而且通过把科学和技术积极地直接转让给企业”,这就是转移知识的具体表现。另外一方面,中国很多著名大学已有一些自己控股的产业,对于这些产业,经营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应该采取退出机制,即退出主要的股份,让社会上的企业去经营。因此,中国的大学即便要自己创办产业,主要也应该是孵化,而不是规模经营。这才是在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的开放心态。

  (4)创业意识培养。

  开放式大学向社会转移知识的另一个表现是鼓励学生创业。很多著名大学都很注重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如激励MIT师生不断向前的是其学术抱负、先锋精神和企业家欲望浑然一体的校风。学生创业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是大学开放精神直接向学生转移的更高层次的表现,这是因为创业需要多方位地向社会开放。创业者必须以不断进取的开放精神和多方位的开放能力集中在某一个具体的科技成果上,从而开创一个新的企业。一所大学若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创业者,显然是它开放、创造、活力的高层次表现。

  (5)创新链:研发中开放的真谛。

  不懂得创新链的概念,还不能说真正悟到了大学开放的真谛。创新链的含义有两方面。一是从国家宏观层面言,国家创新能力取决于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多个环节,如不同的教育环节(初等、中等、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业界,政府(政策环境)等。二是高等学校中的科技创新也涉及多个环节,如教学、科研、开发、产业等,实验室、工程中心、科技园、地方/区域等。从国家创新的层面讲,大学应该对中等教育提出什么要求?大学如何适应社会或业界的需求?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环境?从学校层面讲,大学中各种不同的活动如何衔接?大学中各个部门如何协同?这些都需要开放。大学不仅应该向外部开放,而且它的各个院系,各个部门之间也需要互相开放。真正的开放自然会成就一个健全的创新链。

  3.社会服务系统中的开放

  (1)把业界难以做好或者至少不能像大学做得那样好的某些事情承担起来。

  有很多人质疑中国大学为什么对开发、产业化工作那么有兴趣,而国外很多大学却不屑于为之。当代教育家克拉克·克尔非常强调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他认为,一方面,大学有责任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应致力于知识传授与探索。大学应该把那些自己能够做好,而别的社会机构不能做好,至少不能像大学做得那样好的社会责任承担起来。这个见解是非常精辟的。美国大学多不致力于开发及产业化工作,自有其道理。这是因为美国业界的研发能力非常强,很多公司积聚了高层次的研究开发队伍,做此类工作,公司比大学更有优势。然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目前,中国企业还远未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帮助企业进行自主创新。

  (2)把学校的研发平台或基地延伸到地方去。

  业界与大学在校园中共建研发平台或基地,这当然是大学求之不得的。换一个思路又如何?即把大学的科技平台或基地延伸到地方去,也就是说在校园之外甚至千里之遥的异地建设研发平台或基地。对此,有些学校可能就不那么热衷了,认为这些研发平台或基地似乎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其实,延伸的意思并非要把大学基地的部分设施搬到地方去,而只是要利用大学基地的技术和人力资源,与地方政府或企业合作,在当地建立起相应的基地。依靠当地政府的投入,华中科技大学在广东东莞、浙江温州等地建立的服务于当地区域经济的研究院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与一些大学在某地建立研究院的不同之处在于,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院建立在自己的国家工程中心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基础上,针对性很强。

  一所学校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它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引领区域经济和科技进步的能力。大学延伸到地方的研发平台或基地就是服务社会的很好平台。

  (3)培训。

  大学帮助业界培训人才,使业界的各种层面的人员受到相应的继续教育,这不仅使业界受益,而且能增强学校与业界的联系,乃至能从业界获取更多的资源。

  高等教育的开放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或表现形式,如国际交流,观念和管理制度的开放等等,也有一些特别的平台或组织形式,如学校董事会、企业委员会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做法,本文对之不拟详细讨论。

  三、开放的意义

  除了能更好地培养人才,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之外,高等教育的开放一般还具有下列意义。

  1.在开放的过程中发现问题

  因为开放,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在学校难以发现的问题。如我们培养的人才之总体状况如何,我们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是否很合适,我们的研究课题是否符合实际,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在学校中很难深切地感受到,而只要到社会或业界中去,此类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2.在开放的过程中抓住机遇

  其实,问题就是机遇。找到问题之所在,人们就会设法去解决问题。在开放中,我们能知道怎样办更好的教育,怎样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能知道什么是业界最关心的、最富有挑战性的研究问题,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发展的机遇。

  3.开放使我们有可能在艰难的条件下追求卓越

  开放使大学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开放能使大学利用更多的有实际经验的业界高级人才,有可能使大学无偿地利用业界的某些设施,能使大学得到更多的研究经费支持,等等。总之,开放可以弥补学校办学条件的不足,使得学校有可能在艰难的条件下照样追求卓越。

  4.开放能促进国家高等教育生态的繁荣

  如果越来越多的大学成为开放式的大学,则意味着社会对教育的参与程度也越来越高。更大范围的、更大程度的教育与社会的作用与反作用,会促进高等教育生态越来越繁荣。

  四、结语

  建设创新型国家显然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每一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对策,但是较为共性的、普遍的、最不容忽视的,应该是高等教育的开放。也许有几所名牌大学可以相对保守一些,不一定需要那么开放,但是更多的高等学校恐怕需要进一步开放。

  真正的开放应该缘自高等教育的内在理想。开放并非是目的,它只是一种手段。但是用这个手段几乎可以统领学校所有的基本任务。

  开放可以使大学更容易发现问题、抓住机遇、摆脱困境、追求卓越。可以预见,中国大学的进一步开放,必将促进整个国家高等教育生态的进一步繁荣。

大学管理从“心”开始

储朝晖

(刊载于《光明日报》2012年01月30日05版)

  怎样的模式有利于杰出人才的培养?我认为钱学森之问与孟二冬精神恰好可以形成一对问答,孟二冬精神即“独立思考、自由探索、追求真知、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潜心治学”的精神,这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一个思考方向。然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大学管理制度不利于普通教师践行这种精神,或者说不激励大学学人以这样的方式去生活。

  大学管理的行政模式是条歧路

  大学不注重学术价值,而重视经济、政治价值,这使大学偏离了本原,走入了误区。

  中国现代大学诞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们先学习日本的先进经验,再学习欧洲的办学理念,后来以美国为主要的学习对象。中国大学在1917年之后,逐渐融入了世界大学发展的主流,从1917至1925年、1928至1937年、1937至1946年,中国大学发展先后出现几个小高峰,杰出代表是蔡元培任校长时期的北京大学、郭秉文任校长时期的东南大学、梅贻琦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

  自1949年以来,中国高校管理以“前苏联”为模仿对象,引进行政管理模式,逐渐脱离了世界大学发展的主流。这一源头应回溯到孙中山效仿“前苏联”模式,建立了广东大学,后来改名为中山大学,并形成了“党化教育”模式,受到了胡适、陶行知等人的批评。1928年国民政府开始反对“党化教育”,转而提倡“三民主义”教育模式。但这一大学与行政紧密结合的模式,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得到了广泛推广。

  1952年,中国进行了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逐渐形成了偏重理工学科、轻视人文学科,偏重大学的经济和政治工具功能,轻视大学的人文功能的局面。

  二十世纪80年代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年代。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提出了中国大学的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随后,很多学校进行了改革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效。自1991年以来,大学的行政化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更多地将大学定位为官僚机构或工厂,这样的体制自然难以培养出学术大师。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高校和高等教育管理部门找到了一种新的模式,即以工程、项目、课题的方式管理大学。这种管理方式表面上看很有效率,但实际上对大学构成了深层次的损伤。因为,这种模式使学人直接受到行政部门的干预,学人的自主性被系在一个个掌权、掌钱的外行人手里。

  在2008年的时候,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曾对我说:北京大学曾经与美国大学是同步的。1917年,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改革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发展是和美国大学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西南联大也曾经步入世界大学前沿。但现在,内地大学和美国顶尖大学的差距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差距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想主要在于:大学制度的行政化与大学内在价值的丢失。

  大学不注重学术价值,而重视经济、政治价值,这使大学偏离了本原,走入了误区。

  大学本应承载三重价值,即学人的精神家园,学业和职业的基础,成人和幸福的基石。

  近年来,有些学生一入校,就探讨将来的职业和收入问题,只注重职业与就业功能。就业当然很重要,但如果只是关注这一方面,未能在内在精神上成为真正的大学人,未免太过片面和狭窄,也太浪费青春。大学太过行政化,会导致大学精神的缺失,而精神的缺失使大学不能很好地完成成人的功能。因此,大学的发展要遵从其自身的内在生成规律。

  中国大学发展现状,从外部环境来看,有四种迹象严重影响着中国大学的发展:第一,高等教育顶端外移,越来越多的优秀高中生直接就读世界尖端大学本科、研究生。2009年有1万多名中学生选择不参加高考,直接出国。第二,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高校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杰出教师并不多见。第三,创新能力难以提升。根据洛桑年度报告,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世界上处于中等水平。第四,评价方式单一,高校之间难以形成公平竞争。现在学生入学仅凭高考分数,很难做到教学适宜,应该在高校和学生之间建立双向选择关系。

  从内部发展来看,大学存在着五大突出问题:第一,真伪难辨。真研究还是假研究?真学历还是假学历?类似问题层出不穷,大学公信力下降。第二,钱权横行。大学里,能拿到科研经费的人比踏踏实实做研究的人往往处于更好的位置,真正做教学和研究的人反而很难拿到经费。第三,虚实不分。有的教师认真教学、专心科研,有的教师头顶各种名誉招摇,哪种教师对大学的发展有实质贡献值得我们深思。第四,批判无力。有一次,我参加研究生开题会,一位老师给学生论文提出一些意见,学生就非常激动地认为,这位老师对他有意见。现在老师都不能批评学生,那么在老师之间还能互相批评吗?老师还能批评校领导吗?在这种的风气之下,学术研究怎么能进步?第五,闭门自慰。关起门来看自己的学校年年有进步,人才是学校发展的指标,在发展过程中缺乏横向和纵向比较。所以,我们要积极推动全国各地的学校做校史工作,这样会有利于各个学校以史为鉴,认清现状。

  近十年来,内地大学发展有量的增长,但未能实现质的提升。从1995至2005年间,我国28所高校与美国大学联盟SCI论文指标比较可以说明,而这段时间大学教育不公平问题加剧。在扩招前,大城市与农村学生生源的比例约为3:1,而扩招后达到了5:1。大学的发展仍在粗放式地扩张规模,尚未走上内涵式自主发展之路;大学的发展仍然依据行政和商业规则运行,学术逻辑依然被边缘化。

  2010年8月9日,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在《经济观察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学开马车赶火车”的文章,形象地指出了大学官本位浓厚、人事制度老化、师生关系疏远、教学声望下降、泡沫学术抬头、计划经济严重、人文精神模糊和改革步伐缓慢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个是在精神层面上丢心失魂,另一个是在制度层面上杂乱无章。总之,大学的发展亟须弘扬大学精神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要遵从大学的逻辑来办大学、管理大学。

  “士志于道”:中国大学精神的千年根基

  “士志于道”,是中国大学精神万变中的不变;自主与他主,是中国大学精神兴衰、显隐的主要根源;明道、变道、弘道,是中国大学精神发展的走向。

  在中国历代大学中,“士”是个关键概念。“士志于道”即“士”追求“道”。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多样性的“士”,通过“士各有志”的多样性的“志”共同指向外在一致而内在多样性的“道”。这便是我国古代大学精神的基本原理,它对现实大学的发展启示太深刻了。

  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等学校的个案研究发现,不同的大学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会表现出各异的特征,具有一定程度的多样性。但深入研究会发现,各个大学精神都具有一定的共性,都与当时所处时代的救亡图存密切相关,带有“明道救世”的特征,具有对世事批判和审视的视角、尊道抑势的心态。

  中国大学的源头在春秋战国时期。“道”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精神的起源,也是中国大学精神的起源。《大学》开篇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大学精神自身发展的道路也受到了外界的影响。“士志于道”,是中国大学精神万变中的不变;自主与他主,是中国大学精神兴衰、显隐的主要根源;明道、变道、弘道(以行为承载道),是中国大学精神发展的走向。

  简言之,“士”是中国大学精神千年主体,“德治”是中国大学精神久远根基,“做人”是中国大学精神的首要论题,“合一”是中国大学精神的结构特征。中国大学精神即是“士志于道”的精神,或者说是“士”的精神,是“德治”的精神,是“做人”的精神,是“和合”的精神。

  近代中国大学中西融合,主要具有学人自主、民主科学为核心和全面深刻等三大特征。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大学逐渐吸收西方的精神,但这个过程是自主的。而在1950年之后,大学的调整、改革经常受到外在的影响,是不自主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大学的发展是全面与国际主流融合的,现在的情况仍然不能达到当时的融合程度。

  开放是符合大学逻辑的选择

  学术始终是大学千年不变的立身之本,开放是大学学人通向探求真理的途中最适宜的路径。

  开放是大学本原的特征,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稷下学宫、书院,还是西方的波隆亚,都在生源、教师来源、学派关系、思想表达等方面呈现出开放的特征。大学因其开放性,历来就是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组织形式和组成部分,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深和扩大了大学的开放程度。

  大学的开放性是由大学的社会职能决定的,培养高级人才和探究高深学问不可能在一个局促的环境里成就,唯有精神意识开放,才能在讨论、批判过程中促成知识增量的产生,才能培养人的问题意识和开放的思路。学术始终是大学千年不变的立身之本,开放是大学学人通向探求真理的途中最适宜的路径。

  开放还是大学能成其大的缘由。现实中客观上存在行为和思想的域限,然而,这种域限是时代发展和人类的认识能力不足造成的,而非主观设定的,大学开放即是立意于能容乃大,而尽力拆除有碍大学发展的行为和思想围栏的过程。

