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参考》2013年第1期(总第16期)

文章作者:  发布时间: 2013-01-23  浏览次数: 835

决策参考

2013年第1期(总第16期)
江苏师范大学发展规划处 主编

本期提要

  《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的总体目标是: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要求,建立一批“2011协同创新中心”,加快高校机制体制改革,转变高校创新方式,集聚和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产出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充分发挥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第一资源重要结合点的独特作用。其目的是要破除高校内部学科之间、部门之间的壁垒,破除人才、学科和科研之间的壁垒,破除教育、科技、社会之间的壁垒,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活力。为进一步推动我校协同创新工作的开展,本期决策参考选编部分关于协同创新的研究文献供大家参考。

  从历史上看,有不少成功的协同创新案例。以美国为例,“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星球大战计划”、“国家纳米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都是协同创新战略实施的结果。简单来说,“协同”(Synergy)即是指系统内部,要素与要素、要素和系统整体之间,以及系统与系统外部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它们之间存在的有序架构、沟通合作使得整个系统创造出新的价值,从而获得原来分散个体简单汇总所无法达成的效果,也就是“2+2﹥5”。协同创新(Synergistic Innovation)可以理解为“实现创新的组织方式”,即通过加强系统内部,以及系统内外部的沟通、交流、合作,构建其有序架构,更为高效地实现创新。

  大学协同创新,就是要以大学为主导,建立协同创新的科研组织管理和资源配置模式,探索建立以任务为驱动与国际接轨的人事聘用和分配制度,建立以创新质量与贡献为导向的评价考核机制,建立寓教于研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氛围,实现各创新主体间的功能互补、联合互动、形成合力,提升国家整体创新能力。

  大学协同创新的价值在于:促成大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逐步实现大学与外部社会在资源、信息、人才等诸方面的有效合作。大学在为社会提供智力服务的同时,社会也为大学进一步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

本期目录

准确把握总体要求 精心做好“2011计划”启动工作

杜占元

(刊载于《中国高等教育》2012年第11期)

  去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后,教育部党组高度重视,随即组织开展了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具体计划的设计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研究制定“2011计划”,确定了推进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机制创新一体化改革的总体思路。这项工作始终是在袁贵仁部长和杜玉波副部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并得到了财政部的大力支持。初步思路形成后,去年5月,在教育部、财政部“2011年教育改革发展重大问题会商会议”上,对计划的思路、机制改革以及如何操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确定由两部共同实施该计划。

  5月底,教育部成立了2011计划研究小组,袁贵仁部长对此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转变思想,突破原有设计思路,更新设计理念,使之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新的里程碑”。经广泛调研、讨论和修改后,形成了“2011计划(征求意见稿)”。8月中旬,在教育部直属高校第二十一次咨询会议上,听取了130余所高校主要领导的意见,又分别征求了11个国家部委和相关单位意见,大家普遍支持协同创新,支持“2011计划”的思路和理念,并对计划的实施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在此基础上,经修改完善,于去年12月提交国家教育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刘延东国务委员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按照有关程序报批后启动实施。本次会议已经正式印发了《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标志着“2011计划”的正式启动。“意见”从实施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管理实施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部署。下面我仅就下一步启动实施工作的相关问题谈两点意见:

  一、准确把握“2011计划”的总体要求

  “2011计划”是一个新的计划,同时也是一个改革的计划,把握总体要求至关重要。“2011计划”整体上贯穿了一个根本出发点、一项核心任务、四类协同创新模式和八个方面机制改革的思路。

  1.以“国家急需、世界一流”为根本出发点。“2011计划”旨在引导高校围绕国家急需的重大问题,组织和集聚一流团队,创造一流的成果,培养一流的人才,形成一流的创新氛围,推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国家急需、世界一流”既是目标和方向,也是标准和条件。

  2.以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任务。“2011计划”提出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创新能力提升的核心任务,目的是围绕重大科学问题和国家重大需求,增强三者之间的协同与互动,增强创新要素的有效集成,增强高校创新能力发展的导向性,增强投入与产出的效益。其中人才是根本,学科是基础,科研是支撑。

  3.以协同创新中心为载体,构建四类协同创新模式。要大力推进校校、校所、校企、校地以及国际间的深度融合,探索建立面向科学前沿、行业产业、区域发展以及文化传承创新重大需求的四类协同创新模式,形成一批2011协同创新中心作为主要载体,逐步成为具有国际重大影响的学术高地、行业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基地、区域创新发展的引领阵地和文化传承创新的主力阵营。

  4.以创新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深化高校的机制体制改革。“2011计划”提出“以机制体制改革引领协同创新,以协同创新引领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的要求,力争突破高校内部以及与外部的机制体制壁垒,改变“分散、封闭、低效”的现状,释放人才、资源等创新要素的活力。通过大力推进高校协同创新组织管理、人事制度、人才培养、人员考评、科研模式、资源配置方式、国际合作以及创新文化建设等八个方面的改革,推动实现三个转变:即高校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工作要超越学科导向,逐步向需求导向为主转变;创新组织管理要改革个体、封闭、分割方式,逐步向流动、开放、协同的机制转变;创新要素与资源要突破孤立、分散的制约,逐步向汇聚、融合的方向转变。最终实现高校创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二、精心做好“计划”

  启动工作大家都很关心计划的启动。为做好“2011计划”的启动实施,进一步明晰操作程序,细化操作要求,从去年10月份开始,教育部、财政部就着手制订“2011计划实施方案”。该方案已先后征求了40余所中央直属高校和30余所地方高校以及20个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意见,目前正在抓紧修改完善,拟正式发布后具体进入操作阶段。这里就各省厅、部门教育司局和高校可以先行开展的一些准备工作谈几点参考意见:

  一是做好统筹部署工作。“2011计划”有两大任务:一是构建协同创新平台与模式,二是建立协同创新机制与体制。其中引导各类高校积极推动机制创新,踊跃参与协同创新,大力提升创新能力和水平是其突出的特点。机制创新需要大家来共同推动,不能仅仅限于国家支持的少数几个重点项目或领域,否则,机制创新的作用就会受到极大的局限。因此,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行业部门和高校对本地区、本部门或本学校的机制创新进行统筹部署和推进,有的可以按照教育改革的要求先行先试,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学校协同创新计划和省级或部门2011计划,积累协同创新经验,营造协同创新环境氛围。要充分发挥行业、产业部门的作用,利用现有资源与条件,引导和组织相关高校与行业院所、大型骨干企业开展协同研究。在此基础上,按照前期培育、评审认定、组织实施的程序,国家每年择优遴选出一批2011协同创新中心给予支持。

  二是做好前期培育工作。前期培育是“2011计划”实施的第一个阶段,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主要由高校、地方政府以及主管部门和行业部门负责组织开展。重点任务是确定协同创新方向,选择协同创新模式,组建协同创新体,探索协同创新的模式,从而形成协同创新的新机制和新优势。这里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要真正体现协同创新的核心要求。国家所支持的协同创新比一般的科研合作有更深刻的内涵和更高的要求,主要体现在:第一,要使各协同者之间创新的核心要素形成有机结合;第二,要有一个有效的载体,以利于形成协同创新的长效机制;第三,要通过协同创新真正形成创新的新优势。二是要依据确定的协同创新方向,按照需求的层次和类型,凝练关键问题和重点任务,结合自身的能力和特色,充分分析国内优势单位、创新力量的分布,切合实际地选择协同创新模式和项目类型。牵头高校应广泛吸纳国内外有协同意愿的优势力量,建立强强结合的协同创新体,确定协同创新的目标和实施路线,明晰协同创新体各方职责与分工,建立协同创新的有效平台载体,努力探索形成协同创新的新优势。

  三是做好申报评审的准备工作。就是在充分培育并取得良好成效基础上,择优选择协同创新项目,择优的基本程序是由协同创新体提出申请建议,经相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推荐到教育部。教育部将委托第三方组织专家评审,按照一定比例择优遴选,并提出立项意见与依据、支持方式以及修改完善建议等。评审结果交由专家咨询委员会进行综合审议,最后报领导小组审定后批准实施,认定为“2011协同创新中心”,并给予资金、政策以及改革等方面的支持。有关单位可以按照“2011计划”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程序,提前做好少数一些重点项目的申报准备工作。

  四是做好资源集聚工作,调动和吸引多方面的参与和支持。发挥协同创新的引导和聚集作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条件,吸纳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投入,是“2011计划”择优支持的基本要求。在前期准备阶段,要注重加强各种创新要素的整合,集成各方面平台、基地、项目以及经费投入等资源,形成集聚效应。资源汇集能力与配置机制,将作为项目申报的必要条件和评审的重要依据。面向行业产业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要发挥行业部门和骨干企业的重要作用,汇聚行业、企业、社会等方面的投入与支持;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要发挥地方政府的关键作用,建立地方投入和支持的长效机制,吸纳企业、社会等方面的支持;面向科学前沿、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要充分利用国家已有的各方面资源,并发挥集聚效应。国家根据专家评审,将在每个项目实际资源聚集的前提下,根据实际需求采取包括经费和政策在内的多种方式予以支持。

积极推动协同创新

《科技日报》

(刊载于《科技日报》2011年9月2日)

  编者按:2011年4月2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增强科学研究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特别强调高校在“积极提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同时“积极推动协同创新”,这一论述对我国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9月1日,科技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评论员文章“积极推动协同创新”,现转载如下:

积极推动协同创新

  我们身处一个科技创新空前活跃的时代。这种活跃不仅体现在个别学科上,更体现在多学科的融合上,不仅体现在科技界内部,更体现在科技界与经济界的互动上,不仅体现在个别国家科技创新实践上,更体现在国际科技合作的日益紧密上。在科技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新形势下,协同创新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紧紧抓住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积极推动协同创新,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全国科技界新的重大任务。

  协同创新激活创新基因

  随着世界科技的发展,交叉融合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增长点,不仅需要大型科研人员团队、大型科学仪器,更需要依靠多学科的联合攻关,以及综合多学科的思维体系。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科技领域加速融合,催生新的学科前沿,孕育新的学科方向。在这种发展趋势下,跨学科的协同合作是激活创新基因、寻找创新突破点的必然途径。

  学科是人们对知识的一种人为划分。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深入,原有学科体系处于不断调整变化中,新的科学发现、突破也不断在学科相互交融地带以及各学科之间的空白地带出现。近100多年里,交叉科学运用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消除了各学科之间的脱节现象、填补了各门学科之间边缘地带的空白,将分散的学科综合起来,从而实现科学的整体化。

  纳米科学便是典型的案例之一。一方面,这个属于材料科学范畴的科研领域,吸引了物理、化学、电子等诸多领域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和合作;另一方面,纳米科学领域日新月异的进展,也推动了众多学科领域的发展。在对生物生理机能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纳米科学的身影;在新能源领域的最新进展中,也有纳米科学的贡献。可以说,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深入,各学科的外延不断扩大,学科之间的原有藩篱逐渐模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格局。

  打破学科之间藩篱、促进跨学科协同创新,是新形势下科技创新的基本要求。创新本身就意味着突破固有思维和框架。随着人类对原有学科框架内知识研究的深入,往往突破原有学科框架,将目光投向少有人涉足的学科边缘、交叉地带,并综合多学科研究方法,才能开启创新基因,寻找到创新的“富矿区”。

  一项关于诺贝尔奖的统计数据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20世纪诺贝尔奖获奖者中,超过40%获奖者的发现是在多学科的交叉领域,尤其在上个世纪最后25年,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中接近半数都授予了在交叉学科领域作出贡献的科学家。可以预见,随着当代科技的发展,会有更多创新出现在学科交融的空白地带。

  作为一个迈向创新型国家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具有完备的学科体系,在各学科都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研究队伍,为了早日实现创新突破,推动学科间的协同创新、开发学科交叉地带这一创新“富矿区”,理应成为在中国加快创新进程的重要途径。要依托高水平国家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建设一批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科学研究中心,稳定支持,培养队伍,提高我国基础和前沿研究能力。

