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参考》2012年第4期(总第15期)

文章作者:  发布时间: 2012-12-03  浏览次数: 746

决策参考

2012年第4期(总第15期)
江苏师范大学发展规划处 主编

本期摘要

  大学国际化已经成为当下大学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1999年,欧洲国家在意大利签署了“博洛尼亚宣言”,使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极大地增强了欧盟在国际教育竞争中的地位,也加快了现代大学国际化的步伐。

  大学国际化的基本背景是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办学理念的形成与认同,“高等教育国际化既是高等教育本身属性的反映,又是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现实要求”。我国大学需要学习借鉴一切先进的办学理念、制度和实践;同时,要从我国社会的特定需求出发,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博采众长,确定自身发展定位,形成不同的办学特色和教育模式,提升大学的国际竞争力。本期决策参考精选一批关于大学国际化理念、实践等方面的研究文献,供大家参考,以期进一步推动我校“开放融合”战略的实施。到目前为止,关于大学国际化方面的讨论范围十分广泛,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学国际化的本质与内涵的研究。大学国际化是指“把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该定义既有学校内部的变化, 又有学校外部的变化; 既有自下而上的, 又有自上而下的; 还有学校自身的政策导向变化。它比较接近大学国际化的本质特点。其内涵包括高等教育质量的国际认可;空间上融入世界教育市场;办学资源共享;理念创新等几个维度。

  第二,大学国际化目标的研究。大学国际化的目标是为了从“整体上提升大学国际竞争力”。大学国际化的一个核心目的是培养当今大学生的全球技能发展:全球性知识、全球性技术、全球性态度、全球性经验和全球性价值观,让知识为全球服务。通过教学、科研、服务促进全球社会进步,实现全球经济繁荣、社会进步。

  第三,大学国际化主体演变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之前,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受到政治、外交和国防政策的影响,国家和政府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施主体,高等教育国际化活动主要通过国家直接拨款资助来完成,是政府对外交流和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到了80年代,由于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加强,大多数国家不再将高等教育国际化完全纳入到国家政治、国防和军事发展的轨道,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施由“国家·政府主导型”逐步转变为“政府·院校协作型”、“院校主导型”。

  第四,大学国际化构成要素的研究。要素主要包括:办学理念的国际化,以跨文化的视角,培养具有全球意识、国际视野的面向整个世界、服务于人类发展的国际人才;教学内容的国际化;师资和管理队伍的国际化;生源的国际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等。

  第五,大学国际化战略的研究。大学国际化战略包括组织型战略和项目型战略两种。组织型战略指为便于大学国际化持续发展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手段、系统和支持性的基础设施。项目型战略指围绕学术性的教学、科研、学习、培训、咨询和相关活动给予支持的行为。

  第六,大学国际化评价标准的研究。主要有三个: 开放性、多样性和学术性( 研究成果) 。具体的评价指标包括:一是论文得到最广泛引用的各领域的研究者的数量;二是刊登在《自然》、《科学》等顶尖科学杂志上的论文数;三是社会科学、艺术、人文科学论文引用指数;四是外国教授和外国留学生人数比例;五是学生对教授的比例;六是图书馆藏书量。

  总体看来,大学国际化已经成为大学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已有研究成果和实践启示我们:面向国外高等教育开放办学已经是地方高校实现华丽转身的重要战略选择。

本期目录

中国大学的国际化——杆标尺和一张路线图

王一兵

(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09年第7期)

  

  一、设立大学国际化标尺和确立国际化路线图的必要性

  1.大学国际化问题的紧迫性  

  经过1999年以来的扩招,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它不仅每年为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学子提供了可改变其命运的圆梦机会,而且对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公平,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强国,增强总体竞争力,保证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实现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和创新型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扩招将以金色的一页,载入中国教育发展的史册。

  扩招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其一是人们不得不面对令人尴尬和不解的现象,一方面相当比例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相当多的用人单位招不到合格、合适和满意的毕业生。麦肯锡公司2005年11月对80多位人力主管调查的结果显示,只有不到10%的求职者符合外资公司的会计、财务、工程等岗位的要求,大多数人缺乏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沟通能力。由此得出结论:除水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外,人才尤其是具备国际化素质的人才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瓶颈。

  这种状况绝非偶然。中国经济高速运行30多年,经济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民营经济已占半壁江山,外资合资企业举足轻重。其融入全球化的速度、广度和深度,皆出人预料:当今中国,外汇储备全球第一,2010年已达2.8473万亿美元,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60%以上;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1%,位居发展中国家、地区首位。对外直接投资连续八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4%.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净资本输出国,政府鼓励“走出去”。中国经济已成为面向全球、依靠并受制于全球经济,同时也越来越直接和间接影响全球经济的外向型经济。要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管理人员和雇员了解世界、具有国际视野、懂得国际游戏规则;要求为其提供人力资源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并相应改革和革新专业、课程、管理和办学体制,提高师资和管理水平。因此,接受国际化的办学理念、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已成为当今高等教育改革十分重要的战略方向。

  2.2010-2020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的重大突破——接受和提出教育国际化口号

  高等教育国际化一直是中国学界探讨和推介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教育行政部门对此一直十分审慎,在指导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正式文件中,一直没有这一口号或提法,直到2010-2020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第四十八节中才提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无疑,这是中国政府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和发展战略上的重大突破。但还有许多问题文件没有回答。如,究竟什么叫国际化?国际化是否意味只是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高等教育国际化究竟对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的改革和革新提出了什么要求?如何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教育国际化的根本目的,防止国际交流中花了大钱、轰轰烈烈,却没有对学校教学、科研水平和学生国际化素质的提升产生影响?回答好这些问题的答案对指导重要而昂贵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非常重要。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定义与国际化标尺的选择和设立

  1.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涵的多样、演变及其争议

  知识和人类追求知识的活动从来不受国界限制,大学国际化是伴随近代和现代大学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产生的现象。应当看到,大学国际化在主权国家之间,又常常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定义、不同的理解和抱有不同的目的。

  历史上,高等教育国际化曾被欧洲国家用来在它们在亚洲、非洲和美洲殖民地推行欧洲高等教育模式,以巩固其政治、文化、经济及学术统治地位,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当今欧盟推行一系列重大欧洲学校交流合作计划(如COMETT and ERAS-MUS),旨在促进欧盟各国在科研、技术和教育领域的合作,已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心从政治转移到经济领域,尽管政治上的目的并未放弃,即通过这些活动,培养各成员国年轻一代的欧洲意识。冷战时期,高等教育国际化则被两个超级大国用来谋求各自政治影响的领域。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贸组织的成立和运行,已把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服务贸易的一个方面提上了国际社会政府间的谈判议程,使高等教育国际化正式带上了政治、官方和商业化的色彩,也使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入其历史上的新阶段。当今的挑战在于,不管承认与否,理解与否,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要求和挑战已现实地摆在每所高校和各国政府面前,区别在于是主动、有序地迎接挑战,还是被动应付。当然,人们仍应看到,这一进程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仍是一个并不完全、并不平衡的进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马约尔有过极妙的评论,说这一进程依然是一部分人化人,一部分人被化。

  一些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大学,一谈国际化往往就是如何接受和扩大培养留学生,到海外办学,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澳大利亚则明确提出把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出口商品。因此,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后进和劣势的国家普遍担忧,接受这一理念可能意味着面对教育主权丧失的风险,意味着国外、境外强势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侵入,本国学校难以抗衡外国教育机构的竞争及本国文化和传统被削弱等。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但并非一定发生。具体到一个主权国家这种状况是否一定会发生,是否一定是消极面大于积极面,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具体立法、政策和政府主管部门、高校知己知彼 ,取其长补己短的眼界、水平、知识、能力和智慧。

  2.具有可操作性的定义和标尺的探索和建议

  我赞赏西方学者Jane Knight下的一个比较中性的定义。他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化就是将国际的和跨文化的层面融合进学校教学、科研和服务功能中去的过程。前不久,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劳工组织(ILO)从各自立场出发,在其2007年度联合报告中提出,大学要使“毕业生具有积极参与全球化社会的能力,具备能够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的语言技能和技术技能,与不同机构、不同文化打交道的技能”。可以说,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的立场,准确反映了当今国际经济界和国际劳动市场对全球化浪潮中高等教育改革和革新,对提升大学毕业生国际化素质的具体要求。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活动中的重要领域,是其1993年以后不少国际会议的共同主题或重要议程。面对众多校长和学者争论国际化的定义时,我给出的“定义”更加具体,也较易操作:同一个企业的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可反映企业的一切一样,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和在国内外劳动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样是检测一个学校办学成效的最佳尺度。如果您的学校每年能有相当百分比的毕业生,因为国际化素质较高,在本地找不到工作,可以到外地找到;在上海找不到,可以到曼谷找,在亚洲找不到可以到非洲、美洲找;在纽约找不到,可以到巴黎找;您就可以对外宣称,您的大学已经是一所国际化了的大学。这就是我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包括中国大学国际化建议设立的一杆标尺。这是一把用实践检验国际化办学成效的标尺。以此为准,可以检测一所大学的主要和最终产品——毕业生的国际化素质及其在国内和尤其是在国际劳动市场上被认可的程度;可以明确大学国际化的具体目标,确立大学国际化的重点领域,鼓励和保障教师和学生——国际化主体的积极参与,正确制定国际化方略;可以作为评估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的依据和标准。

  三、大学国际化路线图的绘制和落实

  1.路线图的绘制

  如果接受以国内和国际两个劳动市场对毕业生国际化素质的认可程度为衡量大学国际化成效的标尺,那么,一个学校国际化路线图的绘制就顺理成章,因为要使毕业生成为“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就必然对国家的宏观教育决策和对学校的支持和控制程度,对学校的领导、管理、专业设置、课程、师资结构和水平、学校经费使用以至校园、图书馆建设等提出挑战和十分具体的要求,学校的国际化进程必将是学校全面改革、革新和提升的过程,以下层面所构成的路线图就是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可操作性,甚至是可以量化的。

  路线图1

  (1)国家政治意志层面:

  国家为支持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建立较为宽松的法律和政策环境,例如适度加大课程设置、国外教材使用的灵活性,促进与国外对口大学的学分、学历、文凭的互认,为学校提供准确的信息、推介合适的合作对象。同时,提供必要的专项财政资助,尤其是对不发达地区大学的资助。

  (2)学校领导层面的国际化:

  除了学校领导成员良好的学术背景尤其是多学科背景外,领导班子中应逐步增加具有以下经历和技能的成员:

  ——在国外学习、教学或做过行政管理的经历;  

  ——对本国文化特性和环境有深刻了解,对经济全球化及其对教育的要求、国家和高等教育面临的机遇及挑战有清楚认识,有较为广泛的国际联系和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并从多方筹措经费的能力;

  ——掌握一到两门外语等。

  路线图2

  教师队伍的国际化:

  ——逐步增加有在国外学习或从事过教学工作经历的教师的比例;

  ——增加有双语技能,尤其是能用当今世界主要学术语言授课的教师的数量;

  ——实行开放的教师招聘政策,保留一定数量的职位招聘经过精心选择的外国人,包括已经离退休的专业人员和志愿者;

  ——逐步增加在自己的学科领域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具备把国际和跨文化层面吸收、消化、融合到课程教材和教学中的能力的教师数量;

  ——骨干教师逐步掌握制定国际合作项目、多方筹措活动经费的能力。

  路线图3

  课程国际化:

  ——用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更新和革新现有课程,组成新的课程模块;

  ——创立新课程,反映相关学科的新发现、新进展;

  ——选用一些原文、原著,用于课堂教学,或作为师生教学、学习参考资料;

  ——加强师生外语技能培训和课程比较研究,提高利用网络资源尤其是开放教育资源的能力等。

  路线图4

  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和专业、院系,联合培养、合作办学。联合培养和合作办学不失为提高学生国际化素质和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的捷径,关键是:

  ——要知己知彼,在本校有一定实力的领域内,从发达或发展中国家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实行合作培养或联合办学;

  ——要增强民族自信,妥善处理不同政治理念、办学理念、文化、宗教在合作过程中可能引起的歧义,以保持合作的连续性;

  ——善于充分利用合作办学中取得的人力、智力资源,改进和提升办学能力和水平,尤其要善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远程、网络模式,节省成本,追求合作办学效益最大化。

  路线图5

  留学生、外教及相关讲座数:

  ——接受外国留学生的数量、来自的大洲数、国家数,与中国学生同班学习人数等;  

  ——聘请外教的数量及占教师数的百分比;

  ——聘请国内外专家做国外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和各行各业各领域内的所谓“国际游戏规则”等方面讲座数,学生参与数等。

  路线图6

  积极有选择地参与地区和国际学术组织的活动:

  当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形形色色的跨国、跨地区学术机构和网络的增加和活跃,其活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活动和办学理念的变化和趋势。一所希望国际化办学的大学完全置身其外是不可想象的。积极但有选择地、有准备地参与其活动是必要的。

  路线图7

  建设一个有利于中外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相互接触、交流、交互的校园环境、学术和文化环境:包括宿舍、餐厅、图书馆、道路、路标、标识、管理、制度等。留学生和外教再多,如果管理和设施的许多具体措施不利于中外学生教师接触交流,希望通过聘请外教和扩大招收外国留学生达到的效 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收效甚微。

  2.路线图的落实和检测

  路线图提出的方向、行程是具体的,因此,一个大学在国际化道路上走了多远,或者说国际化的程度,是可以检测、比较的。例如:

  (1)计算一下:

  ——有多少毕业生在国外获得了工作?

  ——有多少毕业生在国内外资或合资企业、研究机构、银行获得了工作?

  ——有多少毕业生应聘或通过自主创业从事其他与外贸、外事有关的工作?

  ——有多少毕业生到境外、国外深造?

  (2)看领导班子的构成是否有利于国际化办学,则检查:

  ——按建议的标尺,看学校制定的国际化办学规划取得的成效;

  ——领导班子成员掌握外语技能的进展:

  ——在国外学习、教学、研究和行政管理经验、经历的积累情况;

  ——路线图1对领导班子提出的关于国际化办学知识和能力提高的程度。

  (3)检查教师中:

  ——有过国外学习或从事过教学工作经历的教师的比例增减;

  ——有双语技能,尤其是能用当今世界主要学术语言授课的教师的数量变化;

  ——教师招聘政策变化和招聘外籍教师数量;

  ——在自己的学科领域有广泛国际联系,具备把国际和跨文化层面吸收、消化、融合到课程教材和教学中的能力的教师数量的变化;

  ——掌握制定国际合作项目、多方筹措交流活动经费能力的骨干教师数量。

  (4)课程国际化,检查:

  ——用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更新和革新现有课程,组成新的课程模块的数量;

  ——反映相关学科的新发现、新进展的新课程;

  ——选用用于课堂教学,或作为师生教学、学习参考资料的原文原著的数量;

  ——师生外语技能培训和课程比较研究,利用网上资源的能力提高的程度,等。

  (5)看联合培养和合作办学的水平和质量:

  ——合作对象在其国内和国际上的声誉,如排名位置,投入合作的师资数量和职称,授课课程、课时和学生反馈等;

  ——听课学生数、毕业数和就业情况;本校教师和管理人员参与与外方合作的数量、授课时数;

  ——合作年限,未来规划,对学校办学的影响。

  (6)学校有利于国际化办学的校园物质、学术、文化环境的建设和改进,检查:

  ——过去学校设施和管理规定中不利于中外师生接触、交流、交互的地方和条例减少的数量;

  ——国外图书期刊增加的数量等。

  3.中国大学国际化面临的几个挑战

  如上所述,国际交流与合作要变成国际化办学,就必须以培养学生为中心、提高学生国际化素质为宗旨,就必然要触动一个学校的课程、师资、管理、制度等,必然提出学校在这些方面究竟有多大的自主权或回旋余地。因此,我认为,高等教育法和纲要规定授予大学的自主权能否落实,国际交流与合作转变为国际化办学的关键,是大学国际化面临的首要条件和挑战。

  国际化办学能力亟待建设。这包括国际化办学需要对国外教育发展尤其是希望与之合作的对象国的教育发展、教育政策、优势与劣势有相当的了解;学校领导和教师对本校国际化办学的方向和方略、计划、合作伙伴的选择有相当的共识;领导和教学骨干具备必要的政策水平和合作交流技能。可能是每所学校都希望接受国际化办学理念,恐怕具备国际化办学能力者,仍数量有限。

  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并非易事,这不仅需要自身能力的提高,还需要政府的指导、专业团体和专业人士的必要咨询,以保证少走弯路。

  学校国际化进程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受诸多因素制约,经常是学校国际交流活动中遇到的问题。缺乏连续性和可持续性,常常使国际交流事半功倍,甚至花了大钱,收效甚微。解决好以上问题,将有助于国际化办学连续、可持续发展,达到预期目标。

  四、几点结论

  1.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和人类社会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过渡中不可逆转的趋势。

  2.国际化不等于一系列甚至大量的国际交流活动的总和。国际化首先是当今引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理念,是当代大学生应有的一种素质,是考核当代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竞争力的极其重要的层面;也是发展中国家或后进地区实行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必备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各国教育决策当局无法回避的政治和政策选择。

  3.增强自信,知己知彼,目标明确,为我所用,长期坚持,就能逐步在不平衡的国际化浪潮中取得主动,达到提升自己、跨越发展的目的。

  4.大学国际化必然要求国家建立宽松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和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

  5.大学国际化必须有明确的目标——提升教师水平、教学质量和学生国际化素质;必须鼓励和增加国际化主体——教师和学生的参与。

  6.大学国际化必然对学校和校园生活所有方面,从领导、管理到教学、科研、后勤保障,提出改革、革新和提升的要求,学校的国际化进程必将是学校全面改革、革新和提升的过程。

  7.大学领导和教授对中外文化的深刻理解,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积极作用和可能出现的挑战有清醒的认识,具备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形成有效合作项目、正确理解和妥善处理合作交流中可能产生的歧义的能力,是一个学校国际化能否成功的关键。

  8.大学国际化的进展和成效是可以量化和可以评估的,如果其国际化路线图是具体的、明晰的、科学的和可持续的。

中国大学国际化发展的政策与战略趋势初探

杨福玲 刘金兰 董粤章 徐 锐

(刊载于《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5月)

  自1895年清朝政府批建北洋大学堂,中国的现代大学的模式从开始起就是按照美国标准建立的。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从清朝末年开始形成,那时的中国大学在教师、教材以及学习内容和学科设置等方面,一直有外国大学的影子。

  10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恰逢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中国的高等教育又重新走向国际化发展之路,而且步伐越走越快。现在中国的大学国际化发展这一趋势绝非偶然,其主要原因是大学的国际化发展原为大学的本质使然。除此之外,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使中国大学发展回归教育发展本来面目的最直接动因,世界经济全球化更使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大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越来越多的中国高等教育界人士同全世界高等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一道,不断从“哲学的角度真正地投入到知识的跨文化发展和吸纳中来”,这也再次证明,中国教育国际化发展除了高等教育发展必然性作用的原因,还有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经济推动,更有国家政策为这一发展铺平道路的保障。

  一、中国大学国际化发展的历史回顾

  高等学府,古已有之,但把高等学府称为“大学”始于北洋大学。1895年9月25日,丁家立先生所书的筹建大学的英文文献显示,当时拟建学校的名称为Tientsin University (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前身),此时,西方大学的名称“University”在中国出现了。这种西学体制来自海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结果,且与国家政治的进步和政府政策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纵观中国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历程,无处不体现国家政策对其发展的引导作用和影响。

  19岁的容闳1847年赴耶鲁大学留学,到1872年经过他多方努力得到清政府部分官员的支持后率领120名幼童到美国留学,由于缺乏当时清朝政府政策的支持,这些留美回国的人才并未得到重用。到了1895年,北洋西学学堂筹建规划就以“资送头等学堂毕业生出国留学为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1899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第一届毕业生中原拟派往美国留学的学生未能成行。直至1903年,北洋大学堂在西沽复校才得实施。从1906年至1914年,北洋大学共资送留学生四批,总计57人,多人被哈佛、耶鲁、布朗、康奈尔、麻省理工等著名大学录取”,由此可见,中国大学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国际化标准在管理。1908年,美国退回部分“庚款”以资助中国派留学生后,1911年,清朝政府即设立了作为留美学生的预备学校,即清华学堂,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留美热潮,使得在美中国留学生占到全美留学生的1/3,达2500多人,促进了中国的开放。“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兴起,留法勤工俭学开始流行。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国共合作的开启,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之后的“留苏热”促使1600多名有志青年赴苏联求学。这种留苏热潮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依然持续着。十年浩劫中断了中国在高等教育层面与国际的联系。直到1978年6月,邓小平同志发表关于大量派遣留学生的讲话,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时代,促使中国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30多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步走向开放,这期间国家政策的推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系列关于公派和自费留学管理政策与法规的制定、中外合作办学相关政策的出台和管理与服务机构的设立,特别是“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大力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步伐。

  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提出:“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次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关于大量派遣留学生的讲话。当年12月,中国就向美国派出52名访问学者,重启国家公派留学工作。1986年,国务院批转由国家教委起草的《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是中国第一个全面、系统的留学工作文件。1991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大学。加强一批重点学科点的建设,使其在科学技术水平上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同类学科的水平。”199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为“211工程”的实施奠定了基础。1995年1月,原国家教委推出《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打开了中国教育市场对外开放的大门。1995年5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同年,根据《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精神,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计委、原国家教委、财政部发布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211工程”正式启动建设,这是中国100所大学首次得到政府专项资金以提高教育质量、科研水平、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1996年,为适应新形势,国家教委成立了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使得公派留学管理步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的道路。1998年,教育部会同公安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制定了《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并在其后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使得自费留学也纳入国家管理的轨道。同年5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向全社会宣告:

  “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1999年,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科教兴国战略和江泽民同志的号召,国务院批转教育部推出《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决定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985工程”正式拉开帷幕,中国高校争做世界知名大学的战役打响了,这一工程的实施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注入了资金和动力。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政府积极应对WTO关于教育国民服务的相关要求,于2003年9月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次年6月,教育部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开始对中国大学与世界各国大学间开展国际合作办学进行进一步规范。随着2004 年11 月首家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正式挂牌,几年来,秉承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和而不同”等思想的326 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已经在全球8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来,为在海外弘扬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为中国教育走向世界搭建起桥梁。

  在国家这一系列政策的引导下,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步伐越走越快,这一发展过程可以从出国留学、来华留学和留学回国人员规模的变化中略见一斑。根据教育部2000年至2008年年鉴公布的数据显示(见图1、图2 和图3),中国的留学出国和回国人数一直在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这与国家颁布的各项教育开放政策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开始成为外国留学生选择的重要留学目的地国家。这几幅图表是中国教育改革开放的晴雨表,显示了中国大学大步走向国际化的不可逆转的趋势。

 

  二、中国大学国际化发展的战略管理

  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中国大学走向国际化有其必然性,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虽然全世界的学术界对大学国际化的定义和内涵的争议犹在,但争议的焦点只是围绕大学国际化的侧重点和角度,无论是理论界的研究人员还是实践界的各个大学,人们对大学国际化发展的趋势也几乎没有争议。

  有学者将高等教育国际化定义为一个可以使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和服务功能越来越具有跨国和跨文化兼容性的过程,或是将跨国/跨文化内容溶入高校教学、科研和服务功能的过程; 也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为任何一种使高等教育紧扣社会、经济和劳力市场全球化所带来需求和挑战的系统的和持续的努力,这种观点虽然区分了高等教育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两个易混淆的概念(Altbach 2004),但它们注重的是高等教育发展在过程和操作层面需要付诸的努力,忽略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实际上是其本质所在。

  “接纳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知识和经验,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培养为能将世界建设的更加美好的人才”是对集众多大学国际化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的研究和实践的总结,也是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时代内涵诠释。

  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本质与高等教育本身发展知识和培育人才的实质相符,在知识无国界的前提下,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蕴含着教育领域的深层次问题。从图2 和图3 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来华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总数在2004年之前一直少于中国学生走出去留学的人数。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100多年来国际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向发达国家学习,这也说明了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国学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可喜的是这一现象正在改变着。从2005年开始,来华留学生人数开始超过出国留学人数,到2008年,已经超过20万人。根据教育部们预测,到2020年,我国来华留学生规模将达到50万人。这既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息,也意味着非常严峻的挑战。

  从中国各个大学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要提升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跟上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迎接新一轮来华留学潮的到来,为中国今后的经济长期快速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支持,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不仅是一个目标,还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在已经推出的面向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这意味着国家政策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进一步支持。这些变化将激励中国的大学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并引发新一轮大学国际化发展的高潮。

  自从“985工程”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时起,中国高等教育便有了一个可以付诸几代人长期努力的愿景(vision)。“一个愿景是一个具体的目标,一个心向往之的将来的生动画面,它既是可以描述的,又是具有挑战性的。”愿景确立以后,便有了战略目标。按照管理学的一般规律,战略目标要通过战略规划来落实才能得以实现。这期间,资源的配置和组织的设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资源配置指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配置,组织设计则指管理体制和文化.在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基本由国家统筹的基本框架下,中国大学要实现组织发展的远景,在组织设计和文化建设方面大有作为。由于各高校对此愿景认识的不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战略在实施的过程中就有了区别。有些大学早已将国际化发展战略从一开始就列为“211工程”、“985工程”建设的重点,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国际化发展的步伐越走越快,为学校整体上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多元化的校园文化也逐步形成。还有些大学对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的目标缺乏清晰的认识,错过了率先走向国际化的先机。无论是把握了先机的还是后起直追的,对即将要大规模接收国际留学生的中国大学而言,下一步国际化发展战略的设计都将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根据各国高等教育研究界有代表性的研究结果,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略包括项目型战略和组织型战略两种。组织型战略指为便于高校国际化持续发展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手段、系统和支持性的基础设施,包括以下四类。

  一是包括高层领导清晰地表述及承诺;教职工的积极参与;发展国际化的明确理由和目标;明晰国际化相关的任务和政策等。

  二是将国际化融入学校和院系规划、预算和质量评价系统中;合理的组织机构;为沟通和协调建立的工作机制;通过集中和分散的手段平衡地促进和管理国际化战略;足够的财政支持和资源分配机制等。

  三是包括对跨国/跨文化专家的招聘和遴选;对教职工参与国际化的奖励与晋升政策;教职工发展(培养)专业的活动;对国际性的任务的支持等。

  四是包括对学生住宿、注册、咨询和资助等方面的支持;为国际学生在本校学习和本校学生出国深造设定的学生支持、服务、指导和培训体系等。

  项目型战略指围绕学术性的教学、科研、学习、培训、咨询和相关活动给予支持的行为:一是学生交换、外语学习、国际课程、主题学习、出国学习/工作、国际学生、教学/学习过程、联合培养或双学位、跨文化培训、教师流动项目、访问学者、项目支持和援助体系等;二是各类体现合作和知识分享的主题研究中心、联合研究项目、国际会议、国际论文、国际科研协议、研究生/科研人员交换项目、国际科研伙伴等;三是学生俱乐部和社团、国际性的校园活动、同龄人项目、社会文化和学术支持系统及与基于共享的文化群体间的联系等可带来全方位的国际化教育体验活动;四是指各国高校间的国际发展活动和双边合作协议、与私营企业和非政府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和项目、国际发展援助项目、海外的本土习俗培训、人员培养及培训活动、教学与科研之间的联系、海外教学点和远程教学、参与国际联盟、海外校友会的发展等。

  从中国情况来看,很多高校尚处在项目型战略国际化发展阶段,但有些高校由于很早便开始实施组织型战略,其发展效率和速度优势已经开始显现。一个大学的国际化战略的有效发展需要大学的组织战略和项目战略的综合支持,而且国际化发展的要求应该渗透到了学校组织建设和项目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就形成了学校国际化发展的文化。以上这些内容不仅应该为中国大学制定下一步国际化战略提供借鉴,同时也是一面镜子,使中国大学能清楚地看到各自国际化的发展脚步。要将上述各类因素切实融入今后中国大学的发展之中就意味着深化改革,还需要国家更加开放的政策和制度支持。只有充分认识到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规律并按照科学的管理方式进行有效的组织,中国大学才能充分使用好国家和人民赋予的政策和资源,团结力量,凝聚人心,为中国今后的经济长期快速发展,为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培养和储备优秀的人才,为中国高等教育立于世界强手之林创造条件。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因与模式——兼论中国大学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汪旭晖

(刊载于《辽宁教育研究》2011年第8期)

  所谓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或某所具体的大学在国际意识、开放观念指导下通过开展国际性的多边交流合作活动而不断促进对国际社会理解,提高国际学术地位,参与国际教育事务,促进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动态发展的过程或趋势。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因

  1.经济全球化的推动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人力资源、资金、商品、服务、知识、技术和信息等的跨国界流动,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同时各国在经济领域的国际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现代高等教育日益从社会的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各国的高等教育必须培养更多熟悉世界经济贸易并且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这将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因此,可以说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

  2.母国教育市场竞争压力的驱使

  多数国家都将教育视为一种产业,教育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名校林立,生源有限且竞争激烈,政府拨款下降等问题,很多高校都迫切需要开拓海外市场。发达国家在整个国民经济和技术、资金等其他方面的比较优势也决定了其在发展中国家很容易打开市场,因而率先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3.科学技术因素的推动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作为科学技术的创造和孵化基地的高等院校为了适应高科技发展的需要展开了更加广泛地竞争、交流与合作,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高校都不可能在所有科学领域内保持领先地位,再加上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日益增多,必须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才能培养出更多的高科技专门人才。另外由于以电脑、电视和卫星为主体的现代化信息网络,已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消除了人类交往的地域障碍所以方便了各国之间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如跨国教育网络和远程教育的出现,加速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步伐。

  4.文化交流的冲击

  随着全球化、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各国人员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人们要了解世界其他国家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高等教育不但肩负着发扬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而且还应该借鉴和吸收外国先进文化,使本国文化既体现其民族特点又迎合国际化发展趋势。目前,文化交流的冲击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主要动因。例如,最近加拿大大学和学院协会做的一项调查发现,一些高校推进国际化进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学生国际性、跨文化的知识技能或促进有关国家间文化、经济、环境、政治等方面相互依存的研究。

  5.经济因素的推动

  在不少国家或地区,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是被视为一条赢利的途径。很多高等院校为了开辟财源、增加院校收入,通过大量招收全额自费留学生等手段参与到国际化进程中,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自1979年英国首先改变留学生政策,以赢利为目的对外国留学生实施全额收费以后,20世纪年代开始,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也纷纷采取同样的措施。此后,美国、西欧的德国、法国和荷兰、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中国等也相继改变了以往政府对外国留学生实行全额资助或优惠的收费政策,将留学教育和教育服务等商品化,谋取商业利润。据估计,在美国读书的国外留学生每年为美国经济贡献了超过120亿美元的价值。经济因素在推动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6.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求

  大学作为知识的殿堂,从诞生起就天然具有开放的品格和世界精神。在人类活动日益走向全球化的今天,学生们渴望了解其他国家的愿望日益迫切出国留学的学生逐年递增,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留学生市场;学者们要不断进行学术创新,必须了解本学科国际上最新动态和成果,因此出国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广泛;高校为了提高办学水平和声誉,需要不断学习和借鉴他国在教学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对与国外高校的交流越来越重视;政府在制订高等教育政策时,也往往需要反复进行国际比较,参照他国的经验与模式,因此对国外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情况越来越关注。所以自身发展的需要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在动力。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模式

  1.课程国际化

  课程的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模式之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归纳了9 种国际化课程的类型:(1)具有国际学科特点的课程(比如国际关系、欧洲法律等);(2)传统/原始学科领域的课程通过国际比较方法得以扩大(比如国际比较教育);(3)培养学生从事国际职业的课程(比如国际商务、管理、会计);(4)外语教学中的有关课程,讲授、学习特定的相互交流沟通问题,培养跨文化交流与处事技能;(5)科际课程(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s), 比如超过一个国家的地区研究;(6)旨在培养学生获得国际专业资格 的课程领域(比如建筑师);(7)不仅能给本国学生提供接受国际化教育的机会,同时能够提高课程对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院校都比较重视课程的国际化,以英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高校大量开设国际关系、异质文化比较或地区性研究等课程,如英国著名的曼彻斯特商学院,其课程当中贯穿了国际商务、国际战备、国际管理战略等国际化为主题的课程,并且开设一些针对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研究课程。

  2.学生国际化

  学生国际化主要是指招收外国学生或本国学生前往他国就读,包括长期和短期停留,前者多为了取得学位,后者多属于交换或游学性质,主要在于获得文化经验和语言能力。大力开拓留学生市场,已成为欧美国家的共同战略。据统计,世界一流大学的留学生一般占学生总数的13.4% , 研究生的比率更高,约占29%。以美国为例,招收留学生是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最重要的内容,每年美国的大学接受来自世界各地最多的留学生,平均一年接受近45万名外国留学生,占到全球在非本国高等院校就读学生总数的34%。

  3.教师国际化

  教师的国际流动也是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条捷径。具有国际知识和经验的教师可以直接推动教学、科研的国际化发展。教师可以到外国进行一些前沿的高深研究,从事某项特定的研 究项目或钻研某种专门的学科。这种方式可以有助于充实教师的经历,提高其技能,进而提高教学内容和教学质量。教师的交流在各国都呈现出多样化、多渠道的方式,既有政府自主的计划,也有 高校间的交流计划,从具体内容上看包括到外国大学从事科研和教学经验交流、共同出版学术著作、参加国家会议、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交谈、参加国际组织或学术刊物编委会等多种形式。近年来许多国 家的高校都采取多种形式增加教师出国访问进修的数量,同时还面向世界招聘教师和学者。目前,世界知名大学教员来自世界各地,大部分专业教师均拥有世界名校的博士学位,另外,许多高校还邀请国际知名学者、专家进行短期访问和讲学,或聘请著名学者为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这些都大大推进了高校教师国际化的进程。

  4.设立海外分校

  设立海外分校的大学主要来自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这些大学一般声誉很高,师资雄厚。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在柏林、佛罗伦萨、京都、莫斯科、牛津、巴黎、圣地亚哥等地都开设了分校,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在西班牙建立了分校等。很多欧洲大学不仅向别的国家提供课程和学位,并且还不断向海外出口自己的“品牌”。2000年,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在马来西亚设立了分校——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鼓励外国学生在马来西亚就读,提供另一个获得英国学位的渠道。诺丁汉大学以其完善的课程和充裕的资源作为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的后盾,协助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设立并推广诺丁汉学位课程。如今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已享有盛名,吸引了众多的国际留学生前来报考和就读。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成功证明了创建海外分校是把本国高等教育推向全球市场的有效途径。

  5.联合项目

  联合项目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教育机构或组织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提供学习项目的一种跨国教育形式。该项目以学分课程为基础,学生在本地教育机构修完一定学分后可以转移到外国的教育机构,完成规定课程的学习并通过考核后即可获得外国大学的学位。马来西亚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大量提供跨国教育课程,如学分转移课程、双联课程等一般都属于这种类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提供的教育项目绝大部分也属于这种类型,其学制往往采取“1+2”、“1+3”、“2+2”等模式。  

  6.特许经营协议

  特许经营是指来自于某一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授权其他国家的教育机构或组织以开设课程、授予学位等形式提供本国的教育服务。特许经营是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较为普遍的一种模式,如有着悠久历史的欧洲大学授权新加坡澳洲理工学院开设执行主管工商管理硕士课程(EMBA),学生毕业后,可获颁欧洲大学硕士文凭,并可前往欧盟国家寻求就业和发展机会。不同于“联合项目”中合作双方的合同协议关系,“特许经营协议”的双方是一种授权——经营的关系;“联合项目”因属于当地教育机构的一部分而得到承认,但是“特许协议项目”有时却并非都能得到当地国家的认可。这类形式的跨国教育主要存在于马来西亚的一些赢利性高等教育机构中。