  开放也是大学的生存机制,是大学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一方面,大学发展存在多维的空间,需要以学人独立自主的、开放的思想意识去探究、选择,寻找到适合自身条件和目标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开放是大学发展最为关键的免疫系统,它的存在和运行足以消解大学中各种危害学术的观念、制度、行为方式及其他妨碍本真、健康的学术增量产生的因素。只能依靠更大程度的开放,才能让伪知识、伪学问以及有违学术规范的行为原形毕露。

  大学开放就是营造并维护大学的原生态。开放则兴盛,闭锁则衰败,大学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它代表着大学发展必须遵循的内在规律。

  封闭则是中国大学积弱的主因,中国大学在生源、师资、课程、管理等核心层面均未深层融入世界大学发展的主流。中国大学要立足本土,发挥优势,但一定要融入世界大学发展的主流。管理体制官僚化必然导致封闭。封闭的后果是:大学成为行政科层的附属品和复制品、学人权力边缘化以及办学过程“学店化”。

  中国大学在人类大学中的生态状况必须通过开放才能改变,“自我举起”式的改革不可能改变中国大学的生态状况。只有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开放中,才能实现同世界范围内优秀大学有效交流、对话和沟通,可以直接体验到的,竞争是通向人类大学生态顶端的现实路径。

  大学开放是多层级的开放,生源开放是起点,考察指标是外地学生的比例。师资开放是关键,考察指标是学校是否在全球范围内招聘教师;双向、平等、全面开放是目标,现在很多学校是不平等的开放;价值开放是最高境界,学术自由是保障;开放的微观体现是人际的包容,当你身边有一个人在创新或与您意见相左时,你是支持、容忍还是厌烦、打压,这是检验一所学校是否具有开放性的微观标示。

  开放并非必然或自然导致大学发展。若以因循、被动、他主的态度迎合开放,中国大学可能会江河日下;若以求新、自觉、主动、自主的态度迎接开放,中国大学才可能真正获得提升。有些大学领导说,教育部说怎么改我就怎么改,这就是典型的因循。开放环境中的竞争是促使一所大学不敢松懈,积极进取的巨大动力。开放意味着大学而有更多的公平、效率与健康。

  进一步开放是提高大学质量的关键,大学质量不可能完全靠被动地接受评估而提高,不可能靠物质金钱堆砌,不可能靠较高的行政级别抬高,必须靠师生自觉感知社会发展需要,遵循大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开放和自主发展才是办好学校的必要条件。

  开放大学的精神和理念

  从“心”开放,是获得真实有效发展的根基,是解决当前大学发展中遇到的众多突出问题的一种有效选择。

  从“心”开放,是大学开放“先立乎其大”的选择。“心”是指大学的精神和理念。大学精神与理念的开放是决定大学开放的首因。大学的本质特征决定着大学的开放必须从内部开始,必须首先实现大学精神、理念和思想的开放。

  从“心”开放就是依据大学发展的规律,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从大学内部发出的一种理性、真诚和诚挚的诉求;是一种自觉、自主和自为的开放;是“主体在场”而非“心不在焉”。只有保证这样的诉求不失真地发挥作用,才能引导大学健康、协调和稳步前行。

  从“心”开始才能使开放成为大学诚于中而形于外的特性。评价大学是否开放主要看它的思想、精神和理念是否开放,再看它的其他方面是否同样显示出开放的特征,不能因为它具有某些形而下的开放特征就判定它是开放的。

  从“心”开放,是获得真实有效发展的根基,是解决当前大学发展中遇到的众多突出问题的一种有效选择。如何将大学办出特色,如何全面提高大学的教育教学质量,如何培养出更多、更杰出的人才,如何解决资金、就业等一系列问题,都必须在思想、精神和观念上进一步开放。先准确定位大学,依照大学的逻辑,把这些问题放在大学发展之中逐一解决。

  从“心”开放,是中国大学的战略选择,包容、融合世界上一切优秀教育文化和大学发展模式是再造和创新未来大学发展的基础。中国大学应有长远眼光、宽广心胸和远大志向。进一步国际化是中国大学发展没有选择余地的选择。惟有在真诚参与中,才能提高中国大学在世界上的话语权。

  中国大学从“心”开始,进行开放的时机与机遇已经到来。抓住当前的机遇,实现从“心”开始的大学,开放是中国大学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选择。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比较多地关注了世界各国大学的外在、过程、制度和结果,而对属于大学内核的内在精神、宗旨、原则和理念或关注不多,或忽略,或避而不谈,或有意排斥,没有沉下心来打造中国大学独特的精神视野和路径,没有因时因地制宜、标新立异、敢为天下先的勇气。由于精神理念没有完全开放,使大学在设置和运行方面手足受束。没有进入原生状态,一直没有完整地展现出其应有的生机与活力。

  大学精神与理念的开放,不是一个简单的形态开放,而是向着大学本原的目标,遵从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立足于人类大学文化的积淀,超脱于权势和利益,由学人自主地沿着大学发展的轨迹向前迈进。

  育人、学术是大学的目的。大学的一切办学措施在于保障和增强大学的育人与学术整体能力。学术、育人若不能成为大学的目的就必然成为大学的手段。

  大学开放是由实然大学向应然大学之路的开放,是向大学学人责任与权力的开放。大学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专业性社团组织,必须建立宽松的研究环境,让思想自由奔驰。每个学人都应勇于发起和接受挑战。每一位真理的探求者在真理面前都是天真的而非老成的,是虔诚的而非虚伪的。

  大学精神理念的开放,集中体现在社会和政府对大学师生在追求真理、增值知识、成就人才上的充分信任。社会和政府应该相信学人能够通过研究共同体内在的准则处理好内部以及学人与社会其他组成的关系,使学人们能够自主地追求大学的核心价值,不用大学的外在价值束缚学人对大学的核心价值的自主追求。

  学人的精神是独立的,应立足于独立思考,而不是成为物质和世俗权势的奴仆,更无须对社会采取追赶、逢迎和讨好的态度。为此,大学管理中要多些自主权,少些行政命令;多些民主评议,少些“一长制”。

  大学学人要成为大学的真正主人。一些学校总是把仅到过学校一两次的领导人的照片放在前面,而无视长期工作、生活在校园的师生。大学开放要使大学学人不再仅仅是打工者,尤其不应成为“搬运工”,而应成为以中西文化为基础的独立思想者,成为新思想、新知识、新方法、新材料的原创者。

  大学精神理念和思想开放不是追求无政府,而是要寻求更有效率、更符合大学特征的、更为严谨的管理,主要依据学术逻辑而非行政逻辑或商业逻辑对大学进行管理。学术的真实权力应掌握在实实在在做研究且在某一领域走在前沿的人手中。开放在于使学术规范畅行无阻,承认学术规范是天下的公器,不可私用,也不可为一部分人所用,每位学人都有同等的使用权力。

  “彼且为大学,与之为大学”

  每一个大学学人都要作出自己的选择,选择麻木还是清醒?选择自主还是他主?选择闭锁还是开放?选择为学还是为官?选择求真、求善还是趋伪、附恶?选择独立思考还是一味服从?

  “彼且为大学,与之为大学”的意思是,将大学作为大学,不能作为政府机关或商业机构来管理,要遵从大学的逻辑,采用大学的模式管理。

  一般地,大学管理依据可以有三点:一是从学生天性出发,依据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制定教学计划,提供管理服务。现在很多老师上课采用把课程内容备好告诉学生的方式,而非采用因材施教的方式,定期和学生谈话,发现学生的特长,分别指导。二是从政府文件出发,通过行政指令、领导要求的方式,制定教学计划,师生按要求活动。这种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顶点,但往往违背师生天性,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三是从社会需求出发,根据学校定位,形成办学理念,制定教学计划,师生按计划活动。

  比较科学的大学管理应该将学生成长发展需求作为第一依据、社会需求作为第二依据,依照专业社团的方式进行管理,依据法律和大学的特性和内在逻辑管理大学。只有每一个学生得到充分发展,人力资源才能增强,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现代大学应该依据人的成长和知识增值的逻辑管理,即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学生自治;依据法律保障,授权与问责相结合,决策与执行相分离,使大学学人有责有权;依法民主管理学校。

  要明晰高校与政府的法律关系,由大学来办大学,教育家办大学。政府并不一定能办好大学。应对现行《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大学办学自主权很难得到政府行政部门尊重的部分作修改。建立学术主导的内部管理,普通教授主导的教授委员会负责学术评价、人才引进和评价、招生、财经分配,健全的学生自治组织。只有在学术最前沿的人,才知道学术资源如何分配最为有效,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学术主导。现在高校在引进人才的时候一定要考核学历,因为没有同行能客观地评价他的学术能力,如果成立了教授委员会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

  近期目标是:第一,打破计划体制,实现学校平等竞争(打破招生分批次,校长论级别,资源分配论关系的局面)。第二,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管评办分离,恢复高校的办学自主权。第三,保障学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完善校内的民主管理。第四,明确学校章程(条例),各校依章办学。大学自身面对改革宁可快半拍,不要慢半拍。首先制定章程,练好内功。把学校建成知识分子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心灵家园。真正落实服务学生成长和发展的策略。

  每一个大学学人都要作出自己的选择,选择麻木还是清醒?选择自主还是他主?选择闭锁还是开放?选择为学还是为官?选择求真、求善还是趋伪、附恶?选择独立思考还是一味服从?建议大家独立思考而不一概接受,求真拒伪,趋善而远名利,务实而戒浮躁,创新而不简单重复。以此与大家共勉。

以体制创新推动大学改革发展

朱庆葆

(刊载于《中国高等教育》2011年第3、4期)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大学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要看到,我国大学运行中一些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通盘解决,需要大学继续深化改革、及时转变发展方式,特别是要以体制创新推动大学改革。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从大学外部而言,要由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直接管理向大学依法自主办学转变;从大学内部而言,要构建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积极理顺内部治理结构。

  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是大学面对的主要关系之一。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有力和持续的支持是大学得以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如何实现政府对大学“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又是一个难题。在中国历史传统上,教育是政治的一部分,教育自身没有独立性;新中国建立以后,教育又受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影响,直接成为政府管理的一个部门。所有这些消极因素叠加,使中国大学长期缺乏自主性,办学自主权不能得到有效保证,从而严重影响了自身的深入改革和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大学体制创新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探索构建政府和大学之间的新型关系,努力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权力,明确政府管理的权限和职责,凡是应该由大学自主行使的管理权和决策权,都应由大学自行决定,政府不得干预大学正常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并且,对大学必要的管理和调控也要注意正确和恰当地行使,主要是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尤其是改变目前通过行政手段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模式,而改为综合运用行政立法、财政拨款、战略规划、信息服务、正确指导等,从而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对学校来说,相应地,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要建立和完善国立大学法人制度,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完善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的现代大学治理模式。

  大学体制创新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加强管理创新和自身建设,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当前,最主要和最迫切的有三个问题需要作出一定的制度安排。

  一是要彰显学术权力,规范行政权力。大学是致力于寻求真理的共同体。目前,学术共同体没有能够在学术评价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学术共同体的主动性、责任性、积极性和自身能力都不够。因此,要发挥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和教学委员会等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例如教师的职称应完全由与行政管理适当剥离的学术委员会来评定。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何对既作为教授和学者又身为大学管理者和领导者的身份进行合理界定的问题。笔者认为,学校行政领导即使身为教授除非确因必要的工作关系也应该退出学术委员会。因为,此时他的第一身份和主要角色是作为大学领导者这一公共形象,而非作为教师的学校相对方,他首先代表的是学校行政权力,而非学术权力。当然,要真正处理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就要逐步推行大学管理的职业化,倡导教育家办学,从而使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各安其位、各行其是。前一阵子,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声音很多,这也应具体分析。 “行政化”不妥,简单取消行政管理也肯定不行。做什么事情都要适度,用行政权力取代学术权力要不得,但学术权力也需规范、照章行使,防止产生乱象,损害大学形象。不偏不倚,和谐平衡,应是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建设的理想目标。

  二是要深化大学人事制度改革。大学人事制度相对于一般人事制度而言,既具有一般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如何设计出既符合一般管理规律又符合教学科研规律、既重视绩效又着眼长效的人事制度对大学而言极具挑战性。而问题就容易出在这里。当前大学人事问题最为关键的弊端是既不能有效保证教师长期地、安静地做学问,又没有合理的退出和分流机制。对此,要确立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不仅要强化竞争激励机制,鼓励尖端科技成果,同时也必须引导教师热爱三尺讲台,潜心基础研究。当下首先要废除不恰当地对一个教师、一个院系进行所谓的定量指标评价,而尝试用更符合现代学术研究的评价方法,比如,一个院系搞得好不好能否考虑请国际专家和同行来评估,积极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

  三是要变革教学科研组织模式。在实践中,关于基层学术组织的结构调整,已经初步形成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传统的院系管教学、所室管科研。第二种模式是搭建跨学科平台,形成更大规模的科研组织模式。第三种模式是产学研结合,共同建立科技创新基地。这三种模式都是对教学科研规律的不断适应和调试,是对不断变化的教学科研发展形态的积极应对。当然,这些模式并没有终结一切探讨,还要积极鼓励一切有利于教学科研组织科学发展的大胆探索。总的原则是要根据知识创新组织的基本要求,整体思考和精心谋划学院、系、中心、研究所等学术组织的目标定位、功能划分与资源配置,大力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创新团队,以加快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培育,带动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水平的整体提升。

论中国大学战略联盟

董志惠 沈红

(刊载于《教育发展研究》2006年第2期)