  协同创新提升创新价值

  创新不同于发明、研发,它是一个新技术成为新产品、新产业的实现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会成为制约创新效率的瓶颈。在技术创新活动中,企业是主体,但仅有主体,没有政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就不会有创新价值的实现。实践证明,政产学研用五个环节相互衔接、渗透、支持,是重大科技成果产生的必要条件。

  屡屡被作为创新典范的美国硅谷,其成功的关键不仅仅因为有斯坦福、加州伯克利大学等一流高校和一流技术,更重要的是有一流的技术与资本、技术与市场对接的机制。“硅谷模式”的显著特点就是以具有雄厚科研力量的知名大学为依托,以大规模中小高技术公司群为基础,以苹果、谷歌、思科、英特尔、惠普等大公司为龙头,融科学、技术、生产为一体,提高科技创新与产业化的速度,最大限度提升创新价值。

  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技术创新体系中承担着提供知识源的任务,要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创新目标,探索紧密结合协同创新的机制。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百年校庆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要求,“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进资源共享,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积极贡献”。

  产业共性技术开发过程组织产学研合作,不能“拉郎配”,应是一种有机的结合、利益的扭合、市场的融合。这种深层次的紧密契合是合作开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合作过程中,坚持产学研各主体定位清晰,坚持企业主导研发过程,形成优势互补、分工明确、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开放式合作机制,才能加快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才能有效整合产学研力量。

  政府科技资源越来越庞大,应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国家战略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转化为科技研究创新目标的机制。科技管理职能部门之间要建立决策协同机制,避免在许多领域重复投入、分散投入,难以在国家目标上形成一致和分工合作。建立跨部门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加强对科技部门、科技计划、科研机构的绩效评估和监督。

  企业科技资源越来越庞大,应加大力度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和开放共享,实现内外部资源有机结合。加大内部科技资源整合力度,着力解决企业科技资源分散、专业交叉重叠和技术重复开发等问题,完善创新链条,实现科技力量的有效协同。积极利用外部科技资源,通过合作研发、委托研发、并购等方式获取创新资源。

  新时期的科技管理的内涵和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科技管理的重心从研发管理转向创新管理,科技创新也由研究开发延伸到整个创新链,延伸到产业化过程,延伸到经济社会更加广泛的领域。创新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政府支持自主创新,重要的是围绕完善创新链来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这一“创新链”提供研发、设计、科技咨询、信息服务、生产力促进、金融服务、创业孵化、人才猎头、软件及服务外包、现代物流、战略咨询等等不同类型的服务。政府就要做创新链上的“清道夫”,就要依靠投入和政策来疏通整个创新链,让整个创新链完整起来、活跃起来,构建围绕创新链的多部门协同创新体系,推动创新要素全面渗透进经济活动中,形成科技与经济水乳交融的良好局面。

  协同创新提高创新效率

  日益加剧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规模和深度使得科技、经济活动的范围超越国界,创新和生产在全球的地理分布越来越分散,原本局限于一定区域的价值链被拉伸到不同的国家,全球价值链因此形成。对任何国家来说,关起门来创新只能让自己的创新能力萎缩,让自己始终处在价值链的低端。在新的竞争态势下,坚持自主开发的平台和信心,有效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和市场,是中国提高创新效率、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的基本路径。

  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是国际科技合作协同创新的重要形式。由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具有投资强度大、多学科交叉、实验设备昂贵复杂、研究目标宏大等特点,因此倾向于吸引多个国家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通常是围绕一个总体研究目标,由众多科学家有组织、有分工、有协作、相对分散开展研究,如人类基因图谱研究、全球变化研究等;国际大科学工程是指预研、设计、建设、运行、维护大型研究设备等一系列研究开发活动,如国际空间站计划、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计划等。国际大科学工程和计划使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家能够在大规模、大尺度、跨学科前沿性研究领域开展合作研究,有助于全球创新资源的整合和有效配置。

  近年来,我国已初步形成全方位、多形式、广领域、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格局,提升了主动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的能力。目前,我国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同其中97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04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参加了1000多个国际科技组织,积极参与热核聚变试验堆、国际对地观测等重大科学工程,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今后,要围绕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环保、疾病防治等全球性问题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共性问题,深化国际合作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科学与前沿技术研究加快赶上先进水平。要适应科技全球化趋势,推动国际科技强强联合,及时与国外科技发展互通有无、密切联系,构建资源和成果共享共用的机制,探索中外高水平大学、科研院所建立实体性合作平台。加大参与国际科学计划的力度,支持我国科学家参与国际组织的领导工作,发挥在国际技术标准制定中的作用,提高我国在世界科技舞台的地位。

  积极推动协同创新,体现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当代科技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科学发展观在科技领域的具体体现,是立足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新形势,进一步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新的重要的推进思路,贯穿于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之中。全国科技界要牢牢把握这一新要求,清醒认识当今科技发展的新特点,扎实推进这一新任务的贯彻落实,着力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开展协同创新 提升教育质量——访南开大学校长龚克

张男星 王春春

(刊载于《大学》2012年9月18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进资源共享,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积极贡献。”那么,不同层次、类型的高校在协同创新中承担的责任和发挥的作用有什么不同?建立协同创新中心的条件是什么?作为不同的创新力量,各协同创新主体之间应形成怎样的关系才有利于协同创新?协同创新如何与高校人才培养这一根本任务相结合?高校内部治理应当如何适应协同创新的需求?围绕这些问题,本期“高端访谈”栏目对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进行了专访。

  ●协同创新不仅是科技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也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必然要求。创新是人类独有的能动的创造性活动,是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之灵的一大基本特征。作为创新主体,人是创新体系诸要素中唯一的活的即能动的要素。因此,开展协同创新,首先必须着眼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协同创新最需要“教育”与“科技”的协同。

  国家创新体系是基于现代科技创新过程中各类创新单元之间存在的联系而建立起来的,是一个由各创新行为主体构成的有机的科学共同体,其功能就是通过协同创新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

  《大学》:龚校长,您好!您认为,协同创新对于中国高校发展具有什么战略意义?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要如此强力地推动高校的协同创新?

  龚克校长(以下简称龚校长):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搞清楚,现在为什么要强调“协同创新”?无疑,这是为了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提出的新要求。那么,总书记为什么要提出“协同创新”的新要求呢?我认为答案在于,协同创新首先是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何谓“内在”?就是说,不是来自外部的行政意志,而是内部规律使然。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学科进一步分化的基础上出现了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其实,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内在的整体。20世纪初,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就指出,“科学乃是统一的整体。将科学划分为若干不同领域,这与其说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造成的。其实,从物理学和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直到社会科学,这中间存在着连续不断的环节。这些环节无论在哪一处都不可能被扯断。”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当代科学技术正在走向“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的统一,主导方面是学科的交叉集成。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的科学研究已经走过了少数“万能科学家”称雄的个人英雄时代,进入了一个讲求多方合作、协同创新的“大科学”时代。

  “大科学”是以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导向、以多学科的交叉为特征、由科学家群和技术人员群共同进行协作攻关的一种科学研究方式。纵观世界科技发展史,科技创新与进步经历了由个体引领、团队合作到全社会协同参与的过程。1961年,美国物理学家温伯格在《科学》杂志上撰文,讨论大规模科学研究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文中使用了“大科学”的概念。此后,随着科学技术以其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和深刻影响力向前发展,“大科学”的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和认同。在曼哈顿工程 之后,阿波罗计划 、人类基因组计划 又成为大科学时代科技创新的典型案例。我国的“两弹一星”研制工程,也堪称协同创新进行大科学研究的典范。进入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更加凸现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科学技术将会进入公众广泛参与、全球协同竞争的新时代。

  协同创新不仅是科技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也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必然要求。创新是人类独有的能动的创造性活动,是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之灵的一大基本特征。作为创新主体,人是创新体系诸要素中唯一的活的能动的要素。因此,开展协同创新首先必须着眼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协同创新最需要“教育”与“科技”的协同。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是实施协同创新的最好切入点。胡锦涛总书记从高等教育的角度提出协同创新的新要求,我理解,就是希望高等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通过开展校校、校所、校企、校地以及国际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协同创新,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供更多样的模式和更广阔的平台,全面提升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作出积极贡献。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协同创新对于中国高校发展的战略意义,我认为,以高校与其它科技研发主体协同创新为主要内容的“2011计划”,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举措,体现了推进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机制创新一体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将把高校带入一个新的发展天地。因为协同创新不仅是对科技发展规律的自觉适应,而且也是对人才成长规律的自觉适应,它不仅将推动科技的进步,而且将推动教育的进步。

  《大学》:您认为,协同创新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是一种什么关系?

  龚校长:正如刚才我们谈到的,今天大科学时代的科学研究是超越任何科学家个人能力之上的,需要调动一国之内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协作,甚至进行跨国合作,才能实现突破和创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7年发布的《国家创新体系》研究报告指出:“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创造、传播、应用各种知识的行为者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结果。一个国家的创新绩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行为者在作为知识生产和使用的合作系统中的元素是如何相互关联以及它们使用何种技术。”也就是说,国家创新体系是基于现代科技创新过程中各类创新单元之间存在的联系而建立起来的,是一个由各创新行为主体构成的有机的科学共同体,其功能就是通过协同创新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

  开展协同创新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个好的体系中,各要素必然是优化组合和高效协同的。我国创新体系建设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创新要素彼此隔离导致资源效率低、创新效益差。可以说,没有协同就不成体系。为此,《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科技规划纲要》)把推进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作为今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在最近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又专门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作出重大部署,把加快建设科学合理、富有活力、更有效率的国家创新体系作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提出要研究制定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规划,统筹各类创新单元协调发展,促进各类创新主体各展所长、协同创新,到2020年基本建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高校是知识创新的主力军,同时也是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军民结合国防科技创新以及区域创新和科技服务体系中的生力军。高校的这种“全方位介入”的定位根源于高校“育人为本”的性质。人是各创新子体系中的核心要素,高校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为各子体系培养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培养不能游离于体系之外,而要嵌入其中。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行分类管理,不断优化结构;同时,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2011计划”也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层次性出发,提出要探索建立适应于不同需求、不同类型、形式多样的协同创新模式。可以说,只要定位合理、特色鲜明,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都可以在协同创新中有所作为。

  《大学》:您认为,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在协同创新中承担的责任和发挥的作用有什么不同?

  龚校长:根据先前提到的《科技规划纲要》,我国正在建设的国家创新体系包含五个子体系:一是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二是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三是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四是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五是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在这五个子体系中,高校是知识创新的主力军,同时也是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军民结合国防科技创新以及区域创新和科技服务体系中的生力军。

  高校的这种“全方位介入”的定位根源于高校“育人为本”的性质。人是各创新子体系中的核心要素,高校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为各子体系培养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培养不能游离于体系之外,而要嵌入其中。为此,高校必须自觉认识自身任务的多重性,主动而又各具特色地培养多样化的人才,开展多方面的创新活动。在认识“多重性”任务的同时,还要认识高校在创新体系中的“源头性”特点。从世界范围看,各发达国家无不把高校作为其从事基础研究和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这是因为:第一,高校具有多学科综合的优势;第二,高校不仅聚集了大批知名专家学者,而且有不断流动的充满创造活力的年轻教师和学生;第三,师生之间比较自由的学术交流和广泛的国际联系使高校具有信息上的优势。这些因素使得高校最易产生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知识,从而成为知识创新的载体和技术创新的源头。

  说到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上述共性特点在具体表现上又是各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各高校在创新体系中具有不同的定位和特色。为克服高校的同质化倾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行分类管理,不断优化结构;同时,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2011计划”也从我国高等教育的这种层次性出发,提出要探索建立适应于不同需求、不同类型、形式多样的协同创新模式。可以说,只要定位合理、特色鲜明,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都可以在协同创新中有所作为。像南开大学这样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更应该主动面向重大需求、适应国家战略,通过开展全方位的协同创新,承担大项目、带动大协作、建设大平台、汇聚大团队,从而创造好成果、培育好人才、形成好机制,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大学》:较以往的产学研、联合攻关等合作形式,协同创新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如何才能避免有协同无创新的现象,以及避免形式上的、质量不高的协同创新?