  三、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1.树立国际化的教育理念与意识

  以实施“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为宗旨,充分重视和认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树立市场化意识和资源优化组合观念。达到在办学理念上与世界融合,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必须面向全球办学,关注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要采用一些国际性的指标,如用教师和学生的国际交流程度来评价办学水平。树立国际化的教育理念与意识还体现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以及管理等诸多方面。在教学上要面向世界,不断进行教学方法的创新,改进教学手段,加强课程设置和进行教学质量评估;在科研方面,确定科研选题应立足于国际学术前沿,鼓励与国外大学开展合作研究,科研方法应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在人才培养上,要求所培养的人才应掌握现代科技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具备国际竞争能力;在管理上,则体现在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民主、科学的决策程序以及良好的管理规则等方面。

  2.集中在优势学科领域建设具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专业

  世界一流大学并不一定在每个学科领域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比如,哈佛大学的法学、医学,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电子学,剑桥大学的物理学、生物学,牛津大学的数学、政治学是世界一流学科。对于中国高等院校想一下子在很多学科领域齐头并进是不太可能的。一所大学如果在整体学科水平较高的基础上,在三五个学科具有一流的国际影响力,在世界高水平大学中就会占有一席之地。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提出要找准自己的比较优势,利用自己的强项,使强项更强,而并不追求所有领域都领先。我国高等院校当前应立足现实,做好专业评估对于不同专业应当有针对性地进行国际化的对比研究,以较为充实的数据和具体分析,制订具体专业国际化的方案与措施,围绕优势学科建设若干个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专业。

  3.大力推进师资队伍的国际化

  目前国内诸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样的一流大学很注重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建设。这些学校的师资队伍中绝大部分都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并且一直注重把引进国外优秀师资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但是国内大部分一般院校中只有少数管理人员与教师获得学校、国家教育部或其他方式的资助,得到了出国留学的机会,而在吸引招聘国外优秀人才方面的进展也比较缓慢。这就使这些院校难以建立起国际化的师资队伍,也不利于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当前高校应大力鼓励教师申报国家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公派出国项目资助或教育部与学校联合资助的项目,并进行有计划的自主选派教师出国深造、进修、访问、讲学或进行合作研究,以提高教师多元文化背景的知识积累,实现教师队伍的国际化。在这一过程中尤其应注重与国外高校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制订长期稳定的教师国外进修计划。除了鼓励教师“走出去”以外,还应采取“引进来”的战略,可以采取全球范围内竞聘优秀师资、引进归国人才、聘请国外知名学者为客座教授或高级访问学者等措施,使教师构成呈现国际化的特征。

  4.构建国际化的课程体系

  要从国际化培养目标要求出发,深化我国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改革,实现课程国际化。在课程内容上,除一些反映本国本民族的文化、知识、技能等特色的课程和涉及意识形态的课程外,无论是文史哲、理工农医,还是经济管理,都应该有步骤有计划地实现国际化。尤其是理工科类,应紧跟现代科技的最新发展成果,不断更新或补充课程教学内容采用国际通用的统计方法和评价标准,使用通用的国际术语。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专业和金融、法律等专业以及国家急需的专业应大力推广双语教学,并选用国际上最先进的原版教材在工程管理、工商管理等专门领域的教学中,应增加国际方面的内容,如国际商务谈判、国际贸易、跨国公司管理等;还应开展跨文化研究课程,如开设如何运用高技术进行国际学习和研究的 课程等。

  5.建立国际化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

  目前,中国缺乏完善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这不仅引发了许多教育质量问题的纠纷,也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高等教育总体质量的认可。此外,随着我国教育市场的逐步开放,国外的教育认证服务也将陆续进入我国教育领域,如果我们仍缺乏质量认证标准,必然要受制于高等教育强国所设定的游戏规则。因此,建立国际化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势在必行。当前须在考察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现状基础上,建立国际化的认证标准。设立的“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和认证中心”应为国内各种质量保证和认证机构搭建一个沟通与交流的平台,并应积极参与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构国际网络(INQAAHE)向世界发布中国质量保证和认证方面的信息,加强与其他国家质量保证和认证机构的沟通与交流,增进双方的相互信任,推动进出口教育项目的发展。

  6.寻求中外合作办学的新模式

  在合作办学过程中,不应该仅仅注重学生的国际交流,可以与合作单位协商,留存学费的一定比例作为教师科研教学交流基金,从而有计划有步骤地支持中青年骨干教师赴国外进行教学、科研的交流。这种合作可以促进教师科研水平的提高,吸收国外先进的教学经验,而教师科研、教学水平的提高又相应地体现在日常教学质量的提升上面,形成了以“学”促“教、研”, “教、研”又促“学”的良性循环。此外在与国外大学合作过程中,还可以考虑建立联合实验室,引进国外大学的先进技术,并通过技术本土化等手段,针对本地企业的一些项目进行技术攻关实现产学研的有机结合。这些新模式将推动中外合作办学的深度发展,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

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历史演进及战略启示

邱延峻

(刊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4月)

  研究型与国际化是现代一流大学的本质特征,也是全球化时代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一方面,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不断钻研自然科学和探究人类社会是大学的务本之道,也是现代社会赋予大学的重要使命。伴随后冷战时代全球力量的竞争与重组,各国纷纷推出了特色鲜明的创新战略以期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的战略地位,其中研究型大学被各国政府赋予了重要使命。另一方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知识的普遍性以及有教无类的教育使命使国际化成为大学的先天特征。特别是随着交通通讯穿越传统的地理屏障和文化藩篱将世界逐渐演进为地球村的历史进程时,大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日益活跃,地球村的现实要求大学国际化,大学国际化促进了地球村的建立。国际化业已成为现代大学的重要使命。正是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创建研究型与国际化的世界顶尖大学已成为各国(特别是后发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先导目标。新世纪以来,我国各大学纷纷将国际化和研究型作为创建世界知名大学的战略目标。在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战略普遍成为大学不断增强的共识之时,有关研究型大学和大学国际化的研究业已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显学。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国际化的内容体现以及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战略,而笔者试图从研究型大学与国际化关系演进的角度阐述国际高等教育经验对我国创建高水平大学的启示。

  一、研究型大学的历史进程

  1.研究型大学的始创源流与现代语境。传统上,古今中外大学无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文殿堂。近世以前,由于知识更替演进缓慢、自然科学未成体系、地理屏障难以穿越,虽然有关对经文典籍、天文气象和人文地理的认识与阐发不时渐进,然大学的主要使命仍然是对已有旧知识的教学与传承。19世纪自然科学的突破性进展特别是高等数学、生物科学、声光化电等日臻完善的科学与技术体系以及工业革命导致的生产力革命性提升均为现代大学“研究型”角色的培育奠定了历史基础。通常认为,德国是研究型大学的发源地,1809年建立的柏林大学在威廉·冯·洪堡有关“追求纯粹知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指引下,开创了研究型大学的先河。创建于1876年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功移植了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以后,仅历经24年的短暂发展,即跻身于全美顶尖大学之列,并与具有两三百年历史的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14所一流大学一道创建了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ofAmericanUniversities,或译北美大学联)——即研究型大学的同业公会,由此开启了研究型大学群体的集聚发展,并使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培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鉴于研究型大学已逐渐成为一种身份的标志,并隐含着政府直接的资源优先配置和高于同行的大学声望,国内外很多大学都以研究型大学自许或将创建研究型大学作为发展规划的终极目标。实际上,研究型大学可以有4种语境:(1)从教育研究者的角度,代表该大学的学科结构、学位层次和学术水平达到了研究型大学指标体系的标准,如由卡耐基教育促进会(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提出的卡耐基高校分类(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中的指标体系所确定的研究型大学。卡耐基关于高等学校的分类自1973年首次出版以来历经数次变化,2008年卡内基将美国4391所大学中的283所(占6.4%)划分为研究型大学。(2)从大学同行的角度,代表该大学已获得其他研究型大学的认可,如美国大学协会的62所成员大学,或如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的20所成员大学。(3)从社会公众的角度,代表该大学持续的创新能力、杰出的校友声望和对社会发展的独特贡献,如美国常青藤大学联盟(Ivy League)。(4)从大学自身的角度,代表大学将研究置于学校发展战略中重要地位,并引领某些学术领域或某些学科方向的发展。

  2.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地位。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具有极为尊崇之地位,包括顶尖研究性大学校长在全国的地位声望以及研究型大学群体意见在国家决策高层的关键作用。如2008年美国大选前夕,AAU就向下一届美国总统提出建言报告《Science as a Solution: An Innovation Agenda for the Next President》,就重大战略问题和全球发展提出研究型大学的视角观点。在大国的竞争中,研究型大学可以说是无役不与,从二战中原子武器的发明,到冷战中航天科技的竞争,再到冷战后信息技术的发展,研究型大学在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培养具有现代国际视野和济世安邦能力的人力资源、培育与时俱进的核心软实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昆士兰大学的保罗·白里斯认为,若没有那些完全与国际接轨的大学,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不可能生存下去。美国是最先具有研究型大学发展战略的国家。实际上,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创建就源于联邦政府对研究型大学的全新认识,在时任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主任VannevarBush的著名报告《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中就提出联邦政府应有针对性地资助一些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这直接促成了NSF在年的创立,为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美国在航天科技、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方面的全面领先奠定了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研究型大学群体在国际教科文舞台上的傲然崛起,帮助美国赢得了二战、冷战和后冷战阶段的知识经济战争。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交通通讯的快速发展,世界扁平化后各国进入短兵相接的全面竞争阶段,研究型大学因其在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过程中对经济的独特作用以及在国际创新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其重要性日益显现。

  3.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溢出效应和人才培养中的示范作用。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顶层机构,研究型大学在引领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因自身学科人才的优势“溢出”而对其他教育机构具有强烈的辐射作用,如处于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常青藤大学联盟对美国西部特别是加州地区高等学校的辐射带动作用。作为世界知名高校联盟和顶级大学品牌,常青藤大学由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布朗大学、宾州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等8所大学组成。他们通常位于美国大学排行榜中的前名。美国西部的伯克利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分别得到了美国东部常青藤院校中的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后起之秀麻省理工学院的强烈影响,是早期美国研究型大学“溢出”效应的典型范例。

  研究型大学不仅以对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的探索研究著称,在人才培养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的示范作用同样受人尊敬。实际上,AAU的创立初衷就是为了规范和提高美国大学研究生的培养水平,扭转美国大学被欧洲认为是文凭工厂(diploma mill)的负面感观。1862年,林肯总统签署了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 of 1862),“赠地大学(Land-grant Universities)”体系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即“大学扩招”)历程。随着美国内战于1865年结束,北方发展和南方重建推动了莫里尔法案的落实。截至年,美国已经建立了65所赠地大学。由于美国高等教育不同于欧洲的中央政府集中管理方式而采用分权式的管理模式,缺乏质量保证和学位认证体系,文凭工厂泛滥,博士帽子乱飞,大学声望受到广泛质疑,有为青年才俊不得不远赴欧洲求学(据后来统计,1815年起以后的100年内,大约有一万名美国青年赴德留学)。鉴于严酷的现实,哈佛大学等全美14所具有博士学位项目的大学共聚芝加哥大学建立了美国大学协会(AAU),其中的6所大学是后来常青藤联盟成员,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则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群体中里程碑式的明星院校。该协会的会员身份目前已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名校的代名词。从1900年成立时的所大学,AAU目前共有62个成员大学包括60所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和2所加拿大顶尖大学,最新成员是2001年加入的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和石溪纽约大学,可见其门槛高度非同寻常。在AAU不断扩大的进程中,有志加入的大学就需要根据制定的研究型大学的各项指标努力调整发展战略并不断提高研究水平,这是为研究型大学示范效应的极佳注解。

  二、大学国际化的时代特征

  1.大学国际化的内涵定义和历史流变。大学因其传道授业的普世价值、文化知识的互通共性和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而具有国际化的天然特征。世界扁平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级化和文化多样性进一步促进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大学国际化因地理屏障阻绝的不断消失和文化差异坚冰的逐渐消融而成为可能。大学小社会,社会大学校,为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千古未有之新局面,大学纷纷将国际化作为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在高等教育的目标、功能(教学、科研和服务)和方式中以国际、跨文化和全球视野进行整合的过程。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中的教育国际化特别是跨境教育的飞速发展给大学带来了巨大挑战与机遇,高等教育的竞争已经在国际舞台上短兵相接地展开,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国际化已成了必然选择。大学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已经发生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响应的过程,而其内涵已成为使大学更能适应社会、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和要求而进行的系统而持续的努力.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游教游学门风可以说是具有区域化特征的教育国际化雏形。而隋唐时期日韩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政府奖学金留学生。欧洲因地理之便使得现代大学初创之时即是具备区域化特征的国际化大学,如16世纪初期即被誉为欧陆游教游学的金色年代。进入现代以来,越洋交通使得普遍意义上的大学国际化成为可能。普遍认为,现代意义的大学国际化是由19世纪末期伴随工业革命的成功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形成并在20世纪得到全面发展的过程。这一进程的发展初期,即受到有识之士的极大关注。1919年,在卡耐基基金会的资助下,美国在纽约成立了国际教育研究所(InstituteofInternational Education),1921年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成立了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前身),德国于1925年成立了德国学术交流处(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德语缩写DAAD),而英国议会则于1934年设立了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这些具有政府背景的研究机构不仅促进了大学国际化的发展历程,而且将大学国际化作为工具性(instrumental)政策帮助实现幕后的国家战略。大学国际化在早期泛指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如访问学者、国际会议、合作研究和留学生教育。伴随跨国企业和跨境教育,大学国际化的内容日益丰富,如办学理念国际化、发展战略国际化、学术标准国际化、人才培养国际化、科学研究国际化和社会服务国际化。在大学国际化战略中,学科国际化、教师国际化、学生国际化和校园国际化是主要内容,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是根本,主流学科的国际化是基础,学生结构的国际化是标志,学术声誉的国际化是结果,而国家战略的实现才是大学国际化的目标。

  2.大学国际化发展的历史阶段。大学国际化的过程始终伴随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格局的发展变化而与时俱进,其中国际化的动因源自国家远期发展战略、社会近期经济利益、高等教育客观规律、国际组织宣扬倡导以及人类社会先天具有的对文化多样性的追求和对新奇世界的探索。国际政治态势决定了大学国际化的历史进程。早期大学国际化的第一种形式就是现代大学的创建模式。如美国大学早期照搬英国大学模式是英国海外殖民方式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体现即学术殖民,而嫁接德国大学模式就是德国作为后发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影响力扩张的写照。另一方面,作为早期大学国际化的第二种形式即学者和学生的跨国流动则揭示了殖民地国家对殖民者的文化优势的认同,特别是美国学生在一战以前通常认为需要得到欧洲深造(即Grand Tour“欧洲游学”)身份才能跻身上层知识界(实际上,出身草根的美国社会精英直至现在仍把大学毕业后获取罗兹奖学金登临英伦作为提高身份的过程)。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而欧洲国家忙于重建造成大量大师级学者纷纷远赴美国,世界高等教育顿时发生了“高山为谷,深谷为陵”的沧桑巨变,美国大学旦夕之间完成了由欧洲文化殖民地向国际学术都市的转变,成功地位居世界学术中心。同时随着联合国的建立和关贸总协定在年的创设,世界进入了一个国际交流的崭新阶段,由此开始了大学国际化新的三阶段历史进程。第一阶段为冷战初期,两大阵营各自的大学国际化始终被纳入国际战略格局中并与冷战外交、发展援助、文化交流和国际合作等形式相结合以在全球范围内争夺盟邦并扩大国际影响力,大学国际化在该阶段的形式是由“南”到“北”的学生流动。而1960年代开始的第二阶段国际化则以“北”到“南”的学者与资金流动,即发达国家向新近独立的原殖民地国家提供高等教育资金援助并同时派遣学者讲学,开始了文化上的“新殖民”过程。1980年代开始的第三阶段大学国际化过程则反映了冷战后期和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急剧变化。欧共体在世界舞台上的独立性、中国自主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和亚非拉地区大国的实力积聚不断冲击帝国化的世界,政治多极化的诉求和文化多样性的需要为大学国际化注入了全新的动力,完成了被称为三次跃进的转变,即由不平等的垂直性的合作向平等的国际关系框架内的双边或多边合作转变,由松散的国际化项目向系统的国际化政策转变,由国际化核心内容和大量国际化项目相互脱节向高等教育系统而集中的国际化战略转变。

  3.WTO背景中的大学国际化及其风险。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与贸易总协定》(GATS)将教育服务列为第5类,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其他教育服务。作为国际贸易的教育服务根据GATS的界定有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等五种交易方式。为推进跨境教育的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分别于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在美国华盛顿、挪威特隆赫姆和澳大利亚悉尼召开了三届教育服务贸易论坛。高等教育作为教育服务贸易产业的高端产品,因其时间跨度漫长(从预科、本科、硕士到博士可以长达年)、贸易金额高(如金融危机笼罩下大学学费的逆势上涨)、附加值大(校友对母校的忠诚、文化产品的推销、国际关系中人脉资源的培育和潜在的优质人力资源输入等)等特点而成为各国政府积极应对的重点领域。制定大学国际化发展战略已成为政府和大学的普遍共识,这也是被Teichler称为三次跃进的转变结果。

  国际化在大学层面的主要动因是学术研究能力的提高和海外声望的拓展,但同样令人警觉的是大学国际化所带来的风险尤其是教育趋同对文化多样性特别是语言多样性的伤害以及教育趋利可能造成的大学产业化状态。国际大学联合会(IAU)在2005年对全球3861所大学进行了国际化调研。报告分析显示73%的大学将国际化作为大学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际化认识方面,大学层面普遍认为提高国际竞争力、建立大学战略联盟、扩大人力资源能力和国际合作是大学国际化的主要动因。报告揭示有96%的大学普遍认可国际化所能带来的机遇,也有高达70%的大学认为国际化普遍存在风险。国际化对大学的正面作用依次是教师国际化、学生国际化、学术质量提高、研究能力加强、培养方案革新以及国际利益趋同。而负面风险包括:教育产业化、文凭工厂、智力外流、精英意识膨胀、英语过度使用、文化认同迷失、教学质量下降和培养方案的模式化。

  三、大学国际化与研究型大学的战略演进启示

  1.高水平大学国际化是创建研究型大学的战略基础。从早期教育国际化游教游学形式,到帝国殖民时期的垂直型国际化形式,发展到新世纪基于全球化背景和GATS政策框架内的多层次全参与的教育国际化新局,国际化理念、动因、策略、内容、形式、规模均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全方位竞争,研究型大学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正如耶鲁大学校长所言“美国硬实力和软实力均来源于经济实力,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领先优势,科学优势取决于研究型大学的实力”。我国目前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战略机遇,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全面提高是国家和平崛起的战略保障。研究型大学的创建对于中华民族命运与前途的重要性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通过高水平大学的国际化先导策略,创建我国研究型大学的集聚群体,为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提供战略先机,是美国大学通过国际化战略实现对欧洲“由学习到超越”的群体崛起给我们的历史启示。实际上,在大学国际化的历史长河中,只有高水平大学的国际化才是推动知识型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也只有不断发展的国际化进程才是推动研究型大学创建的重要动力。正如本文前已述及,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为标志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起源、以美国大学协会的建立为标志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群体的崛起、以教授国际化和研究国际化为标志的美国世界学术中心地位的建立,无一不是先进的国际化理念和果断的国际化决策主导下的高水平大学国际化所催生的成果。只有高水平大学的国际化,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国际化大学。实际上,目前我国只有高水平大学才具备高端国际化的能力。通过适当的战略安排,推动高水平大学的国际化,是构建我国研究型大学群体的战略基础。

  2.研究生院国际化是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先导战略。研究生院承担高层次人才培养重任,保证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生院的国际化是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大学通过国际化战略的实施迅速完成研究型大学创建的有效手段。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国际化特别是博士生的国际化可以直接促进导师国际化,也是连接国内学术界与国外学术界的最佳桥梁。我国留学基金委员会(CSC)从2007年开始实施的公派研究生计划,每年向海外高水平大学派遣政府资助的至少5000名博士生,通过对博士生的共同指导有效地协助国内导师与海外名师建立起了紧密的学术联系,而联合培养博士生也成为学科国际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博士生和博士生导师的国际化,实现研究生院的国际化,可以有助于迅速提高我国大学的海外声望,在促进大学国际化的同时,有效提高大学的研究型特质。实际上,研究型大学必须是具有高质量研究生教育的大学,这也是美国大学采纳德国大学制度后将本科教育和研究生紧密结合在一起促使研究型大学诞生的基础。2008年美国高等教育数据统计表明,常青藤大学每年毕业生中本科生与研究生比例为1∶1.16,本科、硕士、博士的比例为1∶0.98∶0.18,可见研究型大学中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AAU的经验也揭示了研究生院国际化对大学国际化的核心推动作用。实际上,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随着美国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经由AAU的推动在世界各国认可度的不断提高(当然也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地位和寻求安静学术环境而移居美国的欧洲顶级学者的加盟),AAU的功能发生了转变,其对公众健康事务的关注和对国家科技战略的思考直接催生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在1946年的建立和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在1950年的建立,这两个组织至今仍继续扮演美国科技创新推进器的作用。AAU原来的中心工作即研究生教育事务则由衍生出的研究生院协会(AGS,AssociationofGraduateSchools)主管。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加强研究生教育并由此推进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并迅速提高我国大学在世界高教舞台中的地位并赢得国际同行的尊敬,才能根本改变青年才俊远赴海外求学人才外流而国内顶尖名校只能成为留美预备的尴尬局面。通过研究生院的国际化促进大学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在提升大学国际学术声望的同时,还可为高层次来华留学生的培养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保障,吸引更多的青年才俊来华深造,服务国家的教育外事战略。

  3.群体集聚是研究型大学国际化进程中的战略平台。大学联盟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群体联盟是目前研究型大学国际化进程中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大学联盟的广泛建立使得大学国际化内涵更为丰富、国际化发展更具条件。有感于AAU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创建尤其是通过国际化战略成功提升美国高等教育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各国知名研究型大学纷纷建立各自的大学联盟,以期通过紧密的国际大学群体集聚效应和广泛的国际科技创新研究计划帮助成员大学在竞争高度激烈的世界高教舞台上确立自己的有利地位。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LERU,The League of European Research Universities)由12所欧洲一流研究型大学创建于2002年,2006年共有20所成员大学。LERU的使命是推动欧洲大学在基础研究领域的进步,在研究型学术背景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因应群体集聚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区域性的跨国大学联盟相继诞生,如由21所研究型大学建立的Universities-21、由42所成员大学组成的APRU(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太平洋沿岸大学协会)、由17所成员大学组成的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ies,)以及由欧美亚澳16所研究型大学组成的大学网(Worldwide Universities Network)。由此可见,研究型大学联盟已不断成为大学国际化的战略平台,其群体集聚效应对成员大学的推动作用更是不断追求卓越的发展动力。深度参与研究型大学的国际联盟,可以为大学国际化提供高端的发展舞台。在上述大学联盟组织中,我国很多名校因自身的卓越声望和悠久历史而跻身其中,为创建国际知名研究型大学提供了有利条件。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的研究型大学联盟中,我国大学因世界排名和原创能力方面的实力差距而无法主导其事。然而我国一些具有强烈行业特征和鲜明学科特色的工科院校,其主流学科已迈入世界先进行列,不乏世界知名学术重镇,如何利用我国市场规模和产业优势,推进特色性研究型大学创建并主导大学联盟,充分利用群体集聚效应,率先实现特色性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并进而为全球化时代的行业产学研一体化提供战略支持,应是我国高等教育界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国际化、研究型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是知识的普遍性价值和科技的创新性要求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直接反映,也是志存高远的大学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全球一体化需要研究型大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祖国富强和民族复兴呼唤研究型大学群体的诞生。研究型大学与国家竞争力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密切。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国际化是研究型大学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世界历史的演进规律表明研究型大学群体的集聚与崛起是后发大国跻身世界中心舞台的重要战略前提和持续发展的创新动力源泉。从美国研究大学的发展进程和新世纪以来大学国际化的演进历史可以看出,以国际化理念为先导,以研究生院国际化为基础,推动高水平大学的国际化是创建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战略。同时,跻身高等教育国际舞台,深度参与研究型大学联盟,利用世界名校的示范效应和高端人才的溢出效应为我所用,迅速提高研究创新能力,集聚扩大国内大学的海外学术影响力,是创建研究型大学和大学国际化的创新安排。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还可以根本提升我国在高等教育全球舞台上对高层次留学生的吸引能力,使更多的青年才俊来华深造,服务国家的教育外事战略。需要说明的是,在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进程中,需要避免盲目的国际化,降低国际化的潜在风险,始终以提高大学的研究创新能力和扩大学科的海外影响为战略目标,通过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促进我国研究型大学群体的早日崛起,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国竞争提供战略保障。

新时期大学国际化演进特征与风险对策

邱延峻

(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0年第6期)

  新世纪的前十年已在喧嚣的全球化声浪中渐渐地远去。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排山倒海和区域一体化的推波助澜,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经历了复杂而彻底的演进时程,大学国际化已从初期的“对立型-工具性”阶段发展到目前的“共识型机制性”状态,由此促进的国际化部署成为所有高校必须直接面对的战略选择。所谓“对立型-工具性”是指西方国家在全球化初期将教育国际化作为文化殖民和全球扩张的工具而激发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视教育国际化为救亡图存和富国强兵的工具的对立状态,当然,后发国家其时本无国际化能力,实为全盘移植间有接受改造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知识体系和传授方式的西方化的学习阶段。而当下的“共识型-机制性”揭示了国际化已成为各国政府的教育主导策略和高校自身的治校理念和发展目标,同时在惯于各自“拥兵自重”的大学、机构、政府和民间各界形成了难得的共识。历经十年流变,大学国际化不仅形成了令人侧目的特征,同时也暗含了深受关切的风险。因此,以全球视角和历史关怀及时总结大学国际化新世纪以来渐次初具的时代特征,科学分析这些特征对大学国际化可能暗存的潜在风险,未雨绸缪又因地制宜地适时调整国际化战略部署,对于加快我国研究型大学群体的国际化步伐并促进我国大学在全球高教舞台上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世纪大学国际化的时代特征

  在漫长的演进历程中,大学国际化已历经了化育万民理想、大学制度建立、文化理解全球化、第三极扩张、经济驱动下英语系国家跃进和全面国际化等六个阶段。进入新世纪以来,大学国际化随着后冷战时代不断演进的全球扁平化浪潮而向纵深全面发展。国际化在大学发展战略中的目标不断明确,地位日益巩固,内容日趋丰富,实现形式更加灵活。经过新世纪以来近十年的发展,大学国际化第六阶段在新世纪已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包括学生流动成为大学国际化的主动战略、高层次留学生的吸引成为政府与大学的普遍共识、地缘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导致教育区域化的快速发展、大学联盟和行业协会成为各级群体发展的重要平台、国际化课程成为大学国际化的先导战略、预科教育特别是高中阶段的国际预科成为大学国际化的重要影响要素、海外办学更为普遍以及大学国际化成为高教研究的重要领域。

  (一)大学国际化已完成由“对立型-工具性”向“共识型机制性”的转变

  席卷全球的国际化浪潮彻底颠覆了西方通过全球扩张而统治世界的秩序,高等教育领域也不例外。虽然冷战后提速的大学国际化在上世纪末仍然具有“对立型-工具性”的末期特征,进入新世纪的大学国际化已是另一种景象,国际化共识普遍实现,国际化机制广泛建立,大学国际化进入了“共识型-机制性”时代。一方面,以掠夺殖民单向扩张为特征的全球化被以保育合作多维交流为内容的国际化所取代,于是国际化和知识经济的开放性架构给所有大学都提供了国际化的工具性可能和机制性要求;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彻底性和信息化的穿透力也使得任何有志向的大学均无法自我设限而封闭于大学国际化舞台之外。对于誓言建设高水平、开放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大学而言,只有积极参与、沉着应对、伺机胜出、最终主导,才能在短兵相接的国际舞台上突出重围而屹立全球。

  (二)国际化在促进跨文化交流的同时也激发了本文化溯源

  大学国际化在初期的全球化阶段强调对他文化的理解和跨文化交流,新世纪以来这种跨文化交流的发展同时也激发了对本文化溯源,使得传统历史与文化在教育国际化中的附加价值历久弥新。美国富布赖特计划创设几十年来在推动学者交流与理解方面的成功以及德国洪堡基金在促进高端学者合作方面的经验为其他国家建立教育文化国际项目提供了良好经验。参考德国1951年创建歌德学院、法国1883年创建法语联盟和西班牙1991年创建塞万提斯学院的发展模式,孔子学院自2004年开办5年来,至2010年初已在全球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课堂。中国的伙伴大学在孔子学院的运转过程中全面提升了国际化水平,有力巩固了中国大学在国际教育舞台的地位。欧洲的(即伊拉斯谟-国际)计划是在原(欧洲学生流动计划)计划基础上扩大全球学生与学者流动的平台。该计划是1987年7月欧共体发起的“伊拉斯谟计划”是欧共体(现已发展成欧盟) 高等教育领域第一个重大计划,作为欧洲最为成功的教育合作交流项目,该计划名称暗合世纪初欧洲人文主义运动主要代表人物、荷兰教育家(1469-1536),以纪念这位大学者在广泛的欧洲地区包括法国、英格兰、意大利、瑞士和比利时学习和教书,毕生致力于于促进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英国也于2008 年开始发起了牛顿国际奖学金项目(Newton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s,又称牛顿国际研究基金),以发挥历史名人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争取高端人才的作用,该项目是由英国社会科学院(British Academy)、英国皇家工程院(Roy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和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共同发起旨在吸引国际顶尖博士后研究人员到英国合作交流。可以预期,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在大学国际化的全面发展阶段将持续发挥新的作用。

  (三)国际合作研究

  大学国际化20世纪以前的漫长演进历程中,教与学始终是区域交流或国际交流的主体内容。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一战后期的国际秩序促进了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交流在大学国际化舞台中的渐进发展。研究型大学制度创建以来,国际合作研究成为继教学传承和文化交流之后的第三种主体形式。特别是1940年代以后美国研究型大学群体逐渐取代欧洲顶尖大学群体而成为世界学府翘楚后,国际合作研究逐渐成为大学国际化和国际教科文跨国交流的重要内容。得益于灵活的政策安排和雄厚的资金保障,美国博士后制度的持续发展更是强化了国际合作研究在大学国际化舞台中的角色。同时,德国洪堡基金和日本学术振兴会也以国际合作研究为导向,在增进跨文化交流的同时,直接推动了大学国际化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合作研究作为大学国际化的重要战略和政策内容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重视和发展。各国政府纷纷体认到信息社会的国际竞争将以知识经济为主战场,而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力地位使得国际合作研究和大学国际化的战略连接紧密而有效。一方面,大学国际化提升了国际合作研究的层次;另一方面,国际合作研究丰富了大学国际化的内容并给后发国家之大学群体提供了国际化强校的战略路径。

  (四)学生流动已成为大学国际化的主体形式

  学生流动(student mobility)已发展成为新世纪国际化的主体形式,并且得到政府的大力资助。不同于前五个阶段的学生流动主要基于个人兴趣和留学目的地国家的吸引,当下发生的学生流动呈现出明确的目的、针对性的群体、政府部门的政策推动和留学目的地多元化等特征。如欧洲的Erasmus 计划,不仅鼓励学生在欧盟内部的流动,而且促进欧盟大学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大学的学生交换。当然,学生流动也是大学国际化前五个阶段的重要内容,如第一阶段游学四方的学生学者、第二阶段追求先进科技文化的跨洋学生、第三阶段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内部的学生流动、第四阶段新兴的第三方学生交换、第五阶段营利性和移民性留学活动多样化和亚洲留学生群体的持续扩张。世界扁平化后的学生流动在新世纪经济全球化全面发展和国际化技术日益成熟形势的推动下持续成为大学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作为最大留学目的地的美国,统计数据(http://www.ice.gov)显示,2009年的留学生达到774279名,其中来自中国的留学生119929名,留学生总数超过5000名的大学有9所。纽约城市大学作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学校,共有11750名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全美仅学习商科的留学生就高达158279名。

  (五)区域一体化成为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和实践形式

  自由贸易区极大促进了经济区域化的形成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缘政治结构。伴随而来的教育区域化成为大学国际化的次生舞台。欧盟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在二战以后因法德联手推进通过渐次主权让渡而深度发展。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早于1992年8月12日就已达成一致意见,并于同年月17日由三国领导人分别在各自国家正式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协定于1994 年1月1日正式生效即宣告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亚洲地区因历史原因和冷战形势一度造成区域一体化举步维艰,即使次区域组织如东盟(ASEAN)也历经了30余年的发展才最终定型为东南亚10国联盟,而由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等6个国家组成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reat Mekong Surbregion Cooperation,简称GMS)于1992年由亚洲开发银行发起,初期即进展缓慢。进入新世纪以来,区域一体化进程遽然提速。随着欧盟《里斯本条约》于2009年12月1日生效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启动,区域化和全球化已成为如影随形之因缘状态。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将区域一体化推进到新的高度。区域一体化于是自然成为大学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和实践形式。北美、西欧和东亚三大区域不仅占据了世界经济总量的4/5,而且囊括了世界百强大学中除了澳洲7 所大学以外的全部。

  (六)大学联盟成为群体集聚的共同平台

  大学联盟、区域组织和联合体已成为群体发展的重要平台,是大学国际化在新世纪的又一特征。有感于美国大学协会(AAU,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在推动美国研究型大学通过国际化行动而群体集聚并成功崛起的经验,大学联盟、区域组织和大学联合体成为新世纪大学国际化的重要平台。美国大学协会由1900年在芝加哥大学成立初期的14所创始大学发展到目前的62所(美国60所和加拿大2所)大学,通过优先保障研究生教学质量、促进联邦政府对科研经费的投入、发展创新研究保持国家经济的核心竞争力等战略从根本上扭转了美国大学相对于欧洲二流学校的被动局面,并借助欧洲战乱的历史机遇吸引顶级学者加盟美国大学,奠定了今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领导地位。新世纪高等教育全球化的严峻局势迫使欧洲大学另觅对策以避免丧失在大学国际舞台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群体中的话语权,欧洲研究型大学协会(LERU,The League of European Research Universities)应运而生。LERU 创立于2002年,由12所欧洲研究型大学发起成立,其使命是致力于研究型大学国际竞争力环境中的教学质量,2006年LERU 成员大学已达20所。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IARU,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则是2006年由来自世界8个国家的10所顶尖研究型大学组成的大学联盟,该组织的战略规划是提供国际高端舞台以促进学生与学者的交流、建立双学位和联合学位制度、联合科研和国际学术会议。环太平洋大学协会(APRU)由34所创会大学于1997年共同发起,目前已发展成为42所来自15个国家的会员大学,其使命是促进环太平洋地区的教育、科技和文化的交流合作。我国台湾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祖国大陆的6 所大学是其成员大学。其他知名的区域组织除了历史悠久的英联邦大学协会(ACU,Association of Commonwealth Universities)外,还有始创于1985年并于1987年正式确立的CG 集团(CG),它包括来自欧洲主要国家的38所具有悠久历史的综合性大学,创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Europaeum 包括来自欧洲10个国家的10所一流大学,1996年由香港科技大学时任校长吴家伟提议创立的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AEREU)包括来自中日韩三国的17 所成员大学, 创立于1997年的Universitas 21包括来自亚欧美澳的21所大学,创立于1999 年的创意联盟(IDEA League)包括来自英荷法德瑞的5所顶尖理工学院,创立于2000年的全球大学网络(WUN)包括来自欧美亚非澳的15所成员大学,创立于年的21世纪学术联合体(AC-21)共有来自亚欧美非澳的20所成员大学,创立于年由韩国仁和大学发起致力于全球合作提升学生培养平台的GU8大学联合体(GU8,Global U8 Consortium)共有来自个国家的8所“海岸”大学。国内大学联盟包括1994年建立的英国Russell Group、澳大利亚8校联盟(Group of Eight)以及新近成立的中国C9也成为群体集聚的共同平台。