  战略联盟,主要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有着对等经营实力的企业,为达到共同拥有市场、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通过各种契约而结成的优势相长、风险共担、要素双向或多向流动的松散型网络组织。企业战略联盟对于企业节省研究开发费用、降低风险、拓展区域市场,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大学若借鉴企业战略联盟的组织运作模式,将有利于整个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及优化,提高高等教育机构整体的办学效益。对应于企业战略联盟而言,大学战略联盟是指大学之间通过资源共享和项目合作,为实现大学学术水平的提高、降低大学的管理成本,共同解决大学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等战略目标,并通过各种契约而建立起来的松散型网络组织。

  一、建立大学战略联盟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需要

  1.高校扩招带来的问题

  我国自1999年开始实行高等教育扩招政策,高等教育的毛人学率已达到20%,开始步人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但是,高等教育规模的大幅度扩张与高等教育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又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以高等学校人力资源为例,办学规模的急剧扩大导致师资短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师准人的“门槛”,导致教师队伍的质量与水平参差不齐;同时,随着兼职教师的增加,教师队伍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专职教师所占的比例下降,导致教育质量的整体滑坡。在实践中,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途径是增设高职高专院校、重点高校兴办二级学院、大力发展独立学院,但这些做法又带来很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如许多高职高专院校办学定位不明确,办学特色缺乏,专业重复设置,结果造成办学资源的严重不足。

  2.高校合并带来的问题

  在穷国办大教育的现实情况下,国家为重点扶持若干所重点学校和部分重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启动了“211工程”。同时,我国高教界又掀起了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全国性高校合并浪潮。从1992年5月由6所省属大学合并而成的扬州大学成立开始,到2002年底,全国597所普通高校合并为267所,通过这些合并,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规模、质量、效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高校合并的宗旨在于通过大学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一批大规模、综合性、高水平的大学,增强参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竞争实力。但对于大学合并的效益,许多研究者从系统科学、组织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角度进行了论证,有的还对合并后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大学合并并未完全达到政府和参与合并高校的预期目标,合并高校的完全融合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尤其是那些强强合并型的高校在学科融合、组织结构调整、权力分配等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更为明显。与合并前相比,合并后的高校反而增加了管理成本,未能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阻碍了这些学校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步伐。

  制约我国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瓶颈”是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办学效益,并带来较少的“后遗症”。如果说大学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缓解我国资源配置的“瓶颈”问题,大学战略联盟则在更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说,建立中国大学战略联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需要。

  二、建立大学战略联盟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1.国外大学联盟的成功经验

  国外正式的大学联盟(也称校际合作组织)很多,人们熟知的美国大学联合会(AAU)、“常春藤联盟”(lvy League)、“十大运动联盟”(Big Ten)、大学合作委员会(CIC)等都是大学联盟的不同形式。这些大学联盟一般都有正式的组织管理和活动章程,它们成立的目的在于通过大学间的资源共享和项目合作,促进大学学术水平的提高,降低大学管理成本和运行效率。他们开展的合作项目主要有:学生交叉注册、联合图书馆、出版社合作、专业发展活动、研讨会,师资和管理人员的互相培训、校园间在线课程共享以及大学物资的集团采购等。

  美国大学联盟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和美国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不同类型的大学联盟起着不同的作用。例如,弱势高校结盟曾是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学谋求生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大众化发展阶段,其主要问题是资源不足,一些弱势高校面临被兼并或消亡的危险。这些大学通过联盟和合作,不仅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因规模小而被强势大学兼并的危险,维持了它们在学术领域内的领先地位,同时也对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做出了贡献。另外,研究型大学联盟的学术和科研合作活动的开展,使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学术水平、科研水平和声誉都位于世界前列。以位于美国中西部的CIC大学联盟为例:CIC的12所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它们都具有较大的在校生规模、超强的师资队伍、强大的科研实力和高水平的学科。这12所大学间的联盟属于强强联合的类型,他们致力于发现和解决大学发展中的共同问题。通过联盟活动,CIC不仅打造了世界级名校,而且对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如CIC的创始人赫尔曼·B·威尔斯(Herman B Wells)先生所言:“不管问题有多大,它能顶住来自12所杰出高校中最优秀人才的合力进攻吗?”

  2.我国大学校际合作的实践

  国内大学校际之间小规模、经常性的合作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一度兴起,不少高校根据自身的需要和条件,与邻近的高校或不同地区相关类型的高校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如大学间的学术交流、实验室与图书馆的共享、研究生互相保送、互认学分、在线课程共享、学生跨校选课和专业辅修、共同参与政府主持的大型科研项目研究以及大学合作办学等,这些活动几乎涉及高校的各个教学、科研领域及职能部门。然而,大学校际合作只是一种“一对一”或“一对多”的“点对点”合作形式,其特点是小范围、小规模、临时性,与此相对应,大学战略联盟是多对多的网状组织形式。大学校际合作在大学参与频率、合作项目及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不及大学战略联盟,为了促进大学校际交流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这种零散的、非制度性的校际合作组织必须逐步发展为大学战略联盟。

  受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影响,开放式办学已深人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之中,加上教育信息化等工程的实施,大学间的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发展。很多大学不仅设立了有关大学合作的管理部门和专职管理人员,而且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来保证校际合作的顺利进行。如山东大学于2002年10月首次在国内实行“留学校外”举措:与武汉大学签订协议,实行本科生互相交流,使部分学生能够在本科生阶段就可以选择在武汉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使学生具有第二校园经历。以这样的“留学校外”方式作为校际合作的引擎,山东大学陆续启动了和国内知名高校的校际科研合作、本科生互相培养和交流访学、高层次学术访问、互相保送研究生、研究生导师互聘、教师进修、管理干部到校际合作单位挂职锻炼等合作项目。正如山东大学校长展涛所说:“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在一个开放式的环境下做到强强联合、资源共享。美国有著名的常春藤盟校,中国是否也应该抓住时机,打造自己的名校联盟品牌呢?毕竟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我们的高等教育也需要来一场对外开放的积极回应。”

  2004年4月l日,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提出建立长三角地区名校联盟(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的建议,就长三角名校联盟提出联合培养本科生、研究生互换保送、教师交叉任课等3点建设性举措,同时建议首先在上述3方面予以启动,探求合作方案,制定行动计划,并由此引发了进行高等教育区域合作、高等教育组团式发展的大讨论。

  三、建立中国大学战略联盟的意义与思考

  从宏观上看,第一,大学战略联盟可以节约资源,降低办学成本,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中资源不足的问题。第二,强势大学如果采取战略联盟的形式,可以打造我国高等教育的“航空母舰”,加快我国大学进人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步伐。第三,大学战略联盟一旦建立,可以在联盟高校之间建立大学升、转学的“立交桥”,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我国高考制度“一考定终身”的不足,给学生学术生涯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

  从微观上看,第一,开展学生在联盟高校内的交流活动,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面,有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更为重要的是,大学联盟集中了最优质的学习资源,学生学到的将是最先进,最前沿的知识。第二,开展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活动,可以消除学校与学科之间的门户之见,破除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并能集中精力进行学科建设,促进整个大学联盟学术水平的提升。第三,开展在联盟高校内教师的专业活动,如教师可以在联盟学校之间进修(如在联盟高校内攻读在职博士或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或是兼任多个学校的任课教师等,使教师能有更多更方便的深造和流动机会。第四,开展大学管理人员的联盟活动,定期联络,交换培训,分享彼此的工作经验,进行信息交流和观点磋商,可以共同提升院校的管理水平。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建立大学战略联盟的目的就是要在结盟的大学间建立一种面向长远的互惠、互利、互动关系,以达到正数和的博弈结果。但是,大学联盟的建立毕竟还是一件新事物,为了防止出现异化或负数和的博弈结果,必须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要转变观念。要认识到大学竞争与合作之间的辩证关系,各大学应摒弃门户之见,牢固树立开放办学的理念,在制订本校的院校发展规划时,把建立大学战略联盟列人其发展战略。其次,政府要制订相关政策,从宏观上给予扶持和推动,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消除大学合作的体制性障碍。第三,鉴于目前我国大学的合作还没有形成联盟的形式,没有专门的联盟机构来推动大学之间的合作向纵深发展,为此,有必要探索大学联盟的做法。如成立大学联盟董事会来管理联盟的日常运行事务,这种机构必须独立于各大学,其管理人员可以从政府主管部门和各联盟大学中抽调。第四,大学联盟组织应建立在各大学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各大学在学科专业、办学层次、资源条件、办学目标和合作需要等方面各有长短,通过建立大学联盟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势互补。

中国式“大学联盟”

张韦韦 闫志刚

(刊载于《教育与职业》2011年第3期)

  2010年年末,中国高校自主招生开始以“盟军”形象出现,具有自主招生资格的“重量级”大学中,已有近半数加入联盟。高校自主选拔的“结盟时代”拉开了大幕。

  结盟:在争议中步步升级

  2010年11月19日,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的“2011年高水平大学合作开展自主选拔签约仪式”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组成联考集团。

  两天后,北京大学(含医学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香港大学同时发布公告,宣布2011年7校将举行自主选拔联合考试。

  这两次“结盟”其实谋划已久。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2010年9月份以来,清华大学联合7所高校成立了一个独立自主招生考试联盟。清华大学在成立这一联考同盟时,曾通过不同渠道向北京大学发出过试探性邀请,以求建立“强强联合”的超级联考同盟,但北京大学方面对此迟迟没有做出回应。之后,北京大学牵头,联合多所高校,成立了另外一个独立自主招生考试联盟。

  两大招生联盟成立的消息一经公布,便引发争议。一时间,两大“阵营”站到了媒体的风口浪尖。不过,这一格局很快就被打破了。

  2010年11月25日,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8所以工科见长的高校低调“组团”,缔结联考合约——《卓越人才培养合作框架协议》。

  至此,上海的3所著名高校各有归属,复旦大学加入了“北大联盟”,上海交通大学参加了“清华联盟”,同济大学联合另外几所高校,自组“理工联盟”。

  与此同时,“北大联盟”继续扩容,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纷纷入盟,“北大联盟”上升至13所。

  短短几天,3个自主招生联盟迅速成型,它们涵盖了近30所高校,涉及全国20个省区市(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这标志着2011年自主招生院校“三足鼎立”的大格局渐已形成。此时,争议声也开始一浪高过一浪。

  在网上,关注的热度超前。“北大联盟”与“清华联盟”被冠以“北约”“华约”。而“北约”“华约”是上世纪冷战时期,分别以美国、苏联为首形成的两大对立的政治军事组织的简称。

  对此,清华大学方面明确反对。该校招办主任孟芊表示,网上定义的“北约”“华约”的说法根本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大学中存在多种形式的合作,包括招生合作,清华和北大等校也同样存在。”

  从去年北大、清华“状元”录取风波,到今天的“联盟”,此举也被外界视为“一场围绕招生进行的新‘圈地运动’”。

  面对这样的质疑,身处“北大联盟”的复旦大学方面接受了媒体采访。该校招办主任丁光宏表示,联考不存在对抗,只是为了招到适合自己学校的学生,“至少在我们几所学校内部达成了共识,大家地位平等,充分尊重学生选择自由,不进行恶性竞争。这应当是一个进步。”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熊庆年也表示,各所大学之间有竞争,都希望得到好的生源是无可非议的,但把联考看做抢夺生源、两大阵营对抗是不恰当的,所谓的“阵营”也是不存在的。

  联考:自主招生的再深入

  深化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在“结盟”的问题上,“北大联盟”与“清华联盟”的旗号并无二致。

  作为“北大联盟”里唯一的部属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谈自主选拔录取联考之前,先要了解自主选拔录取和联合考试两方面情况。

  自主选拔录取试点工作始于2003年,首批有22所高校获准开展自主选拔录取试点。教育部要求试点学校根据创新人才选拔和专业培养需要,积极探索以统一考试录取为主、与多元化考试评价和多样化选拔录取相结合,学校自主选拔录取、自我约束,政府宏观指导、服务,社会有效监督的选拔优秀创新人才的新机制。到2009年,获批试点高校增至76所。教育部还规定,自主选拔录取人数不超过高校招生计划总数的5%。

  2005年,北京地区出现了最早的高校自主选拔录取联合考试群体,北京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4所高校开始联考。2006年,随着北京化工大学的加入,这一联考阵营发展到了5所。

  2009年,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开展跨地域的5校联考,到2010年随着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加入,联考学校增至7所。2010年,北京大学等13所大学,同济大学等9所大学先后开展联合考试。

  从2003年开始自主选拔录取试点工作至今,时隔7年后,自主招生阵营已扩大至80所,其考试方式、录取比例等改革历程也常被喻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破冰之旅”。

  钟秉林认为:从招生角度看,高校开展自主选拔录取联合考试的目的是进一步深化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积极探索人才选拔的综合评价模式。“从更广的角度而言,这种尝试对于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推进高校之间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紧密合作,亦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师范大学校长武海顺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表示,“联盟”的出现本身也是招生制度改革进程中的一种尝试。他说:以前只有高考这么一条高等学校招生渠道,体现公平,但大家觉得一考定终身不太好,应该改革。于是就有了自主招生这个制度安排,给个性和特色人才的选拔打开了一扇门,这是一种进步。但在实行的过程当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考试成本的问题、对基础教育的压力、考生负担加重等,必然会有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因此,把自主招生联盟放到我国招生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看,它的出现又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是一种有益的改革尝试。

  但对于这样的“结盟”,公众关心的是:各所大学如何“站队”入盟?

  清华大学一位负责人给出的答案是:理念相同、水平相近、技术可行。

  钟秉林给出的解释则更为具体,他以北大等13所综合性大学联考为例“,这13所高校基本上都是以文、理、医、工见长的综合性大学,在历史传统、精神文化,特别是人才培养理念和培养目标上有相似之处,又各具优势和特色,且地域分布较广。”

  那么,这种“结盟”能帮助盟校在招生竞争中赢得哪些主动权呢?