  龚校长:以往的产学研结合、联合攻关等合作形式,旨在解决某一具体问题,是以科研项目为中心而进行的合作。而开展协同创新,不仅要出成果、出人才,更要形成机制、持续发展,也就是要探索建立有利于突破创新要素间的协同壁垒(包括观念的、行政的、经济的种种壁垒),有利于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方面活力的体制机制,形成协同创新的“长效机制”。

  你刚才提到的“有协同无创新”现象是确实存在的。有学者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四同”:先是同心协力争项目,拿下项目之后是同床异梦,甚至为利益分配同室操戈,最后在产出上同归于尽。我以为,看到这种现象、抨击这种现象还不够,关键是要以分析的态度找出并消除其成因,从而最终克服它。“2011计划”之所以特别强调以体制机制改革引领协同创新,原因即在于此。怎么改革?必须首先在承认各协同主体的主体地位和各自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有利于各主体平等、共赢的协同机制。具体说来,就是要突破狭隘的“以学科为本位”的科研体制,改变固化的“学科-行政-经济(指利益分配)”为一体的管理机制,形成以问题为导向和以项目为纽带的动态组合的体制机制,并建立以有利于出成果、出人才为最高准则的评价激励体系。

  ●协同创新中心要成功建立,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主体的自主性、要素的互补性、合作的便利性。从高校与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不同特点看,“公益性”和“竞争性”的差异是校企协同创新必须直接面对的问题。实现“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创新驱动”的紧迫任务。企业越是发挥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对高校人才培养和源头创新的需求就越强,双方合作的空间就越大。

  从组织管理角度看,建立不同协同主体之间的“共赢”机制更为关键,为此,要构建科学有效的组织管理体系,成立多方参与的管理机构,确定总体发展路线,负责重大事务的协商与决策,实现开放共享、互利互惠、持续发展。

  在协同创新中,高校面临的最大困难和挑战不是来自外部,而在于能否先把内部资源整合、协同起来。为此,各高校要以开展协同创新为契机,以提升创新能力为突破,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根本,首先把学校工作中的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各项任务先行“协同”起来,全面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

  《大学》:随着“2011计划”的启动实施,各地“协同创新中心”相继成立。您认为,协同创新中心能够成功建立的条件是什么?作为不同的创新力量,各协同创新主体之间应形成一种怎样的关系才有利于协同创新?

  龚校长:协同创新中心要成功建立,我认为至少需要三个条件。

  一是主体的自主性。也就是说,协同的各方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而是基于对问题的共同理解、对责任的共同担当、对目标的共同追求,而自愿组合在一起的。

  二是要素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可以是横向的,即要打破横向壁垒,开展校校、校所、校企、校地协同以及国际合作;也可以是纵向的,即要贯通纵向链条,促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等由分割状态向实现整个创新过程的上中下游联合贯通方面转变。不论横向还是纵向,“互补”才是协同创新的内在要求,如不具备“互补性”,则协同本身无“必要性”可言。

  三是合作的便利性。这是实现创新效率和效益的要求。如果协同主体之间资源、人员的共享和交流不具备便利性,那么这种高成本的协同是不可能持久的。要实现这种便利性,除了客观条件之外,还要求体制机制的灵活性--形式可多种多样,人员可进可出,工作有分有合,实现人员、信息、资金等有效便捷的流动和配置。

  基于以上三个条件,我认为,各协同创新主体之间应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形成一种自主、互补、便利的关系,才有利于协同创新。

  《大学》:就目前成立的协同创新中心而言,您如何看待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

  龚校长:据我所知,现在有不少高校与企业的协同中心正在筹建和组合之中,而且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很早就开始了,甚至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前的校办工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出一大批高校科技企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拥有独立市场主体地位的企业与拥有较大办学自主权的高校之间产学研合作越来越多,领域越来越宽,层次越来越高。目前,校企合作已深入到行业产业领域,朝着建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更高层次发展。建立战略联盟的目的就是要以产业技术创新需求为导向,把优势企业的产业资源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创新资源整合在一起,提高行业自主创新能力,培养企业技术骨干,同时使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在国家重大需求的平台上得到锻炼提高。

  另外,从高校与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不同特点来看,“公益性”和“竞争性”的差异,是校企协同创新必须直接面对并妥善解决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间的竞争是常态,而高校要在与企业的合作中保持其“公益机构”的性质,就不仅需要校企之间妥善处理诸如知识产权之类的事项,也需要在国家和全社会层面形成相应的法律体系和文化环境。然而,必须看到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走上创新驱动的轨道,行业产业发展越来越依赖重大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的突破。核心共性技术的创新,涉及研发环节多,资金投入大,技术风险高,需要在整个创新链条中发挥产、学、研的各自优势。但目前,我国行业产业技术创新多数还处于分散、封闭状态,企业之间由于存在利益竞争,不仅少有合作研发,甚至还彼此设置技术壁垒,使得整个行业产业在核心共性技术上难以取得突破。而高校凭借其雄厚的基础研究实力和密集的高端人才优势,在攻克关键难题和研发共性技术方面,以及向企业开放共享科技资源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要善于把高校与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存在的差异性转化为能够使双方合作共赢的互补性,以高校为主体实施校企协同创新,以企业为主导深化产学研用结合,促进教育与经济的有机融合、共同发展。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召开后,作为知识创新骨干的高校与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在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得到了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的强有力推动,前景将越来越广阔。在大会强调的“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问题上,有些记者从我国企业整体上研发创新能力尚不够强的状况出发,认为“以企业为主体”不现实或应是“将来时”。我认为这种看法不妥。实现“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创新驱动”的紧迫任务。高校要自觉主动地为实现这一任务做出“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努力,企业也要自觉担当历史使命,主动地在需求、投入、研发、应用各个环节挑起“主体”的重担。事实证明,企业越是发挥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对高校人才培养和源头创新的需求就越强,双方合作的空间就越大。

  《大学》:协同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要在全社会甚至国际范围内突破不同组织机构之间的界线与制度上的局限,可能还会涉及资源共享、知识产权、利益分割等问题。对此,您认为高校面临的最大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龚校长: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确实会涉及资源共享、知识产权、利益分割等诸多问题。现行的体制机制是被重重利益链条所捆绑的,要突破这些链条绝非易事,但必须正视和解决。这一方面需要转变思想观念,确立以“协同”为核心的价值准则,另一方面,也是最为关键的,是创新组织管理,建立“共赢”机制。

  从思想观念来说,瞄准“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组建“2011协同创新中心”,实施跨学科、跨学校、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的实质性合作,首先需要眼界的放开、观念的更新、思想的跨越、境界的提升。这就必须要有“追求大事业、构筑大舞台、组建大团队”的大视野、大思路、大胸怀、大气魄、大境界。倘若一切皆以自己和本学科、本单位为中心,局限于狭隘的学科、单位发展需要,斤斤计较个体和小团体的得失,是不可能实现协同创新的。

  从组织管理角度看,建立“共赢”机制更为关键。只有通过深化改革,突破制约高校创新能力提升的内部机制障碍,打破高校与其他创新主体间的体制壁垒,探索和建立有利于激发、释放创新活力的新体制新机制,才能多方汇聚各种创新要素,有效整合内部外部资源,从而真正出成果、出人才,实现协同各方的“共赢”局面。为此,要构建科学有效的组织管理体系,成立由多方参与的管理机构,确定总体发展路线,负责重大事务的协商与决策,在明确各方责权和人员、资源、成果、知识产权等方面归属的基础上,实现开放共享、互利互惠、持续发展。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要解决利益冲突问题,首先必须正视主体间的利益差异,进而探索求同存异的合作模式。对主体正当利益的任何否认、回避都会妨碍协同创新。

  至于在协同创新中高校面临的最大困难和挑战,我认为还不是来自外部,而在于能否先把内部资源整合、协同起来,也就是能否真正做到“育人为本”,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把高校的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各项工作先行“协同”起来,实现创新能力与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步提升。

  为什么这样讲?“2011计划”以高校为实施主体开展协同创新,不仅要出成果,更要出人才。我们讲“君子务本”,高校的根本使命和首要任务就是“育人”。1999年开始施行的《高等教育法》第31条早就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高校在育人过程中,并没有把这些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在教育教学与科研创新的结合上,总是或偏重一头、或各自为战。《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政策方向是要促进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教学毫无疑问是育人的重要基础性手段,但科研也是育人,而且是培育创新人才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尤其重大科研项目更是成为培养造就拔尖创新人才的有效平台。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重大科研项目的意义不仅在于出大成果,更重要的是能够出领军和骨干人才。中国高校只有以大项目、好项目为支撑平台,才能锻造出更多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优秀科技人才,才能培养出众多属于中国自己的一流科学技术大师。“2011计划”能否真正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要看高校在协同创新中能否实现创新能力与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步提升。因此,各高校要以开展协同创新为契机,以提升创新能力为突破,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根本,首先把学校工作中的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各项任务先行“协同”起来,全面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

  ●开展协同创新要与创新人才培养的观念、内容、模式结合起来,实现“三个转变”:在培养观念上,要从“学科为本”转变为“育人为本”;在培养内容上,要从“知识传授”转变为“提升素质”;在培养模式上,要从“以教为主”转变为“以学为主”。

  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各要素的协同,主要是行政与学术的协同、资深与新生力量的协同。这种协同落实到高校内部治理的制度层面上,就是要在继续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前提下,处理好党政分工合作关系,同时着力加强学术委员会的建设,健全完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的运行机制,既提高行政效率又促进学术民主;此外,还要切实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积极探索学生通过学生代表大会参与学校治理的制度,民主治校、阳光治校,共同营造一个有利于人才“冒出来”、成果“创出来”的良好内部环境。在操作层面上,则要努力实现研究与教学的协同、学科与学科的协同、传统优势和创新方向的协同。

  《大学》:您始终强调高校应当以育人为本,那么,协同创新如何与高校的人才培养这一根本任务相结合?

  龚校长:上面我们谈到,协同创新不仅要出成果,而且要出人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以高校为实施主体开展协同创新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因此,开展协同创新要与创新人才培养的观念、内容、模式结合起来,实现“三个转变”。

  一是在培养观念上,要从“学科为本”转变为“育人为本”。学科是集教学、科研、队伍、基地等要素于一体的综合育人平台,学科建设要为育人服务,要真正做到一切以学生健康成长和人才脱颖而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是在培养内容上,要从“知识传授”转变为“提升素质”。真正的拔尖创新人才必然具有良好的素质。素质是包括品德、知识、能力、作风、体魄等的综合性概念。对目前过于注重知识的状况而言,特别要下功夫转到“能力为重”,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而科研实践是促成这种转变的重要途径。

  三是在培养模式上,要从“以教为主”转变为“以学为主”。提升综合素质,培养创新能力,都应该是主动的过程。如何激发学生持续的学习与发展的主动性是教育的真正意义所在,一个有效途径就是让学生参与课题研究,加入创新团队,在“寓教于研”中提高实践能力和创新本领。

  总之,我们要建立健全以科学研究和实践创新为主导、以协同创新项目为依托的“寓教于研”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的人才培养。

  《大学》:您认为,高校的内部治理应当如何适应协同创新的需求?