  (七)海外办学成为教育全球扩张的重要手段

  海外办学成为大学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作为教育服务贸易的重要形式,海外办学对于提高学校海外声望、扩大全球校友网络、增加办学经济效益和服务国家外事战略等均有直接促进作用。英国和澳大利亚因其语言优势和名校群体成为海外办学的主力军。马来西亚和其他原英殖民地国家因其高教资源不足、英联邦成员身份和英语授课等特点成为海外办学的重要目的地,英国德蒙特大学、诺丁汉均在马来西亚开设了分校。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斯文本科技大学和哥廷科技大学分别于1998年、1999年和2000年在马来西亚建立了分校。南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则是海外办学的下一波目标。英国利兹城市大学新近在印度建立了海外校园,而澳大利亚也在积极寻求在印度建立大学校园,莫纳什大学在南非和开罗建立了分校。纽约大学理工学院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布扎比开设了新校园。我国自加入WTO后,高等教育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内容也自然承诺对外开放,英国诺丁汉大学和利物浦大学分别于2004年和2006年在宁波和苏州建立了自己的海外校园。

  (八)在地国际化

  在地国际(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IAH)又称校园国际化,是Bengt Nilsson 因有感于欧盟未能实现其伊拉莫斯计划中10%学生流动的目标而于1999年提出的一种“替代战略”。EAIE 则于1999年成立了“在地国际化小组(IAH Special Interest Group)”专门研究在地国际化选择。如何在流动不足的大学里提供跨文化体验和培养国际意识成为困扰教育界的难题,在地国际化则应运而生,成为大学国际化的另一幅图景。实际上,在地国际化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是近来重新发现并赋予其新意的国际化选择,即超越国际化战略中过于注重的学生流动而将国际化路径转向培养计划国际化和大学制度国际化。很多人认为留学海外只是少部分学生能够经历的目标而不足以实现大学国际化,同时也有人注意到留学海外的商业化倾向使得该类项目成为游学或游览的代名词而未能达到让学生受到跨文化体验或他文化理解在地国际化由于整个大学的参与而通常被认为是提高学生跨文化学习和体验的有效安排。与此同时,留学海外则是学生实践国际化的经历而非进行跨文化学习的过程。更有研究者将认知发展理论和学习理论应用于在地国际化的本质实践中,即通过培养计划国际化实现大学水准国际化并通过与校园内国际学生的课堂学习和课外活动实现跨文化的学习目标。基于20余年的大学国际化经历,McCarthy 总结了大学国际化的成功战略并认为校园国际化和全员参与是最为有效的国际化政策,这也揭示了为何美国大学坚持将在地国际化作为大学国际化的首要战略。

  (九)预科教育成为大学国际化的外围阵地

  大学预科教育的国际化影响不断增加。预科教育国际化最初是入学者语言水平受限状态的条件录取(conditional admission),如很多大学采取的英语水平测试(English Placement Test)就是界定预科教育的重要方式。我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也在来华留学生培养中逐步推广预科教育。随着远程教育技术的普遍应用和高等教育贸易化的全球发展,针对学生流动的国际预科教育成为跨境教育的重要内容。另一值得注意的动向是高中阶段大学预科课程的国际化影响日益发展,如IB高中课程和AP项目。IB高中课程(IBDP)是1968年创建的国际文凭组织(IBO,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其为全球学生开设的高中课程是该组织下设的三个课程之一(其余两个为PYP 小学一至五年级和MYP 六至十年级)。IBDP同时也是大学预科课程,学制两年,授课语言为英语,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接受国际教育,为将来在世界著名大学深造打下基础。目前该组织和138个国家的2816所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中国等很多国家的大学均接受IBDP 之课程。1955创建的AP项目(Advanced Placement Program)又称预修大学课程或大学学分前置课程,由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组织和指导,由美国教育考试中心组织出题和考试。美国、加拿大所有的大学都认可考试的成绩和该项考试为考生增添的大学学分。AP课程可以为高中生(包括国际学生)起到减免大学学分、降低大学教育成本、缩短大学教育时间的目的。同行英联邦的GCE(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普通教育证书)也为大学预科教育提供了更多选择。

  (十)大学国际化研究方兴未艾

  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国际化向全面纵深推进形成的新局面,激发了非政府组织、大学机构和高教研究部门对大学国际化的高度重视和深入分析,以探究国际化对世界高等教育未来发展产生的影响和政策层面的应对策略。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美洲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1948年创立时名称为全国外国留学生辅导员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oreign Student Advisers,1990年改为现名,但原名缩写一直沿用至今)是国际知名从事教育国际交流的专业组织,一直关注初期的比较教育、国际教育到教育国际化各个阶段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元素,从年开始设立了“大学国际化”奖项,发布国际化报告,以推动美国大学校园国际化。在该机构2008-2010的战略规划中,将推动国际化作为美国大学高等教育的本质组成部分。波士顿大学国际教育中心(CIE,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更是将其国际教育季刊推上国际化的舞台。其季刊目前在中国、俄罗斯和德国以当地母语同步发行,促进了国际教育研究的国际同行交流学习。总部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欧洲国际教育协会(EAIE,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不仅将国际化作为重要的使命,而且在推动国际化研究和在地国际化方面不遗余力。总部设在韩国汉城的亚洲太平洋国际教育协会(APAIE,Asia-Pacific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自2004 年创立以来在促进亚太地区大学国际化与国际合作交流方面卓有成效,目前已成为仅次于NAFSA 和EAIE 的第三大著名地区国际教育组织,等等。

  二、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风险

  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基础,研究型大学在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培育与提高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面对世界扁平化、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浪潮,研究型大学首当其冲。对于非英语系国家的大学而言,可以说只有研究型大学才具备国际化的需要、能力和前景。因此如何避免大学国际化的风险成为研究型大学首要面对的挑战。

  (一)英语的过度使用

  英语的过度使用成为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普遍挑战。世界扁平化和经济全球化导致英语无可争辩地成为国际普通话,而大学国际化过程在语言方面的表现就是英语国际化过程。不仅生活语言、授课语言和教科书语言对英语的全球使用推波助澜,科研报告和成果论文也竞相登载英语学术期刊以获得及时的关注和引用,这在各种大学排名、学科评价和同行竞争的背景下更为突出。英语的过度使用不可避免地对非英语系大学竞争力和语言边缘化构成直接威胁。因此,如何在英语成为学术通用语言的同时提高非英语期刊的全球竞争力和其他语言的文化吸引力成为研究性大学国际化进程中需要统筹兼顾的问题。

  (二)知识流程的中断和专业节点的错位成为联合培养和双学位制度的软肋

  学生流动、教师流动和海外游学成为制约教学质量的因素并且使得大学知识特别是本科阶段学习的完整性与系统性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全球通行的联合学位(joint degree)或双学位(dual degree)制度促成了本科阶段“1+2+1”(前后两年在本国学习,中间两年在他国学习)或“2+2”(前两年在本国学习,后两年在他国学习)模式成为大学竞相模仿的培养模式。尽管合作大学双方在制订课程对接方案(articulation)时兼顾双方学制安排的特点,然由于各自教育体系的知识流程和专业节点的差异,使得再完备的课程对接方案也势必无法避免知识流程的中断和专业节点的错位,对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构成极大挑战。教师流动和海外游学同样会对本科阶段知识传授的连续性和系统性构成负面影响。因此,研究型大学国际化应侧重安排研究生阶段的学生流动和国际合作。

  (三)一体化区域的文化趋同性

  伴随地缘自由贸易区形成的文化趋同性可能会抑制大学国际化的文化多样性精神。由于区域内国家在历史情感、生活风俗、人文价值、话语习惯和文化理解上的相近基因,区域化作为学生流动和在地国际化之间的形式,可能会成为大学国际化的主流形式。由此而导致区域内主流语言的强势地位和主流文化的化育功能使得一体化区域内的文化趋同性不断加强而与大学国际化的跨文化学习与体验背道而驰。

  (四)经济驱动的大学商业化

  国际化的经济驱动使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非营利本质属性在大学国际化的进程中又可能产生裂变。尤为突出的是,作为国家高等教育主力军的研究型大学因其举足轻重之地位而普遍受到本国政府对其潜在的商业化冲动的抑制,因此国际化进程中的利益驱动可能冲击研究型大学的非营利属性而损害其原有声誉和历史价值。在大学国际化的发展进程中,因经济利益的驱动特别是教育产业化的推动而造成的非教育界人士主导教育事业的局面也逐渐显现,其负面影响严重而深远。研究型大学国际化中学生流动和教师流动同样会受到经济驱动的影响,造成大学国际化的原有价值如理解、尊重、交流和合作等元素渐次隐退而让位于长驱直入的贸易本质。

  (五)跨境教育监管

  跨境教育的监管成为国际化办学的隐忧。虽然WTO框架下的高等教育贸易服务得到成员国的普遍承诺和跨境教育合作方的契约保障,但囿于各国语言文化、社会习俗和法律体系的差异,海外办学的风险不容低估。同时,随着社会公众对大学国际化认识的加深,国际学位(International degree)有可能成为劣质文凭的代名词,被教育市场打入另册,从而危及海外办学合作双方的原有声誉。

  三、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对策与展望

  国际化是创建研究型大学的必由之路。研究型大学国际化首先要从战略规划的高度和全球竞争的视野进行部署,先导策略包括群体集聚战略、平台参与战略、课程国际化战略、国际科研合作战略和来华留学战略。大学国际化战略的制定必须与大学的整体战略目标、大学使命和发展历史相适应,与学校现有办学资源、教师结构和管理流程相结合。实际上,教师的国际化能力是大学国际化能力的重要基础。主流学科的教师国际化能力更是校园国际化的保障。

  历史经验和国际案例表明,群体集聚是国际化背景下后发大学迅速完成从学习到超越的成功之路。我国大学整体水平仍然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既无法适应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客观需要,又与人民满意的大学目标存在距离,因此以开阔的国际视野、严密的战略部署和有效的政策安排,以国际先进水平为学术标准推进我国大学的群体集聚与成功崛起是创建研究型大学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大学体系因经常性经费不足、项目制经费充裕、第三方评议缺失以及投入产出绩效要求不明等原因使得同行过度竞争而造成无法形成如美国大学协会(AAU)这样的优秀群体从集聚导向到成功崛起。因此,在推进我国研究型大学群体的建设过程中,应科学安排大学拨款制度、大幅增加经常性预算、鼓励同行评议和第三方评价,从设有研究生院的大学群体开始,有步骤地将中国研究型大学群体推向世界高教舞台。

  积极参与并逐渐主导区域或国际大学联盟、教育组织和机构是培育大学国际伙伴关系并持续推进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有效途径。当今世界是互相联系、快速发展和不断变化的。因此,广泛的国际联系和紧密的校际伙伴可直接促进大学国际化进程,而大学联盟、战略伙伴、大学联合体和区域合作协议等就是培育国际伙伴的最好平台。应通过与国外一流大学的伙伴对话和同台交流,博采众长推进大学制度建设和管理水平,增进我国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国际舞台的话语权和显示度。实际上,我国大学已经开始了通过参与或主导大学同业协会而走向世界的历程。如,中国人民大学参与发起了亚洲太平洋国际教育协会(APAIE),北京大学成为世界研究型大学联盟(IARU)的创始成员大学,等等。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行业性研究型大学应充分利用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历史机遇,积极发起创建行业性大学国际联盟,为大学国际化构建以我为主的平台。

  课程体系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指标。研究表明,课程体系国际化需要将国际视野包括东西方各自观点纳入课程教学中,同时让学生能有机会从跨文化视野的角度比较鉴别各种观点。显而易见的是,大学的国际化意志需要在课程体系中得到体现。这种大学国际化的教学过程安排可以直接给学生提供跨文化的历练并培育学生的跨文化竞争力。在大学国际化的过程中,教师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课程体系的设计和实施只有通过教师才能实现。从学校角度而言,需要充分理解教师推进国际化需要足够的时间和参考资料来准备国际化课程,包括可能的国际旅行的资金预算。这也和教师流动有关。普遍的共识是只有学校重视国际化背景下的专业发展、奖学金制度和公共服务时教师才能在国际化进程中扮演主动角色。大学有时候乐意雇佣外国教师来推进国际化目标,实际上这只对课堂上部分学生有助益而且花费不菲。更为有效的做法是大学应鼓励本土教师的国际化努力并支持本土教师的国际化历练和国际合作研究。

  积极推进国际合作研究是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大学声誉的有效途径。大学间的国际合作研究同时也可不断缩小我国科研水平与国外先进同行的差距。国际合作研究不应停留在期待合作发表论文,更应注重国际化背景中企业伙伴和新技术的应用研究。实际上,中国和印度已经成为吸引跨国公司设立研发中心的重要目的地。大学应积极主动地充分与这些跨国研发中心合作。世界银行认为知识经济的成功标志之一就是科学和技术的紧密联系以及创新对于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重要性的认识。大学国际化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创新研究和服务于国家经济的增长。与外企研发中心建立紧密的合作伙伴联系可以直接促进创新与新技术应用研究。

  来华留学生特别是高层次来华留学生的培养对我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影响持久而深远。虽然我国将继续成为主要留学目的地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最大学生输出国,但来华留学生的发展势头迅猛。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角色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浪潮中以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丰富的典籍和多彩的景观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年才俊来华留学。据澳大利亚预测,全球留学生将从新世纪初的万猛增到2025年的720万,其中留学中国的学生将相应地由8万增加到40万。欧美高等教育政策和大学战略规划中对留学海外项目的重视以及我国不断增加政府奖学金名额的政策进一步刺激了来华留学生特别是高层次来华留学生的规模。需要注意的是,来华留学生近年来一改以往集中于汉语和医科两大领域的局面,理工农商的学位留学生不断增加。我国研究型大学作为最有能力培养高水平来华学位留学生的群体,需要先行部署,通过建设国际化校园、开发国际化课程体系、设置国际教学课堂、提高外事服务水平等有针对性的举措为来华留学生的继续扩大做出新的贡献。

  大学国际化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战略和发展目标。作为后发国家的大学群体,中国研究型大学应适时调整发展战略以适应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局势,因地制宜明确国际化目标、进行国际化部署、建设国际化校园并推行国际化经验,通过群体集聚、国际伙伴、合作研究、留学生培养和课程体系国际化建设等政策安排,加快国际化研究型大学群体的建设,为国家创新体系提供战略基础。

推进大学国际化战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俞立中

(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1年第17期)

  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学人才培养的质量与大学国际化水平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通过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提升办学水平和能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是加快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

  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首先是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面对日益激烈的教育国际竞争,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不应该关起门来做,需要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实践经验。推进国际化战略,立足本土、拓宽视野,是探索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积极举措。

  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就将国际化作为学校发展的主要战略路径之一。我们认为,建设一所高水平大学,一定要站在国际高等教育大平台上审视、谋划自己。尽管我们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还很大,但是要看清将来应该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国际视野和高度,是不一样的。战略眼光和战略高度对学校发展会起实质性的影响。我们不是把国际化看作国际交流的迎来送往,也不只是国际学生的进进出出,而是从学校自身的办学思想、队伍建设、教育目标、培养模式、教学方法和管理服务等出发,把握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学习和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视角来思考和审视学校的发展。

  在推进国际化进程中,我们有三个原则:

  寻求共识,追求共赢。一个成功的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寻求共识。寻找到发展理念上的共同点,才可能坦诚对话,才可以持续合作。例如,学校和法国高师集团合作成立的中法联合研究生院已成功运行了9年,在中外联合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模式上作了积极的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了教授间的科研合作,2009年又成立了联合研究院。合作成功的基础就是共识、共赢。

  内涵为先,形式多样。推进国际化进程,关键是考虑我们自己要做什么,内涵是最重要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不能千篇一律。例如,学校围绕培养创新人才,提升教育质量的思考,提出了“一流本科教育”的建设目标。我们感到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理解 ,国际交流、合作与竞争能力,是人才质量评价不可或缺的方面。因此,学校通过建立国际教育园区、国际交流、海外游学、联合培养、学分互认、双学位、合作办学等多样形式和途径,利用国际一流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营造多元化的国际教育环境,为学生提供各种选择的机会,推进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搭建平台,持续发展。推进国际化战略,要注重搭建平台。没有可持续的平台和制度保证,只是做几个项目,很难实现长远目标。2009 年,学校召开了推进国际化进程工作会议,制定了《华东师范大学推进学校国际化进程的若干意见》,加大推进力度,落实运作机制。从局部的、分散的国际合作交流转向具有整体目标、有战略规划、有管理制度可循的国际化进程,提出了10个方面的具体目标和措施。

  将国际化纳入常规工作,有序进行,积极探索并建立“校院互动、部门协同”的机制。把国际化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基本视角和指标,鼓励并支持院系开拓渠道,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本着培养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适应多元文化环境下学习工作,具备国际交流、理解、合作和竞争能力的未来人才的需求,我们在推进国际化进程中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围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加大本科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的力度,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促进本科教学的改革。学校在推进全英文课程、跨文化课程建设,鼓励和支持引进海外优秀教材,提升学生外语应用能力的基础上,积极改革本科教育课程体系,推进与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学分互认,发展学生交流项目,拓展联合培养模式。学校设立了国际交流专项奖学金,支持优秀学生赴海外著名大学学习交流。通过本科交流生计划、大学生海外实习项目、优秀学生海外研修项目等计划,为更多的本科生提供海外学习的多样化渠道,同时也促进了学校的课程与教学的改革。

  推进国际联合研究机构的建设,加强科研合作与人才培养的结合。学校大力支持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建立联合实验室或研究中心,在促进双方科研人员合作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研究生的联合培养,探索高层次创 新人才培养的长效运行机制。学校已和一批世界知名大学或一流学科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教师发展、资源共享等方面实现全面合作,如:与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合作建立的“新能源与环境联合研究院”,与康奈尔大学合作建立的“比较人文研究中心”,在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建立的“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室”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中法联合培养的中方博士生已经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不乏Science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已获得中法双学位的博士毕业生大多都应聘为“工程”高校的教师。

  创办国际教育园区,搭建优质资源共享、多元文化交融的国际教育平台,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自2006年起,美国纽约大学、法国里昂商学院等海外知名高校和教育服务机构,先后在学校设立了海外校区或海外教学中心,推进各国学生在中国高校的学习体验。随着规模扩展和办学层次提升,至2009年已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国际教育园区。学校加快开发用外语授课的系列课程,建设国际教育课程体系,为中外学生建立了国际学分板块,实现了与世界知名大学的学分互认。学校也利用园区内的国外大学课程资源,为本校学生提供更多的优质选修课程,让学生体验不同的大学文化和教学理念与方式。同时,我们利用国际教育园区,学习借鉴国际知名高校的课程体系、课程标准和教学模式,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拓展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学校与纽约大学合作举办上海纽约大学,是基于双方都意识到全球化时代的人才特征和大学的社会责任,需要通过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来提升人才培养的能力。上海纽约大学可以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实践平台。通过近距离合作,我们会体验和审视美国纽约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管理经验,推进管理体制、教学模式、课程体系、招生制度等的改革,积极思考人才选拔标准和培养模式,并通过合作研究和联合培养提高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提高我国大学国际化水平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王秉琦 邱必震

(刊载于《中国高等教育》2011年第10期)

  大学作为教育的最高层次组织,其国际化程度是国家教育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学国际化已成为当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思想理论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以及各高校对教育国际化问题有了更进一步认识,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重大举措也竞相实施。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在国际化的大潮中,很多高校也表现出种种的不适应,许多思路还没有厘清,教育行动也较为盲目,这将严重影响到我国大学国际化水平。笔者认为,提高我国大学国际化水平的过程中,以下几个关系应特别引起各大学的高度重视。

  一、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与坚守大学精神的关系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主要出于经济目的,在高等教育的一定领域,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的高等教育服务的输出和输入。大学国际化的一大重要特征就是要使高等教育面向全球市场开放,开展高等教育的国际贸易。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要求,我国承诺通过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活动和自然人流动等四种方式进行教育服务贸易。教育服务开放的要求把我国大学推向世界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大市场。

  大学精神是经过所在大学人的努力,长时期积淀而成的稳定的、共同的追求、理想和信念,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是大学文化的精髓和核心所在,是大学生命力的源泉。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逐步推进,给我们传承和弘扬大学精神带来了重大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深入开展,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可以给我国大学带来现代西方大学科学化、逻辑化的思维模式和先进的办学理念,推动我国的经济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打开壁垒,面向全球市场,来自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思想、观念的交流和碰撞,无疑给我们带来贸易的商业化性质与大学的超越性、批判性、引领社会发展等性质有许多理念上的冲突。作为探索高深学问的机构,大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不是消极地顺应社会,而是对社会发挥着批判、监督、匡正、推动和引领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学精神是排斥商业化的,大学必须不断地追求真理并超越社会现实,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必须不断地孕育和产生新思想。坚守大学精神不仅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大学自身发展的动力。面临国际化背景下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带给大学机遇的同时,坚守大学精神也受到挑战。两者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

  我国大学必须在推进教育服务贸易的同时,坚守和保持好大学精神。以更宽的视野、更深的理论内涵、更强的创新精神将两者之间的关系体现在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等基本职能之中。

  二、面向世界与中国道路的关系

  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培养适应未来世界的公民,它本身必然既是开放性的,又是民族的。大学国际化发展的目标理应面向世界,培养更多更好的具有全球视野、国际态度、国际意识、国际知识、国际活动能力的人才。只有关注全球的大学才能受到全球的关注;只有面向全球、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危机为己任的大学,才是能够引领社会发展的大学。大学国际化正是在教育和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国际化人才的同时,使自身更好地立足世界,融入世界高等教育大局,赢得一席之地。因此,在国际化进程中,大学必须面向世界。这也就要求我们的大学,一是要放眼看世界,牢牢把握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潮流,善于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二是要坚持对外开放,走出国门,加强合作与交流,积极向世界上教育先进的国家学习,吸收借鉴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在比较借鉴过程中,加快提高我国大学自身的国际化水平。三是要在人才培养的规格上确定人才培养的全球战略观念和价值观念。面对21世纪复杂的国际竞争的局面,大学必须培养具有国际性,具有世界胸襟和眼光,敢于竞争,善于竞争的具有国际交往能力的学生。

  大学国际化,固然有其标准和考量的指标,但也不能因此一味地“迎合”,为国际化而国际化。大学国际化的目的为了更好地面向世界著名大学学习和借鉴,通过开展交流与合作,提高大学的教育质量和效益,提升大学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我们的大学面向世界,学习和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的先进经验,并不意味着盲目引进甚至全盘照搬国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机制,更不是全盘西化。教育规划纲要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全面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这些要求是我国大学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必须坚持和坚守的。在国际化多元文化的交流和互动过程中,中国大学既要借鉴国际一流大学的先进经验,也应植根中华文明的沃土和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大学的使命既要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热点问题,关注全球面临的生态、环境、人口、资源和恐怖主义等危机,也要关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既要倡导和鼓励思想开放和学术自由,更要旗帜鲜明地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大学国际化与坚持特色发展的关系

  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和信息交流的便捷,跨国和跨地区的网络教育正逐渐形成,这使得大学国际化进程日益加快。加速大学国际化的进程,也是21 世纪中国大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面对大学国际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的大学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地进行改革创新,促进大学自身的发展。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国际化并不是趋同化,不是发展道路和发展进程一致化。从德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的经验来看,它们在国际化这个过程中,坚持独立的自身价值体系,既有国际化视野,又有自己相对独立、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办学理念,并根据这些理念来指导其教育实践,把国际化和自身特色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彰显优势,赢得应有的地位,走在世界的最前面。同时,许多发达国家的大学发展也呈现出差异性,各有千秋和特色。

  中国大学国际化,不是要消除大学自身特色,而是要在国际化的进程中更加注意强化其特色,并且使之提升到国际级的特色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大学必须注意处理好特色化发展与国际化之间关系。大学也只有坚持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和民众,才能真正赢得世界的认同。因此,我们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不能完全被“一流大学”的规则牵着走,更不能放弃中国大学的使命和自身特色。加入WTO之后,我国的教育服务也纳入世界贸易体系,中国大学面临的竞争加剧,更应积极顺应国际化的发展方向,并且在国际化过程中找好自身的定位,突出自己的发展优势,强调特色办学,主动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展“品牌”战略,提高核心竞争力,将特色和品牌作为制胜法宝。通过精心设计的“品牌”发展战略,确立学校领先地位和个性特色,提高大学自身的整体实力与水平,从而得到全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认可。

  四、远期目标与近期目标之间的关系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这是中国大学一个新的奋斗目标。但是,大学国际化不仅仅是一种理念和目标,更重要的是实现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大学在不同的时期所要求达到的国际化的程度和目标是不同的。

  在大学国际化进程中,更为重要的是要有科学合理的近期目标和具体的操作方法及手段。没有远期目标,近期目标将是缺乏高度、广度和深度的;没有近期目标和具体的操作方法及手段,远期目标也是空中楼阁,是难以实现的。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运行机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需要。我国大学既面临着扩大开放、加快改革和发展的任务,同时也需要对由此产生的负面因素有应对的措施。因此,我国大学的国际化必须把自身的发展置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国现实国情的社会大系统中统筹考虑,统筹规划,分阶段、分步骤实施,并将重点放在近期目标的实现和具体工作的推进上:

  一是牢固树立国际化的教育理念。大学国际化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视野,提高对国际化战略的认同感,用世界的眼光去认识大学国际化的重要性,以新的办学理念来思考学校国际化的深刻意义。同时,要实行更为积极的国际化营销理念,利用现代化的国际营销手段,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与帮助下,加大自身在国际上的宣传,提高国际社会的认知度。此外,大学国际化还要主动站在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大局以及学校发展战略的高度,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胸襟,不断增强开放合作意识和质量意识,牢固树立国际化的发展理念,依靠高质量的教育水平创造优势和特色,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

  二是科学制定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大学的国际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学必须立足实际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规划,明确学校国际化的定位,明确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明确培养目标,科学设置课程,从思想、组织、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创造条件,分清轻重缓急,量力而行,积极推进,确保大学国际化发展战略落到实处。

  三是扎实落实国际化的推进措施。要下大力气明确大学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在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树立世界公民意识的同时,加强外语能力、交际能力、专业知识和素质及管理经验的教育,尤其是培养学生的进取精神和创新能力,使之成为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把握国际政治、经济和科技发展趋势的高层次人才和符合国际职业资格标准的劳动力。要科学建设国际化的课程结构。积极参照和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学科和专业结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深化我国的专业设置和课程改革,丰富国际化的课程内容。除一些反映本国本民族的文化、知识、技能等特色的课程和涉及意识形态的课程外,其他课程可以有步骤有计划地向国际化迈进。要立足区域和学科优势,积极拓展多种形式的高水平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研究生培养,教师互派,科研合作交流,技术援助合作,各种短、中、长期的培训,以及扩大接收外国留学生的规模等方面拿出具体的措施,不断提高大学的国际化水平。

  大学国际化,如同经济全球化一样,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抵挡不了的世界潮流。我们必须主动去迎接它,适应它,利用它,推进它,完善它。在此进程中,我们的大学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既要防止脱离国情和民族文化、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式的照抄照搬,又要防止出于维护国家教育主权的良好动机而盲目排外、固守传统,尤其应消解那种以西方高等教育理论为理论、以西方高等教育模式为范式的“从属理论”的负面影响。只有使我国大学在植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肥沃土壤中从容、稳健地走向世界,秉持心有主流文化,尊重多元文化的博大胸怀,我们的大学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国际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的中国大学发展之路。

大学教育国际化的选择与对策

刘道玉

(刊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09年第4期)

  经过了15年的艰难的谈判,于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被批准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为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从而开始行使一个世贸组织成员国的权力与义务。这就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与贸易活动已经与国际接轨,也表明我国已步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之中。

  机遇与挑战历来是并成的。对于我国来说,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可以进一步促进我国对外开放,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的引进,能够享受到某些优惠政策,借鉴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与经验等。但同时,我国的经济、金融、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教育服务等又必须置于世贸组织的约束与监督之下,这又是对我们极大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提高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在各个领域里的竞争力。因此,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我国必须迎接大学教育的国际化,并且应当就此作出正确的选择和采取相应的对策。

  什么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理解的角度和深度各不相同,可谓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国际大学联合会简称为IAU ( International A ssociat ion of Universities )给出的定义是: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把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视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过程,既有学校内部的变化,又有学校外部的变化;既有自下而上的,又有自上而下的;还有学校自身的政策导向变化。总之,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教育大会上所倡导的:“各国要在教育国际化的浪潮中学会共存”。

  这个定义未免有点学术化,我们不妨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也许使我们理解得更透彻一些。从实质上说,我以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内涵包括了以下四点:从质量上说,强调各国要提高大学的水准,使各国大学教育的水平有可比性,并为国际社会承认和接受;在空间上,强调大学的开放性,各国都要开放教育市场,既要到国外办学,也要接纳外国在本国办学;在资源上,强调资源的共享性,各国要广泛地开展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做到扬长避短、互通有无;在理念上,要不断改革创新,不断地更新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使大学教育不仅要满足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需要,而且还要适应不断变化中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想只有从这些方面来理解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我们才能正确认识大学教育国际化的含义。大学教育国际化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古已有之。从本来意义上说,大学教育国际化这个命题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大学所传授的知识是无国界的,本身就具有国际化的功能。但是,大学教育国际化又是不断发展与深化的,现在人们对大学教育国际化的理解,已不仅仅是停留在翻译国外教材、派出留学生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这些早期的活动上了。

  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的技术革命,使得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经济贸易共同体,各种科学技术合作组织和大学合作与交流协议越来越受到欢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大学始终不是旁观者,它不仅深受这股潮流的影响,而且它还以自己的特殊功能促进经济的全球化。

  从世界范围看,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教育国际化的程度比较高,这是与他们经济发达的程度和大学发展的历史相符合的。根据美国《新闻周刊》的统计, 全球最具国际化的100所大学中,前10所的顺序是: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在亚洲大学中,日本大学国际化程度最高,进入最国际化百强的有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东北大学、名古屋大学,且东京大学被评为亚洲最国际化的大学。我国香港有三所大学进入百强榜,它们分别是香港科技大学(第60 位)、香港大学(第69 位)和香港中文大学(第96 位)。新加坡也有两所大学进入百强,一所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第36 位), 另一所是南洋理工大学(第71 位)。

  美国《新闻周刊》评价大学国际化的标准主要是三个:开放性、多样性和学术性(研究成果)。具体的评价标准是:1.论文得到最广泛引用的各领域的研究者的数量,2.刊登在科学杂志《自然》和《科学》上的论文数,3.社会科学、艺术、人文科学论文引用指数(前三项占50%的评分), 4.外国教授和外国留学生人数比例,5.学生对教授的比例(4 和5 两项占评分), 6.图书馆藏书量(仅占10% 的评分)。与其他有关大学评比的标准相比较,《美国新闻周刊》的评比标准无疑是科学的,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学术水平这个大学国际化最主要的特征。

  遗憾的是,中国大陆尚没有一所大学进入到世界最具国际化大学百强排行榜中,这不仅是我国大学办学的硬件跟不上,更主要的是对大学教育国际化的观念滞后。大学教育的国际化与大学闭关自守是相对的,毕竟我国改革开放才仅仅20 多年,而且教育改革开放还远远落在经济改革的后面。目前我国关于大学教育国际化的舆论可谓不小,各种教育国际化的论坛也召开了不少,但我总觉得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或者是表面上,似乎是想借国际化来提升自己大学的地位。但是,我认为如果不转变教育理念,不改革僵化的教育体制,不赋予大学充分的独立自主办学权,不从根本上提高教师的水平,不做出被国际公认的原创性的成果,不能培养出一流水平的人才,我国的大学就不能实现国际化。大学国际化的指标是很严格的,我国必须克服形式主义的老毛病采取切实的措施,脚踏实地向着国际化的目标迈进。

  大学教育国际化已是21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趋势,这既是办学的理念,也是高等教育所追求的目标。目标确定之后,实现大学教育国际化的道路就是至关重要的。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各个国家实现大学教育国际化的道路是不尽相同的,所经历的时间也有长有短。概括起来,可供选择的道路主要有三种。

  首先是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世界高等教育已有千年的历史,一批老牌大学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内不仅形成了优良的办学传统,而且形成了以学术大师为代表的科学学派,聚积了人才精英,积累了丰硕的科学研究成果,从而使它们成为最具国际化的大学。例如,排在前10名的美国和英国的大学,都是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大学,但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力量赢得荣誉的,而不是靠借助外界的力量提高地位的。

  接受和培养外国留学生的数量与质量,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准的指标之一,而且也是这些国家大学国际化的一种表现。据统计,2003 年世界留学生总数为212 万人,而美国(28%)、英国、德国(11%)、法国(10%)、澳大利亚(9%)总共占了世界留学生的70% 。全世界每年培养大约10万人,而美国就培养了80% 。这不仅只是数量上的意义,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高等教育的水准得到了各国的认可。为什么这些国家成为留学生向往的圣地?因为这些国家的大学水平高,指导教授有真才实学,研究经费充足,研究条件优越,出成果周期短,这些当然也都是一个大学国际化的表现。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建立于1865年,它既是一所老校,又是一所新兴的国际化的大学。英国《泰晤士报6》连续8年把该校评为英国最具特色的综合大学,其教学质量(Teaching quality)获得满分。那么,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是怎样成为英国新兴大学的杰出代表呢?应该说人杰地灵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该校位于学术名城牛津,精英荟萃,学风浓郁创新风气浓厚 。该校发展方向明确且有重点,会计、商业、传媒、建筑是大学的特色专业,均位居英国大学的前列,特别是会计学专业是英国惟一的被认可的课程,该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无须经过全球ACCA的联考,直接可以获得二级证书资格。该校总共有17,000人的规模,其中研究生5000人,外国留学生4000人,这是该校国际化的表现之一。

  一个大学的校长,对于建设国际化的大学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原本是不太知名的州立大学,自1994 年起杨祖佑出任该校校长,在10年内该校的教授拿到了5个诺贝尔奖,从而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那么,杨祖佑校长的秘诀是什么呢?杨校长说:“千方百计地吸引一流人才,是大学校长的重要工作。我们聘请教授并不是追求获得诺贝尔奖,也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而是他们非常优秀。校长要经常与教授一起交流,了解各个领域的研究进展,判断谁的研究成就卓著。

  以上两所大学成功的经验说明,历史悠久的老校,同样能够凭借自主创新的力量来实现国际化。关键是要拥有杰出的大师级人才,而人才又需要有开明的、有远见卓识的校长来发现、培养和呵护。

  其次是全盘移植的道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出现,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纷纷到亚洲、非洲办学,把它们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管理制度全盘地移植到这些发展中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些移植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是大学教育国际化的一种形式。而且,这些靠移植的大学教育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支撑这些国际化大学的是国际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

  例如,早在1980年,美国在埃及开罗就办了美国大学,同时美国还在泰国、约旦等国家也新建了美国大学。近几年,英国、德国和法国也在开罗各建立了一所大学。欧洲和美国的一流大学,应邀到新加坡、卡塔尔建立分校,芝加哥大学在西班牙建立了商学院,德国汉诺威大学在巴林创办了新欧洲大学。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中东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形式非常多样化。例如,波兰已在以色列建立了一所医学院,沙特阿拉伯与外国投资公司开办私立大学,哈佛大学在阿拉伯酋长国办分校,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在苏丹合办私立贵族大学。除了双边合作办学以外,还出现了三边或多边合作办学的趋势,如英国一家钢铁公司与美国卡内基- 梅隆大学合作在印度创办一所新大学;英国的赫诺依-怀特大学的远程教育,是由在埃及的美国大学提供;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与中国暨南大学联合在泰国办分校,等等。世界范围内大学国际化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势不可挡,难怪越南政府最近决定,要新建越南国际大学,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

  再次是借鉴引进的道路。这里,借鉴是指借鉴国外的先进教育理念,引进是指从国外引进优秀的人才,香港科技大学就是典型的这样一所国际化的大学。该校于1991年创办,凭借香港是开放性国际化大都市优势和雄厚的办学资金,从世界35个国家选聘了450名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其中95%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除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课程外其他全部课程均用英语授课。这所大学虽然仅仅建立了15年,但是其声誉和成果提升得很快,被评为最具国际化的年轻大学。