  “综合性大学举行自主选拔录取联合考试有多方面的考虑。”钟秉林表示,首先,切实减轻考生负担,避免考生来回奔波。其次,给考生更多的选择机会。13所高校之间的地位完全平等,考生所报考的高校互为平行关系,不分先后顺序,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科兴趣和各高校学科专业优势及人才培养特点进行多元组合,选择机会大为增加。再次,更强调各高校的自主性。在考生资格审核上,各校独立根据自定的申请条件与要求进行审核,确认考试资格;在考试科目设置上,尽管提供了7个考试科目,但选考哪些科目则由各高校根据人才选拔需求自行决定;在考试内容上,由参与高校根据学校人才培养定位的共性需求联合命题,着重对考生素质与能力的考核;在成绩的使用上,自主权也在高校,可以根据综合成绩进行选拔,也可以根据考生的单科成绩进行选拔,还可以根据不同考试科目赋予不同加权值形成的综合成绩来进行选拔。这既有利于高校自主选拔人才,也有利于各类人才的脱颖而出。

  由此可见,对于高等教育改革而言“,联考”是一种“催化剂”,促使高等教育改革进一步走向深入。

  不入盟:会不会被“边缘化”?

  应该说,自1952年新中国首次统一高考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高校联合招生考试。有声音质疑,如此热烈地“结盟”,“985”高校为何不联合举行自主选拔测试工作?

  据部分名校招办负责人透露,之前确有此意向,但最终放弃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尽管是自主选拔联考,但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仍然是自主,是在高考整体框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不能用联来替代高考。如果“985”高校的自主选拔都统一成一个模式,将会对高考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造成极大影响。至少在短期内,高考在权威性、科学性、严密性、公平性方面是任何一种考试选拔方式都无法替代的,其他方式只能作为补充。

  熊庆年认为,各所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想法、目标、文化都不一样,如果搞“大联合”,圈子到底多大也很难决策。

  有业内人士表示担心:自主招生会不会使集团外的高校招生受到影响,被“边缘化”?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据知情人士透露,之前湖北两所高校曾有意与武汉某高校“结盟”,但该校领导意向不大。面对本刊记者的追问,该校领导直言:“如果不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所有一切都是零。”

  武海顺表示:“目前为止,我们学校还不在自主招生之列。这场自主招生结盟运动的影响可能还局限于这80所大学,尤其是对还没有进入任何联盟的大约四五十所大学的影响更大。”

  更多的高校校长则表现出谨慎态度,对这一问题大都避而不答。

  有学者表示,不入盟其实对多数高校来说并无多大影响。毕竟现实中多数高校没有参加联考,自主选拔录取仅招收不超过高校招生计划5%的考生。据测算,33所高校自主招生的学生数占全国考生数的比例不足万分之五。

  联盟之后路在何方

  此次大规模的高校结盟,初始目的应该说就是为了招生。有教育专家指出,“有些高校联盟是比较松散的,如果只在招生时合作,联盟能维持多久是个未知数。”

  显然有些高校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理工联盟”便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考虑,推出了《卓越人才培养合作框架协议》。

  “自主招生中实行联考,这只是我们合作的一部分内容。”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邱学青介绍,其他的合作内容包括对卓越人才的特殊培养、校际间的学生交换、推荐免试研究生、作为一个团体与欧洲进行工程师人才培养方面的交流、产学研方面的合作等。

  事实上,除了以联考为目的的联盟,这些年,国内高校也成立过各种名目的联盟。

  武海顺认为,“高等学校之间结成战略联盟,取长补短、互通有无、资源共享、共同发展,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之一。”他介绍,山西师范大学就是东亚教师教育联盟的成员之一。中日韩三国的联盟学校每年都召开会议,探讨大家共同关心的有关教师教育改革的热点问题,交流教师教育和办学治校的经验,对每个成员学校的发展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全国师范大学每年也以联席会议的形式共同商讨和应对教师教育面临的问题。

  看来,联盟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在哪方面结盟,通过什么方式结盟,结盟以后怎样运作,是不是符合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

  在“结盟”的问题上,大学战略联盟逐步进入国内高等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视野。大学战略联盟在国外已有一些比较成熟的案例,其中“常春藤盟校”是大学联盟的支持者经常提及的,并将其作为校际联盟的样板。那么,中国大学需不需要“常春藤”?

  钟秉林表示,中国高校虽然没有类似的联盟,但高校间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有着广泛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高校办学的开放性,有利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和优势互补,有利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例如,1999年6月成立的北京学院路地区“教学共同体”,目前有16所各具特色的高校参与。该共同体通过建立跨校选课、成员校辅修专业、共同体辅修专业的多层次教学体系,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和优化整合,以及校园文化的交融,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探索了新路。

  无疑,大学联盟以招考始,却不会以招考终,“联考”只是高校结盟的一个“引子”,将引领联考校间的合作不断深化。

  管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蝴蝶效应”,说的是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或许高考联盟能为我国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高等教育带来更多更好的变化。

从珠海大学到大学珠海

——从研究的视角看珠海高等教育的发展

陈昌贵

(刊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6期)

  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步伐,珠海市从1999年起步,利用高校扩招和鼓励高校创新办学机制的有利时机,开始了珠海大学园区的建设。如何看待珠海发展高等教育?大学园区在珠海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哪些独特作用?目前还存在什么困难和问题?下一步应当如何发展?笔者曾作为珠海市软科学课题“办好大学园区与增强珠海城市核心竞争力”的负责人之一,与珠海市委政研室、市科技局和大学园区的有关人员,于2004年6月-2005年4月对珠海大学园区的发展进行了调查研究。本文从研究的角度对上述问题作一些讨论和分析。

  一、珠海为什么要圆“大学梦”

  珠海毗邻港澳,依山傍海,自然条件优越,是我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具有独特的环境优势和政策优势。改革开放以来,珠海的社会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1999年以前的珠海只有两所成人高校,科技人才主要依靠引进,高等教育的落后与经济特区的高速发展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随着珠江三角洲经济快速发展,区域性综合竞争日趋激烈,由于没有大学,缺乏人才、智力支撑,在很大程度上对珠海的综合发展,建设高品位城市形成了制约。

  1991年2月,中共珠海市委二届九次会议作出决议,提出在2000年以前,投资10.7亿,创办在校生5000人的珠海大学。同年珠海市政府开始了校区选址和校园主建筑物的设计。但由于一些原因,珠海大学始终没有建成,成为珠海人的一大遗憾。

  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作出了高校扩招的重大决策,并鼓励高校创新办学机制。部分高校创新办学理念,积极探索异地办学、扩大规模的路子。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珠海市集中了各级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和教育文化方面的专家,研讨珠海高等教育发展大计。最后,珠海市果断地摒弃自办大学的传统思路,提出了“注重引进,追求所在,走地方政府与高校联合办学”之路。

  2000年9月,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学生正式进驻,成为进入珠海办学的首个国内著名高校,开创了珠海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纪元。一花引来百花开,国内一些高校也开始了与珠海的接触。2000年秋广东省委、省政府对珠海提出了建设目标,要求珠海建设成为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高附加值的出国创汇基地和有较强吸引力的产学研基地。珠海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国内重点高等院校到我市兴办高等教育的优惠政策”,根据国家政策以行政划拔形式向高等院校提供办学用地,并成立珠海市高等教育发展领导小组,负责在珠海举办高等院校的有关协调工作。

  舍弃了一个珠海大学,赢来了一个大学珠海。现已入驻珠海大学园区的高校有: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暨南大学珠海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吉林大学珠海学院、遵义医学院珠海校区、广东省科学技术职业学院珠海校区。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医科大学的办学项目正在筹建中。投入使用的产学研基地有: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清华科技园、哈工大新经济资源开发港、北大教育科学园、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医院。这些高校在科类结构上,有综合性大学,理工、医学类大学,还有艺术类大学;在类型结构上,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并存;在层次结构上,重点院校与一般院校同在,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同时发展研究生教育。在布局结构上,与产业带相连,集中于金湾区和香洲区。

  目前,珠海大学园区已经走过了“引进”和“大办”的历时6年多的创立过程。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在珠海崛起了一批现代化的大学校园,珠海普通高校在校生由1999年近乎为零变为现在的6.2万人,大手笔地改写了珠海高等教育的历史。大学生和高校数量在广东省位居第二,珠海已经成为广东省仅次于广州市的一个重要高等教育基地。

  二、大学园区对珠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大学园区建设6年,对珠海经济社会发展有什么作用?经过实地调查,发现大学园区的建设对珠海经济社会所产生的作用是极其显著的。

  1.人才集聚和培养效应。目前7所高校和多个高校科技园区落户在珠海,几万大学生生活在珠海,2000多位教师和科研人员工作在珠海,一些高水平的实验室设立在珠海。大量人才的集聚,给珠海增添了大量的“人气”,使得昔日的文化沙漠,一下子变成了人才的绿洲。

  大学园区力争2010年全日制在校生超过10万人。并积极引导和推动高校在学科和专业设置上与珠海和广东重点发展的产业有机结合,促进珠海产业发展的新突破,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发展高质量经济。例如,珠海作为全国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之一,中山大学、吉林大学、省科干院等高校有针对性地设立软件学院,北师大、暨南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珠海校区设有软件专业,培养软件高级专业人才和软件蓝领,直接服务于珠海软件产业的发展。

  2.经济拉动和促进效应。大学园区对珠海的经济发展至少可以起到5大支撑作用:构筑产业支撑平台,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良性发展;构筑人才支撑平台,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构筑科技支撑平台,培育创新源泉,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构筑招商引资支撑平台,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形成珠海新的比较优势;构筑城市化和国际化支撑平台,提升珠海的城市品位和核心竞争力,提高城市的社会管理水平,推动“三基地一中心”的建设步伐。大学园区建设之后的2003年,另一家跨国公司把他们的研发中心设在了珠海。其理由之一是“这里是聚集中国优秀人才的地方,教育事业发展很好”。

  大学园区的发展也有效地刺激了当地消费,形成直接的经济效益。按照国家规定的教学设施配备标准,一个大学生需要8-10万元的教学配套设施,人均年培养成本16000元,学生个人消费每年约8千至1万元。除了一次性建设投资外,学校和学生的各种支出在年人均26000元左右。大学所带来的人流物流直接促进珠海的餐饮、旅游、住房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3.推动科技发展效应。珠海大学园区的大多数高校,如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的科研水平比较高。这些高校会逐步发挥桥梁作用,把校本部的科研力量、科研机构、科研项目、科技产业引入珠海,形成产学研一体化,提供科技创新平台,推动珠海的科技发展,并带动科技产业发展。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创新科技研究院、北师大珠海软件研究所、暨南大学珠海学院的水生生物研究所以及摩托罗拉公司援建的吉林大学珠海校区电子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及其他实验室的建立,极大地增强了珠海市相关领域的科研力量。珠海欧比特软件公司与哈工大联合开发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S698嵌入式处理器芯片;清华科技园的华冠科技工业园将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片状电容器产业化基地,生产规模可达30亿元;威尔公司与中山大学合作研制了填补国内空白、取代进口产品的WEUT-70X超声诊断仪。大学园区——科技创新海岸正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较高成果孵化、转化和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带。聚集了近百家以软件研发为主的高新科技企业,正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较高成果孵化、转化能力和较强辐射带动的高新技术产业带。

  4.文化盛市的效应。几万大学师生加入珠海,为浪漫之城平添了浓郁的书卷气息。大学园区的高校图书馆拥有130多万册图书、数百个大数据库,从此改变了珠海“信息不灵、资料贫乏”的局面。作为知识创造、传播与创新的载体,珠海大学园区培育着城市居民文化素养,丰富了珠海的文化资源,提升了珠海的文化竞争力。特别是中央音乐学院珠海学院的进入,将把过去的野狸岛变成一个集音乐学府、音乐公园、音乐厅三位一体的音乐岛。

  较之于人才、科技、经济方面的贡献而言,大学园区对城市文化发展的贡献,更具有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一是大学园区的建筑都是聘请国内外著名的设计师设计,融国内外风格于一体,具有国际化气息,体现了一种城市物态文化;二是大学引领社会风气,改善市民结构,提高市民素质,赋予城市文化以鲜明的时代特色;三是大学所引导的开放性、多元性、创造性城市文化氛围、文化环境,将会为城市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最重要的人文条件和永不枯竭的动力;四是校园文化是一个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园区各高校为珠海提供一批高质量的文化场馆,比如体育场、图书馆等。特别是中央音乐学院珠海校区的建设,更是直接推动珠海的文化盛市建设。

  5.加快城市化进程效应。大学园区的建设打破了珠海城市原有的格局,使珠海的城市布局更合理,城市功能更完整、更完善,大大延伸了城市的骨架,形成了现代化城市的新格局。大学园区已成为城市建设的一个新亮点。珠海大学园区各高校的选址和布点(主要坐落于唐家湾镇和金湾区),与珠海城市建设规划相结合,体现了城市建设和拓展的方向,完善了珠海城市功能。校园建设与珠海的城镇建设协调推进,与珠海的产业发展布局互相依托,加快了大学园区所在的唐家湾镇和金湾区的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步伐。一些高校的所在地,在引进高校之前是大片的荒地或是洼地,短短5年时间,一座座建筑风格各异的大学校园落成了,大大延伸了珠海的城市范围,加快了珠海的城市化进程。