  龚校长:现行《高等教育法》规定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包含四个要素--党委、校长、学术委员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教育规划纲要》又增加了第五个要素--学生代表大会。在这“五位一体”的治理结构中,各个要素各有职责和角色,只有搞好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同,才能形成合力,充分调动全校师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整合高校内部资源,进而促进内部资源和外部创新力量的有机融合。

  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各要素的协同,主要是行政与学术的协同、资深与新生力量的协同。行政与学术的协同比较好理解,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进行必要的分离之后,还应当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搞好相互协同--行政机构和后勤部门要以有利于服务教学与科研一线、有利于统筹协调提高效率为原则,搞好管理服务;学术委员会要发挥学术上的咨询、审议作用,并对管理服务进行评议监督。而资深与新生力量的协同是指高校作为集聚和培养人才的专门机构,不仅拥有一大批资深的学术带头人、知名专家学者,以及长年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各类教职员工,每年还不断有大量的充满创造活力的青年教师和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作为新生力量加入进来,这两部分人员也要协同起来,通过相互帮扶、团队发展,集聚各类优秀人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共同打造德才兼备、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充分发挥创新要素中“人”的能动作用。

  行政与学术的协同、资深与新生力量的协同,落实到高校内部治理的制度层面,就是要在继续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前提下,处理好党政分工合作关系,同时着力加强学术委员会的建设,健全完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的运行机制,既提高行政效率又促进学术民主;此外,还要切实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积极探索学生通过学生代表大会参与学校治理的制度,民主治校、阳光治校,共同营造一个有利于人才“冒出来”、成果“创出来”的良好内部环境。

  除了要在制度层面力促行政与学术的协同、资深与新生力量的协同,高校还要在操作层面努力实现研究与教学的协同、学科与学科的协同、传统优势和创新方向的协同。研究与教学的协同,就是要把“寓教于研”和“寓研于教”结合起来,将“出成果”与“出人才”统一起来;学科与学科的协同,就是要打破各学科界限,促进多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融合和集成创新;传统优势和创新方向的协同,就是要立足自身特色和已有优势,瞄准学术前沿和重大需求,确定协同创新的方向和目标。

  在改善内部治理结构、整合内部创新资源的同时,高校的外部环境也需要有新的变化。例如,政府对高校的管理服务要变革,社会各方对高校的认识以及与高校的关系也要变化,都要向着尊重自主办学、支持改革探索、促进协同创新的方向变化,从而形成有利于推动教育与科技、经济、区域乃至整个社会发展有机融合的良好氛围。

  《大学》: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破解创新密码

杜德斌 万钢 杰弗里·雷蒙

(刊载于《文汇报》2012年11月21日)

   高校创新生态系统

  2012年11月初,1400多位海内外专家学者相聚上海2012浦江创新论坛,围绕“产业变革与创新生态”这一主题,探讨创新趋势、展望发展前景。与会专家提出了许多精妙观点,这些智者的声音值得我们借鉴。

  G·帕斯卡·圣扎迦利认为,创新不是随意出现在任何地方,而是最常源于集中了投资者、主要的研究型高校、已有科技公司及众多愿意尝试新事物的工程人员和科学家这些因素的地区。

  大卫·努德福什说,创新需要一个有利的环境,即一个由商界、金融界、教育者和监督管理人员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从而共同形成有益于新老企业创新及蓬勃发展的气候。

  一、创新依赖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创新生态系统是指一定地域内相互作用的各种创新机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与创新服务机构(政府、金融、法律、中介等)和创新环境的各个要素之间形成的统一整体。创新生态系统是创新体系、创新网络和创新环境的集合。

  二、地理位置是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形成的环境基础

  地理位置或地理区位对创新的作用是通过地理条件和地理环境作用体现出来的。

  首先,不同地理位置即意味着不同的地理条件,正如G·帕斯卡·圣扎迦利所言:在创新领域,地理位置决定命运。硅谷的发展首先是因为它位于旧金山湾区这个特定的地方;硅谷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于这个地方,虽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必然性就在于这个地方具有其他地方所不具有的能够孕育创新的特殊环境和禀赋。

  其次,人才是活跃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就创新而言,人才是最重要原材料--知识创造财富、思想驱动经济;创新依赖于集体智慧:一个有才智、有创造力的人善于发明;一个有认知智慧的集体能够创新(大卫·努德福什)。

  三、开发包容的文化是创新生态系统形成的沃土

  思想的产生需要人才的集聚和交流。著名创意经济学家理查德·弗罗里达认为,区域性经济增长建立在“3T”基础之上,即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以及包容(Tolerance)。其中技术指数即创新指数(人均申请专利数)和高科技指数(高科技相关产业的规模和集中度);人才指数即拥有学士以上学历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包容性是指同性恋指数、波西米亚指数和人口混杂指数。同性恋指数即通过统计同性恋人口来作为一项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社会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依据;波西米亚指数是统计地区内从事艺术创作的相对人口;人口混杂指数是统计一个地区内外来人口的相对比重。

  四、要素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合作是创新生态系统的本质特征

  创新生态系统概念强调了在把创新带向市场的过程中诸多努力之间的联系。这些努力包括在大大小小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实验室内部及外部跨机构的合作。它们也包括商业投资的“天使”、州政府的基金、风险投资公司和金融市场。创新生态系统本身规模各异、构成繁杂、对其他生态系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

  美国的硅谷代表着当今最成功的创新生态系统,它的成功来源于许多技术和其他创新之间的互动交融。

  美国伯克利大学信息系统学院院长、《区域优势》一书作者萨克森尼安将硅谷的创新生态系统描述为一种网络系统,即一种由各种大大小小的专业性企业形成的网络,这些企业之间既激烈竞争,又彼此合作,并与地方机构(如大学)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硅谷创新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是关系。丰富的社会、技术和生产关系培育了硅谷地区的企业家精神和集体学习的氛围,这种关系对企业的成功,如企业本身的活动一样重要。

  萨克森尼安认为,硅谷的创新生态系统如同热带雨林,是一种复杂的、分散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存在各种植物种群、群落和动物区系,种类成分特别丰富,层次结构十分复杂,共生、附生、寄生现象多样。

  五、集群是强化创新生态系统功能的根本途径

  集群有自我强化效应;一旦占据优势,不会轻易消失。

  英国地理学家彼德·霍尔列举了世界历史上大城市的兴起过程,把它们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部分归结于最先建立主导地位和人才的流入。

  投资者把创新者所在的位置看得与他们的技术和履历同等重要。一位高超的新型微处理器设计师,如果坚持住在俄国,很可能筹措不到资金,但如果迁到硅谷,他的收银机很快就会作响。

  六、地理位置对创新作用并非一成不变

  尽管地理位置是重要的创新优势,但有利的地理条件并不是立于不败之地的绝对保证。

  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当代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大师之一的彼得·霍尔曾这样发问:“为什么某一城市在某一时期突然变得极富创造力,格外具有革新精神?为什么这种精神在兴盛数年以后,通常最多10年或20年就像当初兴起那样迅速消失?”

  一个城市或地区丧失技术优势的原因,或许只有在回顾历史时才能看清。底特律汽车业主宰地位的衰退,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的技术、经济和商业决策,甚至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理解。

  芬兰的赫尔辛基崛起为世界移动电话技术中心,可能是近年来最戏剧性的例子。诺基亚一家公司的成功便把芬兰推到这一领域的前沿,让北欧,特别是附近的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变成了重要的移动技术集群。

  诺基亚是小国成大业的典型案例。它的成功激发了其他众多小国和边缘化城市希望找到自己的诺基亚梦想。然而,政府从零开始打造中心是困难的,要取代另一地区的代价可能更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世界有数十个城市尝试打造自己的硅谷。其结果大多变成了工业招揽,即吸引技术公司将工厂或研发机构建在某一地区。

  这种努力能够逐渐形成创新集群。例如,岛国新加坡起初是小型电脑存储装置的低成本制造地,现已在这一领域领先全球。

  另一个岛国爱尔兰,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它相对于欧洲其他地区较低的人工成本,虽然吸引到大批电子产品制造商,却仍未能带来创新。

  肯尼亚是另一个梦想成真的例子。世界上被称作M-PESA的最具革新意义的资金移动技术诞生在肯尼亚内罗毕。M-PESA的成功在部分程度上促使内罗毕现在成为一批移动电信创新者的聚集地。谷歌、微软和诺基亚都在这个城市雇有研究人员,附近也在出现一批手机和互联网的应用编程公司。

  内罗毕尚不能与班加罗尔或上海并驾齐驱,但是,即使非洲也能出现创新的事实突显一个重大转折,由于知识的传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迅速,落后地区追上甚至跃过传统领先地区的能力无疑在增强。

  七、创新生态系统中政府的作用

  政府既是创新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又是创新生态系统的组织者和培育者。

  (一)选“地方”

  人有天赋,地有禀赋。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易变,自然地理环境难以改变。地理位置虽不可移动,但地理位置对创新的作用会随着社会变迁和技术进步发生改变。以上例子表明,地理位置虽然仍有重要意义,但重要性显然已经不及以往。

  (二)定方向

  每个地方都有适合不同产业发展的优势,因地制宜地确定主导产业发展方向,是政府推动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基本任务。

  法国是重要的航空、火车技术、医药和核电中心。德国的汽车技术已经领先世界100年。印度的班加罗尔是新软件中心。韩国在从手机到自动根据衣物多少采用最低水量的洗衣机的各种“智能”电子设备设计领域名列前茅。巴西工程师擅长设计通勤飞机。以色列则是电脑网络安全领域的领先者。俄国的太空发射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

  (三)造环境

  不同的自然环境会形成不同的生态系统,热带雨林生态形成于高热多雨的气候和酸性的土壤环境,温带草原生态系统则形成于温暖和半干旱的气候和碱性土壤环境。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会孕育不同的创新生态系统。政府的职责在于根据不同产业的成长特征营造适合的创新环境。

  (四)培养人才

  人才是创新活动的惟一原材料。政府可以通过为有效的教育投入资源,并确保让移民政策有助于创新。除了通过教育来提高员工队伍的质量外,放松移民政策的限制能够加强员工队伍。技术熟练的移民可以促使一个国家形成更好的创新环境。

  各国招贤纳士的高招包括:放宽移民政策;挽留优秀留学生;承认双重国籍;设立国家“猎头”公司等。

  (五)提高回报

  公司必须能够从它们进行的创业努力中获得回报,否则,它们就会或者停止投资,或者转移到其他更能赢利的州或国家。政府可以通过加强保护专利、版权和其他知识产权以及通过减免税措施、技术培训和制定政策降低与财经政策、监管和能源相关的结构性开支,帮助降低成本,提高利润。

  研发税收优惠是降低创新成本最常用的方法。目前,按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20个最发达经济体中,有19个有研发税收优惠项目。研究表明,研发税收优惠项目与国家经济绩效之间呈显著的正比关系。不过,减税的绝对数额并不是那么重要。

  (六)培育集群

  通过在具体产业内聚集或建立制造商集群,政府可以帮助推动创新。这一做法对较小的国家和大国内的某个地方尤其有效。但是这种做法并非没有风险。经济的集中,无论其在一段时期内多么成功,基于有限几个产业带来的成果最终会有起落沉浮。这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政策。

  (七)提供方便

  政府能够通过促进研究和资源分享而为创意开发及其商业化的推广提供便利,并且提高效率。政府与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教育机构结成伙伴关系,将非常有益于扩大运作和取得更大的成果。政府需要了解企业的需要以及如何为它们提供帮助--并且仔细听取它们的回答。

     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特点及优化措施

  迎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营造更加良好的创新环境,是中国政府立足全局、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决策。

  本次论坛,以“产业变革与创新生态”为主题展开交流讨论,必将对中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将对各国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提供有益启示。

  一、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特点

  创新过程一头连着科技研发,一头连着产业经济。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种子”,那么创新生态就是“土壤”。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必须把科技创新和创新生态环境的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创新生态系统具有生态系统的共性,主要表现在:

  (一)创新主体的多样性。不同创新主体功能不同,都不可或缺;

  (二)创新主体的共生性。不同创新主体之间具有互补和协同的特点;

  (三)创新系统的进化性、自组织性。具备基于竞争、平衡、反馈等机制,通过自适应、自我调节实现进化升级的基本能力;

  (四)创新系统的开放性。政策环境对创新生态的发展有很大影响,需要发挥好政府的引导、调控和市场的主体作用。

  二、优化创新生态的措施

  (一)加强协同创新、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二)改革科技管理体制、促进科技资源高效利用;

  (三)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加强科学道德和创新文化建设;

  (四)扩大开放合作、鼓励互利共赢;

  (五)完善创新政策、营造良好环境。

创新生态中的研究型大学

  “我认为如果研究型大学能做到以下两个方面,它们就能形成一个创造性的氛围:首先是它们要成为吸引优秀学者和学生的智慧中心;另外它们的教学方式要能够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研究型大学是创造性环境的至关重要的部分。过去25年,我在4所不同的研究型大学里供职--密歇根大学、康奈尔大学、北京大学、以及纽约大学。在这些大学工作的经历让我相信研究型大学能对创新生态作出突出贡献。

  正如它的名字一样,研究型大学当然应该致力于科研。但我的经验是,大学只有在做其他组织--尤其是商业--不做的科研的时候,才能获得最大成功。这种科研不是为了设计某个商品,而是为了创造更广义的公共福利。一种属于此类的科研就是“基础研究”--特指那些致力于开发和检验关于这个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的研究工作。另一种属于此类的科研是“应用研究”.应用研究致力于解决现实世界中的现实问题。这种应用研究应当满足两个关键的研究标准:首先大学的应用研究必须是原创的,而不仅仅是简单重复。第二,大学的应用研究要有广泛的意义,对很多方面都有作用,能在未知的黑暗中为我们洒下大片光明,而不仅仅是一隅微光。

  有人认为研究型大学强调基础研究和关键应用研究是个错误。他们觉得大学应该把大部分科研实力直接用于商业创新,去开发对社会有直接影响的新产品。在美国,这些人催促大学要在“技术转化”和“商业孵化”上花更大的力气。但这样的研究不应该主导大学的科研工作,因为这些工作的意义有限。这种科研在企业往往可以做得更好。而研究型大学则更应当专注于做那些其他机构做不好的研究。

  我的主要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是创新生态的必要组成部分,即便它们不生产新产品或者培育新产业。做基础研究和关键应用研究的教授们能创造一个具有惊人启发激励作用的环境--对他们互相之间和对学生都是。

  创新的种子只有在复杂多样的环境里才能生根发芽,简单趋同不是创新的理想土壤。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的大脑被充分调动起来,去探索那些貌似毫不相关的领域之间的潜在联系。

  现代研究型大学要提供这样一种环境:首先让人充分掌握一门专业,然后通过和掌握其他专业的人合作来拓展他们的视野。如果一个人不肯花足够的时间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那他是无法在跨领域的工作环境中取得成功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些领域被称为“专业”的原因。

  研究型大学能贡献创新生态的第二个要素是对优秀学生的吸引力。数百年来,顶尖的学生们远离家乡去上大学,就是为了能更接近那些伟大的学者。一旦一所大学以其优质生源闻名,就会进一步形成一个良性机制。好学生不仅愿意和好教授接近,他们也愿意和其他优秀的同学作伴,这会使他们所处的环境更充满智慧,充满启发。

  但为了能够最大化地为创新生态作贡献,研究型大学要做的绝不仅仅是把优秀的教授和学生聚集到一个地方。研究型大学必须十分严谨地对待教学;必须明白学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能成为他们这一代人当中具有颠覆性的创新者;还必须精心设计课程和教学方法来培养学生的这些素质。

  一所好的研究型大学知道怎么样去培养学生的这种勇气和创造力。要把这种听老师话的“被动学习”改变成在睿智的老师的指导下,让学生锻炼探索世界的“主动学习”的能力。在这样的环境里,学生当然不会因为提出新的但错误的观点而受到奖励,但也不会怎么受惩罚;重复别人做过的事显然也不能给学生加分。最值得奖赏的是那些有新鲜的、有价值的想法的学生,因为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新颖而有益。

  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毕业以后广受欢迎。事实上那些需要创造型人才的企业一般都位于研究型大学附近。在创新人才还是学生的时候,企业就招他们去实习。等这些学生一毕业,企业会迫不及待地把他们招至麾下。

  过去,我管这种发展模式叫做“人才雪球”--当人才在一个地方聚集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才想要依附过来。但我更喜欢今天的论坛为我们展示的场景--一个“创新生态”。在一个健康的创新生态里应该包含前台角色的不断互动,和一个背景的创新氛围。作为这个创新氛围的提供者,研究型大学能成为促进创新活动的惊人的催化剂。

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内涵

陈劲 阳银娟

(刊载于《科学学研究》2012年2月)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科技资源已跃居世界前列,各类科技创新基地和平台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形成了相当规模、涵盖创新链各环节的各类创新基地,为进一步整合科技力量、共享科技资源、集聚创新人才,推进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建设奠定了基础。协同创新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重要举措;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科技管理体制,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所在是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经济下举国体制优势的重大部署。

  1.协同制造与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的前范式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创新越来越具有开放性,科技知识的创造、创新和应用部门之间需要构建开放式的协同创新。

  协同创新的先期基础是协同制造。协同制造是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等手段,实现供应链内部及供应链之间的企业在产品设计、制造、管理和商务等精细合作,最终通过改变业务经营模式达到企业资源最充分利用的目的。协同制造是整合了敏捷制造、虚拟制造、网络制造、全球制造等生产模式的优点,打破了时空的约束,通过互联网络,使整个供应链上的企业和合作伙伴共享客户、设计、生产经营信息。协同制造从传统的串行工作方式,转变成并行工作方式,从而得以最大限度地缩短新产品上市时间,缩短生产周期,进而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提高设计、生产的柔性。大型工程协同制造的典范是波音777飞机的诞生,整个项目参与人员总数超过人,所用的小型机和个人电脑总数超过台,通过对10万余个零部件的协同制造和整合,整机的设计制造周期与约4.5年,远低于757、767所花的9-10年时间,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2003年,美国的Chesbrough教授提出了开放式创新模式。开放式创新模式意味着,一个组织可以从其外部和内部同时获得有价值的创意和优秀的人力资源,运用外部和内部的研发优势在外部或内部实现研发成果商业化,并在使用自己与他人的知识产权过程中获利。简言之,开放式创新模式下,组织的所有创新活动的边界都是模糊的。例如宝洁公司采用开放式创新政策,通过其联系与发展平台利用来自全球各地的创新火花、创新资源,不断加快新产品开发,走出其发展低谷,再次成为创新性企业。

  因此,开放式创新给创新资源利用,给自主创新推进带来了新的启示。一个组织只要有很强的资源挖掘和资源整合能力,就可以通过开放式创新整合全球的创新资源,实现自身的研究目标,提升创新能力,保持自身的创新优势地位。

  当前,世界范围内科技加速发展,学科交叉和技术融合加快,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新兴技术、新兴产业正在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一体化发展趋势更加明显。为了应对大科学、技术会聚的挑战,必须制定更科学的创新战略,有效实施全球创新资源获取整合,将极大推进我国自主创新,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2.协同创新:科技创新的新范式

  相对于协同制造和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是一项更为复杂的创新组织方式,其关键是形成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要素,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创新平台、非营利性组织等为辅助要素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通过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间的深入合作和资源整合,产生系统叠加的非线性效用。

  协同创新的主要特点有两点:(1)整体性,创新生态系统是各种要素的有机集合而不是简单相加,其存在的方式、目标、功能都表现出统一的整体性动态性,创新生态系统是不断动态变化的。

  因此,协同创新的内涵本质是:协同创新是企业、政府、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协同创新是通过国家意志的引导和机制安排,促进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发挥各自的能力优势、整合互补性资源,实现各方的优势互补,加速技术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协作开展产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活动,是当今科技创新的新范式。

  在科技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实现以开放、合作、共享的创新模式被实践证明是有效提高创新效率的重要途径。充分调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跨学科、跨部门、跨行业组织实施深度合作和开放创新,对于加快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以及创新链各环节之间的技术融合与扩散,显得更为重要。

  3.协同创新的理论框架

  协同创新主要表现为产学研合作的过程,但产学研合作并不是自发的过程,因为各个创新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出发点都不一样,如果缺乏国家宏观的引导和制度安排,结果很可能是零和博弈,个体的理性导致群体的非理性,个体的利益最优而导致群体的利益最少化。协同创新是将国家创新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必须从宏观视角来分析整个协同创新的内涵和本质。

  协同创新是将各个创新主体要素进行系统优化、合作创新的过程,协同创新可以从整合以及互动两个维度来分析(见图1),在整合维度上,主要包括知识、资源、行动、绩效,而在互动的维度主要是指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的互惠知识分享,资源优化配置,行动的最优同步,系统的匹配度。而根据两个维度上的不同位置,协同创新是一个从由沟通-协调-合作-协同的过程。

 

  沟通过程中涉及到知识的整合,大学以及科研机构作为知识的主要生产者和提供者,对知识的传播,整合,流通起到重要作用。马奇认为知识分为学术知识和经验知识,学术知识强调普遍有用、永远有用,而经验知识则强调能够直接应用于具体情境,具有很强的时空聚焦性。创新过程是两类知识的糅合和整合的过程。学术知识是理解和应用经验知识的基础,协同创新不仅注重知识的开发和创造,更强调知识的灵活应用和价值转换。

  协调涉及到知识的整合,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的快速增长大都依赖于资源的消耗和利用。如何利用协同创新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进一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是值得深度研究的问题。整合和运用正确的知识,可以更好地进行资源优化配置,运筹学中很多的基础理论和定理被运用在生产实践中,不仅优化了资源的配置、而且大大节约了生产过程中的人力、物力、财力。

  合作涉及到知识,资源,以及行为三个层面的整合,其中主要包括知识的分享和整合,资源的优化配置,行为的同步优化。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每年产生大量的知识,各种知识以数据库,发明专利,文献等形式呈现出来,但我国知识的转换率却很低。这说明我国重视了知识的生产,但没有重视知识的集成、转移和扩散以及资本化,在产学研三方合作的过程中忽视了行为的最优同步化。高校科研院所在创造新知识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这些知识进行商业化,使知识实现增值,而企业作为创新主体要素,对显性知识的吸收力度以及隐性知识的外化程度还不够高。政府需要提高针对协同创新的政策一致导向性,才能有利于高校、企业、政府三者之间的行动最优同步化。

  协同涉及到知识、资源、行为、绩效的全面整合。系统的匹配度是影响绩效的重要原因,政府制定的各项经济政策与实际经济运行实践之间、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与企业的技术需求之间的匹配度,系统内知识、资源、行为的匹配度都将影响到创新绩效的高低。整合能否实现取决于系统内不同要素的互动和合作的程度。互动的强度与创新主体改变行为的程度和频率有关,这些包括互惠信息的交换,绩效与同步行动的系统匹配。系统的整合度越高,就会需要有更多的高强度的互动合作。

  4.协同创新的内涵

  协同创新是各个创新要素的整合以及创新资源在系统内的无障碍流动。协同创新是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教育部门为创新主体的价值创造过程(见图2)。基于协同创新的产学研合作方式是国家创新体系中重要的创新模式,是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新进展。合作的绩效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增值的效率和运行模式。知识经济时代,传统资源如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回报率日益减少,信息和知识已经成为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在知识增值过程中,相关的活动包括有知识的探索和寻找;知识的检索和提取;知识的开发,利用以及两者之间的平衡;知识的获取,分享和扩散协同创新过程中知识活动过程不断循环,通过互动过程,越来越多的知识从知识库中被挖掘出来,转化为资本,并且形成很强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为社会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知识增值的实现过程中,需要注意几个方面,一是知识产权的归属权问题,产学研合作早期应该以合同文本形式约定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二是利益的分配问题,利益的分配包括有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经济利益一般通过有形的资产表现出来,但社会利益如商标,美誉度等无形资产难以量化,应该以另外表现形式单独计量。总之,协同创新是多法人主体的合作,产权以及知识产权的明晰十分重要。