  应当说香港科技大学是办得很成功的,但是它毕竟是快速催生出来的一所新兴大学。该校的经验不一定具有普遍的意义,它仅仅是一个新型大学实现国际化的特例,不用说对于中国内地大学不适用甚至连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也不能够完全照搬。因此,尽管大学教育国际化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趋势,但各个国家的大学实现国际化的道路应是多种多样的,只能因地制宜,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对照世界各国大学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状况,应当说我国大学教育国际化还处于初期阶段。然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但我们惟一能够选择的只能是走自主创新的道路,毕竟国际化不是外国化,更不是美国化,靠全盘移植或全部引进的办法都不适合我国的国情。

  那么,在自主创新的前提下,我国应当采取哪些对策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采取五项措施。

  第一,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在办学理念上集东西文化之精髓。那么,什么是东方文化的精髓呢?现在儒学风行全世界,儒学集中地体现在做人的道统上,这一点已经获得世界广泛的认同。教育是造就人才,自然不能离开做人的道德规范。因此,我们应当把儒学做人的精神贯彻 到教育各项活动中。那么,西方教育的精髓又是什么呢?简而言之,西方教育的精髓就是教育独立、思想自由、学术民主、怀疑批判精神,这些都是从事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须臾不可缺少的精神。毋庸回避,我国科学教育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我们缺失了西方教育的这些精髓。

  从本质上说,大学教育国际化,就必须在教育的理念上得到广泛的共识,学习国外著名大学的办学理念冲破僵化的保守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否则我们实现大学的国际化就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

  第二,必须改革僵化的大一统教育领导体制。人们普遍抱怨我国大学没有个性,各个大学没有自己的特色。尽管我国大学之间的师资力量和学术水平有差距,但从领导体制、院系设置、教学模式、管理制度到校训都是雷同的,这是导致大学没有个性的主要原因。这是谁造成的呢?是现行教育体制。国家最高教育主管部门控制了主要的教育资源,掌握了大学各种决策与管理的权力,甚至连本来就是属于大学自主权的招生工作,也只给试点大学5% 的权力。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 1912)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有责任投资教育,但不需要经营教育。”应当说,政府经营教育的状况在西方国家基本上不存在,这话好象就是针对我国教育体制而讲的,应当引起我国教育领导部门的深刻反思。

  在大一统教育体制的控制下,大学没有独立性只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大学校长没有自主办学权,学校里的工作只能照章办事。我记得1919 年蔡元培先生在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声明中说 :“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 还要我去充当这种大学的校长吗?”时隔87 年了,大学独立自主的状况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相反,大学被束缚的程度较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 。

  大学独立决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它涉及到大学的办学风格,关系到大学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兴衰,直接影响到从校长到教授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等重大问题。大学独立问题不解决,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大学国际化也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面对,应当尽快地解决,而且早解决比迟解决要有利。

  第三,提高教师水平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从总体上说,我国教师水平与国际著名大学之间存在极大的差距,这是实现国际化的最大障碍。这主要表现在:学术理论功底薄,知识面狭窄 ,科学研究起点低,研究方法陈旧,研究缺乏好奇,没有争鸣与批评的风气,等等。另一个问题是大多数教师英语没有真正过关,不能用英文思考,不能用英文流利地交流和写作。这个问题困惑了许多人,为什么学习了十多年的英语不能应用?这里既有学习态度,也有教与学的方法,应当下大决心解决我国大学教师这个软肋,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大学就不能国际化。

  我之所以说内地的大学不能照搬香港科技大学的作法,因为我们大学已经拥有庞大的教师队伍,我们不能把这些教师全部解聘而从国外大量聘请各类专家。那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我认为,出路就是要整顿、分流、培养、招聘,这就是说,要通过整顿把一部分不合格的教师分流出去,对一批有培养前途的人要提供学习机会,使他们尽快达到国际化标准的要求。同时,也可以到国内外招聘少数杰出的学者充实到我们教师队伍中,以满足大学国际化的要求。

  第四,要着力培养优秀的学生。我们应当从国际的视野来规划人才的培养,说到底,大学的国际化就是人才的国际化,要使我们培养的人才能够走出国门,在国际人才市场上要具有竞争力。早在上个世纪70 年代,日本就提出了“要培养世界通用的日本人”, 这是很有远见的教育理念。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培养的人才在国际上,不仅不能与欧美国家相比,也不能与新加坡、 台湾、香港相比,甚至还竞争不过印度。

  怎样才能提高我国人才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呢?最主要的是要改革我国大学中的知识灌输教育,要普遍地推行创造教育。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转变学习观念,转变评价人才的观念与制度,营造民主自由的学习与研究的氛围,支持和保护学生的兴趣与选择权,让最有个性、最有创造性的学生涌现出来。

  第五,要开展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做出创造性的成果。研究成果是评价大学国际化的三个标准之一,这是因为创造性的成果是属于人类共同的财富也是大学国际间交流的主要渠道。国际上那些最具国际化的大学,往往都是最富有研究成果的大学,也是接受外国留学生最多的大学 。人们常常说,有好的教授就有好的学生,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应该是,只有一流的学生才有教授一流的成果。

  目前,美国许多研究型大学都很重视本科教学,教授们都要把大学生组织在自己的研究团队里,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工作都不乏大学生的贡献,这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

  研究工作从本质上说,是发现、创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实事求是地说,在原创性的基础研究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这是我国大学实现国际化的软肋,也是大陆至今还没有一所大学进入最具国际化大学百强榜的主要原因。

  怎样才能使我国大学的研究工作获得长足的进步呢?上面提到的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校长杨祖佑介绍的经验是很有价值的,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借鉴。这些经验是:科学研究要追求卓越,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和长期的积累,任何急功近利和立竿见影的实用主义思想都是极其有害的;聘请一流的教授是要看他有没有追求卓越的意识,而不是看他已经取得的成果;一流教授看重的并不是个人的待遇,而是有没有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能否建立一支优秀的科研团队实现他的理想。

  此外,要改革科学研究体制,实行开明的科研政策。从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与发明,都是源于个人的创造性的冲动,而且“小科学”(指个人或少数人的研究)比“大科学”(指规模庞大的研究项目)的贡献更大。因此,国家在决定资助科学研究项目时,既要制订国家统一的科研计划但又不应排斥个人研究自由;实施“大科学”但不应忽视“小科学”; 加强应用研究但不能削弱基础研究,鼓励成功但也允许失败。

  当前,大学里的学风十分不健康,主要是治学态度浮躁,浮夸学术成果,以至于抄袭、造假、剽窃盛极一时。不良的学风危害极大,不仅腐蚀了人的灵魂而且误导学术、误人子弟。因此,必须严肃整顿不良的学风,严惩学术造假者,树立实事求是的、严谨的、创新的学风,重塑我国科学家在世界学术界良好的形象。

  总之,只要我国大学有了一流的教师队伍,营造了民主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和树立了良好的学风我们就能够加速科学研究的步伐,争取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有一批大学能够进入到世界大学国际化的行列中。

地方综合性大学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曾明,徐晨

(刊载于《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6卷)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经济发展对国际化的高素质人才产生了迫切需求,世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也日渐明晰。地方大学肩负着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的重要使命,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应不断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学界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较多,对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系统研究的尚不多见,只有少数学者撰文探讨国际化人才的培养问题。本文拟结合深圳大学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实践, 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一、地方大学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原因分析

  1.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信息技术、知识经济的发展, 加之国际政治、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对人才的素质和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积极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重新定位国际化的教育目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要求。美国高等教育把发展远程教学、建立跨国大学作为发展战略,把国际金融和贸易等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把大学作为吸收世界文化精华的重要窗口和渠道。进入21世纪后,哈佛大学制定了国际化定位的发展战略,提出哈佛大学培养的人材应该是“世界公民”,哈佛大学应该加强和其他国家大学的合作,从而培养具有国际眼光的未来领导者。日本的国际化教育目标是培养“世界通用的日本人”、“活跃于国际社会的日本人”、“世界之中的日本人”。这些改革是高等教育为适应政治、经济与科技文化发展的需求,履行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三大社会职能的重要举措,也是高等教育实现自身价值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高等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同样应积极吸收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与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及时调整和改革人才培养的模式和措施。

  2.地方大学的使命。地方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和地方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政策与结构的调整,地方大学不再仅仅是全国性重点大学的补充,而是具有了自主的地位和自主权,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地方大学被赋予了重要的历史使命,即提供全面开放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地方大学应立足于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本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创新人才。当前,经济全球化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参与全球经济竞争需要大量的国际化专门人才。地方大学应顺应这一需求,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只有这样,地方大学才能在日趋激烈的教育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更好地履行其社会职能,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3.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随着我国加入,各行业全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社会经济发展对具有国际化素质的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然而,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尚不能满足这一需求。世界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在其年发布的《应对中国隐现的人才短缺》报告中称,中国高校的毕业生人数很多,但只有不到10%拥有为外企工作的技能;10—15年后,中国将需要7.5万名能够在全球环境下有效开展工作的领导,而目前中国仅有约3000—5000名此类人才。由此可见,高等学校在培养国际化人才方面任重而道远。以深圳、苏州、宁波等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为例,近年来为满足经济发展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均大力推进人才国际化开发,加强“引智”渠道的开拓,推进人才素质的国际化,从各方面大力加强人才国际化建设。地方大学只有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培养高素质的国际化创新人才,才能满足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

  二、地方大学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人才培养模式是为实现培养目标而采取的培养过程的构造样式和运行方式,主要包括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和评价体系等内容,其中培养过程包含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培养方式等几个基本要素。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主要围绕这些要素展开,我们初步构建以下地方大学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供有关学校参考。

  1.培养目标。培养目标是在教育思想的指引下制定,地方大学首先应牢固树立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国际型人才培养的理念。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中应增加国际化内容,包括学生的国际意识和国际竞争能力两个方面。国际意识主要是指学生的国际思维意识和国际视野,能够深刻理解多元文化,能够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充分沟通思想,能够从国际社会和全人类的广阔视野出发判断事物。国际竞争能力则包括国际化的知识和技能、国际活动能力等,具体来说,要使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熟练使用现代信息技术,通晓外语,掌握国际贸易、金融、法律知识,能够适应国外工作和生活环境,具有高度的务实精神和创新能力。

  2.培养过程。包括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和培养方式等几个要素。

  (1)专业设置。在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专业设置的国际化显得十分重要。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进一步融入了国际高等教育的大背景之中,传统的专业正在逐渐被一些面向国际的新专业所取代,如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新专业,成为新的热点。我国的本科专业目录也逐年修订,吸收借鉴了世界各国发展和管理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适应了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地方大学在专业设置中,也应体现国际化发展趋势,根据地方经济发展需要调整专业结构,适当设置面向国际的新专业。

  同时,地方大学应加强特色专业建设,积极参与专业评估与专业认证,使专业建设水平、人才培养质量与国际同步。目前,教育部已陆续开展英语、法学、药学、财务管理、会计学等专业试点评估工作,制定试点专业评估指标体系,旨在通过专业自我评估进一步加强专业建设,改善专业条件,促进提高专业建设质量。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也逐步铺开,该专业认证旨在构建我国工程教育的质量监控体系,推进我国工程教育改革,进一步提高工程教育质量,促进我国工程教育的国际互认,提升国际竞争力。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试点,教育部将继续开展其他专业领域的认证工作,促进我国各学科领域与国际接轨。地方大学应加强工程教育等专业建设,积极申请专业认证,使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水平符合国际要求。

  (2)课程体系。为实现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应在课程中增加国际化的内容。课程内容的国际化基本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开设全球普遍性社会问题的国际教育课程,如贫穷、种族歧视和环境等;二是开设注重国际主题的课程,如国际关系、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等; 三是在已有传统课程中增加国际最新动态和研究成果,或采用国外教材,或在自编教材中大量吸收国外同类教材中的内容,或指定相当数量的国外教材和有关著作为教学参考书目;四是开设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研究课程,如东亚研究等;五是在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增加国际交流实践的机会,开阔学生的视野,增长学生的国际知识。

  (3)培养方式。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方式主要包括开展师生国际交流、多样化的联合培养、采用国际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国际化的培养方案、广泛的双语教学、营造多元化的校园科技文化氛围、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教育资源的国际共享等方面。

  师生的国际交流是地方大学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方式。大力开展留学生教育、拓展海外办学市场既能促进国际文化的研究与交流,提高地方大学在国际教育市场的竞争力,又能为本校学生营造多元文化的校园环境,给他们提供实际锻炼对外交往和运用外语的能力的机会。因此,学生的国际交流对国际化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留学生已经成为各国重要的智力资源,各国纷纷制定政策,吸引海外留学生归国,为本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教师的国际交流对国际化人才培养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具有国际知识和经验的教师可以直接推动教学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地方大学应采取多种形式选派教师出国访问进修,同时面向世界招聘教师和学者,使师资队伍趋向国际化,也使教学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为培养高质量的国际化人才,地方大学要加强与世界高等教育的合作交流,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与联合培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学校可与国外大学签署学分互认的校际协议,学生根据协议跨校修读课程,经审查后予以承认。这种联合培养的方式能增进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国际交流与交往能力,也获取了国际教育资源。地方大学还可以与国外大学订立短期培训课程协议,为学生提供一个置身于外语环境之中学习外语的机会。

  国际化人才的培养需要国际化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地方大学应加强对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外语水平的培训,使他们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创造条件,为教师提供学习交流国际先进教学方法的机会。鼓励教师采用国际通行的启发式、互动式、案例式、研讨式、探究式等先进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改进教学效果。

  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化形式,在培养方案的制定过程中要体现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导向。培养方案的制定要以高等教育国际化为指导思想,在培养要求中明确对学生国际化素质和能力以及国际交流经历的要求,在教学计划的具体安排中落实国际化的课程体系。

  开展双语教学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途径,地方大学要结合本校实际,积极推进双语教学。要制定符合学科和专业发展实际的双语教学发展规划、科学合理的双语教学评价与质量监控机制和有效的双语教学激励机制,深化双语教学改革,切实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广泛深入开展。

  在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积极支持、鼓励学生参加国际文化体育交流和科技竞赛活动,营造多元化的校园科技文化氛围,从而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并增长国际交往经验和技能。

  大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对国际化人才培养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有关国际组织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开展校际合作研究,进行研究人员的交流,召开国际会议进行学术交流,这些多样化的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形式,能够给学生提供接触国际学术前沿和参与科学研究的机会,营造国际化的学习研究氛围。

  地方大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还要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加强教育资源的国际共享,使师生能够及时掌握最前沿的科技知识和最新学术动态,与国际学术界进行沟通和探讨,从而增强知识的国际性。

  3.评价体系。评价体系主要是对人才培养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考核和测评,从而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学校培养人才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如教学、科研、生产劳动、社会实践活动等,其中教学是培养人才最基本的途径。教学是由教师和学生以及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构成的系统。对人才培养过程的评价主要是对教学过程的评价。为保证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评价体系也需作出相应的调整。对教师和学生的评价中应增加对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外语水平、国际交流经验和能力的考察;对教学内容的评价应注重是否与国际前沿接轨,是否包含最新热点问题等;对教学方法与手段的评价应加强对信息技术的应用、课件制作水平、对国际教育资源的利用能力等方面的考察。总之,要在评价体系中注入对国际化水平考察的新元素。

  地方大学肩负着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才的历史使命,在当今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下,要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必须积极探索和构建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模式,在为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论研究型大学教师队伍的国际化

蒋立杰,黄明东

(刊载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年第2期)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既是高等教育本身属性的反映,又是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现实要求。人类知识是无国界的,传承文化、创造知识的大学自然也应该是无国界的。大学从诞生之初就显示出国际化的端倪,跨国“游教”和“游学”之风曾在古希腊盛极一时,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即汇集了不同国家的学者和学子。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高水平的大学无一例外地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壮大,高度国际化成为他们共同的生存方式和显著特征。研究型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强国的中间力量,面临着从国内一流大学发展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化是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方向,是提升研究型大学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方法和途径,更是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一所大学只有拥有了国际化的教师队伍,才能进行面向国际化的学科建设,建立国际化的教学、科研平台,才能打破地域和国界限制,集聚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吸引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逐渐步入国际化的轨道。因此,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是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决定性条件。

  一、研究型大学教师队伍国际化的主要特征

  实现教师队伍的国际化,就是要建设一支具有国际教育背景或跨文化教育背景,具有国际视野、观念和意识,具有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能力,具有培养国际化人才的能力,适应大学国际化发展需要的教师队伍。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结果,其主要特征为:教师队伍结构的国际化、教师知识结构的综合化和教师学术水平的高端化。

  (一)教师队伍结构的国际化

  教师队伍结构的国际化即拥有较高比例的具有国际化学习背景的教师,这是研究型大学教师队伍国际化的最直观特征。为了使教师队伍整体呈现国际化的水平,研究型大学既要以国际化的视野在国际范围内广纳贤才,以灵活的、与国际化人才管理模式相对接的用人方式,引进、引用智力和人才,又要实施开放办学战略,在与世界一流大学的交流与合作中提高现有教师的国际化水平。通过引进和培养国际化的教师,努力改善教师队伍的学缘结构,提高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水平。

  (二)教师知识结构的综合化

  教师知识结构的综合化指教师以开放的态度、国际化的视野不断学习和思考,主动汲取先进知识并加以整合,日益形成合理、完善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要求。拥有综合化的知识结构,研究型大学教师才能在教学、科研中树立全球意识,向学生传授先进文化知识,以国际化的精神气质、眼界和教育理念影响学生,培养学生的世界眼光和国际生存能力;才能活跃于国内外各种学术组织和学术团体,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不断开阔眼界,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和能力。

  (三)教师学术水平的高端化

  教师学术水平的高端化指教师具有国际一流的教学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能够创造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跻身于国际学术前沿,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具有支撑国际化学科平台的能力和水平,能够吸引和集聚国际高端人才来校工作,吸引慕名而来的国际学生来校学习,从而实现研究型大学学科平台和学生培养的国际化。教师学术水平的高端化,是教师队伍结构国际化、教师知识结构综合化的目标和直接结果。

  二、研究型大学教师队伍国际化的必要性

  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充分证明: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是促进高等学校实现国际化的必然途径。“据统计,哈佛大学具有国外留学背景的教师比例高达34.9%,某些专业甚至超过了50%。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学院等每年都要接受数千名外籍教师和学者访问。威斯康辛大学每年聘用的外籍教师超过600名。日本东京大学每年利用教学经费的1/3面向全世界聘请一流教师。香港各大学的外籍教师比例高达40%.香港科技大学35% 的教师来自35个国家的顶尖大学”。目前,由于有海外教育或工作背景的教师比例低,海外兼职教师的比例低,教师国际交流机会有限,国际交流能力不足等原因,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队伍国际化的水平还比较低,与世界一流大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制约着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进程,因此研究型大学教师队伍的国际化势在必行。

  (一)教师队伍国际化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要求

  “高等教育强国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是在国际高等教育界的影响力。主要包括,高端性:在国际高等教育高端发展中的地位,也就是要拥有一定数量世界一流水平大学;关注度、话语权:高等教育发展是否普遍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是否有足够分量的话语权;独特性:在国际高等教育发展中是否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二是在国家发展中的实际作用。主要包括,重要程度:在国家整体发展中对高等教育的实际考虑和投入保障;依存度: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实际依靠程度。”

  我国是高等教育大国,但距离高等教育强国还相去甚远。科技竞争力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标志,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大批优秀的人才和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成果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要条件。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支撑,就没有精英人才辈出,就没有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国家就不会有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也就不会在国际舞台上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研究型大学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任,树立先进的办学理念,努力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国际化教师队伍,在日益开放的国际市场上做一个全球性参与者,逐步在吸引人才、提高教学与研究质量、跨境教育、争取国际基金、提高国际声誉、扩大国际影响等方面参与竞争,提升实力,从而达到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目的。

  (二)教师队伍国际化是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美国《新闻周刊》评价大学国际化的标准主要是三个:开放性、多样性和学术性(学术成果)。具体的评价标准包括以下六项:论文得到最广泛引用的各领域的研究者的数量;刊登在科学杂志《自然》和《科学》上的论文数;社会科学、艺术、人文科学论文引用指数(前三项占50%的权重);外国教授和外国留学生人数的比例;学生对教授的比例(第四项和第五项占40%的权重);图书馆藏书量(占10%的权重)。在这六项具体的标准中,五项涉及到教师队伍的学术水平和结构,影响权重高达90%。可见,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是反映一所大学国际化程度的标志性因素。学科建设是研究型大学的龙头,而学科建设的水平主要取决于大学的第一资源——教师队伍的水平。一流的教师创造高水平的学术成果,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使大学脱颖而出,知名度大大提高,在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受到瞩目和青睐,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形成良性循环,逐渐形成适合国际人才成长的学术生态环境和氛围。于1991年建校的香港科技大学能在短短的十几年里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在创立之初便把构建一支高水平的国际化的教师队伍作为学校发展的要务。

  (三)教师队伍国际化是研究型大学教师自身发展的要求

  研究型大学的教师队伍是一个高自我实现的群体,他们有着非凡的求知欲、进取心和远大的志向,把充分发挥个人潜能、实现自我价值视为其职业生涯的最高境界。他们不满足于校内一流、国内知名,还希望能在国际学术舞台展示自己的才华,并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研究型大学教师的这些发展诉求,决定了他们必然会成为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有力支持者、践行者和推动者,因为他们只有将自身的发展融入学校的发展,只有依托学校的发展,才能不断地超越自我,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

  三、研究型大学教师队伍国际化应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

  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队伍的水平与世界著名大学的教师队伍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学术理论功底薄,知识面狭窄,科学研究起点低,研究方法陈旧,研究缺乏好奇,没有争鸣与批评的风气等。”这些问题的直接后果是,我们培养的人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跨文化知识贫乏,学术视野狭窄,创新能力不足,国际交流能力不强等缺陷。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是我国研究型大学成为世界高水平大学的瓶颈,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研究型大学应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树立教师队伍国际化的理念,学习和借鉴世界一流大学教师队伍建设的经验,优化教师队伍的结构,提升教师队伍的能力和水平,大力推进教师队伍的国际化。

  (一)理性认识教师队伍的国际化

  由于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形成了一些思维定势和保守的习惯,应当首先解决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理性地认识教师队伍的国际化。

  首先,研究型大学的教师队伍国际化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因为每一所研究型大学都有比较长的历史,有一支日积月累建立起来的教师队伍,无法像香港科技大学那样从起源上根本解决教师队伍的国际化问题。而且教师队伍的国际化不是简单的“西化”,而是理念、结构、水平的全方位提升,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策略。

  其次,研究型大学教师队伍的国际化不是简单的人才、思想、文化的移植与组合,而是多元文化的碰撞、对接和融合。前武汉大学校长刘经南院士强调研究型大学要培养“有根”的世界公民,那么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也首先应当成为“有根”的世界公民。“有根”的世界公民不仅热爱自己的国家,以本土文化和民族精神为根,学习、传承和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而且勇于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以博大的胸怀兼容并蓄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守护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以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共同发展为己任,并积极地做出应有的贡献。这就要求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不仅要有开阔的眼界,而且要有广阔的胸襟和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三,研究型大学教师队伍的国际化不仅是单向地接受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研究型大学的教师还要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主动地发挥媒介作用,扩大中国优秀思想和文化在国际教育界、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促进国际文明的多元化发展,为人类进步和幸福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教师管理机制

  教师管理机制影响着教师在学校工作的软环境和氛围。教师队伍的国际化呼唤与国际接轨的教师管理机制。没有国际化的教师管理机制,就不可能吸引国际化的学者,也不可能培养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气质和视野。“良禽择木而栖”,高层次人才在选择工作环境方面,更为看重对方能否为自己提供干事业、谋求自身发展的平台。研究型大学必须改变僵化的、功利的、短视的教师管理制度和方式,创造宽松的、民主的、和谐的学术氛围,以健康、科学的机制吸引人、激励人、培养人,而不是通过行政管理手段让学者们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把满足学校的考评指标当作工作的主要目的。

  坚持组织与人匹配原则,加大对教师绩效考核、岗位管理、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校内分配等制度的改革力度,充分考虑人才的类别和需要,以吸引和稳定人才为目标,用科学合理的制度激励人才,支持和帮助人才干成事、干大事。对于不同类型和层次的人才要采取灵活的政策进行管理,避免发生因管理制度不善挤走人才的现象。譬如,对于从国外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应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方面给予特殊政策;对于承担重大项目的高层次人才,应考虑到其科研工作的特殊性和周期性,制定特殊保护政策,适当延长岗位考核的周期,采取不同的岗位考核办法等。

  (三)加强国际化教师的引进与培养

  学术水平国际一流的大师为数不多,优秀拔尖人才和创新团队数量不足,教师的国际化水平过低等突出问题制约着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与教师的培养无疑是研究型大学实施人才强校战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促进教师队伍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策略。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大环境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时不我待,迫切需要快速改善教师队伍的结构,实现学科的跨越式发展。人才的培养和成长需要较长的周期,而引进优秀人才具有“短、平、快”的特点,确为快速改善教师队伍结构的捷径。研究型大学应树立国际化的视野,把引进人才工作的重点放在吸引国际一流的学术大师、创新团队和优秀中青年拔尖人才上,面向海内外知名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等,以超常规的热情、超常规的措施汇聚大批高层次人才,提高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水平,增强教师队伍的核心竞争力。“浙江大学曾由校长潘云鹤亲自带队到美国招聘高层次人才,并将学校12个学院的院长职位面向海内外招聘。海内外一大批知名学者和优秀人才的加盟,拓展了学科领域,推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迈上新台阶。”

  引进高层次人才是解决教师队伍燃眉之急、迅速改善教师队伍结构的有效措施,而教师培训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虽无“立竿见影”之效果,却能在日常的涵养和积累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研究型大学应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的交流与合作,有重点地选派学术水平高、科研能力强、外语基础好的教师,到世界一流大学去学习、深造、交流。积极邀请世界一流大学的教授到学校来讲学、指导青年教师、做兼职教授等,努力营造国际化的学术氛围。同时还要充分利用校本资源,发挥本校具有国际化水平教师的传、帮、带作用。

  (四)切实提高教师的英语应用能力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是国际交流的主要媒介。

  教师的英语水平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或减弱了国际合作与交流,延缓了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进程,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尽管国家和各研究型大学每年都拿出一定资金用于教师的国外进修和培训,但是培训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师的英语应用能力不过关,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仅限于浅表层次,不能进行深度的学术交流。不少教师在访学期间不得不把提高英语作为主要任务,至于学术研究,也只能局限于听听课、搜集一些资料等方面。这一点许多到过国外的访问学者都有同感,笔者也是其中的一员,深有体会。

  由于教师英语应用能力的有限,研究型大学采用英语授课的课程比例还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我们的学校对国外学生的吸引力,有多少学生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学完汉语再来修我们用汉语讲授的课程呢?由于教师英语应用能力的有限,我们的课程不能很好地使用高水平的原版教材,把最新的专业知识和理念教给本土的学生,使学生丧失了尽早接受先进学术思想、进入学术前沿的机会,影响了学生的眼界和水平的提升。鉴于此,研究型大学必须高度重视提高教师的英语应用能力,不仅注重把教师送出国外培训,还要注重在校内创造学习、使用英语的条件和氛围,要充分利用校本英语人才和资源,切实提高教师的英语应用能力,让英语真正成为教师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有力工具,成为把学生培养成为“有根”的世界公民的有效媒介。

  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包括办学理念的国际化、学科建设的国际化、教师队伍的国际化、学生的国际化、课程体系的国际化、管理模式的国际化等。其中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是研究型大学众多国际化要素中的核心要素。认识教师队伍国际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努力推动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是我国研究型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

大学国际化水平评价体系的比较研究

吴玫

(刊载于《高教探索》2011年第5期)

  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实施和开展大学国际化水平评价的国家和院校与日俱增。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相继推出了各自的大学国际化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并在实践中推行。与此同时,不少高等教育研究者也在这个领域进行了尝试和探索。本文通过对四种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国际化评估指标体系的比较,分析了中外在国际化评价中的不同思路和目的,并对大学国际化水平评价提出一些建议。

  一、大学国际化水平评价体系概述

  1. IQRP 评价项目

  1995年,出于对全球越来越广泛的跨境教育现象及其质量的担忧,由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属的“高等教育院校管理委员会”(IMHE)与“学术合作协会”(ACA)合作开展了一项关于质量保障和国际化的研究项目——“国际化质量评价过程”项目(Internationalization Quality Review Process,简称IQRP)。IQRP项目具体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范·德维特(Hans de Wit)教授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简·奈特(Jane Knight)教授主持的研究小组负责。项目的研究和实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5-1997年)研究了大学国际化质量评估的工具和指标,并在三个国家的三所不同类型的大学试行。第一阶段的研究结束后,研究小组重新分析和调整了评价方案和问题,正式构建出一套用于评价高等教育机构国际化水平的评价标准,并开始了第二阶段(1997-1998年)的试点。目前已有墨西哥国立大学、美国Bentley 学院、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肯尼亚Moi大学和波兰华沙经济学院等6所高等教育机构接受了IQRP的试点评估。这6所机构中既有研究型大学,也有单科学院;既有国际化历史较长的老校,也有正准备开展国际化行动的新学校。6所院校的地理范围覆盖了全球五个洲。IQRP虽然是作为一个试点项目展开,但却获得了很好的反馈和效果。1999年,OECD 出版了《高等教育质量与国际化》一书,书中详细介绍了项目的由来、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

  2. ACE 评价项目

  2001年,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美国教育理事会(简称ACE)对全美755所高等教育机构开展了大范围的问卷调查,调查的项目和问题借鉴了IQRP.2003年,ACE将这次调查的结果以《美国大学国际化概览》(Mapp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U.S. Campuses) 为题出版。在调查及其报告的基础上,ACE建立了一系列衡量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指标,开发出一个美国版大学国际化质量评估体系,即“ACE评估过程”(ACE Review Process),并编制成书——《大学国际化:用户守册》(Internation-alizing the Campus: A User's Guide)。2005年,对美国高校的国际化政策与实践进行了第二次调查统计,在其《美国大学国际化概览:2008版》(Mapp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U.S. Campuses:2008Edition)中报告了详细的数据,并与2001年的报告进行了对比,总结了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状。

  3. 日本大阪大学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

  在日本,由于政府的积极推动,在2000年后相继产生三种不同的大学国际化指标,分别是大学评价及学位授予机构于2002年实施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评价指标”,文部省协同日本学术振兴与科学技术国际交流中心自2005年开始共同推动的“大学国际战略本部强化事业评价指标”, 以及由大阪大学教授古城纪雄主持的研究团队在2004-2005年之间通过相关实证研究构建出的“大学国际化评价指标”。大阪大学的研究团队还于2006年3月发表了《大学国际化评价指标实证研究》的报告,这是三种评价指标中影响较大的一个。

  4. 中山大学等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

  在中国大陆,虽然有学者(李盛兵、王璐、陈昌贵等)较早涉足大学国际化评价活动的研究,在国际化水平评估指标的研究方面有一些理论探讨,也相应地提出了“中国大学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但目前尚没有一个权威的国际化评估指标体系,也尚无采用系统指标大范围考察大学国际化水平的项目或行动。最近一项影响较大的研究项目是由来自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人员所组成的研究团队对中国研究型大学进行的小范围的国际化发展情况的问卷调查,调查旨在提供中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状况的轮廓性认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个可行的评估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指标体系。课题组在2007年9月至2008年8月的一年间,对中国大陆的33所大学发放了问卷,回收26所大学的数据,在这些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课题组构建出一套国际化评估指标——“中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评估指标”。

  二、评价体系的目的和方法论比较

  一般而言,每一个评估体系在构建之初首先考虑的都是“为何评价” 和“如何评价”的问题,即评价的目的和方法论问题。上述所介绍的四种评价指标在评价目的上各有初衷,在指标构建上也各有不同的方法。

  1. IQRP 项目

  IQRP项目项目的酝酿和出台,是出于对全球越来越广泛的跨境教育现象及其质量的担忧。1995年研究小组成立后,从三个层面明确了该项目研究的目的:首先,增加对高等教育国际化质量评估和保障的意识;其次,开发出一套评估系统,作为各大学评估和提高自身国际化质量的指南和框架;最后,增强国际化对高等教育质量水平提高的正向作用。

  在这样一个目的引导下,IQRP研究小组通过文献分析和专家讨论,将大学国际化评价分为院校概况、国际化政策与战略、组织与支持结构、专业与学生、研究与学术合作、人力资源管理、合作协议与服务、结论与建议等八个层面。研究小组将前七个方面的内容作为指导原则,帮助试点院校参照这些原则,以SWOT分析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评价(self-evaluation),写出自评报告;自评报告递交给专家组审阅后,由3-4位国际专家进驻院校内部实施专家评价(peer-review)。专家评价的目的不在于对自评报告中所列事实和数据进行查证或监督,而是通过对院校的深入实地考察,从外部的、国际的视角对自评报告给出反馈意见,确定该校国际化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改善目标。

  简单地说,IQRP的国际化评价是立足于院校自己所陈述的使命和目标,由院校的自我评价和专家评价两个步骤组成,帮助院校提高和完善国际化质量和行动的一种评价。正如IQRP在其报告中所说,其评价大学国际化质量的目的并不在于规定一套国际化行动和进程的规范动作,也不打算在不同的院校之间进行国际化水平的任何比较,它的目的仅仅在于通过院校的自我评价和专家的实地考察意见,为院校发展国际化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指引。

  在这样的评价理念和方案设计下,具有高度通用性指标的IQRP评价成为目前世界各国评估大学国际化现况时可考虑选择的重要工具。如前所述,接受了IQRP试点评估的院校是来自全球五个洲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不相同的、处在国际化发展不同水平和阶段的6所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然而,由于IQRP设计的院校自评和专家评价两个过程都相当复杂和费时,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寻找3-4位来自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专家来做为期个月的实地考察,对绝大部分院校而言也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IQRP也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奢侈”的评价体系。

  2. ACE 评估项目

  与IQRP关注全球跨境教育质量而开发国际化质量评价体系的出发点不同,由美国教育理事会(ACE)在全美范围内推行的国际化评价,是出于将国际化作为美国大学应对全球化时代战略要素的考虑。具体而言,ACE国际化评估的目的,一是在于帮助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提升国际化水平,二是帮助院校从各种渠道寻求获得国际化发展所需的经费支持。

  2001年,ACE在借鉴IQRP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对全美755所高等教育机构开展了大范围的问卷调查,院校类型包括卡内基大学分类中的研究型大学(223 所,回收144 所,回收率为65%)、文理学院和社区学院。问卷调查针对2001-2002学年数据,围绕6个国际化纬度展开,包括:①明确的任务表述,②学术支持,③组织结构,④外部资助,⑤院校对教师的投入,⑥国际学生与学生课程项目计划。问卷设计的问题形式多样,包括以“是或否”来回答的问题,以“没有、一些和全部”回答的问题,还有开放式问题,按照“零、低、中等、中等偏高、高(0-4)”五个等级来打分。以144 所研究型大学的调查为例,结果显示,绝大多数院校的得分为“中等”(34%)或“中等偏高”(57%),只有2%的院校等级为“高”。

  此次大规模的院校调研构成了美国大学国际化指标(internationalization index)的基础。借助这个指标,ACE可以对每所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水平做出评价,并根据文献分析和召集国际教育领域的专家组成委员会进行咨询的结果,对被评院校做出“高度积极”院校和“不太积极”院校的分类。

  在第一轮调查结束后,ACE认为,不同类型的大学,其国际化方法和途径是不一样的。基于此,2005年,ACE根据院校的规模和类型的不同,对国际化评估进行了分类,包括社区学院国际化评价、文理学院国际化评价、综合性大学国际化评价和研究型大学国际化评价,并相应地形成了四份报告。

  3. 日本大阪大学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

  出于对日本大学保守性的批判、应对全球化的冲击以及由少子化带来的未来大学生数量减少危机的考虑,日本政府从1983年起便采取积极措施大力吸引留学生。2000年文部省更是提出一系列鼓励大学国际化项目实施的竞争性资助,并在2002-2003年进行了全国首次高等教育国际交流活动的评价。在全社会对大学国际化及其评价的高度重视下,大学研究者和机构开始涉足大学国际化评价的研究领域,大阪大学的研究项目即是在文部省资助下的关于大学国际化评价的专项研究。