  6.提升国际化水平效应。珠海大学园区各高校非常注重走国际合作办学的道路,它们利用珠海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自身灵活的办学机制的优势,在与国外(港澳)的高等教育和科技合作方面已经先行一步,开展多层次、多方位的合作,涉及港澳、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等多个国家或地区:一是高层次的合作办学。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已经与香港浸会大学签订合作协议书,由香港浸会大学投资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内设立国际学院。二是合作办学。比如清华科技园与加拿大祥达旅游学院开展非学历教育,涉及酒店业、旅游服务业技能培训及外语培训等。三是学生与教师的交流。四是大量招收港澳台学生和国外留学生。五是产学研合作。如哈工大新经济资源开发港与香港和国外的大学或公司合作,设立科技孵化基地,利用香港和国外在信息方面的优势承接定单,到孵化基地开发软件。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提升珠海的国际化水平。

  总之,伴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珠海大学园区各高校正在逐渐从一种边缘性或适应性的组织走向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成为一种核心组织和主导力量,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与珠海大办科技工业园,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相比,珠海大办大学园区的战略,更侧重于对珠海可持续性发展的影响和对珠海未来的影响。

  三、珠海大学园区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短短的几年时间,珠海大学园区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证明珠海市委、市政府作出大办大学园区的决策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历史和客观方面的一些原因,大学园区在办学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较为突出的困难和问题。

  1.对兴办大学园区的认识需要进一步提高。尽管市领导和决策层对兴办和办好大学园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是明确的,但是在大学园区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碰到了新的困难和问题的时候,还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调查中我们发现,来自各方面的疑虑主要有三点,一是对是否需要继续发展大学园区产生了动摇。一些人认为,人才是决定性的竞争力,但不一定需要自己办大学来培养;办一所好的大学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巨大的投入;只要制度好,政策好,就可以吸引人才,一样可以发展。有的甚至以西安为例,认为西安高校林立,但经济并没有上去。二是对大学园区的实际效应有疑惑:珠海大学园区对珠海的经济拉动的作用为什么迟迟不能发挥?大学园区究竟能够吸引多少高水平和高效益的知识成果落户珠海?三是对大学园区的办学质量产生担心:高校异地办学的质量能否得到保障?如师资队伍建设,办学基本条件,教育教学质量如何保证等。原来的初衷是引进国内外高水平的一流大学,现在很多外地高校在珠海办的是独立学院,这类层次高校能否承担起珠海经济腾飞的引擎作用?

  2.高等教育对科技与经济的拉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大学园区各高校都在积极努力推动“学、研、产”的结合,但科研项目多集中于几所高校。原因在于高校间确实存在实力上的差距;大学园区内统一的科研运行机制尚未建立;地方政府应该为之搭建的平台有所欠缺,表现为,相应的支持鼓励政策不到位、作为学校技术成果“孵化器”的公共技术平台与校企互动机制尚未建立,如外地地方政府倡导建立的校企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在珠海没有完善等等。如何推动高校教学和科研与地方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实现“学、研、产”的良性互动,加快产学研基地建设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3.办学质量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办学质量是大学的生命线。从珠海大学园区各高校当前的办学和管理形态的实际情况来看,提高办学质量是当前乃至今后很长时期内办好大学园区的现实要求。中大、暨大作为目前大学园区内最主要的两所高校,只是广州主校区的辅助部分,采取延伸办学和管理形式。从长远发展来看,这类学校将陆续建立一些完整的院系及研究所和研究开发中心,而这些完整的院系及研究所和研究开发中心几乎都是新成立的,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毫无疑问是它们面临的首要任务。

  4.大学园区现行高校管理体制亟待理顺。在高校管理体制上,大学园区内的高校(除中山大学和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外)尚未纳入广东省高等教育系统,导致广东省政府教育部门不能对全省高等教育资源进行统一规划和利用,这些高校也无法及时获得广东省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关业务指导、政策支持及信息共享。我国实行“两级办学”,给珠海大学园区的管理带来了一些困难。珠海市教育局目前只有基础教育的管理职能,没有高等教育管理职能,无法对大学园区实施有效的管理、协调和服务。虽然2000年市政府为协调、服务大学园区建设,成立了大学园区工作委员会,但由于其不具有国家法定的高等教育管理职能,因而在与上级高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包括省教育厅和国家教育部)进行联络、交流以及对各个高校进行宏观调控和服务上存在一些困难。

  5.园区内各高校在办学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实际困难。一是招生问题。通过调查发现,一些省区将本科录取线分成A、B线,规定独立学院只能在B线录取,使得一些重点大学的独立学院在生源质量上受到很大影响;二是教师招聘工作未能跟上教学发展需求。有些高校如遵义医学院珠海校区地处珠海市西部地区偏远位置,生活配套设施不完善,学校老师对此不满意,影响教师招聘。另外,珠海市人才政策尚未覆盖到大学园区各高校,也造成了人才招聘困难;三是融资问题。不少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融资困难;四是大学园区内各高校之间,尚未建立起一个交流与合作的联系平台,致使信息流通不畅,很难形成合力;五是大学园区内服务和配套设施不够完善,影响学校正常办学。

  大学城(园区)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应当允许其有一个从不够成熟到逐步成熟的过程。加上珠海兴办大学的历史也较短,也缺乏办大学的实践经验,出现各种困难和问题是正常的和必然的。问题的解决有待于管理上的进一步完善和政府、社会各界多方面的努力。

  四、对珠海大学园区发展的几点建议

  珠海大学园区已初具规模,园区内各高校发展态势及运行情况良好,目前正处于从初期的全面引进阶段逐步过渡到完善和提高阶段。为使大学园区早日与珠海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相互促进,提高珠海的城市核心竞争力,我们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新时期珠海大学园区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统一思想认识,充分调动珠海市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兴办和办好大学园区的积极性。

  一是要从增强珠海城市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提高对进一步办好大学园区的认识。一座城市只有拥有了不断创新的科技与大量的创新人才,才能保持持久的竞争优势,而这些都有赖于高等教育的发展。人才靠政策引进可以在短期内发挥作用,但政策是很容易被模仿和移植的,一旦这种地区间的制度成本的差距消失,人才引进将会成为发展的瓶颈。不管是从目前还是从长远来看,珠海大学园区的发展对于珠海甚至广东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二是要提高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特点的认识。高等学校的主体功能是人才培养,主要是通过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来为地方建设服务的。珠海大学园区高校的发展有一个积累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将校本部的实验室和研究所都搬到珠海来,著名的专家学者也不可能都吸引到珠海来。更不可能很快就与珠海市的经济增长密切结合,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要从发展的观点看高等学校与地方建设的融合。三是要增强对高校异地办学和独立学院的信心。高校独立学院是一种高等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新探索。周济部长认为:独立学院发展异军突起,是高教改革中的重大突破。独立学院的发展为社会力量的介入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顺应了高教发展的需要。珠海大学园区独立学院有其独特的优势,如有母体高校强大的优质资源做后盾;有灵活高效的民办运行机制做保证;有一批敢于探索和勇于奉献的改革实践者;有强大的社会需求和较好的发展氛围。

  2.提高办学质量。从珠海大学园区各高校当前的办学和管理形态的实际情况来看,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是当前乃至今后很长时期内办好大学园区的现实要求。目前,大学园区的多数高校的基本建设已完成,各项教育教学活动已步入正轨。大学园区下一步是把工作重心转到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上来,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各高校和产学研基地的教学、科研和科技开发的正常运行。提高办学质量的关键在于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发挥高校异地办学和独立学院的独特优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依托校本部雄厚的人才资源,充分发挥本部一流师资的作用。要通过设立大学园区专家津贴、提供较好的科研条件、大幅度地增加科研投入等措施,吸引校本部的优秀教师来珠海落户,用传帮带的形式,培养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要学习香港科技大学的发展经验,提供较优厚的经济待遇、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吸引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学科带头人来珠海扎根;要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鼓励港澳高校高水平的教师来珠海兼职授课和开展合作研究;要吸引一大批重点大学毕业的博士和硕士来珠海安家。

  3.促进官产学研结合。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珠海市建立大学园区、大力引进国内高校来珠海办学的初衷。通过大学科技园的构建,走“学、研、产”相结合之路,实现教育、科技、经济之间的互动。

  一是要实现人才培养的产学研结合。要引导高校的专业设置和科学研究与珠海企业的需求相结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的专业设置应该以市场需求、企业需要为依据,还应兼顾地方主导产业的需要。目前,唐家湾地区已形成了以信息产业和生物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带,全市各科技工业园也已聚集了众多企业,大学园区的高校应在广泛了解这些企业的人才需求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设珠海企业和产业发展所需专业,特别是开设与珠海主导产业相对口的专业,培养能适应当地经济发展所急需的人才。二是要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建立起高校与企业、社会各界的信息交流平台和公共科技信息平台。建议政府相关机构协调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的信息资源,支持建立区域性公共信息网络,如科技成果数据库、专利数据库、专家数据库等。充分利用大学园区网站,将高校的人才、项目、讲座等信息,以及企业的需求信息等在网上及时公布。要加强高校与企业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建议建立大学园区、科技园区、企业之间的联络合作机制。三是要建立公共实验室。建立公共实验室,实现高校与企业的资源共享。目前大学园区内各高校都是新建的,实验设备和科研能力较弱。作为科研与市场的桥梁的实验室是不可缺少的资源。政府应结合本地的产业需求,充分利用政府引导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民间和社会资金加大投入,支持组建一批支撑珠海市产业发展的公共重点实验室,使高校与企业共享资源。四是要促进大学园区与科技创新海岸的融合。要将大学园区与科技开发区建设结合起来。建议在珠海的唐家湾镇和金湾区设立两个大学科技园,将提供给各个高校的5000平方米的土地整合起来,分别在唐家湾镇和金湾区设立大学科技园。以大学园区、科技园区和专业园区为依托,探索以“大学园区(教育)、产学研基地(孵化器)和功能区(产业区)”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科教产业发展新模式。

  4.加强对外教育合作。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捷径,也是衡量高等学校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珠海大学园区融广州、北京、吉林、贵州等地的大学于一地,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跨地区教育合作、异地办学的成功经验。园区内各大学非常重视走国际合作办学的道路,在与港澳的高等教育和科技合作方面已经先行一步,开展了多层次多方位的合作。另外,珠海大学园区在推进泛珠三角高等教育合作中将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完全可以成为泛珠三角高等教育合作的重要中心。加强九省两地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将在抬高学术起点,提高学科建设和科研水平、造就学术大师,构建强大学术梯队、营造创新氛围,培养国际型人才等方面发挥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5.推进管理制度创新。大学园区作为新生事物,它为创建新型大学或试验新的大学运作方式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和便利,较易于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创新实践,有利于推动高等教育的体制创新。

  进一步转变政府管理教育的职能和模式,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教学机制,增强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的能力是当前乃至今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珠海大学园区内的高校分别来自几个省市,远离校本部,在办学与管理上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可以在这方面积极进行探索,为全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提供样板。

  创办大学园区是发展高等教育的一项新举措,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碰到很多新的困难和问题,有待于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去探索和完善。今后要按照“重在巩固提高,重在产学研结合”的要求,在大力推进大学园区项目建设和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动高校及产学研基地与地方社会经济互动发展,使大学园区成为珠海创建“兴旺强盛”科教新城、提升综合竞争力、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推进器,成为珠三角乃至整个广东高等教育和科研工作的新亮点。

大学科技园与大学关系探析

郑旭 王玉玺 吴爱萍

(刊载于《科技管理研究》2011年第8期)

  1 引言

  大学科技园缘于大学,是联结大学与产业界的桥梁和纽带,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平台,是大学第三功能——社会服务的具体体现。2000年至2010年的十年间我国大学科技园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规模和数量稳步增加,大学科技园体系初步形成。大学科技园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创新人才培养、服务大学生创业就业、促进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经过十年的发展我国现有国家大学科技园86家,孵化面积达829万平方米,入驻研发机构1235家,批准发明专利1185项,转化省级以上科技成果2306项,在孵企业6583家。大学科技园已经发展成为我国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基地、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基地、创新创业人才的培育基地、产学研结合的示范基地。本文从大学和大学科技园功能着手,对大学科技园与大学技术转移、大学学科建设、大学创业教育进行探讨,揭示大学与大学科技园的互动关系,研究大学科技园的发展规律。

  2 大学的功能

  大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大学的功能和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提升。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全球的经济发展格局,大学也从社会的边缘逐步走入社会发展的中心,发挥着知识库、人才库、助推器的作用。大学的服务社会功能作为高等教育的三大功能之一,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以使用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为主的农业经济时代,大学的职能深受以英国红衣主教约翰·纽曼理性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认为大学仅仅是培养高素质人才地方,具有单一的教学功能,人们形象地比喻成为“象牙塔”;在以使用能源与机器为主的工业经济时代,德国柏林大学强调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科研为教学服务,这一思想迅速被世界接受,大学提出科学研究功能;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希斯提出的“威斯康星思想”,即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三者统一,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开始确立。在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为主导的经济时代,大学的三大功能内涵得到不断的丰富,大学的价值不断体现。通过大学功能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现代大学主要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已得到社会的认同,三大功能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是过程,社会服务是目的。大学通过教学活动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去服务社会;通过科学研究形成一批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科技成果,通过企业生产将科学技术转成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服务社会的质量同时反作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效果。

  3 大学科技园的功能

  国家大学科技园“十五”发展规划纲要中对大学科技园作了明确定义:以研究型大学或大学群体为依托,利用大学的人才、技术、信息、实验设备、文化氛围等综合资源优势,通过包括风险投资在内的多元化投资渠道,在政府政策引导和支持下,在大学附近区域建立的从事技术创新和企业孵化活动的高科技园。大学科技园是高校技术创新的基地、高新技术企业孵化的基地、创新及创业人才聚集和培育的基地、高新技术产业辐射催化的基地。通过大学科技园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科技园对大学这一“母体”的依附,它不从属于政府机构、或者社会公益团体的组织,也不是一般意义的企业,它不同与企业孵化器、工业园区、研发基地等,它具有自身独特的功能,主要分为技术创新、企业孵化、人才培养。