  通过知识增值凝聚产学研合作的各个主体,有利于实现协同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提高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的创新积极性,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型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大学科研机构通过将知识转化为资本可以增加科研经费,进而增加科研经费投入。新的科研经费投入又有利于对新的知识和科学原理的探索和发现,实现知识创造-知识收入-知识投入的良性循环;对企业来讲,则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取创新资源,实现封闭式创新到开放式创新的过程,不仅可以从外部引进现成的技术人才,同时也可以将闲置的技术,资金投入创新系统的其他主体要素,H.Chesbrough在《实现开放式创新的新范式》中写到,未来企业的盈利能力取决于企业从外部获取创新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商业价值的能力,也就是获取知识、利用知识,实现知识增值的能力;政府层面上,以知识增值为核心的协同创新有利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加财税收入,降低失业率,实现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知识增值有利于科技中介机构的发展和服务水平的提高。科研中介机构包括各类大学科技园以及创业园,孵化器等组织。科技中介机构为产学研合作以及协同创新搭建了良好的平台,有利于降低创新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以及道德风险。总之,协同创新是企业、政府、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创创新的组织和平台推动协同创新的科学发展。

  5.协同创新的组织与运行

  协同创新是各个创新主体要素内实现创新互惠知识的共享,资源优化配置,行动最优同步、高水平的系统匹配度。而协同创新的有效执行关键在于协同创新平台的搭建,可以从两方面对协同创新平台进行宏观布局。

  一是面向科技重大专项或重大工程的组织实施,建设一批可实现科技重点突破的协同创新平台,如新药创制、核高基、海洋科学与工程等重大专项。通过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的部署实施,瞄准目标产品和工程,集成各类科技资源,坚持产学研用结合,加强各类承担主体的联合,建设支撑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的组织实施。二是面向产业技术创新,建设国家层面支撑产业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的综合性创新平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特别是面向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同创新平台,以重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形成未来主导产业,协调相关创新组织,统筹加强科研设施建设和研发投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崛起,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带动产业结构调整。

  除此之外,需要制定有利的政策与保障措施来支持和发展协同创新平台:一是建立协同创新平台的中央财政投入渠道,稳定支持培育具有产业技术综合竞争实力、具有较大产业化价值的研发组织。国家重大项目安排要优先向协同创新平台倾斜。在保障政府投入的基础上,发挥多方积极性,进一步吸收社会资金参与协同创新平台的建设与发展,形成国家与地方、企业联合共建机制。探索稳定支持与项目支持相结合、中央支持与地方支持相结合、财政资金投入与企业和社会资金投入相结合的多种支持方式和渠道。调动各种资源,加强集成与衔接,避免重复建设。二是要主动加强与现有人才发展规划、计划和工程的衔接,吸引和聚集优秀的创新人才,开展广泛的国际国内交流与合作。在不危害国家安全、不泄密的前提下,吸引来自世界各国优秀人才共同参与我国科技创新,提高基础研究、高技术前沿研究领域与产业创新的国际竞争力。

协同创新研究综述——基于实现途径视角

熊励 孙友霞 蒋定福 刘文

(刊载于《科技管理研究》2011年第14期)

  1 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产品和技术的生命周期日益缩短,新技术的扩散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单纯依靠企业自身力量来提高企业竞争力变得越来越困难,过去那种通过引进技术进行模仿创新已不能适应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环境,协同创新正日益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不竭源泉和动力。清华大学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常务副主任、科技开发部副主任谭鸿鑫(2006)认为协同创新是国际企业发展的主流。据了解,美国企业研发投资回报率平均为26%,有协同创新的大企业投资回报率高达,有协同创新的小企业投资回报率更是高达,而没有协同创新的企业研发投资回报率只有14%。

  为了加深对相关内容的理解以便于深入研究,笔者以“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innovation”、“Cooperativeinnovation”等为主题词,以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EBSCO、EiVillage、IEL和等数据库为检索源,进行中英文文献检索(检索日期截止到2010年5月28日),根据协同创新实现途径的不同,在归纳和分析国内外协同创新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2 协同创新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从协同创新实现途径的不同,可将协同创新分为内部协同创新和外部协同创新两种。内部协同创新的主体是产业组织本身,其实现依赖于组织内在要素之间的互动;外部协同创新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产业组织与其它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

  2.1 内部协同创新

  关于内部协同创新,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与企业内部创新相关的核心要素(技术和市场)和若干支撑要素(战略、文化、制度、组织、管理等)的协同创新模式、机制及过程模型、影响因素及效应等展开研究,具体如表1所示。

  (1)各要素协同创新模式研究。张钢等(1997)结合中国典型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案例分析,提出技术、组织和文化协同创新的一般模式。

  (2)各要素协同创新机制与过程模型研究。王方瑞(2003)提出技术和市场协同创新管理的机制模型并给出企业进行技术和市场协同创新管理的实施建议。郑刚等(2004、2008)基于TIM理论视角探讨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战略、组织、文化、制度、市场等各关键要素的协同问题,提出五阶段全面协同创新过程模型,认为实现全面协同一般会经过沟通、竞争、合作、整合、协同五个阶段,并结合海尔集团的两个典型案例初步验证模型的适用性。陈劲等(2005、2006)结合海尔等企业的案例分析,指出技术和市场协同创新机制的内在本质在于“环境-管理-过程”的全面联系。饶扬德(2008)探讨市场、技术、管理三维创新协同的效能、结构及内容,提出企业在构建三维创新协同机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刘国龙(2009)从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市场创新三者协同作用的视角,研究协同创新对产业成长的促进作用和机制。

  (3)各要素协同创新影响因素及效应研究。陈劲等(2005)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分析了技术和市场协同创新过程中各要素间的协同联系和协同功能,并获得具有可行性的技术和市场协同创新管理架构。谢芳等(2006)通过研究企业集团内部协同创新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与协同创新效应的关系、协同创新效应与创新绩效的相关关系,对企业集团内部的协同创新管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白俊红等(2008)通过对企业内部创新协同机制及其影响要素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技术、组织、文化、战略和制度等5个因素对创新协同绩效有显著影响。

  2.2 外部协同创新

  关于外部协同创新,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横向协同创新和纵向协同创新展开研究。其中,横向协同创新主要是指同一大类产业中细分产业主体间的协同;纵向协同创新主要是指同一功能链不同环节上的产业主体间的协同。

  横向协同创新关于横向协同创新,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各主体横向协同创新模型与运行机制、模式、绩效等展开研究,具体如表2所示。

  (1)各主体横向协同创新模型与运行机制研究。YangDongsheng等(2008)运用多Agent方法建立了校企协同创新系统的动态机制模型。考虑到现实生活中受限的理性、信息闭塞等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稳定性等问题,HongzhuanChen等(2009)建立一个灰色对称进化链模型来探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的稳定平衡性。陈晓红等(2006)提出中小企业协同创新体系构想,建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四主体动态模型”,并分析其运行机制。范太胜(2008)通过分析协同创新机制的功能与结构,解释创新网络的集体学习机制以及协同创新机制如何提升创新网络的创新绩效。唐丽艳等(2009)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核心,构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与科技中介协同创新网络模型。刘颖等(2009)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的内在机理,并提出了自组织理论应用对提升协同创新能力与绩效的启示。

  (2)各主体横向协同创新模式研究。

  Chen Jin等(2008)指出通过大学技术和知识的产出、企业有效的吸收,实现创新主体从大学向企业转变,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金林(2007)通过分析科技中小企业与科技中介的协同动因、协同效应和协同创新的运行模式,构建科技中小企业与科技中介协同创新网络。张波(2010)分析并完善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的各种模式,对中小企业发展及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3)各主体横向协同创新绩效研究。万幼清等(2007)通过分析知识重组过程中影响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绩效的因素,建立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绩效模型。Fan Decheng(2009)从环境、投入、产出、合作机制和效应等方面入手,建立产学研技术协同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积分法对中国产学研技术合作创新进行评价,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措施。解学梅(2010)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企业-企业”、“企业-中介”、“企业-研究组织”、“企业-政府”等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

  (4)各主体横向协同创新风险分析与评价研究。Pan Jieyi等(2009)设计出校企协同创新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利用风险矩阵和蒙特·卡洛模拟方法评估校企协同创新的风险水平。

  2.3 纵向协同创新

  关于纵向协同创新,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各主体纵向协同创新模式、模型、收益分配、实施策略等问题展开研究,具体如表3所示。

  (1)各主体纵向协同创新模式研究。何勇等(2007)以退货政策模型为例,证明采用供应商和销1无法实现供应链协作问题。

  (2)各主体纵向协同创新模型研究。Lou等(2007)建立一个低成本创新模型并运用博弈论模型对其进行分析,得出低成本创新对供应商和客户都有益。张巍(2009)研究一个由供应商、制造商、销售商组成的三级供应链,建立具有纵向溢出效应的供应链企业间协同创新模型。

  (3)各主体纵向协同创新实施策略研究。张旭梅等(2008)提出了供应链上所有成员(包括客户)在产品设计、产品制造、产品运输、市场营销等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上协同创新的内涵及其运作过程,并分析了协同创新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供应链企业间协同创新的实施策略。

  (4)各主体纵向协同创新风险分析与评价研究。为了减少企业与客户协同创新的风险,Jin Minghua 等(2009)通过分析企业与客户协同创新过程中的关键风险因素,建立了风险评估的物元模型,并对企业与客户协同创新的风险水平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估。

  3 协同创新研究不足及展望

  综上所述,协同创新已经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充分显示其理论研究价值和实际意义,已有的有关协同创新的研究成果对今后的深入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已有的有关协同创新的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系统性、研究手段和方法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1)研究对象方面。一是有关内部协同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或传统服务业上,很少有研究将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纳入协同创新研究的范畴;二是有关横向协同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学研的协同创新研究上,较少有研究者将竞争者和中介机构等影响企业创新的外部知识源纳入协同创新研究的范畴;三是对纵向协同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或三个主体协同创新方面的研究,较少有研究将供应链上各主体同时纳入研究范围;四是对如何测量和评价协同创新能力和协同创新绩效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今后一方面要将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纳入研究范围,研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内部技术、组织、文化和人力资源等要素的协同创新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客户、供应商、竞争者、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外部知识源的协同创新;另一方面,学术界和实践界应共同开发一套科学的、合理的协同创新能力和协同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来测度和衡量协同创新能力和协同创新绩效。

  (2)研究系统性方面。目前,学者们对协同创新的研究成果还不太系统,对协同创新思路、模式、机制及模型等基本理论的研究还比较零散。因此,今后应对协同创新的思路、模式、机制及模型等进行系统性研究,以期得到基本一致的研究结论。

  (3)研究手段和方法方面。目前,对协同创新的研究既缺乏企业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大多仍是思想性、理念性的研究),又较少有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系统研究;同时,多学科交叉研究尚未深入,大多局限于创新管理理论本身的研究,较少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系统科学理论、生态学理论等纳入其中。因此,今后应将协同学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系统科学论和生态学理论等纳入研究视野,分别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以及各层面相结合等角度来研究协同创新;同时,应对协同创新模型与运行机制、模式、影响因素、绩效、收益分配、实施策略等进行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以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协同创新运行机制探析——基于高校创新主体的视角

李祖超 梁春晓

(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2年第7期)