  大阪大学国际化评价课题组,在参照、借鉴和ACE国际化评价的基础上,从适应日本的大学管理和组织结构的角度出发,制定了日本大学国际化评价指标。评价指标体系包括8个一级指标、个二级指标和49个三级指标。在制定指标体系的过程中,ACE针对高等学校的类型进行分类评估的理念和做法对大阪大学课题组产生了重要影响。考虑到日本院校的类型不像美国卡内基大学分类标准所划分的那样清晰,研究人员也不应主观地判定院校的类型,因而课题组的做法是在评价指标中将不同院校的理念、规模、特点等方面,甚至对“国际化”概念的不同理解都考虑了进去。这样每所大学可以从众多的评价指标中选择那些适合自己的指标来回答,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大阪大学研究人员所构建的是一个各取所需的菜单式的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

  4. 《中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评估指标》

  近年来,中国研究型大学纷纷将国际化作为一种策略,以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相对于实践,理论界很少有实证研究探讨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问题。为了了解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现状、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是否存在差异、如何评价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水平以及如何消除中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潜在障碍以促进大学发展,由来自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人员对中国26所研究型大学进行国际化发展情况问卷调查,并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评估指标》。调查问卷借鉴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包括国际化的研究文献和美国ACE、日本大阪大学的指标体系,结合了中国大学的具体情况而制定。问卷收集调查了大学五个方面的具体数据,分别是:战略规划和组织机构、师生的国际交流、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国际化、设施条件的国际化和成果交流的国际化。问卷调查的对象为覆盖全国各个大区的33所院校(回收26所大学的数据),其中包括17所研究型大学(211, 985高校)和9所准研究型大学(211,非985 高校)。研究者采用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s)概括中国研究型大学近五年的国际化发展,应用均值比较(Compare means)与非参数检验——克鲁斯拉沃利斯检验(Kruskal Wallis Test)来检验各大学之间国际化的差异程度,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构建中国大学国际化的评估指标体系,由5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构成。

  从上述介绍的四种国际化评价体系所使用的名称来看,IQRP和ACE使用的都是review, 在大阪大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中看到的是evaluation 的字样,而中山大学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则明确以来冠名,而且给每项指标赋予了权重。

  “评估”一词在英语中按照过程和目的不同,分为“Review/Audit” , “Evaluation/Assessment” 和“Accreditation” 三个种类。Review(或Audit)的过程看似与Evaluation(或Assessment)相似,但就结果和目的而言,二者截然不同。Review 的结果一般为描述性(description),其主要目的在于立足院校所自定的目标,在调查(investigate)的基础上给出建议(comments),帮助院校进行改进。而是根据评价主体所定义的“好”的标准对院校的做法展开调查,其结果体现为量化的分值,包括通过和不通过,加权量化的评价方式和结果也直接导致相应的排名的出现。

  三、指标体系的比较

  从本文列举的4个大学国际化评价指标来看,每个体系所包含的指标级数和指标数量不同,每一级指标的名称、含义和范围也不完全相同,如QRP和中山大学课题组的指标为两级,指标体系较为简单;ACE的部分指标详细到三级,而日本大阪大学的指标体系则十分详细,既有明确的三级指标,还附有“每项指标评价的重点和目的”(Focus and Purpose of Evaluation)、“评价的具体对象” (Target of Evaluation)、“评价和分析的方法”(Method of Evaluation and Analysis)、“观测点”(Evaluation Indicator)以及“指引”(Guideline)。

  在此,我们选取一级指标进行对比,详见表3。

  从上述对一级指标的列举、对比可以看出:

  ①一级指标设置数量最少的是中山大学课题组的评价指标,共5项; 一级指标数量最多的是ACE, 共10项。

  ②组织机构、战略政策、教学、科研、教师、学生和交流合作等7 项是四个指标体系都共有的,表明大学国际化在这些方面已达成共识。

  ③中山大学课题组的评价指标没有涉及院校使命、经费以及校园文化方面。

  ④四个评价指标中,只有中山大学课题组设置了权重。

  四、结论

  美国学者Schoorman在《国际化究竟指什么?》一文中指出:“长久以来,国际化一直是一个时髦的术语,但在究竟什么是国际化这一问题上,仍是众说纷纭、难成共识……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概念、历史、成因及运作模型的澄清,是深入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基。”通过对大学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的对比和分析,我们看到,与欧洲、北美、日本相比,国际化对中国具有相当不同的含义。中国大学国际化评价在评价目的、指标设计和权重上有其独特的原因和考虑,深刻体现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解及其行动选择。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大学国际化行动始于1998年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计划,这一政府行为促使中国少数研究型大学开始努力寻求在全球大学和学术体系中争得一席之地。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 缺乏竞争力的中国大学并没有享有与国外大学同等的市场地位和机会,反而沦为国外大学的最佳海外市场。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推动中国大学国际化发展的动力与其说是为了培养适应全球化知识社会、具有国际视野与国际竞争力的人才,还不如说是借国际化行动来提高中国研究型大学质量、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差距的策略。这一国际化发展思路直接导致了在中国大学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中明显的重科研、重成果,轻学生、轻国际化培养、轻学习体验的指标设计。至于大量的教学型院校和高职院校的国际化发展和水平评价,则更是缺少针对性研究。

  从指标的类型来看,对发展中的非英语国家院校而言,国际化的实质即是融入西方英语世界的学术圈,以西方学术世界的标准来制定目标,因而含有较多追赶的因素,评价指标也由此多从外在的形式和数量的多少来衡量,定量指标多。而对于已经在这个学术世界中的西方院校而言,国际化的实质则更多体现为多样化和包容性,其指标也多体现为描述性的质性指标。

  无论怀抱怎样的初衷和目的,由于高等教育界对国际化的认知还未达成完全的共识,对国际化与院校发展之关系,特别是与院校教育质量之间的关系还未有定论,因此我们认同“大学国际化水平的评价主要是为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一个检测自身国际化发展背景和状况,继而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观点与做法。在这一观点指引下,我们认为,目前评价大学的国际化水平应慎用定量指标和加权做法,一方面避免因过多定量指标而导致的追求数量忽视质量,追求形式忽视内涵的短期行为;另一方面也避免加权所可能导致的排名效应。而这些都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对大学国际化评价的初衷。 

国际化:高等教育质量检测的有效工具

张春生 李桂华

(刊载于《中国高等教育评估》2010年第4期)

  二十一世纪虽然还很年轻,它却已目睹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政治、科技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世界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也从未像今天这样需要密切沟通、相互依赖、共同面对人类所面临的无国界的各种挑战。这些发展变化和挑战在高等教育领域掀起了一场大学国际化运功。

  为了培养既有全球技能又有交叉文化敏感性和社会服务责任心的大学毕业生,大学国际化已被全球各高校普遍用来衡量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工具之一,以确保全球经济社会中不断更新的劳动力和社会需求得以满足。为此,大学国际化的一个核心目的是培养当今大学生的全球技能发展:全球性知识、全球性技术、全球性态度、全球性经验和全球性价值观。

  本文重点介绍美国高等教育组织(如:美国教育协会、美国公立和政府拨赠土地建校大学协会)学位评估委员会(如:美国国际商学院协会,美国新闻和大众传媒教育评估委员会,美国社工教育评估委员会,美国护理学院学会和国际教育协会(如:美国国际工作者教育协会)对大学国际化的要求和对全球技能的规范。

  美国高等擞育学会与大学国际化

  美国的大学自1930年开始,根据各校的实际情况、师生的兴趣度和经费力度实施不同层次的国际化发展。从教授带队短期游学到学生自身学期或学年留学;从招收国际留学生到境外办分校。经过80年的努力探索,大学国际化已经开始纳人美国大学办学宗旨日程。为了进一步推动大学国际化,美国高教学会团体不断呼吁会员学校要加大国际化力度和放宽国际化范围。例如,美国教育协会((ACE)于1995年公布了《高教国际化十条基本》。该十条如下:

  1.要求毕业生至少懂一门外语;

  2.要鼓励毕业生至少了解另外一种文化;

  3.要增强毕业生对各行各业国际系统的了解;

  4.要整体改革各科课程,增加学生国际理解能力;

  5.要扩大学生出国留学和实习机会;

  6.要重点支持教员为国际化进修和建立奖励制度;

  7.要调整行政结构以支持国际化的有力发展;

  8.要组建大学联盟,扩大国际化平台;

  9.要与国外大学开展教学、科研、师生交换等全面合作;

  10.要与当地中小学和社区组织共同开展国际教育。

  与美国教育协会相同,美国公立和政府拨赠土地大学协会(NASULGC)于2000年发布了《高教国际化七条建议》。该七条包括:

  1.使国际化成为办校宗旨、策略规划和拨款的组成部分;

  2.使国际教育成为全体学生在校学习经历的一部分,国际教育不应只局限于语言和文化学习,也应包括实习、科研和义工经历,使学生学习经历多样化;

  3.为留学生和国际学者提供有激发性和辅助性的学术文化环境,调动留学生和国际学者丰富的人力资源为所在校国际化做贡献;

  4.鼓励、支持并奖励教师和行政人员对国际化做出的贡献;

  5.课程国际化要把国际视野纳人课程本身和课外活动当中,使全体学生不因专业区别或是否选择出国留学都能接触到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国际教育;在一个相互依靠的全球环境中,一个学生能否学到国际技能,培养自信并有效地发挥自己,其关键在于课程国际化;

  6.确保国际化在各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科研和学术活动中都有所体现;

  7.利用本校国际特长和资源为本地社区以及当地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机构提供不同形式的对外服务。

  美国学位评信委员金与大学国队化

  为了确保国际化纳人教学日程,保证学位质量,美国学位评估委员会也相继推出多元化和国际化教育要求。例如,美国国际商学院协会(AACSB)于2003年采纳并于年和2010年修订的《商学院学评估资格审定条例和评估标准》E条明确指出,申请资格审定学校必须在与本校办学宗旨和校文化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充分体现本校商科教育的多元性。该国际协会再次肯定,人员和思想的多元化有助于改善每一个管理学位的教育过程。该国际协会还进一步重申,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多元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受文化影响很深的概念。其根基起源于历史和文化传统、宪法和法规、经济条件、民族、性别和公共舆论。作为商科审定申请资格的条件,申请学校至少必须展示其商学专业包含所有相关工作人员和学生等的不同思想、看法和理念;必须培养毕业生适应全球就业的能力。为达此目的,商科课程设计和学习经历必须含有对不同文化差异的了解、认可和接受。申请学校还必须有明确并具体的措施使全球化和信息系统内容纳人商科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法。其最终目的是使学生达到该国际协会标准提出的达标知识和技能:对多元化的理解和对本国和全球经济环境的了解(第15条)和对管理问题从全球的角度理解的能力(第18, 19条)。

  2008年,美国护理学院学会(AACN)也从学位评估的角度明确指出:

  ·21世纪专业护士的工作环境从本质上变得更加多元化和全球化。

  ·专业护士必须能给不同个人和群体提供安全可靠、高质量、低消费、文化适宜的护理。

  ·人文教育、外语学习、出国留学是对21世纪专业护士培养的关键。

  ·人文教育的特点是多学科、高知识、高技能、强责任、文理兼并、善于所学所用、终生学用新知识、新理念、新技术和新思想。

  ·坚实的人文教育是专业护士学习和实验的独特奠基石,它对培养具有责任感的全球公民至关重要。

  人文教育和护士教育的成功融合使专业护士了解人类文化(包括精神信仰)、物质世界和自然世界。他们懂理论、有实践经验、有职业道德和懂职业标准,可在本土或异国提供广泛的、文化适宜的护理服务。

  2003年,美国新闻和大众传媒教育评估委员会(ACEJMC)也公布了含以下与国际技能相关的评估标准:

  课程和教学一新闻和大众传媒职业价值和技能(标准2.样例):

  ·能理解和运用所在国有关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法律和政策,学习并了解世界各国不同的自由表达形式,其中包括与当权者持不同意见、监督和批评当权者、集会和上诉的权利。

  ·能具体表明对不同国家的人民和文化的了解以及大众传媒在全球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能具体表明对职业道德的理解,能按其标准追求真理、准确度、公平度和多元性。

  多元文化和包容(标准3.样例):

  ·新闻和大众传媒课程要有助于学生对全球社会多种文化中不同问题的理解,并能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如性别、种族、民族,性倾向等。

  ·教学环境应没有任何形式和任何程度的歧视,遵循所服务群体的文化特点,照顾残障人的需求,重视所有形式的多元文化贡献。

  2008年,美国社工教育评估委员会(CSWE)指出,社工教育的目的是推进人和社区的健康福利。社工教育从全球角度出发,尊重人类不同文化及生活需求,尊重科学知识,追求社会和经济公平,防止人权约束,铲除贫困,提高全球社会人们的生活质量。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大学国际化获奖评比标准

  为了更广泛地推动大学国际化,表彰在综合国际化包括大学国际化的实施、组织结构,国际化哲学和政策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大学,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自2003开设了以美国已故议员命名的《大学综合国际化奖》。获奖大学名单及其综合国际化成功经验将刊登在《校园国际化:大学、学院成功案例》年度报告。对《大学综合国际化奖》参赛未能人围的学校,在综合国际化的某一方面开拓出创造性国际化教育项目并取得优异成绩的可获得《Paul Simon议员国际化提名奖》。每年平均评出名《大学综合国际化奖》,3名《Paul Simon议员国际化提名奖》。以下是评奖标准:

  1.国际化在全校、院系、专业均有高度的普及;

  2.有事实证明校领导和校董会支持国际化;

  3.全校国际化普及对学生已产生良好结果;

  4.国际化已被列人学校的宗旨或长远规划;

  5.国际化已体现在课程改革和推新中;

  6.全校国际化普及对教员已产生良好结果;

  7.国际化已体现在校外生活和对外推广活动中;

  8.国际化已体现在科研和教师交换项目中;

  9.国际化已体现在学校对出国留学、外国留学生和国际学者有高度的支持。

  该奖自2003年开设至今,已有40所美国高校获《大学综合国际化奖》;35所美国高校获《Paul Simon议员国际化提名奖》。以下列举几个获《大学综合国际化奖》案例供参考:

  ·以国际化为手段向世界公立研究型大学前三强进军,以国际化促进教学和利研,制定全课程国际化模式。如,明尼苏达大学。

  ·大学国际化从对教师的应聘、提升、奖励和优惠政策人手。如,纳布拉斯加大学教授休学术假只拿2I3原工资,而到国外休学术假却可保持原工资。

  ·全美第一所传统人文学院以国际教育为办校特点,要求每个学生留学,如,Coucher学院。

  ·大学国际化要有不同的财源支持。如,太平洋Luthe二大学$200万留学捐赠基金,伊利诺大学的30美元出国留学奖学金来自每个学生每学期交的5美元,缅因州学院国际留学生私立奖学金。

  ·世界公民教育纳入全校教学方针,提出“让知识为全球服务”,要求毕业生班组成服务队解决本地或国外社区的实际问题。如,坡特兰州立大学。

  大学国陈化及检测

  大学综合国际化虽因国家体制的不同、大学管理结构的不同和国际化需求及程度的不同,其国际化的步骤和策略也有所不同。尽管如此,以下5条建议通常被认为是取得大学综合国际化不可缺少的元素。

  1.国际化应该成为办校宗旨的核心部分。

  2.各级政府和校董会都要对国际化有人力和物力投人。

  3.为学生和教职工提供多样化的、高质量的、低消费的国际学习和进修机会。

  4.把校园国际化贡献与教授聘用和职称评定联系起来。

  5.进一步普及双语教学(非英语国家和极品课程的对外推广)。

  在以上元素具备成熟的情况下,一所院校要相应地有自己的国际化标准、检测和评估方法及不断地改进方案。首先,一所大学应根据国际化宏图制订国际化标准,即,怎样知道自己是否达到了国际化标准?国际化标准应包括多方面(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学生在学经验、学生成长收获、教授教学与研究等)。同时,国际化标准也应是多层次的(学校、学院、系、个人等)。检测学校是否达到了国际化标准,一所大学要制订评估方法。评估方法须包括直接测量方法和间接测量方法。直接测量方法包括对学生知识及能力的考试和考查;间接测量方法包括各种民意测验等。评估方法既有定量分析方法也有定性分析方法。当通过合理评估方法收集到的数据经过分析后,学校应着手制订改进方案,设计行动计划。评估是有规律的、反复发生的,改进方案也是不间断的,因为,一个学校的国际化标准是要根据评估结果来修订完善的。所以,开展国际化既要注重结果,也要注重过程。

  高等教育在全球化时代应起的作用

  二十一世纪全球知识经济无疑要求大学能培养出国际型合格人力资源;通过教学、科研和服务促进全球社会进步,实现全球经济繁荣,建立全球和谐社会。正如哈佛大学校长所讲,二十一世纪的大学应给全球社会带来希望,解决跨越国界的各种挑战,开发利用新思想,加强文化和政治理解,并成为鼓励对话和提供辩论环境的榜样。

  为了担负起二十一世纪赋予高等教育的使命,培育具有世界眼光和技能的国际型人才,大学的课程设置必须更新,教学方法必须改进,科研必须创新使其具有国际性、跨文化和多学科互补性。为了使课程设计,教学法和科研达到国际化,大学也应该制定全球技能学习目标,开展师资队伍国际化建设,保证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协同发展,并开展跨文化教育和世界公民教育。

  如何评价大学国际化的成功和其对全球社会的贡献?本文作者认为,如果全球各高校能培养出具有全球性知识、全球性技术、全球性态度、全球性经验和全球性价值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世界公民,当他们承担起各行各业乃至国家领导责任时,他们比别人更懂得人类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是不因国界而变的。他们还比别人更懂得在当今世界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有多么强大,资源多么丰富,也不可能靠一国的力量解救全人类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所以,他们在“通力合作”和“不惜余力竞争”两者之间会选择前者;他们注重的是世界和平而不是一国霸权他们关心的是人类存亡而不是个人的历史垂名。所以,高等教育国际化在世界各国普遍成功的时候,它将有助于减少国际争端,增大国际合作和包容,灭绝国际恐怖分子,完善社会公平,铲除贫困,最终建立一个和平和谐世界,这将是大学国际化的最终目标。

高等教育国际化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清华大学的案例

袁本涛 潘林

(刊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09年第9期)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也是发展中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必然路径。所谓高等教育国际化,我们认为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及其高等教育机构为因应全球化背景而在战略上设定国际前沿目标并付诸行动的过程在实施层面表现为具体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及其效果。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本质是按照国际高等教育界通行的理念、准则和规范指导办学,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从而提高一国或者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办学水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能力的人才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三个面向”方针的指导下,大踏步地加快了国际化的进程。清华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排头兵,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将国际化设定为学校发展的一条基本路径。在发展战略上,学校紧紧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全面增强教学和研究的国际竞争力;在战术上,坚持“开放式”办学,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不断探索和完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一、理念建构: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应对国际人才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我国政府先后出台“211工程”、“985工程”等促进高等教育尤其是高水平大学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以期造就一批具有高度国际竞争力的优秀大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我国大学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雄心和信心,不少大学纷纷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相比兄弟院校,清华大学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则显得更为自觉。

  国际化对于清华大学来说并不是一个崭新的话题。基于其建校的特殊背景,早在建校之初,清华大学就开始了国际化的历程,不过那时的国际化主要是指“美国化”.解放后,和全国其他高校一样,清华大学的国际化又走上了“苏联化”的道路。即使如此,清华大学从未放弃对“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国际化”的追求。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国际化”战略在理念上更清晰、更自觉、更理性。早在8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的官方文件中就出现了瞄准世界先进和一流水平的“社会主义大学” 的提法。1985年,清华大学提出“争取在九十年代,把清华大学办成一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世界先进水平的社会主义大学”。1993年,清华大学明确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到2011年,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争取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2006年,《清华大学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又明确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三个九年,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1994-2002年的第一个九年,调整结构,奠定基础,初步实现向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过渡;2003-2011年的第二个九年,重点突破,跨越发展,力争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012-2020年的第三个九年,整体推进,全面提高,努力在总体上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2020年以后还要继续推进建设,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争取达到或接近世界著名一流大学的水平。”2008年12月底,由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主持的“十五”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一流大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通过专家评审组验收,报告再次强调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性。可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是清华大学一以贯之的自觉追求。

  二、办学实践: “对国际开放”

  20世纪90年代中期,王大中校长提出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大学的办学总体定位。清华大学的“开放式”办学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对国内开放,面向社会,密切与地方和企业合作为社会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是“对国际开放,面向世界,加强教育、科技和文化的国际交流和合作吸收各国高等教育之长,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国际化促进清华大学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成为一项明确的发展战略。由此,清华大学在学生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无不体现开放式”的办学理念,以期通过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提升学校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和声誉。这在一系列显性指标上都有明确的反映。

  1.学生的国际流动

  学生的国际流动是大学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从方向上看,学生流动分为流入(国际留学生和流出(本国学生接受时间不等的海外学习) 两种形式。

  (1)留学生的数量和层次分布。

  改革开放以来,清华大学的留学生数一直呈现递增的趋势,特别是2000年以后,增长速度大幅提升(见图1)。截至2007年底,清华大学有来自个国家共计2204名在校各类留学生,此外,还有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学生243名。

  就留学生的层次分布而言,自2003年起,学历生的数量超过了非学历生数,成为清华留学生的主体。在学历生中,本科生的数量最多,一直占据主体地位。2000-2006年,本科、硕士、博士三种学历生的数量均有大幅度增长,但硕士研究生的增长速度最快(见图2)。

  (2)本国学生公派出国的途径、数量及层次分布。

  截至2006年底,清华大学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所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通过交换生、联合培养、国际会议、合作研究、竞赛、实习等多种形式派遣本国学生出国学习。2004-2007年,清华大学公派学生出国(境)数以平均每年24.5%的速度递增(见图3)。其中,研究生出国(境)人次最多,约为本科生的4-5倍;短期研究和国际会议是研究生出国学习的主要途径。

  2.教师队伍的国际化

  师资力量是衡量一所大学办学条件的重要指标,它直接影响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也影响着学校培养人才的目标和质量。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其师资力量往往是高度国际化的,这已被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证明。近年来,清华大学采取了培养与引进并行的办法来促进教师队伍的国际化。

  清华大学实施了“百名人才引进计划”等一系列措施,从国内外引进了一大批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其中许多已成长为学校的学科带头人。这些学术骨干多数具有海外学习和研究经历,很多从海外名校获得博士学位。他们的引入,大大丰富了教师学术背景的多样性,提升了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水平。以经济管理学院为例,截至2008年6月,学院共有教师123人,其中从海外及香港地区高校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有35人,占该院教师总数的28%。

  同时,学校通过推行“教学骨干派出计划”、“中青年教师海外研修提升计划”等项目选派优秀中青年教师到世界一流大学学习或参与教学研究工作以此加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2004-2005年,中青年教师进修数量都为60人左右,2006年达到人左右,其中,副教授是主要的受益对象。2007年学校因公出国、出境的教职工达到3800人次以上。

  在优化本土教师学源背景的同时,清华大学还采用多种形式,积极引进国外优秀的教育资源和智力资源,在提高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加强重点学科建设和新兴学科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中间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等。这些世界知名学者的引入,不仅极大的带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还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人才引进的“放大效应”。

  2001年,学校设立了“清华大学讲席教授基金”, 用于聘请国际著名学者或教授团组来校执教、参与科研并指导研究生。2001年学校聘请美国工程院院士、普度大学教授萨文迪(Salvendy )担任新成立的工业工程系系主任;2004年,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前哈佛大学景观学系系主任欧林教授出任建筑学院景观学系系主任;巴黎十一大的教授组成的数学系讲习教授团组,将全套课程搬上清华讲台并亲自讲授;经管学院也聘请了位讲席(特聘)教授任教。截至2007年底,清华大学共聘请讲席教授团组20个,有100余名世界一流大学的教授、副教授通过该制度来清华工作。

  3.教学与课程的国际化

  1996年,OECD 将“课程国际化”定义为“一种为国内外学生设计的课程,旨在培养学生能在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工作环境下生存的能力。”西方学者莫里斯哈拉雷(Maurice Harari)认为,课程国际化不仅包含外语训练和国际区域研究学科的发展过程,而且还包含将全球视野引入一般学科的“学科普遍化”过程。清华大学教学与课程的国际化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将跨文化理解、国际合作精神等内容融入现有课程中,关注国际上普遍重视的重大问题及与此相关的学术前沿研究。例如,清华大学在全国率先为非环境专业学生组织开设了本科生全校性选修课5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6课组,着力培养学生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关注。

  其次,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的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稳步推进双语教学。据统计,2006-2007学年度,全校开设本科双语教学课程125门(外文授课比例50% 以上), 采用英文原版教材的课程200门,其中信息、生物、法学、经济、管理等专业开设的本科双语教学课程(外文授课比例50% 以上)65门,占所开设课程的16.1% , 采用英文原版教材的课程占所开课程的23%。同时,清华大学面向来华留学生和国内本科生开设87门本科生全英语授课课程,分布在20多个院系,其目标既在于提高本国学生的专业水平,也为促进交换生、留学生等国际交流项目的开展提供条件。

  最后,利用海外教育资源,开设全校选修课。清华大学于2007年9月开设了“海外名师讲堂”课程这是学校为进一步整合海外名师资源、增强校园国际化氛围、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而设立的校级选修课。该课程每年举办讲座20场左右,面向全校学生开放,采用IC卡考勤的方式,学生可自己决定完成课程的时间。该课程包括两个系列:“全球领导力系列以高端、宏观、有利于提升学生领导力的人文社科类演讲为主,演讲人为外国(前)政要、重要国际组织领导人、国际知名跨国企业总裁、世界知名大学校长等;“前沿科技”系列以学科前沿、交叉领域、介绍最新学术动态与成果的高水平学术报告为主,涵盖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演讲人为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等世界级著名学术大奖获得者,以及不同学科领域的世界著名学者等。

  4.国际合作研究

  清华大学积极推进高水平的科研合作,提高教师与学生主持、策划、参与重大国际项目的能力;同时依托国际会议,促进科技和学术成果的国际交流。2004-2007年,清华大学新签涉外科研合作项目数以平均每年30.5% 的速度递增。除2003年因“非典”显著下降外,2002年以后清华大学主办的国际会议维持在每年多于60次的稳定水平(见图4)。2001-2006年,清华大学的国际合作项目的合同金额和到款项金额均呈上升趋势(见图5)。

  通过加强国际化,近年来,清华大学师生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也表现不俗。国际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往往被列为衡量一所高校科研水准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2006年,清华大学被网络版《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论文总数为2866篇,被《工程索引》(EI)收录的论文总数为3317篇,被《科学技术会议录》(ISTP)收录的论文总数为1579篇。2006 年与2003年相比,清华大学发表的国内和国际学术论文总数增长了20%左右,而SCI 论文被引用篇数和被引次数分别增长了85% 和135% 。据统计,清华大学被SCI、EI、ISTP 收录的论文数近年均保持全国高校首位。

  5.国际合作办学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清华大学国际合作办学项目不断完善。目前运行比较成熟的学位项目有清华大学-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硕士生联合培养项目、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美国MIT斯隆管理学院合作培养IMBA 项目、“中法4+4” 双学位合作项目、中法环境硕士联合培养项目等。

  以清华大学-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硕士生联合培养项目为例,其独特之处在于互派学生,双方商定培养方案,学分互认,两地培养,双授学位。该项目直接带动了清华大学英文课程的建设。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顾秉林校长在德国亚琛工业大学举办“清华大学- 亚琛工业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学位授予仪式”, 这是清华大学首次在海外举行学位授予仪式。这一行动表明,清华大学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从项目启动到2007年9月,清华大学共有155名学生赴亚琛工大学习,亚琛工大有73名学生到清华学习。

  三、清华大学国际化办学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清华大学的国际化办学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从方式上说,对外交流与合作从单纯的吸收少量外国学生、公派部分留学生、教师短期的访问合作等方式发展成一套全面的多渠道、多层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模式。目前,清华大学已经与一批世界知名大学和机构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通过联合培养、交换交流学生、国际会议等多种形式,不断拓展面向世界的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参与大学国际组织和联盟,促进双边及多边合作;策划和推进重大海外文化和学术交流活动,从而全力提升学校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

  第二,从活动主体(政府-高校-院系)上说,清华大学及其各院系在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以凸显。一方面,随着高校自治权力的扩大,学校拥有更大的空间开拓对外交流的广度,增强对外交流的力度。以中外合作办学为例,早期的合作项目多由政府主导,如清华大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硕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及中法环境硕士联合培养项目等,均由我国教育部与外国教育部谈判并签署合作协议,然后由清华大学和对方指定大学具体实施。近年来,学校及各院系主动走出国门,自主开创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主要提供政策、资金支持和方向指导,而清华大学拥有越来越多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清华大学在承担教学和研究任务之外,主动发挥其社会服务的功能。从2001年起,清华大学接待外国国家元首和政要、外国政界、商界、学界人士和授予名誉学衔的数量都有明显增长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清华大学在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方面采取越来越开放和主动的姿态,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三,从学生参与来说,除了参与人数的急剧增加,参与主体的层次也在逐步从研究生向本科生下移。清华大学早期的学生对外交流项目主要针对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从2002年起,本科生的出国交换、短期实习等项目迅速增加,当年本科生因公出国人数较上年增长86. 9%。2003年清华大学新生研讨课的设立,成为教学改革的一大探索。2004年起,学校又在本科生中开展“大一外语强化训练暨外语文化活动月”活动,聘请大量外籍教师和外籍志愿者,创造纯英语的交流环境,着力提高本科生的英语听说水平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由此可见,清华大学在对外交流和合作办学方面的参与主体正在逐步从研究生向本科生下移。

  当然,目前清华大学的国际化办学还存在一系列问题。

  首先,目前清华大学对于国际留学生的吸引力还达不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相比于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清华大学目前的留学生比率仍然偏低。2007-2008学年度,牛津大学的非英国籍学生(官方统计中包括欧盟学生、国际学生与国籍不明者)占全校在校生数的30.7% , 哈佛大学的国际留学生(International Students)比例为而同年清华大学的留学生比例仅为6.8%。由于历史原因,本国学生与外国留学生的住宿和学习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离,两者的交流仍然不足。另外,从国际留学生的来源来看,清华大学的留学生多集中在韩国、日本等临近国家,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学生的吸引力还非常不够。

  其次,对于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体制借鉴不够。国际化强调的是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从而达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本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实现人类相互理解与尊重的目的。当前清华大学的多数国际化办学举措都以项目为中心,以活动为表现形式,对于办学形式的借鉴居多,但对于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体制等制度层面的借鉴仍然不足。

  再次,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借鉴居多,输出不足。按照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先生的外缘现代化理论,欠发达国家(主要指非基督教文明地区即西方发达国家以外的地区)的晚期现代化主要是从外部国家移植或引入现代化生产要素及现代化文化要素的过程。20世纪,中国教育体制的现代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吸收和引进先进国家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体制,并与本国传统不断斗争并最终取得协调、适应、内化的过程,因而具有较强的依附性。而在现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应该是双向的,既有相互的借鉴,亦有对彼此的输出。目前清华大学的国际化发展在很多方面仍然体现出“依附性”的特点,即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借鉴居多,输出不足。

  总之,国际化发展道路是中国高校因应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全面提高办学水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手段。清华大学的国际化发展路径与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是紧密相连的,但是距离建成一所国际化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等学府还有一段距离。值得指出的是,我们所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不是在中国建设一所哈佛大学或者而是要建设符合国家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这就要求我们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和国际一流水准的大学“形似”、“神似”, 更要有自己独特的“基因”和“灵魂”。从“形似”到“神似需要我们付出艰巨的努力,而自始至终把自己独特的“基因”和“灵魂”贯穿其中则是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  

中国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践行与展望——以武汉大学为例

卢江滨 李晓述

(刊载于《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飞跃,高等教育国际化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被普遍接受并成为时代潮流。在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界从接触、到争论、进而认同并勇于实践国际化的历程。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包含着极为广泛的内容,涉及到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而高等学校的三大功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和社会服务之中,核心功能是人才培养。因而,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或者说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必然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30年来,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挑战,中国高校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一直在不懈地探索和实践。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挑战

  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中国高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中国高校的人才培养,从理论到实践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相比,中国高校的国际化程度还远远不够,在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方面也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我们可以欣慰的看到,大多数中国高校已然意识到人才培养国际化的重要性,正不断加强理论研究,并在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培养符合国际化要求的人才,中国高校需要实现三大方面的转变,以真正形成人才培养的国际化环境。

  (一) 人才培养理念的国际化

  革新传统守旧的人才培养理念是实现人才培养国际化的前提。我国高校,尤其是一流大学,正逐步走上“开放式”办学的道路,以培养世界一流学生为目标,因此,确立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理念至关重要。为此,武汉大学很早就提出:“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探索具备中国文化、中国背景、中国特色的、国际化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还有些高校提出要培养具有国际意识的世界公民。这足以反映出中国高校人才培养理念的历史性转变。

  (二) 人才培养体系的国际化

  人才培养体系的国际化包含诸多要素,包括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培养内容的国际化等,而培养模式的革新是关键所在。我国传统的培养模式,如班级授课制,重形式不重效果,重理论不重实践,重专业不重素质,存在较多弊端。欧盟高校在教学模式方面有较多可取之处,例如“双校园模式”, 还有近年推出的“多校园模式”的国际联合硕士项目,学生在三至四所大学修完硕士课程, 最终可获多校联合颁发的硕士文凭。

  此外,在培养内容上,我国高校必须加强国际性课程建设,包括开设专门的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或国际主题的课程、引进国际通用的先进教材、开展国际问题研究等等。

  (三) 人才培养环境的国际化

  人才培养环境的国际化,也可称为校园国际化建设,即营造国际化办学的大氛围,主要是三个方面即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学生构成的国际化和学生交流的国际化。香港地区各大学的外籍教师已逾剑桥大学有12% 的本科生和50% 的研究生来自世界各国,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仅每年暑期到国外交流的学生就超过500人。通过简单的数据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环境的国际化方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中国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践行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高校就开始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武汉大学等重点大学是中国最早开始对外开放的高校,也是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先驱。1979年,中法两国政府正式签署“文化交流计划”协议后,在两国教育部的支持下,武汉大学就开始了与法国高校在人才培养领域的合作与交流。经过30多年的努力探索,尽管还有困惑与彷徨,中国高校在国际化人才培养领域已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尽管中国高校由于受地缘等因素的影响,整体发展水平不太平衡, 国际化办学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以下举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 创设国际联合培养特色班

  30年前,国际特色班是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试验田”。如今,这块“试验田”已产出了累累硕果,为国家培养大量的高端人才,并极大地推动了所在高校的学科建设。

  从1980年起,武汉大学开设“中法数学试验班”及“中法数学(博士)试验班”。该试验班由中法两国教师共同担任教学工作,分别用汉语和法语进行教学。该试验班共培养了500多名毕业生,其中有多人曾赴法留学或获得法国博士学位,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已成为中国重要科研机构或知名高校数学学科的带头人。此次合作还造就了徐超江(1994年国际阿提雅奖获得者)、吴黎明(28岁晋升教授、曾为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文志英(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等一批杰出的青年数学家。

  目前,武汉大学同时开办了10多个中法联合培养特色班,如中法经济法语双学位班、中法法律法语双学位班、中法七年制医学试验班、中法放射物理硕士班、中法化学本硕连读班等。武汉大学还与德国斯图加特大学、伍珀塔尔大学、马尔堡大学等高校合作开设了大地测量、媒体印刷、法学等专业的国际特色班。国际特色班正成为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中国高校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

  (二) 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引进国外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包括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优秀的外籍教师和科学的教学体系,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改进、创新学校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国家大力提倡的、促进中国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