  3.1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一个从产生新产品或新工艺的设想到市场应用的完整过程,它包括新设想的产生、研究、开发、商业化生产到扩散这样一系列活动,本质上是一个科技、经济一体化过程,是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共同作用催生的产物,它包括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这两大环节。

  大学科技园拥有依托大学和企业而建的研发机构,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创造出具有市场价值的科技成果,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提高企业在市场的竞争力,这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如清华大学科技园内拥有光盘、CAD、液晶等国家和部委的工程研究中心,SUN、Schlumberger(斯伦贝谢)、P&G(宝洁)、NEC等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等,他们为园内企业提供有利的技术创新资源。

  大学科技园依托的大学拥有着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科技资源、信息资源、设备资源及创新思维,为技术创新提供智力支持;园区内企业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性,为技术创新提供市场导向;两者和二为一,摆脱了传统模式下大学的科技成果利用率低,科技成果直接导入企业带来的弊端,推动了技术创新的实效性。在斯坦福研究园,大学、研究机构与产业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如产业合作计划、荣誉合作项目等,真正形成了创新互动。斯坦福大学鼓励与产业界进行文化交流,鼓励教师和学生创办企业。反过来,企业也出资支持大学的科研,大学与产业部门互相依托、互相促进。

  3.2 企业孵化

  大学科技园最核心的功能就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大学通过雄厚的人力资源和科技资源开展科学研究,形成大量的技术创新成果,如何将技术创新成果应用到社会中,使科学技术成果化成生产力必须要经过研发、孵化阶段。然而,在孵化阶段需要面临技术成熟度不高、资金匮乏等问题、从而导致无法进行小试、中试最后形成高价值产品。大学科技园作为大学和企业的桥梁和纽带,它不同于产业园,不以建设大型科技企业为目的,园区内除少数标志性示范性高新技术企业外,大部分孵化企业最终应走出园区,进入社会。大学科技园通过优惠政策和具体的扶持措施,提供给企业优良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鼓励大学教师或学生将自身的科技成果拿到园区内成立企业进行孵化或者将科技成果以知识资本形式吸引其他企业投入资金到园区落户,从而形成高新技术企业孵化聚集区。

  3.3 人才培养

  大学科技园具有人才培养功能。大学科技园根据市场和创业需要,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对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应用技术人才的需求,利用大学人才培养和科研院所科学研究试验条件和各类咨询管理公司、金融机构等以多层次培训体系分门别类地培养各级技术创新和创业人才及企业管理者,满足科技园在孵化企业和社会的人才需求,是培养创业人才和企业家的摇篮。

  大学科技园的人才培养侧重于依托园区的创业环境,培育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高技术企业家。一244方面,企业的孵化过程也是一个高技术企业家的成长过程,让他们在经营中,面向市场学习经营与管理,依托高校掌握知识和技能,源源不断地培育和造就拥有技术背景、擅长管理、熟悉市场经济运作的新型科技企业家。另一方面,给在校教师和大学生提供到企业实践培训的机会,提升他们创新、创业理念,以身边的案例为背景,培育广大在校师生的创新创业素质,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如清华大学科技园就提出了“三重二级孵化体系”的构想,即在科技园内形成人才孵化、成果孵化、企业孵化和面向一般科技型小企业的普通孵化、面向有一定技术基础企业的高层次孵化,这样就使人才、项目和企业孵化互渗、互动,形成有机结合的孵化链。

  4 大学科技园与大学关系

  通过大学功能和大学科技园功能的研究表明,大学是大学科技园技术创新的源泉,为大学科技园企业和人才孵化提供了技术和人才保障;大学科技园是大学产学研合作的主要基地,是提升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直接服务社会能力的有效途径。两者之间的互动主要围绕技术、人才及服务领域展开,而具体实施过程中则体现在大学的技术转移、学科建设和创业教育方面。

  4.1 大学科技园与大学的技术转移

  恩格斯曾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技术转移是通过技术的供需双方相互作用,从技术供给方向技术需求方的转移过程。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有两类:一是地域间的技术转移,如从发达国家或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转移。二是场域间的技术转移,主要是从学术场域(Academic Field)向经济场域(Economic Field)的技术转移。而大学技术转移,就是典型的跨场域技术转移,即技术从学术场域中的大学向经济领域的企业转移的过程。

  在我国,科技创新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学或者研究所内,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大学开展科学研究所形成的科技成果,需要经过小试、中试使之形成成熟的技术或产品,经过企业的推广,最终形成具有市场价值的商品。所以,狭义的大学技术转移可以理解成为大学的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广义的大学技术转移还包括系统知识的转移。大学技术转移的模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直接将科技成果如发明专利授权他人使用,即直接技术转让;第二种,将科技成果的价值进行评估,吸引政府或企业投入资金,将科技成果评估价值作为资本共同入股和投资企业合作经营;第三种,直接运用科技成果衍生校办企业,形成商品价值。

  大学技术转移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例如缺乏资金,无法孵化好的科技成果产业化,产出的科技成果市场性不强等等,因此,大学技术转移成为了创办大学科技园的主要动因。在大学科技园园内进行技术转移,可以充分利用大学科技园提供的优质服务,包括中介机构、服务性企业、金融机构等等,提高技术转移的实效性。大学科技园作为大学技术转移的重要平台,通过企业孵化、产学协同、创新集群和产权激励等机制的作用,可以有效地协调大学与企业关系,解决和缓和其它技术转移模式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提高大学技术转移的效率。在大学科技园中,大学技术转移并非总是从大学到大学科技园企业的单方面流动,大学科技园区内的公司也经常把生产实际中的应用研究成果或技术难题提供给大学教授,提供新的研究课题。在大学科技园,大学技术转移既包括技术和产品的转移,也包括人员的相互流动,既有大学教授在公司从事咨询甚至兼职工作,也有企业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参与大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大学科技园作为联结大学与企业的桥梁和纽带,在推进大学技术转移以及大学发展的许多方面显示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

  4.2 大学科技园与大学学科建设

  大学建设和发展以学科建设为重中之重,建设成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学科,它体现了一所大学的办学层次和综合实力,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学科,就意味着缺少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和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人才,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而反过来,大学科技园对大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4.2.1 大学学科建设推动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大学学科建设的成效主要取决学科水平、学科结构、学科组织和学科文化,它与大学科技园孵化效应、产业布局、社会影响、人才培养之间相互作用。

  (1)大学学科水平与大学科技园孵化效应。大学的学科建设紧紧围绕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开展,它是大学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指标,也是影响大学科技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世界大学科技园区的成功模式来看,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往往与所依托大学的优势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斯坦福研究园的成功,并逐渐衍变成今天的硅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园依托斯坦福大学的高水平的学科支撑。我国许多大学科技园的成长也主要得益于一批研究型大学的优势学科,如清华大学的电子工程、浙江大学的自动控制、华中科技大学的机械工程、中南大学的材料科学、同济大学的建筑工程等。正因为有了强势学科,才可能产出更多的科学技术成果成为大学科技园的技术创新源泉,提高孵化项目的成功率,产生较好的孵化效应。

  (2)大学学科结构与大学科技园产业布局。大学的学科结构与大学科技园的产业布局有着重要关系。每所大学的学科结构都不相同,它们都有着自身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和弱势学科,它们直接影响到大学科技园围绕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建立产业集群。从世界范围的大学科技园历史来看,美国斯坦福研究园正式依靠它们物理和电子工程优势学科形成了今天的“硅谷”效应。从国内来看,清华大学正是依赖它的计算机学科的发展了科技园中清华紫光、方正等企业。

  (3)大学学科文化与大学科技园社会影响。从学科文化的角度来看,每门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传统、价值信念和研究范式,尤其是其价值信念不仅与大学的办学理念紧密相关,而且还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在学科文化的影响下,大学科技园可能会成为学者们聚集的场所,提高了大学科技园的社会影响。

  4.2.2 大学科技园对大学学科建设的影响。依托大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力资源和优势学科是大学科技园发展的优势所在,而支持大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也是大学创办大学科技园的动因之一。以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来带动大学的科学研究,是促进和支持大学的学科建设,实现上中下游的互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大学科技园的创办,为大学凝炼了学科方向、拓展了学科建设领域;繁荣学术氛围、促进人才队伍建设;改善学科发展条件,提高科研开发能力;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促进高端人才培养。

  4.2.3 大学科技园与大学创业教育。创业教育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也是当前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一个亮点,培养大量的创新创业人才是大学对大学科技园最根本的支持,而创业教育理念的实施需要借助大学科技园这一实践平台。大学科技园是知识、技术、资本和产业的聚集区,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是大学开展创业教育的理想环境和和实践基地。

  我国大学科技园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创新创业人才的数量不足、素质不高的问题源于所接受传统应试教育环境下缺乏创造、创业、创新等观念,缺乏对社会变化的动态认识,缺少创业实践,因此需要大学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将创业教育理念融入教育教学体系,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同时,大学科技园肩负着职能之一就是培养创新创业人才。通过企业孵化和市场运作,不仅使大学校园里的科技成果转化为高新技术产品,更重要的是促进大批有作为的科技企业家和发明家在大学科技园应运而生,孵化企业的过程同样是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过程。大学科技园可以通过综合服务平台的搭建,为大学的创业教育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如建立学生创业基地,开设创业实践课程,鼓励学生到基地进行研究和创业;设立专项基金,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鼓励和支持毕业生到科技园创业,把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转化为创新创业的动力等等。使大学的创业教育在一种真实的环境中开展。依托大学科技园,大学创业教育可以创造一种灵活的教学机制,提供活生生的实践教学内容,聘请富有创业经验的专家,营造浓厚的开展创业教育的文化氛围,这样的创业教育不仅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而且灵活、生动、有效。以燕山大学为例,燕山大学自1999年创办来,积极鼓励学生从事创新创业活动先后出台了《关于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和鼓励我校教师、科技人员、在校学生进入“燕山大学科技园”创业的若干规定》、《燕山大学科技园学生创业管理细则》等文件,建立了良好的制度保障,并建立了学生学习实践基地,“燕山大学学生创业基地”,开设了创业实践课程,设立了创新创业种子基金,通过这些方法,燕山大学师生们的创新创业意识不断增强,使燕山大学声誉得到的显著提升。

  大学是大学科技园的母体,生命之源,在大学科技园的发展中发挥着聚集效应、溢出效应和辐射效应。同时大学科技园对大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是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延伸,是“潜在的技术和地方经济增长的来源”。因此,加强大学与大学科技园的互动关系,促进大学科技园健康发展。

论产学研范式到学科-专业-产业链范式的转变

王贺元 吴卿艳

(刊载于《教育发展研究》2011年第1期)

  一、范式及其在产学研合作上的应用

  范式是美国科技哲学家托马斯·库恩首先提出的概念,一般认为范式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共有的以符号形式出现的理论概括;二是某些被公认的应该遵循的模型或范例;三是体现了科学共同体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和科学信念。

  关于“产学研合作”概念的解释也有多种,英国学者弗力曼认为产学研合作不仅是一种合作行为,更是一种国家行为。有学者认为产学研合作是实现科学技术直接为经济和技术服务的最有效途径,是一个国家发展高新技术的重要道路。还有学者认为产学研合作是现代社会发展所需的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与这些概念解释不同,范式应用于产学研合活动,不是重在对产学研活动进行解释,而重在以范式概念为基础,对产学研合作活动从现象到本质进一步深入认识,重在探讨产学研合作活动发展规律。应用范式概念解释产学研活动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理论概括分析,产学研合作范式是指研究产学研合作活动的本质,是研究学科专业发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企业发展等各种复杂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从范例分析“,范式就是共同的范例。”产学研合作范式是指一种在实践层面可以重复建立的具体存在形式。第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产学研合作范式是指产学研合作形成和发展所依赖的理论基础。

  二、从产学研合作发展历程看产学研合作范式的变革与挑战

  产学研合作活动的萌芽、形成与发展是工业社会时代发展变革的必然产物。

  18世纪欧洲出现的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被认为是一个提供博雅教育、培养绅士的地方,并不开展科学研究,虽然到了19世纪,柏林大学在洪堡思想的指导下主张“教学与科研统一”,但这时大学开展的科研活动完全是为教学服务的,大学与产业之间的距离还比较遥远。产学研合作的萌芽出现与两大关键事件有关:一是1862年美国国会颁布的莫里尔法案;二是威斯康星思想的出现和威斯康星大学的建立,这两大事件不仅仅是催生了数以万计的应用型大学和实用性学科专业,更重要的迫使世界各国政府、高校以及产业界都开始思考大学如何适应时代发展这一重大问题,经过一系列思想交锋之后,产学研合作开始被提上到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之上。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全方面的包括产学研合作,要想赢得战争必须让最新科技成果应用于以军事工业为代表的工业实践之中,这一客观现实迫使世界各国政府纷纷主动与大学联姻以求研发出最尖端的高科技军事技术,最后以举世闻名的曼哈顿原子弹计划为代表,产学研合作范式初步形成。

  如何发展经济进而实现国家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时代需求,以美国硅谷和斯坦福大学共同体发展体面貌而出现的新型产学研合作模式——大学科技园区开始出现并引领了全世界建设大学科技园区的风潮,“波士顿128号公路”、“剑桥科技园”“、中关村科技园”等一大批大学与企业以共同体身份协同发展的科技园区纷纷涌现。这种以硅谷为代表的大学科技园区合作方式,一方面可以让大学获得市场的科技需求,通过服务获得金钱回报和科研持续发展动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产业界获得企业急需的技术人才支持以及以前难以想象的高收入回报。另外,学生也通过这种模式获得了大学无法给予的实习机会和就业机会。从范式角度理解,产学研范式最终形成。