  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首次将协同创新提高到国家战略地位。讲话要求“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为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的指示,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2011计划”是继“211工程”、“985工程”之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对积极推进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以及地区间的协同创新,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创新型国家等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高等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既是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又是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创新成果的重要源泉,是国家创新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深入研究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等相关问题,对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贯彻落实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促进协同创新又好又快发展,尤其是推动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机制化、常态化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的基本内涵

  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可追溯到协同学理论。协同学作为自组织领域的一个理论分支,发源于自组织又不同于自组织。自组织理论是探讨系统演化中协同过程和机理的理论,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理论和协同学是研究自组织过程的系统科学理论。这些理论以自组织系统为研究对象,试图解决系统有序与无序相互转化的条件与机制等普遍性问题。上世纪年代以来,国际上创新研究领域相继出现的创新网络理论、创新系统理论、三螺旋创新理论、创新集群及创新环境理论等流派,均强调各类创新主体的互动联结和集体创新等,这些理论为协同创新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协同创新的基本内涵

  1.协同创新的概念、特点与类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彼得·葛洛最早给出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定义:“由自我激励的人员所组成的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从微观的角度可将协同创新概述为,为实现共同的目标,不同创新主体(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之间相互配合、合作和整合,发挥各自的优势,获取外部性效应,产生“各种分散的作用,在联合中使总的效果优于单独效果之和”,即的效用,从而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创新绩效。

  从国内外实践看,协同创新多为组织内部形成的知识(思想、专业技能、技术)分享机制,特点是参与者拥有共同目标、内在动力、直接沟通,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构建资源平台,进行多方位交流、多样化协作。除组织设计和提供的制度支持外,对于现实或潜在的参与者,能够参加协同创新行为乃至项目的意愿,既与其创新实力有关,也与显性或隐性收益考虑和预期有关。此外,协同各方是一种相互合作的关系,其共同目标是实现共赢,各主体之间是一种互补性联盟,各主体之间可以是契约关系也可以是产权关系等。

  协同创新按实现途径的不同,可分为内部协同创新和外部协同创新两种。内部协同创新的主体是产业组织本身,其实现依赖于组织内在要素之间的互动;外部协同创新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产业组织与其他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显然,这是对产业组织为主导的协同创新的分类。外部协同创新分为横向协同创新和纵向协同创新,其中,横向协同创新主要研究同一大类产业或项目中细分产业主体或项目主体间的协同,如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等;纵向协同创新主要研究同一功能链不同环节上的主体间的协同等。

  2.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的基本内涵。高校协同创新是指高校内部各学科之间、高校与高校之间以及高校师生与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研究者、生产者、管理者之间,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大科技项目,为解决行业关键和共性技术以及生产实际中重大问题,投入各自优势资源和能力,在政府、科技服务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协同支持下,合作攻关,从而力求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上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的创新活动。

  高校协同创新类型多样,可利用其优势与多主体在多领域开展协同创新活动。按照合作主体分,可分为校校协同、校所协同、校企(行)协同、校地(区域)协同、国际合作协同等类型。按照协同领域分,可分为人才培养的协同创新、科技研发的协同创新、学科交融研究的协同创新、产学研协同创新等。按实现途径不同,可分为高校内部协同创新和外部协同创新。其中高校内部协同创新主要是与其相关的核心要素和若干支撑要素(如学科、教学、科研、管理、师生等)的协同创新。同时,高校对外还可与科研院所、企业、国外高校及组织等协同创新。

  (二)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的基本内涵

  1.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的特点。协同创新运行机制是指从各协同主体(如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产生组建协同联盟意愿开始,到协同利益分配结束全过程中涉及各环节的运行原理、相关制度及作用方式。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的载体应具有结构性,即协同创新各主体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其内核应具有运动性,是在一定结构中诸要素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其表现应具有功能性,即在特定结构中诸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特定结果。因此,协同创新运行机制是协同创新过程中相关要素实现相互联系的动力、规则和程序的总和。它包括若干内部子机制,如协同创新动力机制、决策机制、选择机制、投入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等。

  2.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的基本内涵。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运行机制是指协同创新系统结构及其运行机理,即相关主体(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相关对象和要素(如科研力量、市场、技术、经费等)等在协同创新中的内在联系,相互作用的动力、方式、功能、程序及运行原理等,包括高校协同创新的动力机制、决策机制、投入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等。高校在其主导的协同创新中主要承担事件的发起、制定协作流程和规章、分配和调控协同资源、协调冲突等责任。高校发挥高端人才荟萃、学科门类齐全、研究基础雄厚等优势开展内外部协同创新,在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解决国家经济社会重大问题、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等方面能做出积极贡献。

  二、我国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运行机制分析

  (一)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动力机制分析

  1.高校为主导的协同创新动力机制基本内涵。高校为主导的协同创新动力机制,是指促使高校协同创新的动力源。高校协同创新的根本动力来自于高校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其动力既可来自正向激励,也可来自逆向激励。大体上讲,动力机制分为内部动力机制和外部动力机制。内部动力机制是指存在于高校协同创新系统内部各主体对合作产生的内驱力,主要包括自我发展需求、利益驱动、外部诱发转化成内驱力等三方面因素。而外部动力机制是指高校为主导的协同创新合作主体之外的,能对协同创新起推动作用的外部动力因素。这些外部动力因素能驱动或转化为合作主体的内在因素,推动协同合作。外部动力因素主要包括政策推动、社会心理、市场拉动。在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中,应对所涉及的动力因素的不同特点和相互关系采取相应措施,促使内外部各动力因素实现优化组合,发挥动力因素的积极作用,避免消极影响,以形成有利于协同创新系统健康运行的合力。

  2.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动力机制的问题分析。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中,一方面,各学科间存在学术语言、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差异;另一方面,由于各主体处于不同的领域,存在观念、价值观、制度及管理等方面的差异,因此使得参与协同创新的各主体间存在着互补与互斥、竞争与合作,客观上造成协同创新的困难重重。但在实践中体制机制有效调节的缺乏,更使协同创新各方动力不足、活力不强。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动力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

  第一,缺乏坚实的协同创新思想认识基础。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看重学者在本领域中学术造诣的精深,对一些实际应用价值很强的跨学科研究往往持“不务正业”、“不入主流”的成见,导致学者们热衷于局限于本学科一味地深挖猛掘,不愿意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另一方面,为响应国家有关协同创新的倡导和争取重大项目,各院系或学者间虽然也制订协同创新计划,但实施中仍存在各自为政、貌合神离,缺乏实质性的多学科融合,使协同创新流于形式、浮于表面。

  第二,缺乏合理的协同创新的利益分配机制。研究者一向重视研究成果的归属性,在尊重知识产权的今天更是如此。然而一方面,由于以往情况特殊,对于某些重大攻关项目的成果总是功归集体,因参与单位和个人多,分工协作完成,不太好肯定个人的贡献;另一方面,在评定学者学术成就时,成果署名通常只有排名第一或靠前者才有效。这种简单化的管理政策,不仅不科学,且挫伤了科研人员从事合作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联合攻关。此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创新本身就是高风险,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每个协同主体所承担的风险不同,应适当增加承担风险大的一方在利益分配中的比重,但实际上并未充分考虑各主体所面临的风险,缺乏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得协同创新利益分配中,要么简单化地平均分配,要么功归负责组织协调的最高领导,要么仅按投入比例分配,而忽略了创造性贡献等重要因素。这些不合理的利益分配办法,严重挫伤了协同创新各方的积极性。

  第三,缺乏科学的协同创新评价标准。首先,我国高校的教师评价体系中,职称评定的评价体系主要以学术水平为衡量标准,主要依据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的级别与数量,不太重视科研成果的应用。这就使得大部分教师和科研人员只顾埋头于自身专长的领域做研究、写论文,很少主动进行跨学科研究或了解企业的技术需求。其次,高校对学术评价往往过于“学院派”,重理论、轻应用,重学术上的精深严谨(学科本位),轻跨学科实际应用,这种评价导向挫伤了许多科研人员开展跨学科协同创新的热情、激情和创造性,使执意面向企业、面向市场、面向实际应用从事协同创新者要承担很大风险和压力。再次,一些高校及科研骨干因科研经费充足,在本学科领域项目多,不必自找麻烦开展协同创新,对主动服务企业和市场并不感兴趣。因此,无论高校内部学科和院系之间,还是产学研之间都缺乏基于利益驱动的自愿协同创新机制。

  (二)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实现形式分析

  1.高校内部协同创新的主要实现形式。跨学科研究协同创新是高校内部协同创新的主要形式。它是指把来自两个以上的学科或专业知识团体的理论、技能、方法等进行融合,以拓展知识领域,或解决那些用单一学科或研究领域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跨学科研究协同创新的具体实现形式主要有:①组建跨学科团队。其特点是拥有来自不同院系的教师,承担着不同的学术使命,各学科在思想和方法上相互融合。②设立跨学科研究新项目。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重大科学前沿领域寻找交叉点,部署和建设大规模科学工程,以高校的优势学科或事关重大的学科为试点,或优先发展其科学基础前沿的相关学科等。③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跨学科研究院等。具体形式可根据跨学科研究任务的内容、时限等灵活选择,以此促进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的交流。跨学科研究是高校为主导的协同创新前提之一,目前许多世界一流大学已把跨学科交融作为一种大学理念,渗透到大学全部活动当中,高校应充分发挥其人才云集、学科齐全、基础厚实等优势,找准跨学科的研究方向,为协同创新奠定良好基础。

  2.高校主导的外部协同创新主要实现形式。高校不仅要自身内部合作,而且要与科研院所、企业等外部合作,瞄准国家急需的战略性研究、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研究、涉及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公益性研究等领域协同创新需求,启动从资源共享、项目深度合作,到建立协同创新战略联盟,或联合建立引导行业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研发的研究院。

  在高校主导的外部协同创新中高校既是科技成果的创造者,又是科技成果转化给产业、转化为商品并实现产业化的创新者;既是研发主体,也参与产销。具体表现在:以高校为主体,以科技活动及其成果为主导,参与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技术成果产品化、科技成果商品化,从产品设计到中试、投产,直到形成产业并占有市场的全过程。高校主导的外部协同创新典型实现形式有大学创办经济实体、共建大学科技园、联合培养人才等。高校主导的外部协同创新要求高校应满足如下个条件:①不仅具备很强的基础研究实力,而且具有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产品设计、工艺设计等技术实力;②不仅具备科学技术研究实力,而且具有新技术产品化、新工艺制造等生产实力;③不仅具备科研和生产实力,而且具有市场预测、产品销售等方面的营销实力;④不仅具备科研、生产、营销等实力,而且具有协调科研、生产、营销等方面的决策、控制实力等。

  三、完善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对策建议

  实施“2011计划”,积极推进协同创新,要求政府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高校要根据自己优势和发展定位,科学制定协同创新战略规划,妥善处理与其他创新主体的关系,积极构建协同创新平台,建立人才培养特区,突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构建全方位协同创新环境氛围。

  1.树立协同创新新理念。高校要将“协同创新”理念贯彻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实践之中,突出“创新”在办学理念中的重要位置,强调“协同”作为办学思路的重要内容,依托优势学科群,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政府部门及国际社会等深度合作,建立“开放、集成、高效”的协同创新共同体,主动为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和重大科学问题、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作贡献。

  2.构建协同创新利益分配机制。首先,建立协同创新的风险互担机制。参与各方应在合作前建立风险分担机制,明确目标任务、各方责任与义务,制定考核指标,分层次、分阶段分解风险责任。其次,完善利益分配标准。在衡量风险时应综合考虑各方的投入强度与实际创新贡献,设计合理的利益分配方案。要做到鼓励合作、支持创新,考虑到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和效益的延迟性,要大胆承认学者的个人贡献。协同创新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分配问题主要依靠参与各方协商和订立协议解决,但政府和社会服务机构也应积极为各方提供相应的保障服务和政策支持。