  2002年,武汉大学与美国世界健康基金会(也称HOPE基金会)合作创办了“武汉大学HOPE护理学院”。该学院聘请国际知名的美籍护理教育专家、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玛莎.佩翠尼博士为院长,并对学院护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革。仅仅三年之后,该学院成为中国内地仅有的两所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护理学院之一,该学院也成为中国最高水平的护理学院之一。2008年,该学院培养的护理学硕士毕业生就业率居武大第一位。2005年,佩翠尼教授获湖北省政府颁发的“编钟奖”;2008年,她又获得国家外专局颁发的“友谊奖”。

  (三) 推动国际学生交流

  国际化的人才首先应该有国际经历,在广泛磨砺的基础上形成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因而学生的跨国流动,即“第二校园”经历的获取,是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宝贵途径。许多大学,包括中国高校,都与外国交流伙伴学校之间达成了学生互换协议;不少国家和政府,例如新加坡教育署,设立了支持本国学生出国交流的奖学金;还有一些国际组织还发起了地区性的学生交换项目,例如欧洲联盟发起的“伊拉斯莫计划(Erasmus Program)”。

  武汉大学将国际合作与交流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之中,重点在于通过国际交流,努力拓宽培养渠道,尤其是大力推动学生出国交流。2008年,武汉大学执行了70多个学生出国交流项目,选送了多名本科生赴国外高校学习和交流,其中包括法国巴黎十一大、日本早稻田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名校。同时,为推动双向交流,武汉大学自2006年开始每年举办全英文授课的“珞珈国际夏令营”。

  (四) 创立国际科研合作平台

  国际科研合作机构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把握国际前沿动态人才的最佳平台。在高水平人才培养方面,武汉大学借助活跃的国际交流,组建国际科研合作机构,着力打造高水平科研人才的培养基地。

  近年来,武汉大学着力打造了十多个国际科研合作平台。例如,2007年,武汉大学设立了三所国际科研合作机构:武汉大学医学部与法国健康医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合作建立的“中法肝病研究所”;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与美国耶鲁大学免疫学系合作建立的“海外留学人员开放实验室”;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与泰国科技部合作建立的“泰国诗琳通公主国际信息科学研究中心”。国际科研平台对于促进武汉大学与世界一流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培养世界一流的科研人才意义重大。

  三、中国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

  目前,高校的国际交流,已从最初的相互考察、相互了解的“广交朋友式”的阶段,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联合培养人才和合作科研的实质性合作阶段。然而,尽管中国高校在国际化人才培养等 领域已取得了为世人称道的长足进步,深化实质性的国际合作,却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历程。中国高校具有自身的国情和校情,如数目众多、层次不一、水平不齐等,但在国际化人才的联合培养领域所面临的问题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一) 国际交流的受益面太小

  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高校,都对开展国际交流提出了符合自身实际的规划,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或国际化的人才,似乎已成为中国高校的普遍追求,尤其是“211”或“985”高校,更是制定了建设“国际化或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高校国际交流的现状做一个客观的、以数据为基础的分析,不难发现,这一目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还只是“美好愿景”。

  以本科生的短期出国交流为例,武汉大学目前每年有机会出国交流的本科生人数在400人次左右相较武大每届近8000人的本科生人数,出国人数的比例勉强达到5%。西欧发达国家高校本科生出国的比例一般为20% 到30%。而中国高校要实现本科生出国比例10% 的目标,至少还需要5至8年的不懈努力。

  具体到国际交流的其他方面,譬如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组织的活动、学生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等等方面,机会依然稀少,还是“僧多粥少”的局面。

  (二) 学生交换项目难以持续发展

  开展学生交换项目应该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直接、有效的方式。正所谓“足行千里路,胜破万卷书”, 在国外学习的经历对于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思考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至关重要。目前,中国高校都在不遗余力地与国外大学商谈学生交换事宜,也开展了不少学生交换项目。然而,几乎中国的所有高校,包括“985”大学,都面临着如何推动学生交换项目可持续发展的难题。例如,武汉大学与亚洲地区大多数一流大学都有学生互换协议,但往往是我方派送出国的学生大大多于接受对方学生人数,派出与接受的比例约为10比1。长此以往,在无法实现平等互惠的情况下,合作学校将不得不削减与武大的交流生名额,有的甚至暂停交流项目。

  究其原因,有如下两大因素需要考虑:(1)目前中国不是吸引发达国家学生前来留学的主要目的地比如新加坡、日本高校的学生更多地愿意去欧美学习。(2)在教学方面,绝大多数中国大学没有提供多学科、成系统的全英文授课课程,仅仅依靠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来吸引交换生是远远不够的。

  (三) 研究生的国际联合培养阻力较大

  目前,由于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很多中国大学都实行两年制的硕士研究生培养体制,学生须在第一学年完成硕士阶段的全部课程,第一学年结束后的暑假就须立即着手准备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第二学年就面临完成论文并要四处找工作的实际问题。因此,硕士生的国际联合培养方案困难重重。

  而博士生国际联合培养面临的问题之一是部分博导同国外高校和科研机构联系较少,因而无法送博士生出国进行联合培养或攻读博士学位,之二是部分博导虽然同国外高校和科研机构联系较多,由于需要博士生承担科研任务,不愿意送自己的博士生出国进行联合培养或者攻读博士学位。其结果是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5000人计划”很难落实。

  (四) 国际科研合作流于形式

  立足高层次人才培养,搭建高水平国际科研合作平台一直是中国一流大学国际交流工作的重点。武汉大学目前已成立了10多个此类平台,但总体而言还缺乏深层次的合作。

  1.已成立的国际联合科研机构成效不显著,没有达到促进某些领域科研水平大幅度提升的目标。

  2.部分联合科研机构申请不到项目,或无法申请到如“欧盟第7框架计划”等大项目。

  3.合作形式比较简单,如联合举办会议,合作发表论文等。

  四、中国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展望

  无须讳言,中国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之路充满艰辛,国际交流工作可谓任重而道远。展望未来,中国高校要真正实现人才培养的国际化,还需要在如下三个方面多加努力:

  (一)加强高校国际交流的能力建设世纪90年代以来,在OECD和UNESCO的文献中,“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一词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对能力建设最通俗的理解,可引用一句中国谚语,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来加以诠释。

  培养国际化人才一直是高校国际交流工作的根本任务之一。为完成这一任务,需要高校不断加强国际交流的能力建设。中国高校应当积极创新教育理念,选聘一流师资,并在培养模式和教学内容等方面不断革新,推动自身的国际化进程。例如,制约中国高校与国外伙伴大学互换学生的瓶颈问题 是中国高校全英文授课课程太少。清华大学利用“985计划”专项经费,每年资助开设90门全英文授课课程同济大学新近推出10个系列、140门全英文授课课程。广州暨南大学于2001年设立国际学院,开设了国际经济与贸易等8个专业的系列课程,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实行全英文授课。

  (二) 加强人才培养环境的国际化建设

  人才培养环境的国际化建设应该是高校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工作的努力方向。人才培养环境的国际化建设包括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软件建设则主要包括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构成,管理人员的国际化意识、学生国际经历的获取等方面。

  可采取如下措施:(1)吸纳海外高层次人才加入科研团队;(2)引进社会机制推动学生出国交流,扩大学生出国规模;(3)以联合培养博士为纽带,深化国际科研合作;(4)加强管理人员的海外培训等。

  (三)加强人才培养的跨境输出能力建设

  高校人才培养,其宗旨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所需人才,而从全球性的视角看,则是培养世界公民,培养人类发展有用人才,由此则产生了人才培养的跨境输出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输入国,在跨境高等教育领域,跨境输入远远大于跨境输出。中国政府和中国高校已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开始积极尝试着改变这一局面。目前,中国高校采取的举措主要是创新留学生培养的模式和提高留学生培养的素质。

  武汉大学在人才培养的跨境输出领域有所突破。从2005年开始,武汉大学分别与越南河内外国语大学、韩国淑明女子大学合作开展“2+ 2”双学位项目。越南、韩国学生在其母校学习两年后,前来武大继续学习两年,可获武汉大学汉语言学士学位和其母校的学士学位。此类项目进展顺利,有望推广到其它专业。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高校都在努力推行自身的国际化办学战略。国际化人才培养,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也引起了中国高校的充分关注和践行。中国高校应当在立足国情和校情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一条适合自身需要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之路。 

西安外国语大学高等教育国际化探索之路

王峰

(刊载于《教育与职业》2011年第12期)

  西安外国语大学创建于1952年,是新中国最早创办的4所高等外语院校之一,是西北地区唯一一所公办外语类高校。学校的前身是西北大学俄语系、兰州大学俄语系、中共西北局党校俄文班合并组建的西北俄文专科学校,招收俄语专业本科生,1958年更名为西安外国语学院。建校年来,几代西外人扎根西部,励精图治、薪火相传,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发展,走开放式、国际化办学道路,实现了由单一外语院校向突出外语特色,文、理、经、管、法、教育、艺术诸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教学研究型外国语大学的转变,为地方高校走国际化道路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国际化办学的积极探索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开放式办学”“教育国际化”“全球大学”等概念日益进入我们的视野。西安外国语大学抓住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史机遇,结合自身特点,进行了国际化办学的积极探索。

  学校发挥自身优势,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学校先后与国(境)外130所大学和教育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并先后被教育部确定为富布莱特项目定点院校、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来华留学生委托培养单位。学校还先后与70余所国(境)外教育机构和知名大学开展了联合培养博士、硕士、学士的“双校园”合作项目,开辟了美国、新加坡和英国等海外实习基地。在哈萨克斯坦和阿根廷建立了两所孔子学院。与美国洪堡州立大学合作创办了西外洪堡学院,与法国巴黎摩达尔时装艺术设计学院合作创办了西外巴黎时装艺术设计学院。学校与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管理会计师公会合作开办了ACCA教改班、CIMA教改班。韩国文化院、德国歌德学院、美国普城英语集团分别在学校设立了“世宗学堂”“歌德语言中心”“秦苏珊英语中心”。此外,学校设有教育部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国家留学基金委留学预备教育中心、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留学培训基地。学校每年聘请60名外籍专家和教师在校担任长期教学任务,每年派遣超过500名学生赴国外交流院校学习,同时每年有800余名外国留学生来校求学,每年接收120名合作院校的学生来学校学习汉语或专业课程。

  以学分互认为突破口,积极开展国际教育交流

  秉承开放式、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已逐渐成为高校创建一流的战略追求。作为一所地处西部的省属高校,如何克服地域、资源的劣势,积极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实现学校事业的科学发展,是西安外国语大学长期探索的问题。在积极探索国际化办学路径的过程中,西安外国语大学以学分互认实现了突破。在学分互认的基础上开展中外联合人才培养,是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重点项目为抓手,全面推进学分学历互认工作

  近年来,学校在开设的20余门外国语专业中,与语言母语国家高校广泛开展以学分互认为基础的多种模式的交流,共同制订双方认可的教学计划。其中,美国休斯顿维多利亚大学GMBA项目、法国蒙彼利埃商贸大学双文凭项目、洪堡学院项目等已颇具规模。在这些项目中,学生只要获得双方学校规定的学分,就能获得双方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这种模式综合了中西方教育各自的优势,让学生能同时接触到国内外的优质教育资源。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外语水平,而且使学生对国外的人文背景、生活方式有了直观的了解,加深了专业知识学习,改变了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

  以双学位研究生教育,带动人才培养层次提升

  学校是中国教育部指定的与国外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单位之一。2005年开始,先后与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利摩日大学、普罗旺斯大学以及德国明斯特大学开展“2年国内+2年国外”“1年国内+3年国外”等联合培养博士项目。项目引进先进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学模式,互相交流优质的课程、教材、师资资源,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开展博士、硕士研究生教育。2009年,学校第一名联合培养博士顺利毕业,并得到了由法国、中国专家联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这种合作模式有利于深入地了解和学习外方的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对培养高层次外语人才,促进国际、国内优质教育资源衔接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我国的优势教育资源走出国门,被国际认可。

  以学科专业的交叉创新,提高人才竞争力

  学校打破原有学科专业设置规定,以外语等优势学科为依托,建设了新的跨学科专业和教学组织模式,形成了学校的特色和比较优势,并以此为基础,与其他国家或地区高等院校开展学科交叉、学位交叉培养人才,提高人才的国际竞争力。

  学校与香港浸会大学合作,对英语专业的毕业班学生进行相关基本知识培养后,把他们送到香港浸会大学攻读新闻与传媒专业的硕士学位,使学生所学知识综合英语和传媒两个学科专业,将原来的本科培养目标提升到硕士层次,提高了人才的竞争力。与此同时,学校还与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日本武藏大学等数十所高校开展了“3+1+1”或“4+1”的学科学位交叉、本硕连读培养项目。通过学科交叉、外语与其他专业的融合,促进了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体现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根本要求,学校学生的竞争能力大大提高。

  西外毕业生以“外语功底扎实,交际能力强,综合素质高,适应工作快,敬业爱岗,踏实肯干,有发展潜力”而深受用人单位欢迎。学校本科生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0%以上,研究生就业率超过95%。学校现有研究生、本专科在校生2.4万余人,有28个院、系、部教学机构,39个本科专业,4个一级学科硕士点,39个二级学科硕士点,2010年获批成为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与国外4所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香港科技大学的国际化办学理念及启示

朱艳

(刊载于《现代教育管理》2012年第5期)

  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如今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不可抵挡的一个潮流,大学纷纷将国际化作为谋求自身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更是年轻大学实现“异军突起”的必然选择。香港科技大学作为一所年轻的、充满活力的而又急剧上升的现代高等学府,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国际化的理念始终贯穿着香港科技大学办学的始终。在发展战略的制定与选择上,学校紧紧围绕“国际化”这一办学理念,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拓展学术研究空间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香港科技大学正是通过走国际化的道路,在较短的时间内创造了自己的“学校品牌”,并迅速进入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之列。

  一、国际化理念的构建:“着眼世界”的创校理念与“国际化”办学定位

  香港科技大学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香港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高等学府,同时它的创建也是香港高等教育发展现实的客观需求。因此,这就使得香港科技大学从创校之日起一直秉承着“着眼世界”的创校理念,并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对学校进行了“国际化”的办学定位。在创校者的心目中其创校理念就是“着眼世界”, 即面向世界招收一流的校长、一流的教师和一流的学生。任何一所好的大学,一定要着眼世界,才能学无止境,学无国境,才能与世界知名的大学相竞争,而达到在世界平台上与他们平起、平坐、平行、平立,只有着眼世界,才不会变成井底之蛙,才不会拘于区域。

  定位是高校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科学定位对高校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创校者们深知,要想成功地办好一所大学,首先要为这所大学定位,只有找准学校定位,才能找到学校办学的突破口,才能彰显自己的办学特色和风格,实现跨越式发展。香港科技大学特别强调定位的区域性和自身发展的阶段性,“一所好的大学在一个区域,等于一条鱼在水缸里,拿出来就会干死。一所大学必须清楚学校在国家、地区和不同阶段发展的情况,比如属于哪种类型,与别的学校又有何区别等,这些都考虑在内,才会定位清楚”。基于此,自创校开始,学校就将“立足本地,发展成为国际上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型大学”作为学校矢志不渝的办学目标。按照这个定位,学校要在每一个精选的教研领域里走在国际前沿;学校要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与政府及工商界通力合作,把香港发展成为以知识为本的社会,这就为学校的未来发展勾勒出“国际化”办学的蓝图。

  二、办学实践:走“国际化”的办学之路

  香港科技大学在办学实践中,始终践行着“国际化”的办学理念,这也就使得这所大学里充满着浓郁的“国际化”色彩,而它也正是通过走“国际化”的道路,使得其在不足二十年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并成为国际上一所高度国际化的研究型大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师资来源的国际化

  师资队伍建设是大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之一,因为教师队伍建设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优劣与科研水平的高低,从而直接影响到学校的社会服务能力以及社会声誉等。大师、名师对大学的重要性人人皆知。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曾经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一代代教师的数量,一个学校要站得住,教师一定要出名。”国际化的办学理念要求打造一支具有浓厚国际化色彩的师资队伍。所以,香港科技大学组建了一支高水平的国际化师资队伍。

  学校从创建到现在,从校长到教师,几乎都是留学生。创校初期以吴家玮校长为首的科大人毫不苟且地追求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资深学者,组建了一支来自于北美和欧亚35个国家的顶尖学府的国际化优秀的师资队伍。学校400多名教授全部拥有博士学位,其中75%的博士学位来自世界一流研究型学府,包括哈佛、加州伯克利、普林斯顿、麻省理工、耶鲁、斯坦福、康奈尔、哥伦比亚、剑桥、牛津、多伦多、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创校校长吴家玮教授为学校选聘的人才做了定位:“一流的人,带来的是一流的人。二流的人,带来的是三流的人。三流的人,带来的人上不了流。在科技和企业管理这些进展神速、飞越时空的学术领域里,不赶一流,就上不了。”到目前为止,在学校任过教的有一位诺贝尔得主;两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四位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两位加拿大的院士;六位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两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值得一提的是,从建校到现在,从校长到教师,几乎都是留学生,并且每个人都有博士学位,这也是高校中的一个特例。

  香港科技大学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大学,聘请的教学人员,若以居留地为准,来自26国家;若以国籍计算,来自29个国家;若以出生地为依据,来自35个国家;若以民族分类,来自30个民族。从留学经历看,70%是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10%从加拿大回来,8%从英国回来,3%从澳大利亚回来。从这些数字来看,给人一种“它就是个小联合国”的感觉。这些教授在国际上都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和学术地位。

  (二)面向世界,实施重点研究领域的发展战略

  一流的师资促进了一流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大学,都是在一两个领域首先突破的。学科是大学组织的基本单位,一个大学不可能在很多领域同时达到世界一流,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高校。尤其是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学科建设更是促进学校发展的核心因素。

  因此,香港科技大学利用学校自身已有的学科优势,把眼光瞄准了整个世界,树立了“重点研究领域”的发展战略,并一直行之有效地指引着学校的发展,促使它从广泛的科研领域中,挑选那些能够帮助学校达到国际竞争优势和取得香港领导地位的研究项目,即通过教学和研究以促进学习,追求知识,特别注重科学、技术、工程、管理和商业课程建设及研究生的培养,并促进香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五个重点研究领域,包括纳米科技,生物科学及生物技术,电子学、无线通讯及资讯科技,能源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工商管理教育及研究。这五个重点研究领域都是对社会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领域,都是在香港发展知识型经济过程中扮演十分重要角色的领域,并且具有国际性、时代性,能够促进学校获得国际竞争优势和在本地居于领导地位的领域。

  学校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通过与工业界及本地和海外的学术机构的广泛合作,争取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树立和巩固了香港科技大学在这些领域的领导地位。在1994年成功输出最短波长,打破了世界记录,并对深紫外区的应用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成功开发基因晶片技术、鉴定中草药的品种真伪和效能、研制出新颖声学材料可有效阻隔低频环境噪音、成功发明全世界最小的单壁纳米碳管等。2002年,国际癌症研究协会提供100万港币,资助香港科技大学研究一种引起几类罕见及致命癌症的不正常蛋白质EWS等。

  (三)以科学研究为先导,追求学术卓越的国际化

  学术无国界,香港科技大学的使命是要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因此,它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发挥自己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优势,加强与国际工商业界建立合作关系。校长朱经武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要做成功,就一定要世界级的。”这或许就为香港科技大学享有的国际学术声誉做了一个重要概括。

  2005年5月,学校推出了《策略发展规划:2005-2020》,展示了学校高瞻远瞩的发展蓝图,通过该计划学校将在未来15年里,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学术领袖地位的高等学府。实施这一策略的核心是成立高等研究院。高等研究院是一所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典范的研究中心,其目标是要汇聚各领域的杰出学者,拓展知识泉源,成为世界的学术、科技中心,同时也是香港及大中华地区21世纪科学、技术、教育及经济的发展平台。2007年11月,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与美国史拔思科研院(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达成合作协议,设立香港科技大学高研院─史拔思科研发展实验室(HKUST-Scripps R&D Laboratory)。2008年,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结盟发展国际科研网络,推动红海的海洋生态基因研究及纳米技术,同年国家科技部国际合作公司与南沙信息科技园加强科技合作,推动双方在医药和其他领域的合作。

  三、香港科技大学的国际化办学理念对我国内地高校的启示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高等教育国际化已不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合作关系上,而是不断向国际合作项目和科学研究领域实现纵深发展。香港科技大学通过采取“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凭借着“冲天干劲”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为香港科技大学今日的成就奠定了基础。香港科技大学用自己的实践向世界证明了:能否走进世界一流大学或研究型大学队伍之列,不在于其办学历史的长短,而在于学校能否找到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纵观香港科技大学的发展历程,对我国内地高校正在实施的高水平大学建设之路具有重要启示。

  (一)办学理念是大学发展之魂,对大学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办学理念贯穿于学校的各项工作中,是大学发展的灵魂。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竞争更加激烈的国际环境下,办学理念尤显重要,因为办学理念的前瞻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大学发展的兴衰成败。世界一些知名大学无不是与其先进办学理念相关的。当我们谈到柏林大学时,就会提起“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办学理念;当我们谈到哈佛大学时,不得不提及“追求真理”;谈到北京大学时,就会提起“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谈到清华大学,就会谈及“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办学理念犹如一面镜子,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反射学校的光芒。香港科技大学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关键在于在其办学初期学校就确立了“国际化”办学理念,围绕这一理念制定了一系列的发展战略来指导办学实践。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校长在不同时期为学校所做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现任校长陈繁昌教授对前两任校长的工作做了精辟的评价:“吴家玮校长用很短的时间创办了科大,朱经武校长提升了科大的国际地位。”香港科技大学在“着眼世界”国际化理念的指导下,确立了“国际化”的发展战略,找到了一条适合学校发展的成功之路。它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步入享有较高声望的、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之列,它的成功可以说是创造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由此可见,办学理念对一所学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将引领和决定着学校办学的最终成败。

  (二)以科学研究为先导,增强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大学作为开放的组织系统,开展科学研究是其主要职能之一,并且通过其践行着服务社会的职能。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代,各国都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大学无疑是这场没有硝烟战争的主战场。所以,大学都非常重视科学研究,香港科技大学也不例外。香港科技大学在学术研究上不断取得突破,树立和巩固了它在一些领域中的学术领导地位。成功研制出可广泛应用在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学领域的世界上最小的单壁纳米碳管,揭示了鼻咽癌及食道癌的遗传病因,破译了全球第五个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的遗传基因,制成了全球首座“高楼摆动模拟器”等一批居于国际领先地位的卓越成果。截至2008年8月,学校已获授权的专利共140多项,正在申请中的共计360多项,逾九成为美国、欧洲、日本等专利,其中38%已被业界在产品开发和技术集成中采用。香港科技大学始终坚持以科技为先导的学术研究方向,在一些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为人类社会的福祉做出了新的贡献。它正是以国际化理念为指导,以“学术卓越”为追求,并将其作为学校在世界高等教育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从而确立了自己在世界高等教育中的地位。

  (三)一流师资是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强大推动力

  教师是大学各项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在学校的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曾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国际著名应用物理学大家朱经武说得好:“一流的学校就是要用一流的老师教出一流的学生,再让一流的学生造就一流的社会。”可见,一流的师资是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重要前提。香港科技大学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就是面向世界招揽了一批享有国际学术声誉的一流学术大师。这些学术大师把握着学术发展前沿和动向,催生了一批国际上有影响的科学研究成果,提高了学校的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为人类社会的福祉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一流的师资是香港科技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影响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诸多因素中, 归根结底是人的因素,即一批高水平的师资。内地高校要想真正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或高水平大学之列,必须改变用人观念,突破本土化的束缚,避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营造一个真实的“学术自由”之风。

  目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念在大学发展中逐步确立,并且已经成为大学谋求自身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国际化办学是大学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战略选择。香港科技大学所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它的国际化发展道路是与其实现高度国际化研究型大学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要充分借鉴香港科技大学走国际化办学的成功经验,坚持不懈地进行改革创新,走出一条适应时代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之路。

耶鲁大学的国际化战略及其启示

吴莉娜

(刊载于《高教探索》2011年第5期)

  2006年1 月《国际人文与和平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Peace)发表了一篇名为《大学扩大其活动范围: 从学生群体到研究活动,大学变得越来越全球化》(Universities Branch Out:From Their Student Bodies to Their Research Pracitices,Universities Are Becoming More Global)的文章,该文章对世界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前100所大学进行了排名,其中耶鲁大学名列第三。因此,本文选择以耶鲁大学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国际化战略展开研究,以期对我国大学的国际化路径有所启示。

  一、耶鲁大学的国际化战略

  (一) 将国际化作为学校发展的第一要务

  2005年12月,耶鲁大学制定了《耶鲁大学国际化:2005-2008——-新框架》(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Yale:2005-2008The Emerging Framework)。该份框架不仅是2005-2008年间耶鲁大学发展的指导方略,更是明确地提出了在21世纪的前十年里,国际化是耶鲁大学的第一要务,要集全校之力来推进耶鲁大学的国际化。

  事实上,耶鲁大学将国际化作为学校发展的重中之重并非始于2005年。早在20世纪70年代,耶鲁大学以教育家和外交家著称的金曼·布鲁斯特校长便提出了“耶鲁不仅是为耶鲁师生而存在,而且也是为美国而存在,耶鲁应该为世界人民的利益保持并提高其学术水平”。到了90年代中期,耶鲁大学便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了一系列项目和革新了一系列管理制度等来推动耶鲁的国际化之路。而将国际化明确确定为耶鲁大学的第一要务,也是在经过多年的摸索与总结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共识。以2004年为例,2004年年初,耶鲁大学布置下属各学院、各研究中心等思索与讨论如何推进国际化;耶鲁合作社将2004年的年度经费划拨了一大部分给有关研讨国际化的项目;耶鲁校园内召开了各式各样的关于耶鲁国际化的讨论会;耶鲁各个学院召集教师一起为耶鲁国际化出谋划策等等。经过2004年耶鲁全员的商讨,《耶鲁国际化》这份框架才得以出炉,“国际化作为耶鲁发展的第一要务”的理念从此深入耶鲁的每一个角落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认同与大力实施。由此可见,耶鲁大学对于推进国际化这一学校第一发展要务的慎重与重大决心。

  (二) 学生是国际化的核心

  在耶鲁国际化的诸多战略中,学生始终是其国际化的核心。即它的众多努力,始终是围绕学生展开的,如学生个体能力与视野的国际化、学生群体规模与来源的国际化等方面。

  1.通过课程改革等来培养耶鲁学生国际化的视野与能力。课程的改革主要体现在课程广度与深度方面。在课程广度上,因为相关教师的缺乏,导致很多国际性的课程无法设置。因此在耶鲁国际学生与学者办公室(简称OISS)等的努力下,耶鲁重点招募了有关欧盟政治与法律、当代中东研究、国际金融与财政、国际关系与事务、国际法规与政策等领域的国际顶尖专家,以开设这些课程,同时,也利用这些杰出学者与专家的国际视野与观点来加强课程的深度。除了招募专家来开设更多的课程以外,耶鲁也鼓励本校教师在课程上的突破与创新,并提供一切可能的资源来帮助他们开设新课程,如“国际理念与制度”、“当代挑战”等课程的开设,就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在课程深度上,课程的深度同样也取决于教师,为了让教师自身更加国际化并且能使课程更具国际化的深度,耶鲁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来提升教师的素质,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将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教师联系起来的跨学科研究项目与活动,如主题分别为“正义与担当: 本地、民族、区域与全球”、“身份、安全与冲突”、“民主: 过去、现在与将来” 等,通过这些活动,扩展教师的视野,进而提高课堂教学能力与教学质量。除此之外,学校还通过增加图书馆资源和相关信息资源,以促进课程改革,为提升课程的深度与广度服务。

  除此之外,耶鲁全球化学习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zation)等机构与项目开展与组织了各项国际性的活动,如安南、克林顿、弗里德曼、布里辛斯基等的公开演讲;有各个学科顶尖学者参加的国际性会议等,这些都是耶鲁用来拓宽学生国际视野、提升其国际能力的重要手段。

  2.让耶鲁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去国外学习、研究或实习,以培养他们的国际化视野,提升其国际化能力。在给耶鲁学生提供国外学习、研究或实习机会上,耶鲁主要从两个群体展开,一是耶鲁本科生;二是耶鲁研究生。群体与对象不同,提供的机会与项目也各不相同。

  首先是本科生。在本科生方面,耶鲁提出了给每一个本科生提供到国外学习、研究或实习的机会的目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耶鲁十分重视本科生的国外实习机会,特别是暑期的国外实习机会,如从2003年开始,国际教育与伙伴关系项目办公室(Offic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Fellowship Programs)等实施为期三年的“斗牛犬在英国”(Bulldogs in Britain)暑期实习机会,该项目的人数从2003年的14人增加到2005年的35人;另外还有“斗牛犬在北京”(Bulldogs in Beijing)活动。该项目到2006年发展到了布鲁塞尔、香港、蒙特雷、新加坡、东京等城市。除了到国外的实习以外,耶鲁也给学生提供了为期一个学期到一个学年不等的国外学习机会,学生可以在其正规的学术年限内自己申请或通过学校的一些项目到国外的学校学习与开展各式各样的工作,而耶鲁则认同其在国外学习的课程和所修的学分,这就大大增强了学生出国学习的兴趣与动机。如森林和环境学院的学生就到了如澳大利亚、瑞典、秘鲁、加拿大、尼加拉瓜、菲律宾、尼泊尔、印度尼西亚、肯尼亚等世界70多个国家展开学习与调查工作;建筑学院中国工作室的学生自2005年以来有很大一部分课程是在中国南部城市完成的;音乐学院也固定安排学生去国外学习,如2005年去南韩,且其学生每年夏天都会去米兰表演歌剧等。除此之外,耶鲁还特别鼓励学生自己通过各种方式和各种努力申请国外的学习、研究与实习机会,而耶鲁则会给予其在各个方面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支持,例如国际暑期奖学金(International Summer Award)等。

  其次是研究生。在促进研究生的国外学习、研究与实习的机会方面,耶鲁采取了两方面的策略,一是自己创设各项目与平台,二是充分利用各国际项目。在自己创设平台与项目方面,如与北京大学创立的北京-耶鲁研究生互换项目(Peking-Yale Graduate Student Exchange),耶鲁允许北京大学的学生来耶鲁学习欧洲与美洲史,而北京大学则允许耶鲁的学生去北京学习中国史等;如学校相关机构与可口可乐公司合作的可口可乐世界基金(the Coca-Cola World Fund),也是着力于给研究生和专业学院的学生的国外研究活动提供帮助与支持的。在利用国际项目上,如福克斯国际友谊项目(the Fox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为国际关系、法律、金融与财政、管理、当代史、环境政策、经济、政治科学等学科提供研究机会,而互换的大学则分别是英国的剑桥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中国的复旦大学、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印度的尼赫鲁大学、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南非的开普敦大学、巴西的圣保罗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

  3.采取各项措施,吸引世界各地最优秀的学生来耶鲁。在18世纪,四分之三的耶鲁学生来自康涅狄格州;到19世纪,四分之三的学生来自新英格兰、纽约、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等州与地区。20世纪前半期,耶鲁的学生则拓展到来自美国各个州与地区。到了今天,在国际化战略的努力下,耶鲁有的学生为国外留学生,分别是来自世界110个国家的1770名学生。为了吸引世界各地最为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和其它学生来耶鲁求学与深造,耶鲁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是表现在经济措施上。如对那些国外的申请学生,采用不考虑学生家庭经济情况(need-blind admission)的招生制度和实施以需要为基础的经济资助政策(need-based financial aid),后者即依据学生的家庭收入给予不同程度的助学金资助,以保证这些留学生不会因为经济负担而读不起书。如2006-2007学年,耶鲁便提供了5990万美元用于“以需要为基础的经济资助政策”。耶鲁研究生院同样也增加了给每一个被录取的研究生的经济资助,甚至还包括了完全减免学费和十分富足的奖学金。除了通过经济上的资助来吸引世界各地最优秀的学生以外,耶鲁也充分利用自己的校友资源,通过他们来与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的顶尖与优秀的中学(被耶鲁称之为feeder 即送料机)建立联系,以确保耶鲁留学生的生源规模与质量。

  (三) 各专门机构与项目的配套是特色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耶鲁为自己的国际化展开了一系列的努力,其中为此特别建立不少专门机构与配套项目,这也正是耶鲁在其国际化进程中重要的特色与战略所在。专门设立的机构与项目有如致力于推动与整合有关国际事务、社会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机构——耶鲁国际化与区域学习中心(the Yal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简称YCIAS);建于2001年的世界学人项目(the World Fellows Program)着重于耶鲁的国际领导力,以为世界各国“正在崛起的领导人”提供培训;专门给留学生和国际学者提供支持、服务与帮助的国际学生与学者办公室;专门给国外学生和教师提供语言帮助的语言学习中心(Center for Language Study);专门设立的全球化学习中心,着力于将耶鲁建设成一个国际化的学习中心,并聘请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罗(Ernesto Zedillo)担任该中心的主管;致力于扩大耶鲁本科生到国外学习的耶鲁国际教育和伙伴关系项目办公室;致力于为耶鲁日渐增加的国际化事务提供基础设施、管理与行政等事务方面服务的耶鲁国际事务办公室(a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为耶鲁国际教育提供咨询与建议、帮助的耶鲁大学国际教育顾问委员会(the University Advisory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帮助耶鲁大学校长安排与实施国际活动的耶鲁校长国际活动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它会详细地为耶鲁校长制定每年度的海外访问计划等。除了这些专门的项目与机构以外, 耶鲁还创设了专门服务于国际化的信息中心,如全球化中心网络杂志《耶鲁全球化》(YaleGlobal)、耶鲁与世界网站(the Yale and the World website)等。另还有专门为推进国际化创设或改进的校友团体与项目,如耶鲁校友导航团体(a Steering Group of Yale Alumni)、校友学院委员会项目(Alumni Schools Committee Program)等。除了这些新设或改进的机构与项目致力于国际化以外,耶鲁一些原有机构也将其工作重心转到了国际化,如耶鲁合作社等。这些机构、组织或项目,它们为耶鲁的国际化开展了各项实际且有效的活动,并为推进耶鲁的国际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四) 充分利用各项资源与注重细节是耶鲁国际化的重要经验

  1.对各项资源的充分利用。国际化对一所大学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挑战是巨大的。纵观耶鲁的国际化进程,充分利用各项资源也是其很重要的经验之一。如在财力的需求上,充分利用其学校声誉、校友资源等获得校友捐赠、社会捐赠等以分担国际化所需的巨大财力,如2005年250万美元的国际暑期奖学金,就是依靠各方面捐赠。在人力与物力上,耶鲁自然也是不吝使用其庞大的校友资源,在每一个国家建立自己的校友基地,让其成为耶鲁国际宣传、招生等工作的重要帮手。除此之外,它还积极的拓展各项可能的资源来为其国际化所用:如将耶鲁的访问学者、博士后人员等力量聚集起来,在各个国家建立各式各样的分会组织;与世界顶尖大学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东京大学、哥本哈根大学、加里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澳大利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北京大学等联盟与合作,共享国际化的经验与策略等。另外,充分利用耶鲁的国际形象与声誉,竭力参与重大的国际性组织与项目如联合国、世界经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博鳌亚洲论坛等开展的活动,甚至帮助自己的学生、校友等使其成为它们的一员;与世界各国的政要、重要媒体等建立密切的联系等。使耶鲁能在重大组织与项目、重要的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力量与作用,也是耶鲁充分利用各项资源来促进其国际化的表现所在。