  进入21世纪,知识元素开始渗透到以经济为代表的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知识经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冲击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原有建立在工业社会基础上的产学研合作范式在面对知识经济浪潮时,已经显得有些无奈和无力,其动力机制、制度安排等许多方面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如何构建一个高度融入知识元素并符合知识经济时代发展要求的新范式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基础问题。从这一角度出发,学科-专业-产业链范式应运而生。

  三、学科-专业-产业链范式与产学研合作范式的对比

  学科-专业-产业链是当前关于产学研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学科-专业-产业链是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发展而出现的一个大学、企业和产业合作的新型范式。学科链、专业链是指在服务于一定产业链过程中形成的学科与专业群,这种学科与专业群依附于一定的产业链或嵌入于传统产业链中,将相关的学科群、专业群“捆绑”到一定的产业链上,使它们三者成为一个具有实质含义的“三位一体”或“三重螺旋”的链状结构,即学科-专业-产业链。学科-专业-产业链概念的提出为研究产学研合作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仅就本文所研究的范式而言,这一概念更新了原有的产学研范式,其优越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1.制度

  现有产学研合作范式的制度主要表现为高校和企业两者之间的“双方合作”制度,具体有三种形式:企业为了得到政府的有关政策资助,联合大学来申报项目;高校为申报重大课题或奖项,联合企业来申报项目;教师为获得一些经费收入,或企业为解决临时技术需要,双方进行技术对接。这种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但从时间可持续性以及取得的实践效果来分析,这种制度无疑带有很大的狭隘性、临时性、短期性和功利性,既无法获得重大的科学研究突破,也无法帮助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学科-专业-产业链范式则跳出狭隘的“双方合作”概念,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有组织、有系统地建立了一系列包括教育、财政、人事、税收、考核等在内的多项配套制度,使得产学研合作活动第一次有了制度性规范。比如,宁波市提出市财政每年按实绩动态新增5000万元以上专项用于建设服务性教育体系,提出将教师参加企业技术攻关、新产品研发、新工艺推广所取得的业绩以及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和产生的经济效益,纳入工作业绩和职称、技术职务的评聘的考核,明确要求学生的科研活动开展和毕业论文设计必须依托与相应的学科、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学生成绩的考核和评价不再由大学单独进行,而是由学校、用人单位和行业部门共同参与完成。这些制度通过规范性的程序把政府、高校和企业三方融合在一起,各自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有力地促进了学科、专业和产业合作的长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2.组织

  在现有产学研合作范式中,政府、高校和企业功能和作用的体现没有具体的组织形式,它们之间的合作往往依赖于简单的信息沟通方式或者至多是一纸合同。政府、高校和企业的组织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在学科-专业-产业链这一范式中,政府、高校和企业的组织结构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创新,政府构建了负责宏观管理和协调利益关系的专门领导组织,大学改变了原有的行政主导组织方式,朝向学术性和服务性转变;企业组织相应地改革其组织模式,以有效地对接学科、专业、产业融合发展的需要。以宁波市为例,市政府成立了负责宏观管理和协调利益关系的领导组织科-宁波市科教领导小组,该小组定期听取大学与企业合作发展情况汇报,研究解决有关重大问题,并负责领导协调各级教育、发展改革、财政、规划、建设、国土资源、人事、劳动保障、工商管理、经贸、农业等政府职能部门,使这些政府组织同心协力为学科-专业-产业链的发展提供保证。高校的组织创新则表现为诸如“地方发展服务处”等类似与产业联络的的组织机构出现,一些高校甚至在校内建立了“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组织,直接把工厂、商店、公司办入校园。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在不断拓展组织,通过实质性共建实验室、研发园区、科技园区和各类工业园区等方式,把自己的发展逐步与高校发展逐步对接起来。

  3.载体

  缺乏有效地合作载体是当前产学研合作范式最大的问题。无论是科技园区模式、实验技术转化中心模式,还是深圳的产学研基地模式,以现有实践来看,这些合作载体本身或属于高校,或属于政府,或属于企业,但因为产学研合作中利益关系的纠葛,这些合作载体最后往往更多体现所有者的利益,这种利益的偏向性最终导致产学研合作的流产,从这一角度看,这种载体已经不能称为载体。而在学科-专业-产业链范式中,政府、高校和企业按照各自的角色定位,通过市场机制分工协作建立了统一有效的合作载体,这一载体突出强调学科、专业和产业三者的有机融合,强调三者的共存共荣,这就为高校与企业有效合作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基础,合作效果就会大大提升。以宁波市的实践载体-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基地为例,基地的筹建和考核由教育局负责,基地的日常建设则由高校和企业共同负责,基地甚至明确规定了高校和企业合作的具体方式,例如建设一个基地一般要求必须包括5个专业和包括2个学科,还必须有2家市级以上骨干企业合作建设。通过这一载体,政府、高校和企业真正实现了统一目标基础上的分工合作,真正实现了学科-专业-产业三者的实质性融合发展。

  四、学科-专业-产业链范式对产学研范式合作效果的提升作用

  学科、专业-产业链范式站在了更高的制高点来看待产学研合作,拥有了全景俯瞰似的直视角度,能够多个视角来协调和优化大学、企业和政府等多个利益主体的核心利益,因此相比原有产学研合作范式,学科-专业-产业链范式大大提升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丰富了地方高校发展模式

  地方高校和企业在学科、专业、产业之间的高度融合,使得政府、高校和企业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新局面。通过学科-专业-产业链范式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促使政府对高校发展进一步重视并加大资金投入,有效调动了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开拓创造了高校、企业直接对接的科技研发新模式,逐步形成了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宗旨、以高技能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三位合一”为主要特征的,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地方高校的发展已经开始抛弃原有完全依赖政府投入的模式,转而寻求从学科-专业-产业密切合作发展中获得资金、政策等各项资源。这种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的方式有力地推动了地方高校发展内涵的提升,促使地方高校逐渐找到了自己学校的定位与目标,逐渐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发展特色,地方高校发展走出了一个新道路。例如,宁波大红鹰学院结合宁波软件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发展软件产业,现在已经成为宁波市重要的软件人才培养基地;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挖掘宁波传统服装品牌资源,现在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服装特色高校。

  2.有效地解决利益偏差问题

  有学者认为“(产学研)合作的过程非常艰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产学研合作创新中各方的利益始终不能得到很到得处理。”其中的关键是企业利益处理问题。在产学研合作范式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存在,企业和高校往往无法在利益问题上达成一致,往往企业认为可以合作研究的领域高校没有兴趣,高校认为可以实现重大研究突破的项目企业则认为没有实践价值,这种利益偏差已经成为当前产学研合作范式的最大桎梏。学科-专业-产业链范式整合教育、产业、科技研发和政府管理等不同性质社会发展形态为有机统一的社会发展形态,凝聚利益、观点、方法各异的实践参与者所表达的纷繁复杂思想和观念为统一的思想体系。这一改变调和了政府、高校和企业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冲突,基本形成了在产业实践中实现重大学科专业水平提升,以高水平学科专业推动产业发展的双方利益共赢良好局面,校企关系从过去的“拉郎配”可以转变为“利益共同体”,从而有利于根本上解决校企合作上的利益偏差问题。

着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升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能力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改革发展高层论坛综述

易丽

(刊载于《中国高等教育》2011年第21期)

  在我国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时期,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已成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中坚力量。如何找准定位,走特色发展之路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发展机遇期面临的首要问题。日前在上海举行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改革发展高层论坛”,重点围绕如何加强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科学定位与内涵建设,如何改革创新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如何提升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一、错位竞争、特色发展、服务区域经济是地方应用型本科发展的根本路径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进行了结构性调整,从关注重点大学的发展,逐步走向关注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以依托地方、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优势获得诸多发展机遇。来自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专家、学者就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定位的问题,提出特色发展、强化应用、提升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以服务和贡献求得发展新空间是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改革发展之路。上海市教委主任薛明扬指出:在新形势下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发展定位有待进一步明晰,人才培养模式有待进一步创新,产学研合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国高教学会会长周远清认为,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应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并且应该、也一定能够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确立自身的地位和价值。

  上海电机学院院长夏建国认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根本使命,也是衡量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大小和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要实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的转型、核心技术的创新以及综合竞争力的提升,迫切需要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只有增强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和能力,才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服务于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服务于产业升级和企业产品换代,在地方技术创新体系中发挥基础和支撑作用。他指出,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未来的发展中要紧贴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主动围绕地方经济发展开展应用性科学研究;主动融入地方社会经济,提升服务能级。

  与会代表从不同的角度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定位进行解构,提出错位竞争、特色发展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区别于传统学术型大学和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的必由之路。从人才培养上看,应用型本科院校更加适合全方位的社会需要;从专业设置上,应用型本科院校能更广泛地与实际工作、生活紧密结合,并具备灵活的应变能力;从课程与教学方面看,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学内容更加注重与生产实践的结合,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更加灵活多样,既有理论学习,又有实践教学,能够很好地将产学研结合起来。代表们普遍认同,只要定位明晰,选择符合自身传统特色和办学条件的教育类型,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也能办成一流的、高水平的大学。

  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是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改革的突破点

  在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上,与会代表的探讨集中在两个方面: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如何培养人才。

  代表们认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如果简单地向研究型大学看齐,就会丧失应用型、技术型人才的培养特色,无法对接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的合格人才是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最终落脚点。来自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会议代表就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展开热议,基本达成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共识。具体到各个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表述略有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表述方式:一是,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最终旨趣和目的;二是,培养基础实、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以及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三是,依托行业、服务企业,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一线工程师;四是,坚持面向地方行业企业,面向基层,培养一线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五是,培养面向社区或区域经济、文化、教育一线的应用型人才;六是培养具有解决生产和管理中实际问题能力的应用型本科人才,等等。虽然各个院校的与会代表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表述不同,但都关注到了应用型人才的基本构成要素,以及应用型人才培养服务区域经济、面向实践、以提高应用能力为主旨的特征。

  在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上,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创新的途径。从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来看,面向产业办学、校企联合培养人才是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生存的战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根本问题是突破既有模式赖以延续的利益格局,通过重塑高校社会利益关系构建导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的动力机制。从各个学校开展的内涵建设来看,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不仅深入到学校的学科、专业、课程、教学层面,还推动了学校组织管理层面的变革、教师队伍的重塑以及科研的转型。与会代表认为,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不仅要围绕行业发展的需要,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实现人才培养由单一的模式向多元化转型,也要从自身内涵建设着手,特别是要回归教育育人的本源,把培养大量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作为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以先进科学的教育理念为先导,创新人才培养方案,不断优化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径,加快应用型、专业型人才培养;规范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确立适应经济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建构有助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确保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开展“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建立校企合作培养模式、优化课程教学体系、建设高水平工程教育师资队伍,加快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以协同创新为特征的系列组织变革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供平台,推进从管理到服务的运行机制转型,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供组织保障。

  在谈到提高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质量问题时,与会代表指出,现行的高等院校评价模式和评价标准基本上依据精英教育、研究型大学的标准设定,带来的问题是高等教育的同质化。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构建应用型本科院校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其中构建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尤为关键。南京工程学院的李平教授提出,要从“三个符合度”视角建构“双督”、“两结合”的教学质量监控与督导体系,“三个符合度”是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人才全面发展和学校实际情况的符合度、学校教学实际工作状态与确定目标的符合度、学校人才培养效果与制定培养目标的符合度;“双督”为“督教、督学”的二位一体,“两结合”即学校内部监控与社会外部监控的结合。来自台湾有关高校的代表介绍了台湾地区技职教育动态。与会代表对台湾地区高校扎实开展教师评鉴、教学评量,技职再造计划,注重强化教师实务教学能力等,颇感兴趣。

  三、产学研合作水平的提升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的驱动力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产生和发展与地方经济、行业、企业有着天然的联系,它必须根植地方、面向企业发展需求培养人才。要达成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需要发挥行业、企业的力量,提升产学研合作的水平,建立企业行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机制。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潘懋元认为,产学研三结合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在知识经济时代,三者的结合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产、学、研都是不同的知识运行活动方式,三者既相互联系又存在矛盾;解决产学研的矛盾,要遵循互利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和教育性原则。

  从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的历史来看,拥有强大的行业背景是多数地方应用型本科的一大特点。随着隶属关系的重新划转,部分学校开始出现“去行业化”、“奔综合化”的趋同发展态势。因此,需要进一步理顺这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管理体制,以加快学校改革和发展的步伐。夏建国教授从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外部关系上提出,由政府牵头,与原有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建设与管理行业背景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有利于学校教育质量、学术水平和办学实力的整体提升。针对如何深化产学研合作的问题,他提出三方面的建议:校企共建二级学院,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开展技术应用研究,以研发成果服务企业技术创新;充分利用企业资源优势,共建实践教学基地。

  就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机制问题,黑龙江工程学院的申林教授认为,创新校企联合人才的机制不仅仅是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生存战略,更是发展战略。在具备创新联合人才培养机制的能力和条件之下,需要进一步明确联合培养人才的本质和内涵,准确把握新时期联合培养人才机制的特点和规律,在依托行业优势的基础上完善学科专业布局,寻找产学研合作的切合点,联合企业制定新的人才培养目标方案、提升实践教育基地的层次。

  本次论坛由上海电机学院主办,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等支持。来自全国50多个地方本科高校的领导、教育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论坛。

法国大学校的革新趋势

雷华

(刊载于《外国教育研究》2005年第5期)