  2.注重细节。国际化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耶鲁在其国际化进程中十分注重细节便是其应对“复杂”与更好国际化的重要特点与经验。具体表现在如为了帮助到国外学习的学生,特意为他们设置有关健康与安全、国际政策等的网站及配备医疗等方面的帮助;为到耶鲁的留学生和学者提供十分具体的签证、移民、语言学习等所有细节方面的服务;甚至为只是短期访学于耶鲁的学生提供住宿,如学年就给短期访学者提供了2100个住宿机会;为高级来访者提供办公室;对留学生组成的各项学生组织如阿拉伯学生协会、柬埔寨社区协会、罗马尼亚协会、德国俱乐部、越南学生协会、中国学生学者协会等给予大力的支持,并帮助他们组织一系列如政治、文化、宗教等节日的庆祝活动;通过杂志《耶鲁全球化》、各在线网站、“耶鲁与世界参考指南”、“耶鲁国际化谅解备忘录” 等提供包括饮食、住宿、文化习惯、咨询等全方位信息服务;扩大图书馆的数据库与信息量, 扩大其在世界学者中的影响力; 减轻一切与国际事务相关的行政管理上的负担,特别是重点简化了办事流程;在耶鲁对外宣传资料上颇费心思,无论是宣传片、收藏品还是纪念册、参考手册等,从其设计、生产到发送等每一个细节上都十分讲究。

  二、启示

  (一)国际化是大学向前发展的必然战略,但国际化具体路径的选择一定要建立在本校实际情况的基础之上

  在当前知识社会、全球社会的大背景下,寻求国际化是当今世界各大学生存与向前发展的必然战略,不同的大学都在采取各式各样的措施与方法来寻找与扩展自己的国际化之路。在耶鲁大学始于世纪中期且到21 世纪初期将其置于全校第一发展要务的国际化进程中,不难发现,国际化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立竿见影,它与学校自身的实力与基础密切相关。从前面的内容可知,国际化的核心是交流,是与世界各国的交流,而交流的成本是巨额的金钱与大量人力的投入,还有对方愿意与之交流与互动等,所以即便是愿意投入再多的金钱与人力,但也可能因为缺少被交流方而使国际化搁浅。而在交流对象的选取上,学校自身的实际情况即如实力、形象、地位、平台、资源等则是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如耶鲁大学这样的世界顶尖大学,不缺乏经济实力(有充足的生源、巨额的校友捐赠/社会捐赠等作基础),也不缺乏人力,更不缺乏前面提及的国际形象、顶尖地位、一流平台、优厚资源等,但其国际化也是在历经几十年的路途中慢慢发展、循序渐进的,由此,其它大学在其国际化战略与路径的选择上更应该秉持稳妥、谨慎、务实等态度,切实地结合自己本校的实际情况,踏踏实实、注重细节、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步国际化。另在追求国际化的过程中,不能本末倒置。国际化只是学校发展的战略,而学校的发展才是国际化的根本。而且,国际化的成效也取决于学校的实际情况,盲目冒进的国际化甚至可能会伤及学校的根本。

  (二) 国际化的核心指标是学生的国际化

  要稳妥、谨慎、务实的国际化,那么大学就应该深深的理解国际化的核心指标之所在,即国际化是在为什么而努力,努力的核心是什么, 评判国际化成效的指标是什么等。从前面的介绍中可知,耶鲁国际化的核心指标是学生,即学生的素质与能力、学生走出去与留学生走进来等是耶鲁国际化努力的重点。毋庸置疑,大学的根本是以高深知识来培养学生,学生群体结构的国际化、学生素质与能力的国际化等自然应是国际化的核心指标所在。学生有机会走出国外,可以大大增加他们扩展视野、提高能力等的机会,同时还可以扩大学校的国际影响;留学生有机会走进来,不仅有利于学校国际形象的提升、国际地位的提高,更能在文化交融、民族交融的情况下拓宽学生的视野与提高他们的能力。在这样的国际互动中,学生素质与能力提高了,有国际影响力的学生与校友增加了,学校的国际声誉、国际地位便会得到提升,各方面的资源会日益丰富(无论是捐赠、生源,还是社会资本等)等,学校会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得到长足的发展,而这不正是国际化的根本所在吗?当然,学生国际化是一个十分耗费财力的事情,如前所述耶鲁大学的所有本科生都有机会出国学习、访问或实习等便需要十分巨大的财力投入,且给来耶鲁的留学生减免学费并提供丰足的奖学金,也会让学校的收入减少和花费增加,但耶鲁的资金来源充足,故可以大规模的实施这些措施。相对于这样实力雄厚的世界顶尖大学,有些学校不得不先选择让教师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去或教师来源国际化,这也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事实上,教师的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服务于学生的国际化的。所以,不管受到什么样条件的限制,国际化的核心指标应是学生的国际化,因为只有学生国际化了,才能更长远、更全面的促进学校的前进与发展。

  (三) 校友是大学国际化进程中需要重点倚重与挖掘的资源

  从前面的内容中不难发现,校友资源是耶鲁国际化进程中十分重要的资源。如国际化所需要的巨大资金中有很重要一部分是来自于校友,以耶鲁学年的所有收入为例,其中以校友捐赠为主的捐赠收入占到了45%, 是耶鲁最大的收入来源,排第二的是政府所拨的助学金等收入来源占, 第三是医疗服务收入占16%, 学生学费收入占9%等。同样,在为耶鲁学生寻求国际化的学习、研究与实习的机会时,校友和校友团体是主要的力量;在世界各国顶尖中学为耶鲁寻找最优秀的留学生时,校友和校友团体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在为耶鲁网罗世界一流大师与学者的过程中,校友和校友团体同样发挥着最为积极的作用;甚至在耶鲁与世界顶尖大学、各国政要、重要的国际组织与联盟、国际重要媒体等建立联系的过程中,校友与校友团体仍然是最活跃的身影与最有影响力的力量。所以,如果能充分发挥校友的影响与作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与途径将他们的力量与功效最大化,无疑是学校国际化进程中的最重要助力之一。因此,应重视与校友的联络包括各式各样的常规性联系、经常性活动的开展等;将各个领域的校友以各种形式团结起来,如校友导航团体、服务于各种目的的分会组织等;将短期到耶鲁学习或研究的博士后人员、访问学者等都视为重要的校友资源。这些均是耶鲁挖掘校友资源的措施,同样也值得我国各高等教育机构学习与借鉴。

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新态势———以杜克大学为例

顾露雯

(刊载于《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年第3期)

  一、美国研究型大学培养世界公民的历史渊源与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第一次登上了国际舞台,成为超级大国。这场战争产生了一代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s),他们认为美国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决定着美国未来,了解世界是美国取得世界领导地位的必要条件。二战后,这群国际主义者进入了政府部门、主要基金会和大学,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但却高度有效的网络体系。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后,国际主义者抓住这个机会大力促进美国的国际研究,包括海外地区研究。大型基金会向大学提供了大量资金用于建立国际中心,为人文学科、自然学科和专业学科的学生提供国际地区研究的训练。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联邦政府根据第六章拨款条例(Title VI grants)规定向国际中心提供资助。这导致了国际中心在美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就包括杜克大学的杜克国际研究中心、亚洲/太平洋研究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研究中心、北卡罗来那南亚研究中心等。杜克大学,是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在美国大学排行榜上位列前五名,很早就认识到,“如果一所大学不能成为一所国际性大学,那么她也不可能成为一所伟大的大学”。1994年,杜克大学成立了专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教务长办公室,将推进杜克大学国际化列为学校的首要任务之一,在世界范围内吸收优秀的学生、教师和研究合作者。10年后,杜克大学已经成为美国国际化活动最为活跃和最有成效的研究型大学之一:本科生海外留学人数比例高达48%,在排名前10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中居首位;研究生和专业学院学生中有1/3是国际学生;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国际中心和海外地区研究中心的数量居私立大学之首;与300多所海外高校和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等。

  2001年的“9·11”事件及随后美军侵入阿富汗和伊拉克事件,使冷战后的全球化社会所面临的宗教、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知识挑战发生了更加巨大的变化。这些挑战促使国家、民族和机构更加审慎地思考自己在全球化社会的定位,也迫使大学重构其研究与教育范式。美国的众多研究型大学认识到,在21世纪,世界各国和地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联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依赖,要成为全球化社会的公民,学生必须对影响世界的议题如全球变暖、贫穷和全球性流行病、文化冲突等具有广博的知识,并且积极主动地利用这些知识影响世界,因此培养本科生的全球意识和跨文化能力变得愈来愈重要。同时,美国学院与大学联合会(AAC&U)的《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学习》报告指出,在全球化时代,“通识教育必须包括培养学生个人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即传授给学生公民知识和公民参与技能(地方的和全球的)、跨文化知识和能力、道德伦理的推理和行为及终生学习的基础知识和技能”。2006年,杜克大学在《与众不同(Making a Difference)》报告中,将国际化列为杜克大学可持续发展的五个关键主题之一,并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化的理念。2009年,杜克大学的“质量提升计划(QEP)”的主题确定为“全球化的杜克大学: 提升学生作为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ship) 的能力”,即培养学生的世界公民意识,向学生传授成为世界公民必备的知识、技能、态度与价值观; 其内容包括两个新课程方案:冬季论坛(Winter Forum)与海外学期(Global Semester Abroad)和一个课程咨询服务方案:全球化顾问项目,明确将国际化和跨学科作为杜克大学新的年本科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

  二、杜克大学培养世界公民的目标

  虽然美国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认为教育国际化的目的就是要培养美国学生的“全球意识”,从而使美国在国际竞争中始终处于霸主地位,但是学者们在政治上对此是不敏感的,而是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对“世界公民”进行了多种界定。杜克大学采纳了学者巴罗斯(David Burrows)的观点,认为“世界公民”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

  首先,世界公民必须具有良好的认知能力。这种认知能力包括有关全球性议题的广泛的知识结构及理解这些议题的复杂的能力结构,即了解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影响全人类的全球性力量,能够利用不同学科的优势、从多种视角分析世界议题并且形成新的思想与规划。

  其次,世界公民必须具有良好的自我意识,即超越其狭隘的日常生活中的本土意识、形成身为地球村公民的全球意识。这种自我意识要求世界公民利用抽象的思维能力去关注世界问题和尊重人类差异。如果没有这种全球意识,仅靠认知能力是不足以塑造世界公民的。

  最后,世界公民还必须以有效的和合乎道德的行动方式参与解决当今全球性事务,即具有将知识和理解转化为行动的动机与技能。具体而言,世界公民应有在异质文化中发挥有效作用的跨文化能力;对具体的人、文化活动和特定问题具有明智的判断力并且能实施积极有效的、符合道德规范的行动。

  以上三个方面是世界公民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三者是相互交叉、相互补充的关系,缺一不可。世界公民应具有的具体素质目标如下:

  三、杜克大学培养世界公民的课程方案

  虽然在 20 世纪杜克大学在国际化方面已经取得长足发展,在美国研究型大学里名列前茅,但是杜克大学认为,进入21世纪新的10年之际,面对本科教育的新目标——-培养世界公民,必须设立整合性的、聚焦性的课程方案,即整合学生的海外留学经历与在校学习经历及跨学科的资源,聚焦全球性热点议题,并且将学校已有的全球化资源利益最大化。基于这一理念,杜克大学于 2009年提出、2010年开始实施了两个新课程方案:冬季论坛与海外学期和一个课程咨询服务方案:全球化顾问项目,作为本科教育改革的重要行动方案。

  1. 冬季论坛

  (1)概况。杜克大学在每年春季学期开学前举办为期两天半的冬季论坛。在冬季论坛上,本科生与研究生、校友、教师进行互动,以研讨会、小组会议、海报会等形式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共同探究一个主要的国际问题。例如,2010年1月的冬季论坛主题是“绿色经济”。

  冬季论坛是开设在校园内的、非授予学分的全球化教育课程,主要针对三种学生群体:一是缺乏出国机会的本科生(如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二是准备出国学习或海外学习后想分享国外经历的学生;三是想要与美国学生进行学识交流的国际学生(本科生和研究生)。研究生和国际学生无论作为领导者还是参与者加入论坛,是为了极大地丰富论坛听众的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成分,同时也体现杜克大学“垂直性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的教育理念,即加强本科生与研究生之间的密切合作。此外,杜克大学邀请工作经历与论坛主题相关的校友加入,一方面,充分利用校友们的知识与专长;另一方面,此举措对本科生也很有吸引力,因为与校友的互动可以培养潜在的实习机会和就业机会。

  (2)课程案例。下面以2010年1月10日到日举行的杜克大学首届冬季论坛的其中一天日程主要安排为例来了解其课程设置:

  9:00am—10: 00am: 跨学科的教师专家组发言

  来自不同学科的教师专家以“环境变化和能源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新态势选择”为核心论题,从各自的学科视角进行5—6分钟的观点阐述。具体议题包括:市场阻碍,特别是不同的能源体系带来的外部威胁和能源选择之间的危机平衡;政治阻碍,如投机行为、在国内外促成集体行动的困难等;商业阻碍,如建立和运作能源体系及革新的经济成本; 能源需求的趋势和提高能源效率的阻碍;公众的态度、愿望和道德伦理观。

  学生必读材料:学生在1月10日之前必须阅读以下两份材料(粘贴在冬季论坛的公告栏):“简要报告——-美国未来的电力能源选择:煤、核能、风能和太阳能”(7页);《环境法和环境政策中的概念与启示》(2007年第2版,J. Salzman and B.Thompson著) 中第二章“关于环境法和环境政策的观点”和第三章“环境保护的实践”(30页)。

  10:10am—11:25am: 小组活动

  学生分成8个小组(每组有一名教师作指导,一名成员负责制作PPT)。前45分钟内,各组集思广益探讨美国的能源选择和向“绿色经济”转变的途径。小组讨论每种选择途径面临的挑战和潜在的解决方法。后30分钟内,每组总结出向“绿色经济”转变的最佳提案,并制成PPT。PPT至少涵盖以下内容:一是美国应该选择哪种(些)能源,二是这一提案将带来的益处和障碍,三是如何克服这些障碍。所有PPT必须在11: 28分前发送到指定的电子邮箱。

  11:30am—12:00pm: 重新召集和活动汇报

  主持人引导大家比较和讨论8个提案。

  1:30pm- 4:30pm: 来自哥本哈根的经验

  向学生介绍最近(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刚结束的联合国气候会议的历史背景、会议的重要议题、会议协商成果、未来的方向、面临的障碍及解决障碍的方法以及这次会议对于未来经济的意义。(30分钟)

  小组活动:“模拟联合国”。学生代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OPEC、森林国家(如巴西、印尼)、岛屿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评价协商意见对于他们是否奏效。所有小组在三个关键方面——目标和时间表、技术转让和适应等阐明和协调各自的立场。

  2. 海外学期

  (1)概况。杜克大学在每年春季联合海外(主要是非西方国家) 的姊妹院校开设为期13周的海外学期项目。该项目旨在使学生通过比较研究两个不同国家、不同区域或者一个国家的两个不同地区面对的同一个重要的全球性议题或挑战,从而提高自身作为世界公民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和态度。

  海外学期项目中开设的课程均授予学分,主要针对海外留学参与度较低的理工科专业的本科生。该项目在两个地点同时进行:前6.5周,一半学生在地,另一半学生在B地;后6.5周,两组学生交换地点。该课程提供了学生浸润于本土情境进行比较研究和田野研究的机会,更好地促进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发展。虽然海外学期的课程重点是在两个不同环境中比较研究同一个全球性议题,但是为了全面分析这一议题学生必须要了解当地的历史、政治、文化等。学生在海外通过参加研讨会、文化活动和合作性的学术活动与当地的学生、居民密切接触,进一步促进他们对全球性议题的理解与深入探究。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学会调和文化差异、理解和尊重多元的视角,提升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学识能力。

  2010年,海外学期项目开设四个课程:一是“印度的贫困与发展”;二是“印度贫困者的健康”;三是“中国的环境、健康与发展”;四是“中国的健康制度”。前两个课程在印度开设,后两个在中国开设。

  (2)课程案例。下面以“印度的贫困与发展”这门课程为例介绍海外学期的课程设置方案主讲教师:克里希那(Anirudh Krishna)教授,圣福德公共政策研究学院。

  课程议题:“什么原因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持续贫困?”“在可预见的未来,贫困者将一直贫困下去吗?”或“在近期如何有目的和有效地减轻他们的贫困?”在过去50年里,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已经提出多种解决方案。教师首先引导学生回顾自20世纪年代早期以来印度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然后探讨:印度普通老百姓面临哪些导致贫困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已有什么解决方案,各解决方案在实践中是否取得了成功,现在和未来还需要怎么做。学生将从理论和政策文献方面追溯实践的发展,并且根据现实情况检验已有的解决方案。

  学习评价:通过课堂测试、实地调查和研究论文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研究论文的题目可以选择,但不局限于以下题目:微观金融、社区组织与社会资本、公正与冲突、教育与社会迁移、追求健康的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力、农业发展、性别关系、移民家庭及其行为等。

  3. 全球化顾问项目

  全球化顾问项目是为本科生提供在获得全球化教育机会和提高跨文化能力方面有专长的教师顾问小组,也是一项课程咨询服务项目。这个顾问项目由2—4名专业顾问导师组成。目前,虽然杜克大学为本科生开设了种类繁多的全球化教育项目,而且每个全球化教育项目都有各自明确的任务和目标,但是学生困惑于不知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项目。因此,杜克大学认为本科生、教师、指导顾问和课程项目都非常需要一个集中性的信息智囊和信息传播机制帮助他们在众多的全球化教育机会中检索到需要的信息;而且使用者们可以同时获得专家的咨询意见,帮助他们了解适合他们特定需求的机会,从而有效地利用全球化教育资源。特别重要的是,学生和全球化教育顾问的互动交往也是一种富有思想性的学习过程,也会影响他们的专业学习计划和目标。全球化顾问项目的主要任务就是一方面协调和整合学校内外的全球化教育项目,另一方面根据不同类型学生的不同需求,为他们提供咨询建议并且度身设计全球化教育方案。

  具体而言,全球化顾问项目的目标主要包含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确保学生了解并获得所有可申请的杜克大学内外的全球化教育机会的信息;二是帮助学生将一种或多种全球化教育活动(国际的和非国际的)与其专业学习相整合;三是帮助学生做好全球化教育活动体验之前的准备;四是将个人的全球化教育体验与杜克大学这一学习共同体相融合;五是确保杜克大学作为一个学习共同体充分利用每一个和所有的全球化教育机会。

  2010年首批两位全球化顾问专家聘用到位。他们与相关管理和师资部门互动交流,确定目前杜克大学本科生在杜克学习社区内外可获得的全球化教育机会,并且设立一个专门提供这一方面所有信息的网站。第三位专家将在2011年加入,合力拓展该项目的实施,为所有全球化教育方面有需求的师生提供指导服务。

  四、杜克大学世界公民培养计划的特点及启示

  1. 基于全球视野的人才培养目标

  按照以人为本的教育哲学理念,“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应该是每所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人才培养又脱离不了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与文化传统等。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在“缩小”,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任何国家的公民都具有本国公民与世界公民的双重身份,因此,高校仅培养合格的本国公民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时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杜克大学认为,学生毕业后的生涯可能使他们到达世界任何角落,和其他国家的人通过竞争与合作共同创造人类的知识、经济和文化财富,那么不同的环境需要他们理解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能够具有与不同语言、习俗与背景的人交流的技能。同时,学生还必须了解其在这个全球化社会内的自身定位及应承当的责任。正是立足于全球化背景,杜克大学前瞻性地提出了培养世界公民的宏伟目标,并从知识、技能、态度与价值观等三个方面明确了未来能引领某一领域的世界公民应具备的素质与能力。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核心是要求现代大学逐步走向世界。目前,普遍增强大学的全球意识和参与国际竞争能力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基础,着力办好一批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目标之一。而我国高等学校的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不能按照全球化社会对人才素质的客观要求将国家的教育方针与教育目标具体化与科学化,提出具有本校特色的人才培养指标体系,并使之成为课程改革与课程设计的目标与依据。我国高校要培养具有全球意识的世界公民并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使人才在国际市场具有强大竞争力,必须在人才培养指标上与国际接轨,在保持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国际化的内容:培养学生具有鲜明的国际意识,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能够充分沟通思想,能够着眼于国际社会和全球角度分析判断事物;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在思考问题时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和广度去思考,而不仅仅局限于一种思维方式、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一种文化;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国际合作精神,学会理解他人和尊重他人,能够适应当今既竞争又合作的国际社会并发挥积极作用。

  2. 跨学科视角的、以全球性议题为切入点的整合课程

  美国学者詹姆斯·比内(James A. Beane)认为“课程整合是指这样一种课程设计方式,它旨在增进个人与社会联系的各种可能,通过围绕教育者和学生共同认为有价值的问题和事件来组织课程,而不去考虑学科领域的界限。”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整体知识观的建立,整合课程成为众多发达国家大学课程改革的焦点,因为它摒弃了分科课程的缺陷,符合人的整体认知特点和科学发展的综合化走势。

  当今世界面对的所有问题只有通过多学科的思考来解决。冬季论坛和海外学期都是以受到关注的全球性议题为切入点组织课程,来自不同学科的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跨学科知识的学习和跨学科研究的训练,一方面,避免了教育过于专业化、知识的传授互相割裂而不是整合所带来的危害,另一方面,使学生置身于活生生的现实的学习环境中,综合地习得充满复杂性的全球化社会及未来世界所需的种种知识、能力、态度和价值观。冬季论坛和海外学期综合了目前发达国家倡导的“主题学习”、“项目学习”、“问题学习”、“真实学习”、“体验学习”、“表现学习” 等多种典型的整合课程的特点,强调学习是学习者同客观事物的对话,同教师和同学的对话,同自身的对话,而不是知识、技能、态度的直接灌输。而我国的大学课程改革虽然早已认识到打破专业界限、设置综合课程的重要性,但是在实践上缺乏实质性的突破和创新。

  因此,杜克大学开设的冬季论坛和海外学期这种“桥”类课程自成开放性体系,容纳了多科目的知识,在行动上赋予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培养具有多学科视角、跨文化能力的国际性高水平创新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课程体系的革新。我国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应该围绕跨学科领域重新构建新的普通教育课程体系,将其建设成为一种整合的、跨学科的和基于研究的课程体系,培养学生的整体知识观,激发其创新思维和创造潜能,使学生不仅具有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素质,更具有终身学习和长远发展的能力。

  3. 强调交流、合作技能的多元教学方法

  新的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和新的课程方案必须通过创新的教学方法才能实现。冬季论坛和海外学期运用合作学习(Collaborative Learning)、小组活动和体验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等多元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培养学生适应文化多样性的全球化社会所需的交流技能、合作技能等。

  (1)杜克大学认为,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学生应该学会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竞争。合作学习和小组活动是“教学技术,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共同完成教师精心安排的任务,发挥自己和他人的最大的学习潜力”。研究表明,与传统课堂上的个人学习相比,合作学习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表现自我,如确立和表达自己的立场,驳斥他人观点并捍卫自己的立场,以及必要时及时修改自己的观点。例如,冬季论坛中的“模拟联合国”,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在来自不同学科教师的联合指导下,代表不同国家阐明和协调各自的立场,这一过程中发生的“思想碰撞”与“学术辩论”正是合作学习和小组活动的有效表现。

  (2)杜克大学利用其优越的教学资源,使学生有机会直接去海外异质文化环境中进行体验学习,这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一种挑战和拓展。根据柯尔博的体验学习理论,“知识是通过体验转化而创造出来的”。他认为学习是一种循环过程:从“真切体验”、“反思与观察”、“抽象与概念化”到“积极实验”,然后再回到“真切体验”。在海外学期的体验学习过程中,杜克大学要求学生结合一项研究论题,与当地的学生、教师和居民密切交流,全面深入地了解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这有助于他们辨清自己的观念、认知、信仰和理想,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价值观和态度。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密切联系、相互依存,但是如果彼此不能顺利交流沟通,那么冲突、矛盾、对立将会不可避免。因此,博耶本科教育委员会特别强调交流能力的重要性,要求本科教育要结合交流技能的培养进行课程学习,注重培养善于口头和书面表达的毕业生。由此,我国大学课程改革切忌忽视教学方法的改革,注重师生互动并尽量创造条件让学生主动学习,在积极的参与式学习过程中培养自信与自尊,不仅要学会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与观点,还要学会倾听和尊重别人的价值观与观点,发展其在未来的工作、研究和生活中所必需的批判思考能力、交流、沟通与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之,杜克大学的“培养世界公民”的目标定位高瞻远瞩,相应的课程方案与课程咨询服务方案既具体又可操作,笔者认为,对于我国以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为目标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建设与本科教育改革具有实际借鉴意义。

世界一流大学师资国际化过程分析

于海燕 张海娟

(刊载于《高教探索》2012年第3期)

  一、高校师资国际化的概念

  “国际化”一词的英文表述为:“Internationalization”。从词形构造上看,“Inter-”意思是“相互间的,互相的”,“International” 是指“国家间的,国际的”,因此可将“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理解为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关于“高校国际化”的概念,国际大学协会(IAU,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给出的定义是:“高校国际化是把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欧洲国际教育协会把国际化看作一个总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更少地趋向于本国,更多的趋向于国际发展。北京大学陈学飞教授将高校国际化的要素归纳为六个方面:国际化的教育观念、国际化的培养目标、国际化的课程、人员的国际交流、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教育资源的国际共享等。

  “高校师资国际化”可定义为:各国高校教师通过不断交流与合作,在思想、理论、方法等方面相互学习和融合的过程。随着高校国际化的发展及全球化人才竞争的加剧,高校教师交流与合作的形式开始多样化,除教师的国际流动外,还包括:国际性培训体系的建立、大学教师间的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大学在师资管理机制方面的吸收和借鉴等。本文通过阐述世界一流高校的师资国际化过程,进而总结我国高校师资国际化应采取的策略。

  二、师资国际化是高校国际化发展的核心内容

  教师作为高校人才培养、学科发展、学术水平和学校声望提高的主体,其国际化进程对高校国际化发展具有核心作用。具体表现为: 教师作为高校的智力中心,其国际化的知识结构、经历、理念和视野对所在学科领域发生直接影响,有利于提升其所在学科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师资国际化能帮助学生适应国际化的工作生活需要,提升高校毕业生的国际竞争力。

  美国学者Hares Van Ginkel 认为:“高校国际化不仅强调国家间学生的流动,更重要的活动在于教师和研究人员的流动和交换。”陈学飞教授认为“教师的国际交流是高校国际化的核心部分。具有国际知识和经验的教师可以直接推动教学、科研向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2003年,国际大学协会(IAU)对来自66个国家的621所IAU成员高校进行了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教师的国际交流是高校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最主要原因, 详见表1。

  三、一流大学师资的国际化过程

  纵观历史,世界一流大学都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国际化过程。其中,美国大学的国际化进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移植英国高等教育模式时期(世纪30年代—19世纪60年代末);引进德国大学模式,建立美国现代大学时期(17世纪70年代—20世纪40年代);推行国际教育, 输出美国高等教育时期(20世纪40年代-20世纪80年代末);高等教育走向国际化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大学的国际化进程是伴随着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欧盟曾制定了旨在发展欧共体高校之间联系,鼓励教师、学生交流的伊拉斯谟斯项目(Erusmus)和提姆普斯项目(Tempus)。

  世界一流大学师资的国际化主要都包含以下内容:(1)师资国际化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2)吸引国外优秀人才成为国家战略之一;(3)鼓励教师跨国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本文选取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从上述三个方面分析其师资国际化过程。

  1.师资国际化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

  早在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富布赖特法》,支持外国学者到美国学习和进修,同时鼓励美国学者赴国外交流,以此推动美国高校师资的国际化水平。此后,联邦政府分别于1958年和1966年通过《国防教育法》和《国际教育法》,从法律、政策和经费上支持高等教育国际化。1980年,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理事会主席、美国加州大学总校原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呼吁:“我们需要一种超越赠地学院观念的新的高等教育观念,即高等教育国际化。”199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发起召开了“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国际挑战” 专题研讨会,明确指出:国际化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关键主题。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改革性文件》指出:国际合作是世界学术界的共同目标,是确保高等教育机构的工作性质和效果所不可缺少的条件。1999年,加拿大政府调研发现,94%以上的高校管理者认识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性。2000年,克林顿总统发布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备忘录》,使高校教师的国际交流形成蓬勃发展之势。200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Lee C. Bollinger 呼吁:全球化正迅速、彻底地改变着世界,大学应当立即采取行动,进行根本性变革,提高教师的国际化水平。美国教育委员会(AC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也指出,教师是推动高校国际化的主要动力。哈佛大学则由副校长亲自挂帅,大力推动师资的国际化进程。

  在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93年11月和1995年11月先后两次召开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学术讨论会。2002年7月,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出台了《教育与研究向世界开放:通过国际化实现创新》的文件,强调德国加强与欧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并设立项目资助高校教师赴国外交流。

  在亚洲,日本在1974年中央教育审议会的咨询报告中提出旨在扩大师生国际交流和完善国际交流体系的“国际化时代的教育、学术、文化、体育等国际交流基本方案”。1982年,日本文部省颁发了《国立或公立大学外国教员任用特别措施法》,明确规定应该在非语言学科任用外国教员。新加坡更是奉行全面开放的教育国际化政策。1991年,新加坡在跨世纪战略《新的起点》中明确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化战略,强调大学教师的跨国交流。

  2.吸引国外优秀人才成为国家战略之一

  国外优秀人才对提高学校声誉、推动科研和学术水平,甚至改善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吸引国外优秀人才的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广泛招聘国外优秀人才;二是吸引世界各地学者前来访问。

  (1) 广泛招聘国外优秀人才

  美国作为全球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拥有世界2/3的名牌大学,其成功之处在于凭借强大的政治影响、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教学科研条件和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吸引世界各地的优秀学者来充实其高校教师队伍。早在殖民地时期,美国高校就吸引了众多来自欧洲的移民或赴欧洲留学过的人,聘请世界著名学者进行教学、研究和短期讲学。19世纪以来,在美国高校执教和从事研究工作的德国人遍布美国各大高校,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包括:著名物理学家迈克耳孙(A.A.Michelson)、著名政治学家利伯(Francis Lieber)等。有数据统计,1946-1996年,美国15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1/3左右出生于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而且这些获奖者大多是大学教授。1999年,美国高校约有9.2%的教师来自亚太地区、西班牙等国家。此外,美国政府还多次修改《移民法》,并于2001年出台《加强21世纪美国竞争力法》,从法律上确立引进世界优秀人才的核心地位,计划三年内,每年从其它国家吸收1.9万名人才, 而这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进入了各大高校。目前,美国高校教师来源广泛,种族构成多种多样,除了美国本土教师,还有大量非裔、西班牙裔、拉美裔、亚裔、印第安人等少数种族教师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非美国籍教师。表2是对美国七所著名大学师资构成情况的统计。

  除了美国,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流大学也非常注重广泛聘任国外优秀人才。在欧洲,牛津大学凭借其深远的国际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招聘优秀学者。目前,牛津大学外籍教师比例高达40%, 来自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来源国为美国、德国、意大利、中国等。在澳洲,麦考瑞大学近几年招聘了大量母语非英语教师,截至2009年,该校母语非英语教师比例已上升至全校教师总数的26%。在亚洲,新加坡国立大学在纽约、伦敦等地设立教师招聘办事处,高薪聘请著名学者来校任教。2005年,该校名教师中有916名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日本东京大学建校初期的39名教授中有27名来自其他国家,为保持师资国际化水平,近几年来,该校每年利用1/3的教学经费面向全球招聘教师。香港大学也花大力气从欧洲、北美、澳洲、中国内地招聘教师,截至2009-2010年度,该校海外教师人数上升为550人(详见图1)。

  (2) 吸引世界各地访问学者

  广泛吸引各国学者来校访问,一方面可以加强访问学者与本校师生的交流,拓宽本校师生的知识和视野,丰富学校的多元文化;另一方面可以从访问学者中寻找具有世界一流学术水平的人才。美国教育委员会(ACE)2000年公布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报告显示:1998-1999学年,赴美国高校访问的各类国外学者为70500名,其中来自中国的学者最多,为12000名,占总数的17%。2009年,仅哈佛大学接收的国外访问学者便多达3906名。图2 为1995-2009年哈佛大学接收的国外访问学者人数。

  为吸引国外访问学者,世界一流大学普遍采取以下措施:①设立专门的国际合作与交流部门, 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为他们提供周全的服务。例如,剑桥大学国际办公室设立访问学者工作组(Visiting Scholar Group),组织各种文化、社交活动,帮助刚来的学者尽快适应生活;成立语言中心,提供语言培训, 开展学术英语项目,提高国际学者用英语进行学术写作及学术交流的能力。同样地,牛津大学也成立了国际战略办公室,为国外学者提供移民咨询、签证办理、国际研究项目资金申请、法律咨询等全面周到的人性化服务,帮助国外学者解决生活、学习和研究方面的问题。②设立访问学者奖学金项目。例如,成立于1928年的美国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设立“哈佛-燕京访问学者项目”, 专门资助东南亚地区人文社科类高校教师赴哈佛大学进行合作研究。目前,该项目已资助1000名东南亚访问学者。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支持国际学生和学者交流的资助机构,其成员包括229个高等教育机构和124个学生团体,设立的奖学金高达每月1840欧元。此外,包括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在内的50多所世界名校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联合设立奖学金项目,资助中国学者来校访问。③通过组织国际会议、设立科研合作项目以及凭借先进的科研设备吸引大批访问学者。

  3.鼓励教师跨国界交流与合作

  要达到世界一流的教学、科研水平,培养世界一流的人才,就必须要求教师全面、深入地理解各国文化风俗,更好地吸收各国先进的教学、研究方法和教育理念。

  (1)为教师提供出国学习机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7000多家机构筹资募款,拥有10亿美元左右的研究经费,为推动教师的跨国界学术活动,每年划拨大量资金用于支持教师进行国际性研究和学术交流。哈佛大学鼓励教师利用夏季学期赴世界各地做研究,仅2011 年哈佛大学就安排教师利用夏季学期前往18个不同国家开展个科研项目。2009年,日本东京大学派往世界各国(地区)访问的教师总人次达对8997,接收的国外访问学者达到3567人次,具体数据详见表3。此外,大部分学校通过建立教师学术假制度,鼓励教师利用学术假出国访问交流。

  (2) 设立各种项目和基金。美国政府设立“富布赖特访问学者项目”, 每年资助100名美国高校教师出国学习、访问。哈佛大学为鼓励教师出国交流,专门设立“哈佛教师暑假出国学习项目”(Faculty-Led Harvard Summer Study Abroad Programs)和“校长创新基金-资助教师出国”(President's Faculty Innovation Fund for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设立“教师国际专业学术发展基金”、“国际旅费专项基金”、“国际研究基金”、“国际交流基金”、“外语能力基金”等,为教师进行国际交流、提高自身专业素质提供资助。牛津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了博士后交换项目,促进研究人员的交换与交流。香港大学设立“教学交流研究项目”(Teaching Exchange Fellowship Scheme), 资助教师赴国外学习先进的教学和课程设计方法,推动学校教学与国际领先水平接轨。

  (3) 建立国际合作关系。一流大学通过建立广泛的国际合作关系,为教师提供大量机会赴国外进行交流、合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全球48个国家的243所大学签订了谅解备忘录;牛津大学加入国际大学协会(IAU)和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IARU),与全球众多知名大学及研究机构建立了研究合作伙伴关系;剑桥大学与来自142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机构建立了2800个合作项目;香港大学与全世界30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起学术纽带。德国高校的国际合作也具有很强的广泛性。截至年,德国高校合作伙伴涉及135个国家和地区,遍布世界各大洲, 其中德法高校间的各类合作项目多达2101项。

  (4) 建立国外分支机构。将部分师资引流至国外分支机构,可以让教师通过国外的生活、教学和研究,获得丰富的国际经验。目前,牛津大学已在国外建立了几十个与全球化相关的研究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也在美国、瑞典、印度、中国等地成立了分学院。

  (5) 进行语言培训,提高教师国际交往能力。哈佛大学开设70多种语言教学课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设40多种语言教学课程,为教师进行国际交流提供语言保障。

  (6) 鼓励教师开设国际化课程,通过不同的资源、视野和文化推动新发现。哈佛大学每学期开设的国际化课程多达上百门,诸如“中国的现代建筑和城市化”等。

  (7) 利用全球校友资源,推动教师国际化交流。牛津大学利用分布在全球70多个国家的190个校友会资源,为教师国际交流合作创造便利条件。

  此外,许多大学还通过教育资源共享,利用互联网、虚拟大学、电子图书馆等设施将本校教师与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联系起来,使他们方便、快捷地掌握最前沿的科技知识,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