  法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一直以来被称为“一个国家,两种高教”,即大学和大学校两种高等教育系统并存。当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只有变化才是惟一不变特征的时代。作为法国一种独特的高等教育系统,大学校由于历史等方面原因而形成的弊端日益突出。尤其是在当代,世界各国的教育民主化已经深入人心,法国的大学校由于其日渐形成的封闭性而被法国各界认为是极不民主的高等教育机构。另外,大学校自身发展到今天也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诸如不重视科学研究,教学质量有所下降,国际声望不高等。为了自身的发展,也为了法国国家的进步,大学校在新的形势下也进行了积极的改革。世纪之交,法国政府又发表了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大学校的改革第一次被明确提及。总的来说,这些改革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体制改革:大学校与大学开始实质性沟通,促进高等教育整体的协调发展

  大革命爆发后,法国高等教育制度出现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以巴黎大学为首的中世纪大学,由于为神学所笼罩,受教会控制,具有强烈的贵族性,被视为旧制度的象征,因此一度被废除。国民公会创办了专门培养高级军官与科技人才的大学校。不久,大学又被恢复。自此,法国高等教育体制变得复杂起来。这一方面表现为“一个国家,两种高教”的双轨制高等教育制度,二者在管理体制、功能、招生制度、课程开设、学位制度和毕业生待遇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别;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不同时期由于政府不同而对两种高等教育机构的倾向也有所不同。因此,法国高等教育历史上形成的两种系统相互分离、各自为政的体制不断得到强化,延续至今。

  在当代,由于高等教育在社会生活和国家创新体系的中心地位更加突出,国家和社会发展也需要对高等教育体制进行整合,更有效调地分配办学资源。法国各界越来越认识到这种分离的危害性,开始致力于两种系统之间的相互沟通。近几年来,大学与大学校的课程已在相互接近,壁垒被打破了。在大学校竞争考试中失败的学生可以入大学第二阶段学习;大学中获得学士或硕士学位的优秀学生也有可能直接进入一些大学校的二年级。许多大学校的毕业生也会在大学第三阶段学习,以获得博士学位。另外,根据1984年高教法第33条的规定,在大学中设立了“准大学校”等等。1997年关于高等教育的改革报告更为解决这一问题设计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即设立“高等教育学园”(campus d'enseignement superieur)。这些“学园”由相互邻近的大学和大学校组成,教育资源共享。法国的各大城市中都将建立这样的“学园”,从而形成一个个智力资源中心。

  虽然大学校和大学两个系统的沟通还很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国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法国“一个国家,两种高教”的制度虽然还将继续存在,但两者之间进一步的沟通与合作却势在必行,促进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已是法国高等教育改革中最重要的内容。

  二、布局调整:打破地域壁垒,适应各地均衡发展的需要

  从拿破仑建立起教育上的中央集权制到现在,主要的大学和大学校都集中在巴黎地区。虽然高等教育整体尤其是大学在地理位置上的多样化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但巴黎和外省的高等学校尤其是大学校之间的差距仍然显著存在。例如,就商业类大学校而言,虽然外省也有一些质量很好的商业大学校,但仍有一些企业希望招收具有巴黎地区大学校文凭的学生,而对外省商业大学校的毕业生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于其他类型的大学校之中。为改变这一情况,大学校也做出了相应的改革。除了在外省建立新的大学校之外,巴黎的一些大学校也向外省拓展。例如,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一部分迁往里昂,国立行政学校的一部分迁往斯特拉斯堡等。

  三、打破阶级和等级壁垒:适应高等教育民主化和平等化的潮流

  与打破地域壁垒相比,打破阶级的壁垒就显得更为重要。长期以来,大学校在法国遭到最大的非议就是它实际上的封闭性和等级性。事实也证明大学校至今仍然主要是上层社会子弟的天地。大学校的录取结果表现出极不公平。除了极少数例外,大学校首先录取高级职员(行政和教学)和大企业家的子弟。在大学校预备班中,有50%的学生来自于高级职员和教授家庭,而只有7%的学生是工人家庭的子女。而后者的人数却占同年龄段总数的37%。法国教育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950年,前四位的大学校的学生中有29%来自普通家庭,到1997年已经不足9%,而这些普通家庭的学生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50%,同时占同年龄段总数的68%。

  在高等教育日趋民主化的今天,这种情况势必要加以改变。而在大学和大学校之间进行沟通,使二者协调发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这样可以使大学中的一部分普通工农子弟也有机会进入大学校,从而使大学校中普通工农子弟的数量得到一定的增加。如果上述改革可以顺利实施的话,那么大学校将在法国高等教育民主化进程中迈出一大步。

  四、功能拓展:加强科学研究

  在法国,科学研究主要是大学的职责,国家还建立了各种科研中心。大学校在其创立时就偏重于实际应用。因此,长期以来大学校的一个极其薄弱之处,就是长期忽视科学研究,尤其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很薄弱,这显然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

  世纪之交,许多大学校已经开始改进实验室建设,加强科研,加强同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1992年,巴黎理工学校的校长在接受社会对其学校的批评时写道:“在科研方面,本校清楚地了解为民族培养所需比例的研究人员之必要性。学校已将培养1/3的学生从事科学研究定为目标。”

  五、革新培养目标:培养富有创造性、复合型的高级人才

  传统上,大学校是以实科为主,强调知识的实际运用,最终培养应用型的某类高级专门人才,尤其是重视高级工程师、公务员和教师等职业。

  总体上,当今社会的发展要求具有创造性和多方面素质的人才。在这方面,大学校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强化对付复杂和不稳定局面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以便使学生更好地参与竞争。另外,他们认为,成人接受一种智力的和思辩的教育能够使人获得必要的知识和行为举止;可以获得面对科技、人文和组织环境的能力。而且,将来的毕业生还应有合作精神,集体工作的能力。因此,大学校开始强化创造科学新概念的革新方向,进行培养富有创造性、多方面素质、高质量人才的努力。

  具体地说,商业管理和会计类大学校得到显著发展。一方面,这类大学校与工程师大学校相比兴起较晚,本来数量就少。更重要的原因是,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产业结构变革加剧,经济一体化使得法国工商业面临更严峻的国际竞争,这就要求加强工商业高级人才的培养,进一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据法国教育部统计,1981年这类学校共有84所。到1993-1994学年度已达到276所,增长十分迅速。也许是一时发展过快,从1994-1995年度开始,这类学校的数量又有所减少,到1996-1997年度已减少到233所。

  六、走向世界: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提高自身在国际高等教育中的地位

  国际化是当今高等教育发展最显著的趋势。这一趋势也影响到大学校的发展。世纪之交,全球发展一体化的趋势日趋显著,国际秩序呈现多极化特点,欧盟正式建立。这一些变化使法国在国际交往方面有了新的突破。而国际交往的频繁和文化的多元化使得法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为培养更能适应国际化发展的人才而改革教育。近年来,欧洲共同体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为了使本国教育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有更强的影响力,法国教育界已把本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发展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

  在这种形势之下,大学校在加强科研,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也积极进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以便培养国际性人才,并提高自身在国际高等教育中的地位。

  首先是提高大学校的教学水平,以达到国际优秀高等教育机构的标准。同时,大学校也开始重视培养国际性人才。例如,法国的商业大学校,尤其是几所主要的大学校,它们强调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强调普通教育的教学,主要是为了培养将来在欧洲或国际企业工作的高级干部。

  其次是通过文凭互认和培养留学生的方式进行国际间的学生交流。许多大学校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合作,许多工程师大学校甚至出现了不同国家间的交叉课程,以便进行国家间的联合培养。同时,在留学生招收方面也趋向国际化。大学校将可以通过档案和面试录取外国留学生;还可以依据一种学分对等制度,在可能的情况下建立多国的招生委员会,最终与国外知名的高等教育机构建立互换的关系;也可以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国际教育。

  最后,很多大学校已经开始积极还寻找国外的大学建立联系和伙伴关系,以便创造条件来协调不同国家间的相关课程,建立一种各学科领域中的“欧洲视野”。综上所述,在新的形势下,大学校的封闭发展已经对国家和自身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对其改革是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当说,其封闭性、等级性、与大学体系的分离等弊端未得到根本的改变。毕竟,它是法国两百余年社会和教育发展的产物,社会地位较高。但是,适者生存,大学校的坚冰已经开始打破,它也会通过改革,与时俱进。大学建立联系和伙伴关系,以便创造条件来协调不同国家间的相关课程,建立一种各学科领域中的“欧洲视野”。

  综上所述,在新的形势下,大学校的封闭发展已经对国家和自身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对其改革是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当说,其封闭性、等级性、与大学体系的分离等弊端未得到根本的改变。毕竟,它是法国两百余年社会和教育发展的产物,社会地位较高。但是,适者生存,大学校的坚冰已经开始打破,它也会通过改革,与时俱进。

大学改革的国际趋势

迈克尔·斯宾塞

(刊载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1期)

  我在牛津大学工作了20年,关于这所大学的历史和起源学界有很多争鸣。其中对牛津大学哪所学院是最先建立的争议尤为激烈。我了解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争议,比如对各种“太学”的争议,这些在古代建立起来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否可以被称为“大学”等。由此可见,大学历史本身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但是,学史以明鉴。大学的历史也能使我们得到许多有益启示。冒着挑起争议的危险,我想建议恢复中世纪欧洲大学传统的四个方面。就像英语中表述的那样,我们必须“回归未来”去探究现代大学的根源,以及中世纪大学的四个核心要素。只有这样,21世纪的大学才可以永葆生机。

  首先是中世纪大学教育的广泛性。这些大学最初并不是普通的培训机构,而是培养公民和领导的场所。因此,在文学学士培养中,前六年学生要掌握“自由七艺”:即算术、几何、天文、乐理、文法、逻辑及修辞。在通识和专业教育方面,无论是培养教师或公务员,还是医生和律师,我们必须牢记基础教育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并且能恰如其分、清楚有效地口头或书面表达自己思想的公民。由于社会发展变化非常快,我们应培养学生有三到四种胜任职业的能力。有些职业可能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技术,但所有的职业则要求学生必须具备批判性思维和有效沟通的能力。变革的速度意味着我们的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胜任第一个职业,更要培养他们具备胜任未来任何职业的能力,即使这个职业到目前还处在人们的想象中。

  在悉尼大学,我们将要进行有关本科通识教育改革,尤其是要设法为学生提供宽泛而生机勃勃的教育。我们将格外重视学生第一年的学习。由于学生在入学前对大学的准备程度各不相同,因此要重视他们从中学到大学的过渡,以保证他们具备推理和沟通的技能。当然,要平衡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并非易事,但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提供的教育才能够帮助学生适应社会的变革。

  第二,中世纪大学是一个自由探究的场所。虽然中世纪的学者工作大都受到宗教神权的审议,但大学一般是相对独立的自治机构,因此学术自由的理念也应运而生。这一点,对二十一世纪研究型大学的繁荣和发展至关重要。当然,学术自由不仅仅是个招牌,而是要行之有责。我们的核心职责是在学术界倡导创新,使学者们能够自由地对已有思想和理论进行质询,使他们能够重视原创研究,而不仅仅是重复目前已有的理解。

  自由探究对大学改革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学界应该是决定大学重点发展领域以及资源如何分配的最终决策者。当然,大学领导人必须发起并推动有关大学优势领域的讨论,但学界更了解大学各个方面的新思维和想法,也最终应由他们来决策。因此,大学必须给予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使他们对未知充满好奇从而不懈探索新的知识和理论。

  在悉尼大学,我们已调整了大学治理机构,由学术界设置大学的优势领域并规划未来发展方向。值得一提的是,学校重要的决策都是在每两周一次的执行例会上产生的。例会成员包括我本人、其他副校长和各学院院长,这样的组织结构保证了规划能够反映最新的发展态势和不同学术群体的共同愿望。当然,这种联合规划的管理方式使决策过程可能会比较耗时,但我们相信,这种方式不仅能促进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更能确保我们的决策能够反映各学科的最新发展。

  第三,中世纪大学重视多学科学习。在中世纪时代,每位学者都必须涉猎多种学科,如从数学到哲学再到自然科学。经过至少二百年的发展,学者们逐渐探索并确立了各专业核心学科的教学方法,我们相信未来大学教学和科研将会向多学科发展。同时,当前社会面临的复杂问题是不能依赖单一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解决,而需要采用所有相关学科的方法来思考并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这并不说明学科不重要了,因为教学方法本身是要在学科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现在是时候要注重多学科之间的有效互动,用以解决重要问题或探究多学科研究的新方法。

  在悉尼大学,我们在多学科教研方面实施了两个新项目。一是1.5亿澳元的肥胖症、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研究项目,该项目将试图解决有关这些疾病的所有从经济到生理各个方面的问题;二是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项目。在与中国合作研究产出方面,悉尼大学排世界第五位。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加强这些联系及合作,具体作法就是将悉尼大学所有研究有关当代中国的学者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合作网络,从而有效推进多学科研究和教学。

  最后是中世纪大学的国际性(至少其泛欧洲性)。中世纪时代,欧洲学者首先成功地发现了能够自由交流思想的语言载体——拉丁文。其次,腓特烈法令(Constitution Habita)保障了学者们能够自由地穿梭于各个国家之间,进行学术活动。我认为,现代大学也应该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学生营造一个愉快自由的交流氛围,并能够积极与世界上其他大学建立联系和合作。

  这也是悉尼大学的一个优势领域。悉尼大学的留学生来自120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以交换项目形式将澳洲学生送往其他国家。我前面提到我们重视与中国高校的交流及合作,我们也希望通过与各高校合作来推动这个地区的发展。当然,我们也和其他国家的高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这将有助于我们在国际范围内招贤纳才。因此,未来悉尼大学的国际性可见一斑。

  简言之,我相信大学最重要的改革趋势是“回归未来”,即恢复通识教育的传统、鼓励自由学术探究、重视多学科教学与科研、加强与来自世界各地学者的有效合作及交流。如果可以做到以上几点,那么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模式将会使我们现在及未来几个世纪的大学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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