  四、世界一流大学师资国际化进程对我国高校的借鉴意义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基本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萌芽时期(1840-1911年);明辨择善,力图使国外经验本土化的早期发展阶段(1911-1949年);向苏联学习的单一化时期(1949-1958年);中断时期(1958年-20世纪70年代末);逐步成熟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经济、教育体制改革,发展信息技术,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快速发展,高校教师国际化水平明显提高。然而我国高校师资国际化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有必要从上述世界一流大学推进教师国际化的措施中吸取经验,并结合我国高校实际情况,探讨适合我国高校教师国际化发展的方法和策略。

  1.政府应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制定政策法规引导高校师资国际化发展

  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略的形成与政府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美、英、德、日等国政府积极制定各项法规政策促进大学国际化,尤其是师资国际化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尽早制定与高校国际化有关的政策法规,加快立法进程,加大执行和监督力度,为高校建立国际化的优质师资提供法律保障和政策引导。

  2.高校应长远规划,设立科学合理的教师国际化战略目标

  世界一流大学在推进师资国际化的进程之初,都进行了长远规划,将师资国际化作为大学发展的战略目标。我国高校应积极借鉴国外高校的经验和做法,在全校范围内倡导国际化意识,结合高校自身实际,制定师资国际化发展战略目标。

  近年来,我国许多大学提出了国际化奋斗目标,将创建“世界一流”或“国际知名”大学作为发展方向,并将培养国际化人才作为学校工作的重点。但我国高校在学习国外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时,还应认识到国际化并不意味着“全盘西化”和“国际一体化”, 应充分考虑本校实际情况,设立科学合理的师资国际化战略目标。

  3.坚持“走出去”战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教师

  “走出去”战略,即鼓励教师走出国门,赴世界一流大学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前沿理论和技术,体验异国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接触不同学术背景和研究方式的学者。“走出去”战略有利于教师扩大视野,改善知识结构,提高教学、科研能力,是高校培养具有国际意识和国际交往能力教师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尤其是1996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以来,我国高校教师出国人数有了大幅度增长。据教育部数据统计,1872-1978年一百多年间,我国各类出国人员仅13万余人,而年十年时间全国出国人数就突破了万,是过去一百年间出国人数的九倍多。这期间,1978年全国出国人数仅860人,2007年出国人数上升到14.45万,是1978年的168倍,其中高校教师出国人数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目前,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每年面向高校教师设立五十多个出国项目,其中针对“985”、“211” 高校设立的“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 对高校教师出国支持力度最大。2005-2010年,该项目资助的院校达117所,录取的教师总数为13804人。国家通过设立各类出国项目为高校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师资,增强了我国高校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国际影响力。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全方位、多视角的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我国应继续大力支持高校教师出国交流。同时,各高校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国家资源,有针对性、有重点地选派科研能力强、专业基础好、外语水平高的骨干教师赴世界一流大学深造、培训和进行学术研究;另一方面还应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开辟各种渠道,为教师出国创造有利条件。例如:与国外高校建立校际合作关系,设立各类出国培训项目,争取各类基金支持;鼓励教师参加国际会议,建立学术假制度,提高出国管理质量和服务水平,保证出国效益;鼓励院系寻找出国资源,支持教师自己联系经费出国,利用校友资源帮助教师出国等等。

  4.实施“引进来”战略,加大国外优秀人才引进力度

  “引进来”, 即引进国外优秀人才、优势资源以及先进的教育理念,与中国高校的发展需求相匹配,使高校的综合实力,尤其是师资队伍的实力不断提升,逐步接近和达到国际公认的水准,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引进国外优秀人才是高校优化师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途径。引进世界知名学者和专家不仅可以带来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研究方法、教学方法,还能带来世界上最新的学术发展动态和研究进展。此外,通过名师效应,可以吸引更多国外知名学者,这对提高我国高校师资国际化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已出台了一系列引进人才的政策、措施,包括:“春晖计划”、“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海外名师计划、“111” 引智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等等。国家高度重视人才引进工作,胡锦涛主席明确指出,要加大引进人才、引进智力工作的力度,尤其是要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智力,吸引广大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

  我国高校应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做好学科布局和发展规划,充分利用国家资源积极引进急需人才。同时还应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加强教师的外语培训,积极推进国际合作研究,建立国外分支机构,促进教师积极参与并逐渐在区域或国际性大学联盟以及其他教育组或学术研究机构中占主导地位。  

中美研究型大学国际化比较分析

翁丽霞 陈昌贵

(刊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10年第12期)

  研究型大学是高等教育拥抱全球化力量的先锋。有学者认为,21世纪的研究型大学正形成一种全球模式(Emerging Global Model )。许多国家的研究型大学正通过加强国际化来提升他们在世界大学中的位置。然而,不同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国际化是否意味着同一件事?这些研究型大学采取了哪些相似或不同的战略来推进国际化?他们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有效进展或存在问题?本文通过比较中国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国际化来回答上述问题,缘于以下理由:(1)中国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是两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中国研究型大学占不到全国高校的却培养了全国50%以上的博士研究生。美国研究型大学占全国高校总数的7%, 招收了全国的博士研究生。(2)选取美国研究型大学作为比较对象,也是以中国研究型大学的潜在目标为依据。中国研究型大学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或高水平大学为目标, 而当前美国拥有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学。数据资料的掌握使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具有可行性。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数据和资料相对公开,通过互联网能够获取相当多可靠的数据。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数据主要源于课题调查和互联网提供的信息。

  一、分析框架与样本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概念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中具有某些一致性,经历了独特的变化。这是因为社会科学概念的建构,受到不同国家、不同人群、不同阶段,对同一社会现象的不同理解和看法的影响。也许当时的看法是合理的,但从全面的、发展的和辨证的观点来看,它必然带有角色、时间和情境局限的痕迹。在这里,我们不刻意寻求明确的、公认的、严格的定义,而倾向于在诸多不同中共同使用这一概念,使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分析与讨论有共同理解的基础。

  高等教育国际化包含了国家、地区、高校、院系和个体等多个层面。在讨论大学层面的国际化上美国教育委员会采用了机构支持,学术要求、项目及额外活动,教职员政策与机会,国际学生4类指标,通过以大学自评为主的方式来获得研究结果。与美国教育委员会不同的是,霍恩等人对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排名的研究采用了学生特征、学者特征、研究方向、课程内容和组织支持五类指标,以外在评估者的角度对大学国际化程度进行排名和比较。中国有学者用一套指标说明中国大学国际化的策略,如留学生数量、教职员交流项目数量、邀请外国学者和专家发言的研讨班数量、具有留学经验的教师数量和比例、短期和长期外教比例、外国学者数量、中外教师比例、担任其他国家科学院成员的中国学者数量、担任外国大学客座教授的中国学者数量、担任国际协会组织核心成员的中国学者数量、中国大学组织或合作主持的国际会议数量、合作研究中心或实验室数量、大学或海外国际事务办公室、中外机构合作经营的学校。在运用实证研究探讨研究型大学国际化方面,中国有学者采用战略规划与组织机构、人员构成与交流、教学与科学研究、相关条件与设施、以及成果交流五类指标进行分析。

  相比而言,美国观察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指标中,通常强调学生、教师、课程、研究和组织支持五个方面。而中国观察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指标中,除这些方面之外还强调学术成果和条件设施的国际化。这可能是由于英语是国际学术界通用的语言美国研究型大学通常以世界性的大学来定位自身因此,学术国际发表和设施条件的国际化,对美国研究型大学而言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但对中国研究型大学来说却属于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为尽可能全面呈现中国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本文综合两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观测指标,采用国际化战略、师生国际交流、课程与研究、设施条件、成果交流这五个元素的分析框架进行比较,选取20所美国研究型大学和17所中国研究型大学作为比较样本。

  20所美国研究型大学选自美国大学表现评估中心的《2008年最佳美国研究型大学报告》评出的美国TOP20研究型大学。其中,根据上海交通大学2006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15所大学排名在1-20名,5所大学排名在21-40名;11所是私立大学,9所是公立大学;2006年,7所大学全日制学生(Full time students)数量为3.2-5万人所全日制学生数量为1-2.5万人;2所全日制学生数量在1万人以内。

  17所中国研究型大学,来自第一期“985工程”中具有50个以上博士点的大学。鉴于学界尚未对中国研究型大学达成共识,笔者以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划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标准为参考,从第一期“985工程”中选取具有50个以上博士点的32 所大学作为中国的研究型大学。选取中国内地大学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其国际化有着相同的制度和社会背景,不意味着香港、台湾和澳门地区的研究型大学国际化不应同样研究。17所大学中,根据上海交通大学2006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6所大学排名在151-500名,11所大学没有排入;2006年,9所大学全日制学生数为2.5-3.2万,8所大学全日制学生数为3.2-6万。

  可以看出,美国研究型大学全日制学生的规模小于中国研究型大学,有13所大学全日制学生少于万人,而中国研究型大学全日制学生规模都在万人以上。此次组成样本的是美国最佳20所研究型大学,是美国最具实力的研究型大学。对比的中国研究型大学样本是从中国内地最具实力的所大学中抽取出来的。尽管两组大学样本在规模与学术排名上存在差异,但这两组大学无疑是中美两国高等学校中的领航者。这两组样本的比较将呈现两国高等教育“塔尖”部分国际化的状况。

  美国20所研究型大学的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国际教育协会富布赖特学者(Fullbright Fellows)、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 ion)、马歇尔学者和罗兹学者(Rhodes Scholar )的主页,语言习得前沿研究中心、国家资源中心、科学网(Web of Science)及各大学网页。中国研究型大学的数据源于2007年至年的课题调查。课题组向33所大学发放了《中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发展情况调查表》, 回收26份,其中包括17 所研究型大学。调查收集了被调查学校战略规划与组织机构、师生国际交流、教学与科学研究、设施条件和成果交流五个方面的数据。

  二、基本情况比较

  中美研究型大学国际化既有相似的战略,如吸引人才和提升全球影响力, 也有数量、观念意识、定位和重点措施的不同。

  1.国际化战略的比较

  (1)“追赶者”与“领导者”的不同定位。从大学的国际战略看,中国研究型大学希望被国际学术界承认,成为新兴的世界一流大学。美国大学定位于世界高等教育的领导者角色,希望继续维持领先位置。“追赶者”与“领导者”的不同定位,分别体现在各自的战略规划中。例如,北京大学在5全球战略中提到要“努力成为国际公认的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中山大学的目标是“居于国内一流大学前列、具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大学这些显示了中国研究型大学渴望获得认可的心理和追赶意识。与此相对,美国TOP20研究型大学在本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中的领先地位,使其纷纷将自己定位为大学国际化的“领导者”。例如,耶鲁大学校长莱文(Levin)提出“培养全球领导者”的使命;康乃尔大学将其定位为21世纪大学的领导者;加州伯克利大学在战略中提出要保证和增强其作为杰出学术领导的地位。

  (2)“引进人才、学科建设”与“吸引全球最好的人才”的战略重点。几乎两国所有研究型大学都会 将吸引人才作为国际化的战略重点。不同的是,中国研究型大学把吸引人才的重点放在学科建设上美国研究型大学则将重心落在整个校园环境的改善方面。中山大学提出“从2010年至2024年,拥有若干个具有世界水平的学科; 拥有一批享誉国际学术界的知名学者”。北京大学提出“加大力度聘用海外杰出人才;加大力度引进国际高水平的学科团队加大力度引进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吸引全球最好的教职员并向优秀学生敞开大门,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长盛不衰的重要武器。康乃尔大学的整体战略目标是“招聘、保持和支持世界一流的教师;招聘和保持优秀的职员;为优秀学生敞开大门并提供他们负担得起的教育;尖端的校园设施条件和美丽的校园环境;生动活泼的知识性社会”。杜克大学提出要把国际化体现在学校平凡的日常活动中。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将招聘和保持最好的教职员列为学校六大战略重点之一。

  (3)关注“全球影响力”与“公共使命”提升大学的全球影响力不可避免成为两国研究型大学国际 战略的关注点。中国研究型大学的领导通常将提升大学全球影响力的重点放在学术成果的数量突 破上,并制定了一些数量计划。如清华大学提出年度论文应达到1500篇,年度《自然》与《科学》论文发表数应达到4篇的战略目标;浙江大学提出其分阶段目标,如SCI 论文引用进入世界前200名,高水平论文进入世界前50名。美国TOP20研究型大学把提升大学影响力的重点放在大学的公共使命上。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化战略包含了该大学在全球社会的公共使命。该校认为“国际社会应为增进贫穷国家在科技进步中的参与提供资金和结构支持”, 因此 ,哥伦比亚大学将建立一个中央资源中心来支持那些寻求把互联网融入教学的教授这个资源中心将被国际社会广泛共享。

  2.教职员与学生国际交流的比较

  近年来,中国和美国研究型大学都加强了教师与学生的国际交流。不仅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了中国研究型大学多个项目的学生与学者的国际交流一些外国组织和基金也参与了大学国际交流的资助,如美国的富布赖特计划、福特基金会、德国的科学与学术交流中心(DAAD)等。中国研究型大学还加强从海外引进人才的力度,吸引了一批在海外获得学位的教师,授予一批国外或境外专家客座教授、名誉教授的职衔。美国研究型大学不仅吸引了许多留学生、访问学者与研究人员,同时也很重视学生出国学习。美国政府与一些组织也发动了一系列国际交流项目,如富布赖特项目、马歇尔学者、罗兹学者等。两国在考察师生国际交流的 具体指标方面也不完全相似(见表1)。

  相比而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留学生和学生出国学习的比例上高于中国研究型大学,在教学与科研国际人员的数量上也是如此。这得益于英语是国际学术界的通用语言,也是美国研究型大学长期积累下来的学术研究的良好环境条件所致。目前,两国研究型大学在人员交流方面都显示出接收多于送出的特征。

  3.课程与研究的比较

  在丰富课程与研究的国际维度方面,中国研究型大学采取了中外合作办学、使用外文原版教材、采用外语教学、开设涉外课程、加强外语学习、国际合作科学研究、设立国际研究中心等措施,这些措施基本上是大学自身推动执行的。美国研究型大学在丰富课程与研 究的国际维度方面,除了院校自身努力之外,还得到美国《高等教育法》第六款(Title VI )“构建美国国际教育”的资助。美国政府将“国际教育”与国家的安全和繁荣密切联系,第六款资助的项目包括国家资源中心、外国语言和地区研究团体、本科国际学习和外语项目、商务与国际教育项目、国际商务教育中心、语言资源中心、国际研究、美国海外研究中心、外国信息接收的技术创新与合作、国际公共政策研究协会。联邦政府通过这些项目支持美国大学在外国语言、地区和国际研究,确保非常用语言、世界地区及跨国趋势等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

  两国研究型大学在课程与研究的国际化方面措施相似,在深度和广度上却有不同。以“地区与国家研究中心”及“提供非常用外语教学”这两项为例,中国研究型大学平均设有5个国家与地区研究中心而美国研究型大学平均设有8个类似研究中心;中国研究型大学提供非常用外语的种类平均为3种,而美国研究型大学平均为56种。

  更重要的是,这种差异几乎不为人重视。中国的非常用外语指除英语、法语、日语以外的语种。美国的非常用外语指除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以外的语种。非常用外语划分的依据是将最常见外语的前三种划分为常用外语,从第四门开始划归为非常用外语,不同的国家有小的区别。中国研究型大学通常提供英语、日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和韩语等其他外语的教学。 除北京大学开设21门外语外,其余研究型大学提供的外语教学通常为3至4种。美国研究型大学平均开设56门非常用外语,这不仅是数量上的差异,也是国际视野的不同。

  4.设施条件的比较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中国与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国际化设施条件方面的 比较很难用绝对数量来衡量。这里通过描述两国研究型大学的现有条件和经费情况来呈现两者之间的不同。2006年,中国研究型大学外事经费支出平均占学校总支出的0.6%, 图书馆外文书刊 平均为馆藏总量的23.9%; 平均建有631个床位的外国留学生公寓,58套外国专家公寓。美国研究型大学有关国际化设施条件很难有统一的数量指标,这里以国家资源中心和福特基金会两方面的经费数据来管窥其国际化状况。2006-2007年度国家资源中心项目拨款上,美国研究型大学平均获得联邦政府306万美元的资助。2003- 2008年度,美国TOP20研究型大学平均获得福特基金会300万美元的资助。事实上,这两个项目仅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受到资助的国际项目中的一部分。美国研究型大学图书馆的外文书刊藏量非常丰富,如哥伦比亚大学建有东亚图书馆,收藏了大量中文、日文、朝鲜文等外文书刊。

  相比而言,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国际与地区研究中心的设立,主要是出于大学的主动行为。这些研究中心获取的资助,往往取决于中心负责人与其所处大学的社会地位与关系,缺乏稳定、公开和竞争的制度环境和资助申请程序。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国际化条件设施方面,不仅有来自学校自身的努力,还得到政府、非政府组织及私人的推动与资助,使其国际化拥有更为坚实和稳定的资金来源。

  5.成果交流的比较

  中国研究型大学重视成果的国际交流,举办国际会议、接待来访和论文的国际发表都被视为学校影响力的重要表现。但美国教育委员会和美国学者在评估美国大学国际化时,均未将成果的国际交流列入考核范围。对于美国而言,学术论文发表并非一个需要努力的国际化事务。尽管如此,学术成果对于衡量一所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影响力仍然是一个重要指标。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意味着学术水平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这里以科学网三大索引收录论文数量来比较。从比较看来,两国大学自然科学论文的数量差距最小。2008年,SCI论文美国研究型大学平均为4611篇中国研究型大学平均为1622篇,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平均值是中国研究型大学的3倍左右;SSCI论文美国研究型大学平均为892篇,中国研究型大学平均为29篇,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平均值是中国研究型大学的31倍;A& HCI论文美国研究型大学平均为篇,中国研究型大学平均为2.9篇,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平均值是中国研究型大学的58倍。

  三、结论与思考

  通过中美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比较,发现两者间的数量差距与更为深层的观念意识、制度条件和战略方面的不同。究竟这些差异会在哪些方面影响研究型大学未来的发展?这里对以上比较作简要概括与进一步的讨论。

  1.数量的差距与追赶的可能

  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在国际化方面存在明显的数量差距,表2集中呈现了两国研究型大学在共享指标方面的数量差距。除学生出国学习比例和国家与地区研究中心数量两项指标差异不显著外,在校留学生比例、教学与研究国际人员的数量、提供非常用外语教学的种类、三大索引的论文数量的差异都非常显著。

  数量差异的显著性,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追赶意识。如果中国研究型大学能够延续二十一世纪初的发展速度,今后10年从数量追上美国研究型大学是有可能的。以SCI论文为例,按照现有增长趋势,到2020年,中国研究型大学SCI论文的平均数量可能超过美国研究型大学(见表3)。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研究型大学论文数量增长与其近年的规模扩张有关。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全日制学生规模比美国TOP20 研究型大学更大。因此,仅从数量指标上追平美国研究型大学,是有可能的。

  2.观念的差异与潜在的危机

  观念和意识的差异比较隐蔽。观念改变也更为困难。中国与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国际化方面的观念差异有时是类似举措下的微妙差异,这带来国际化的重要区别。以吸引全球优秀人才为例,美国研究型大学以改善整体校园环境作为吸引人才的基础不仅吸引优秀的教职员且吸引全球最有潜力的学生,在提升大学实力的同时不断完善校园日常制度环境。中国研究型大学近年来加强了引进人才的力度,重点在学科建设需要的特殊人才,可惜并没有与学 校整体制度环境改善结合。在这些特殊性政策与资助停止之后,中国研究型大学能否有足够吸引力来吸引人才?因此,国际化的重点放在整体校园制度环境的改善还是仅用于特殊人才,美国与中国研究型大学观念的区别带来国际化措施治本与治标效果的不同。中国研究型大学若不转变这种一时治标的国际化观念,则国际化带来的发展很难转化为大学整体环境制度的改善。

  还有些方面可以看出两国研究型大学对“国际认识的差异。两国都重视外语教学,在开设外语教学语种方面,美国研究型大学平均开设56种非常用外语课程,中国研究型大学平均开设3种非常用外语课程。这种国际观念的差别,显出我们全球视野的偏狭。中国研究型大学中国家与地区研究中心的设立与运行,主要依靠大学本身的努力,高等教育立法并未给予明确的支持与资助。美国政府则将国家与地区研究中心、外语教学等方面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相联系,在美国《高等教育法》中专立第六款国际教育予以立法与经费保障。因此,中国研究型大学落后的不仅是能够开出的外语教学课程数量更危险的是中国高等教育立法对“国际”的忽视,以及政府和民间机构对国家和地区研究的无所作为。这都可能使中国在未来的世界政治问题中因缺乏充分的专业研究与知识而蒙受损失。

  3.趋同或多样的发展

  中国与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比较发现,尽管在数量与观念上不同,但在战略、教职员与学生国际交流、课程与研究这些框架方面, 两国有许多趋同之处。中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势头强劲,在吸引留学生、国际合作办学、学术成果的国际发表方面有较快增长速度。而美国研究型大学有着更长的国际化历史,至今仍保持着世界领先位置。

  未来研究型大学国际化会趋向一致还是多样从目前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来看,学生与教师的国际流动将更加频繁,研究型大学对于优秀学生和教职员的竞争会日趋激烈,这有可能引发各大学进一步改革课程与教职员政策;研究也从传统独立探究到团队取向、跨学科与国际合作;研究将变得更加昂贵,研究型大学将争取尽可能多的国际资助大学愈发重视国际化的战略规划,并在组织机构上给予国际化活动更好的支持。这都可能使各国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措施日益趋同。然而,各国高等教育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制度背景, 因此在各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 框架结构趋同中存在观念差别,具体举措与效果相异。

  中国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都将国际化作为有效策略来提升各自全球影响力,在竞争的同时加强了彼此间的合作。就目前而言,美国的大学理念与制度仍深孚众望,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当今研究型大学的全球模式特征其实扎根于过去40年的美国经验。因此,中国研究型大学即使未来从数量指标上追平美国研究型大学,也难以说明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的全球大学模式。或许当中国大学发展了属于自身的大学理念与制度时,才可以断定中国大学的加入使大学的全球模式更为多样。

近十年大学国际化问题研究趋向

王颖

(刊载于《江苏高教》2008年第3期)

  大学国际化或者说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种可上溯到古希腊时期的由来已久的历史现象,进入现时代它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拟对近十年国内外大学国际化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归纳、总结与分析,以期更有重点、更为科学地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

  一、大学国际化的概念界定

  大学国际化(university internationalization),也常称作高等教育国际化。当然,这两个术语并非完全等同,后者包括的范围更广;但鉴于国内的研究中,常将“大学国际化”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概念替代使用因而在本文中采用大学国际化的表达,认为其内涵与高等教育国际化一致。从总体上来说,大学国际化的涵义涉及面较广,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理解不尽相同,加拿大大学与学院联合会认为,“没有简单的、唯一的或无所不包的关于大学国际化的定义。它是多种多样的活动,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在真正融入全球意识环境中的教育经验。”

  从国外来看,美国教授哈若瑞(M.Harari)把国际教育与教育的国际化视作同义语,他认为国际教育不仅应当包括课程、学者和学生的国际交流、与社区的各种合作计划、培训及广泛的管理服务,还应当包括“明确的赞同、积极的态度、全球的意识、超越本土的发展方向,并内化为学校的精神气质”。奈特(Jane Knight)则认为国际化是将“国际的维度”整合到高等学校的教学、研究和服务等诸项功能中的“过程”。威特(Hans deW it)在他与奈特的OECD教育制度管理研究项目中,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将一种国际的、多元文化的维度一体化到制度的教学、研究和服务功能中去的过程”,认为“国际化是一个过程”,也强调了是对全球化的呼应,包括了国际的与本土的要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国际大学联合会给出的定义则具代表性与综合性:“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把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视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过程既有学校内部的变化,又有学校外部的变化;既有自下而上的,又有自上而下的;还有学校自身的政策导向变化”。

  从国内来看,对大学国际化的普遍理解有四种第一种为“结果”,如南京大学龚放先生认为,“国际化了的高等教育”是一个先进的、开放的、充满活力的体系,表现为一种理想的大学模式状态。第二种为“发展趋势”,把大学国际化看做是多种多样的具体活动的发展趋势,如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高等教育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增加留学生的派遣与接收、开展合作研究与联合办学的趋势”。第三种为“过程”,这与国外“过程观”的定义相仿,是指国际的、跨文化的、全球的观念融合到本国高等教育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诸功能中的过程。陈学飞教授考察了中外学者的定义,认为界定大学国际化有四种角度或方法一是活动方法;二是能力方法;三是精神气质方法四是过程方法。

  与之相关的,高等教育“全球化”(globalization)、“寰宇化”也常作为大学国际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近似词或替代词出现;但阿特巴赫却否定了这种混淆,认为国际化是与全球化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一个概念,其联系在于全球化对国际化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化也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其区别在于国际化包含了参与各方的主动选择,而全球化在有的国家则表现为被动接受或被动承认。在大学国际化的过程中,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在主动选择的基础上参与进来的,并且都从这种选择中受益。

  综上所述,当前在国内外日渐占主导地位的是从“过程”角度对大学国际化的定义,它是“目前界定国际化的最为全面的一种方法”,大学国际化也主要指将国际的维度或观念融合到大学的各主要功能之中的过程。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组织策略、程序与战略都是这一过程的组织部分。

  二、大学国际化的内容与形式研究

  美国学者阿勒姆和瓦特认为,大学国际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即课程、人员交流和国际技术援助与合作计划。陈学飞认为,大学国际化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国际化的教育观念、国际化的培养目标、国际化的课程、人员的国际交流、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一些教育资源的国际共享六个方面。王一兵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补充,认为新一轮大学国际化浪潮的主要内容还有大力加强外语教学;加强信息交流和情报网络期刊等基础建设;提高师资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为学历学位的相互承认创造条件选择优势学科重点扶持,提高国际知名度。顾明远和薛理银在《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发展》一书中对大学国际化的内容从教育系统的人员要素、财务要素、信息要素和结构要素四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人员要素的国际化指的是各类教育主体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财务要素的国际化主要包括教育经费的来源与分配的国际化,以及教学与科研设施的国际化。信息要素的国际化包括教育观念、教育目标、课程内容以及教育知识等的国际化。结构要素的国际化是指课程学习的学期制度、学分制、学位制度及国际合作与交流机构等。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国际合作办学。

  与大学国际化的内容研究类似的是其形式研究。大学国际化要通过一定载体来实现,它的各种形式所包含的活动就是载体。大学国际化的内容的表现,或者说外显即为大学国际化的形式。大学国际化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增加。最近的研究表明,大学国际化从传统的形式,包括学生流动、教员流动,发展到课程国际化,又增加了新的形式包括建立海外分校或国际合作办学、大学的合作协议和大学网、互相承认协议、跨国大学网(包括学校合并),以及高等教育的跨国虚拟传递。

  三、大学国际化的动因研究

  菲利普·G·阿特巴赫提出,大学国际化的动因与来源主要有:一是追求利益;二是提供入学机会,满足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并从传统的国际化、欧洲的国际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学生的国际化四个方面进行了说明;三是不断发展的跨国高等教育领域。

  我国研究者关于大学国际化的动因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第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如杨德广认为,大学国际化在以知识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竞争中提供人才与科技优势,成为制胜源泉和长期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因素。经济全球化在加强各国之间教育资源交流的同时,也迫使各国的教育市场向全球开放。第二,人类对世界和平的追求。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有赖于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而实现这种和平与安定的基本前提就在于国家和人民间的交流、了解及相互理解;教育则是达到这种交流、了解与相互理解的最主要途径和手段。近年来国际教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是各国普遍追求和平相处的结果。第三,网络社会与信息社会的推动作用,或者说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如王一兵探讨了网络社会与信息社会的兴起与推动信息交流技术的快速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教育网络化将成为下世纪向知识经济与信息社会过渡的一个重要特征,极大地推动大学国际化并为其提供有力手段与捷径。第四,国际组织的推动和影响。如王英杰、高益民提出,在世界日益走向一体化的今天,各种国际组织越来越成为国际间进行交流、合作的舞台;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加快的过程,就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加深的过程。第五,政治力量的推动。有学者从教育和政治关系的角度分析,在社会“政治化人类”的背景下,大学国际化是一个国家长远发展战略选择的必须,国家的政治发展是大学国际化进行的前提条件。陈学飞援引阿拉丁的观点认为,教育合作是外交政策投资的一种形式,可以为以后的国家关系带来好处。第六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此外,国家间在各个领域的竞争、人类在解决各种共性问题上相互依赖、国际区域集团的合作以及世界性的移民浪潮等等,也都是促进高等教育日益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因素。

  四、大学国际化的策略研究

  大学国际化的策略研究是当前国外研究较多的一个问题,研究也较为深入。根据加拿大学者奈特和美国学者威特对美国、欧洲、加拿大和澳洲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研究,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策略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活动策略,另一类是组织策略。活动策略主要包括四类即与科研有关的活动、与教育有关的活动、技术援助及国际教育合作、课外活动与服务。重要的组织策略包括:第一,大学董事会和主要行政官员的赞成和支持;第二,教师和职员中大量重要成员的支持和参与;第三,设立国际办公室以提供咨询、协调日常事务管理及通讯支持;第四,来自校内外的足够的经费保证;第五,制定各种相关的政策,包括激励和奖励教师和工作人员开展国际活动的政策;第六,建立正式的通讯渠道以更有效地使用资源,提供合作水平和保证机会的公开;第七,制定年度计划、预算和评估程序,保证国际化的努力成为全校性的持续发展的过程。具体来说,有对世界各国大学国际化的具体策略的分析与研究,如瑞典大学国际化的总体目标和策略有五点:一是学术质量,侧重对国际学术界的参与;二是为国际劳动力市场的训练;三是使项目、研究相对其它国家更有竞争力,尤其是里斯本公约国;四是坚持世界和平与团结,这是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的;五是对其他文化的理解与知晓。根据查阅到的资料,研究较多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的大学国际化的策略,此外还有立陶宛、吉尔吉斯斯坦、新西兰等。这些分国别的大学国际化的策略研究,以及一些将两国或多国的大学国际化的策略进行比较分析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宏观的角度来阐述的,多为对一个国家政府或整体的国际化策略的描述。

  我国大学国际化的策略研究主要是从应然的角度来进行的,更多的是以一种对政府或相关组织的1施行的策略或相关研究后得到的启发,是对他国经验的一种借鉴。北京科技大学的叶传英、宋莉提出了我国大学国际化的七条策略:确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战略;更新高等教育的观念;建立开放的教育体制;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促进中外合作办学;加强国际课程的学习;加强留学生教育。华东师大的高晓清从“大学市场行为”角度也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充分认识大学市场行为国际化的必要性;鼓励大学发展产业和进行国际高等教育产业交流;充分挖掘我国大学市场行为国际化的条件与优势;大力发展自费留学生教育。也有学者认为,我们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兼容的与国际接轨的高等教育体制。还有学者提出: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制定政策;加强对外汉语教学;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相互承认各国学历和学位;重视基础教育的国际理解教育增强民众的国际意识。

  国内外对于大学国际化理论问题的研究,还包括了大学国际化背景、历史进程、目标、发展趋势、意义、标准的研究,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大学的国际化与民族化、大学国际化留学生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国际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国际化等相关问题。我国还有关于大学国际化的主体与客体、大学国际化的质量挑战、WTO与大学国际化、中国大学国际化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等的研究。可以说,对于大学国际化的研究角度和问题选择是丰富多样的,理论成果也很丰硕。

  五、大学国际化实证研究

  大学国际化实证研究,主要是采用个案分析、调研的方法,反映出不同地区不同大学国际化进程及措施。实证研究法在美国以及欧洲、日本、韩国的运用比较广泛,以美加研究为例:奥尔加研究了4所美国大学国际化进程,对30个大学管理学院行政人员、教师、美国学生、国际学生和社区代表进行相关调查,指出大学国际化进程必不可少的方面,包括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参与和支持、资源分配、国际化课程、全球学习成果的评估、国际化的学院等。费尔普斯(Burriss, AprilPhelps)通过对三所高等教育机构的考察,指出高校要探讨大学国际化问题,包括政策的制定、措施的执行、对国际化活动的支持等方面。他还指出外语、出国留学、国际问题研究和留学生等因素与国际化有着重要的联系,而政策是决定某一大学整体国际化进程中最有影响力的层面。帕(Hser, MayPaw)以59个美国大学为样本研究,研究显示每个大学国际化程度是不同的,各大学建设国际化体制时,都会考虑外国学者多少、留学生多少、国际赠款多少、体制性的收入和支出多少等内容。

  国内学者对国外大学国际化也进行了考察,并显示出一定的研究成果。李延勇通过对美国圣荷西州立大学国际拓展与研究部的考察,指出其国际化战略包括面向公司的培训、设立国际领导力项目、积极进行学术研究、修建国际留学园等措施。陈学飞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根据问题分国别采集数据,通过统计、描述与分析,揭示各国大学国际化的道路上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如注重国际化的塑造,教育国际化的理念愈来愈受到重视,国际化发展方向成为这些大学的办学理念。

  还有学者对英国的莱斯特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两所综合大学国际化进行比较,对莫纳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高丽大学等综合型大学国际化,以及对韩国浦项工业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等学科专业特点强的大学国际化进行了研究。

  对国内大学国际化实证研究也有不少成果,这些研究更多从考察各大学国际化制度、措施角度分析。如毕家驹以同济大学为例,论述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中德学院、中法学院等国际化项目与措施,指出当前中国大学国际化的特征包括几个方面,如开辟国际化的教学点;建立国际化的师资队伍;形成国际化的学生群体;按世界各国大学之通例进行管理;引入符合全球化需要的专业、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注重多文化熏陶;在学期间,学生获得在外国学习和生活的经历等。卢志强对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国际合作的实践展开分析,并提出一些经验与启示。何斌研究了香港科技大学国际化的重要举措,包括:师资构成国际化;课程设置国际化;对外交流频繁化。学校鼓励师生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与海外高校签订学生交换协定建立教师互访制度等。还有学者对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大学的国际化工作进行了一定研究。最近两年,国内实证研究也开始走向微观研究如柴欣在《将留学生教育纳入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谈清华大学留学生工作的若干问题与对策》中实证分析了国际化问题中的留学生情况,这与国外研究趋势基本一致。

  六、我国对大学国际化问题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大学国际化作为一个热门研究领域,其成果较为丰富,国外已经形成了相关的较为系统的理论。在我国,近十年来其问题域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但相对国外的研究而言,水平仍然较低,从已有文献看,国内仅查到一本关于大学国际化的专著,即年出版的、以北京联合大学的国际化教育实践为研究对象的《应用型大学国际化教育实践与思考》;一般对大学国际化的研究只是作为专著中的章节出现。而现有的“大多数的讨论还停留在描述层面上,分析不够透彻”,例如,对于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的大学国际化策略问题,研究主要是从应然的角度进行,更多是以一种对政府或相关组织的建议出现,而非基于事实的分析和探讨,提出的建议大而空、操作性不强。

  对于国内外大学国际化实证研究,可以看到的成果多是材料、经验的整理和归纳,以及对部分措施的说明,深入分析缺乏,得出的结论和启示普遍意义不大。可以说,实证研究也属于比较宽泛的介绍,缺乏具体的科学的研究方法,部分研究既没有形成一个可行的研究理论框架,又没有厚实的经验作为基础。

  无论理论还是实证研究,我们对国外同类研究成果引进和研究重视程度也不够,国外目前已有了相当成熟的大学国际化理论及实证研究成果,但我们翻译介绍得较却少,仅有的一些只言片语还被相互反复引用,研究成果缺乏普适性。

  大学国际化研究应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角度转到教育学自身的探讨上来,完善和加深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问题、国际化与本土化问题等的认识,更合理地吸取国外的研究成果与其他国家的大学国际化经验,界定清楚国内外大学国际化的问题,防止概念与研究对象的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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