  3.完善协同创新评价指标体系。第一,在考核评价上,要建立健全以创新质量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学术氛围,倡导求真务实、团结合作、协同攻关的良好风尚,形成有利于协同创新的文化环境等。第二,在规划和科研管理上,要提前谋划、精心设计协同创新项目并随时准备申报工作。第三,在资源共享平台上,搭建高校各院系、各学科享有共同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分享共同的教育资源,形成良性竞争。第四,在队伍建设上,要加快探索与国际接轨的、以任务为驱动的人员聘用和分配制度,增强对国内外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第五,在学科建设上,要强化以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努力形成协同创新与学科发展双赢的良好局面。

  4.优化协同创新实现形式。首先,构建科学有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包括设立专门的协同创新管理机构等使高校协同创新工作有一个正式的、专业的管理组织模式。其次,要完善协同创新的选择机制。具体表现在:①合作对象的选择上,坚持共同目标原则、优势互补原则和优良信誉原则等。②合作模式的选择上,参考以往成功的案例或根据项目和合作对象的不同采取所需要的合作模式。③合作组织结构的选择上,根据合作性质、各方力量对比及合作模式来确定合作组织结构,采用协议、合同方式组建规范化的合作组织,以形成自愿合作、目标统一、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公平分配、产权明晰、共同发展的协同创新体系。

高校协同创新的角色定位与价值追求

殷翔文

(刊载于《中国高校科技》2012年第7期)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关于“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的重要讲话,内涵深刻,意义深远,为我国高校改革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教育部、财政部印发“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启动实施“计划”,标志着“协同创新”正在从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变成提升我国高校创新能力,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具体行动。这里,笔者以江苏为例,就高校协同创新谈一些想法,或者说几点冷思考。

  高校在协同创新中的角色定位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现阶段,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重点一是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二是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三是建设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四是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五是建设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上述各类创新主体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合理的,也是比较明确的。在几个层面上准确把握大学在协同创新中的角色定位十分重要。

  一是在社会大系统中,大学扮演的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中心的角色,应该努力成为培养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的摇篮,自主创新的基地,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思想和文明的辐射源,政府和社会的智囊库。

  二是在国家科学技术创新体系中,“大学是我国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是我国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之一,是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中,高校是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力军;高等学校是传承人类文明、传播先进文化、促进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阵地,是建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

  三是在协同创新中,“2011计划”项目经费属于教育科目,因而是由高校而不是其他创新主体作为项目申报主体和牵头单位,但同时,高校固然是实施计划重要的责任主体,但却不一定是协同创新各类活动主要的或者唯一的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在形式多样的协同创新活动中,应针对不同的协同创新内容,由参与合作的各有关创新主体按照国家创新体系的定位分工和合作契约明确的任务约定开展协同创新活动,承担相关责任和任务。例如:在人才培养或者面向科学技术前沿开展基础研究的协同创新中,高校应为主要责任主体;在面向行业产业开展的技术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应以行业、企业为主要责任主体;在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则应以地方政府及其相关方面为主要责任主体。尤其在与企业合作技术创新中,高校一方面要基于我国企业尚未在总体上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国情现状,在担当培养创新人才和知识创新主力军角色的同时,担当技术创新生力军的角色,积极帮助和支持企业尽快确立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与企业共同努力支撑起我国技术创新体系大厦;另一方面,又不能包揽技术创新的所有事情,尤其不能包揽市场开拓、研发投入、风险投资、成果中试及产业化这些大学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情,而要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责任主体、投入主体、成果转化主体和产业化主体,成为技术创新联盟的主导。不久前,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研发机构建设的意见”,实施万企升级提升计划,力争到2015年全省大中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全面建有研发机构,基本覆盖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工程化、产业化、技术服务、信息咨询等创新链环节。在此过程中,就需要江苏高校发挥自身优势,服从和服务大局,通过实施协同创新项目等方式积极参与和支持这一计划的实施,支持帮助而不是代替企业担当技术创新主体的角色,防止反客为主,越俎代庖,不当作为。否则,反而不符合国家创新体系的分工,也不符合地方政府的本意,不利于推动企业加快“健身强体”,尽快成长为技术创新主体,也不利于协同创新的有效运行。

  高校在协同创新中的价值追求

  在协同创新中,走到一起的各类创新主体作为本来不同的社会组织和角色,会有不同的价值追求亦或是利益追求,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协同创新过程中必须充分兼顾考虑的重要原则,也是协同创新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在新的机制体制协同下,各创新主体之间的价值追求不同构成了创新的一个驱动力,问题关键在于各类创新主体不同的价值如何实现,如何统一、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大目标,努力实现合作共赢的最大公约数。对于高校来说,要努力使“2011计划”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科学,服务于地方,服务于行业,服务于企业的总体目标下,提升高校的创新能力和高等教育质量,应有以下几方面的价值追求。

  丰富内涵,全面发挥“四大功能”

  高校协同创新的内涵应该是十分丰富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是社会和时代赋予高校的崇高使命,是高校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不同功能,也是高校参与协同创新的最大优势和深层意义所在,贡献着力点所在。无论是国家和地方战略需要,还是大学自身发展的战略需要,大学都应该以协调发挥“四大功能”的综合优势,全方位参与协同创新;在协同创新中提升发挥“四大功能”水平,全面做出重要贡献。按照以往的实践情况,要防止在协同创新中产生一种认识误区和实践偏差:即高校协同创新主要或就是科研创新,而科研创新主要或就是自然科学技术创新,而自然科学技术创新又主要或只是技术创新及其成果转化。既然“2011计划”是高校创新能力的提升计划,那么这种认识显然是没有真正理解协同创新的真正内涵。无论从协同创新计划设计的初衷看,还是从实际需要看,“2011计划”都将会带来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的巨大改变,包括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高水平基础研究、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理论创新、文化传承创新、社会服务等在内,都应该是协同创新的重要内容。

  拿人才培养来说,培养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不仅是国家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重大需求,也是大学的首要与根本任务和崇高使命,是对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贡献。自然也就应该成为协同创新的首要与根本任务。《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人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要“加快形成我国人才竞争比较优势,逐步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要“培养造就一批善于治国理政的领导人才,一批经营管理水平高、市场开拓能力强的优秀企业家,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一大批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一大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头人,一大批职业化、专业化的高级社会工作人才,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江苏为了实现在全国率先建设成为全面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两个率先”目标,不仅以“创业、创新、创优”作为新时期的江苏精神,而且以创新驱动作为主体战略,提出“围绕转变发展方式,发展创新型经济,以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领军人才和团队为重点,努力建设宏大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南京市则实施打造“中国人才与创业创新名城”的重大战略举措。江苏人民素有“拆房子卖地、砸锅卖铁也要送孩子读书,培养孩子成才”的传统,这种“人兴家才兴,人比物更重要”的理念蕴含着育人为本的深刻道理。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地区是这样,一个国家更是这样。显然,我国要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首先要成为人才强国。

  大学出研究成果固然很重要,但是出人才成果更重要。如果大学在办学实践包括在协同创新中远离国家和地方建设人才强国和人才强省这样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需求,偏离自己的根本任务和首要使命,则是舍本求末之误了。从另一方面讲,人才培养尤其是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不只是大学和教育界的事,也不只是大学和教育界能做好的事,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是社会各有关方面积极协同才能做好的事。由社会各方面参与的协同创新,需要做这件事,也能够做好这件事。

  以色列的经济奇迹正是来源于全社会提供了创新创业教育的环境“。年轻的以色列背包客足迹遍布全球和以色列的科技企业家渗透到国外市场,这两者的联系再明显不过了。只要过了20岁,绝大部分以色列人都尝试着到外面的世界去挖掘机会,他们从不惧怕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也不担心和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打交道会出现什么问题。”“成立一家创业公司或者进军高科技领域已经成了雄心勃勃的以色列年轻人最受尊崇、也是最‘正常’的一种经历。”摆在世人面前的有两幅场景:一幅是以色列的青年背包客闯荡世界,一幅是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千军万马挤破公务员考试大门。面对这两幅场景,中国教育界和中国大学应该有反省,有启示。要培养真正满足社会需要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尤其是培养高层次创业人才,只靠大学现行教育制度、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是远远不够的;只用大学教师“桶中之水”装满学生“知识之杯”,靠教师在教室里传道、授业、解惑是远远不够的;只在大学校园里通过授课、作业、考试的传统教学活动是远远不够的;只靠大学的培养活动、教育界的教育行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深化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的大手笔、大作为。

  “学科、科研、人才”是大学发展的关键,也是“2011计划”的核心任务,大学只有围绕学科、科研、人才,才能在协同创新中大有作为。通过协同创新,实行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教学与科研、生产、管理实践紧密结合,大学教师和社会导师培养紧密结合,教育培养行为与社会培养行为紧密结合,实行教育思想、教育制度、人才培养体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大联动,形成创新人才培养与创业人才协调培养的大体系,实现大学与社会有关行业、用人单位和职业界人才培养的大协同。对我国来说,尤为迫切的是要通过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构建包括创业理念、创业课程、创业导师、创业平台、创业实践、创业政策、创业环境等在内的创业人才培养体系,与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一道,为将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和创业国度而提供强有力的创新创业人才支撑。只有创新型国家和创业国度才是未来之国,只有创新教育和创业教育才是未来之教育。

  立于高处,努力实现高端引领

  以机制体制改革引领协同创新,以协同创新引领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推动高等教育科学发展,这是设计和制定“2011计划”的重要指导思想。而在实施“2011计划”的实践中,无论是面向科学技术前沿还是文化传承创新,无论是面向行业产业发展还是面向区域发展,都应将立于高处、努力实现高端引领作为重要的价值追求。眼界与立意的高低,将决定着高校协同创新的实际成效和影响。

  江苏高校立足我国国情和江苏省情,以“顶天攀高创一流水平、立地服务做重大贡献”为主要目标,实施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已经两年。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策应国家“2011计划”,启动实施“江苏高校协同创新计划”,并努力在个方面彰显江苏高校协同创新的特色。一是以高端引领江苏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为主攻方向;二是以培养江苏紧缺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和国际化人才为战略重点;三是以提升江苏文化传承创新能力为重要内容;四是以重点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科研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为主要突破口。在面向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江苏高校将立足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把《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确定的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7个战略新兴产业和《江苏省“十二五”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确定的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软件、物联网和云计算、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和海洋工程装备等1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协同创新的主要领域。一方面,加快培养这些领域急需的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复合型人才,为这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另一方面加强技术攻关,努力在这些领域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掌握前沿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相关知识产权,在以高端重大技术创新引领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以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以提升高校自主创新能力引领提升我国经济社会自主发展能力这“三个引领”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做出重要贡献。

  宁静致远,务必力戒急功近利

  大学是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具有特殊使命和重要责任的社会机构。社会需要大学充分发挥功能,坚守自己的使命,勇于担当起其他社会机构和组织担负不了的社会责任。而在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界,最令人担忧的情况之一就是大学也已经程度不同地堕入了名利场,感染了弥漫在全社会的急功近利“病毒”。这是与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背道而驰的,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但无论如何是要全力遏制和防治、不使之愈发蔓延和恶化。“2011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形成以创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机制,建立综合评价机制和退出机制,引导高校建立一种宁静致远的心态,求真务实的态度,以十年磨剑的功夫,力戒急功近利,务求出重大的、管用的大成果、好成果。实施高校协同创新计划,要有决心、有诚心、有耐心、有恒心,要有胆量、有雅量、有肚量、有气量。在积极主动服务、齐心协力创新、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作的前提下努力防止几种倾向:努力防止重短期效益轻长期效益、重单项效益轻综合效益;努力防止单纯利益驱动的功利性合作而不是真诚的战略联盟性合作;努力防止那些见物不见人、违背规律、形式主义的做法;努力防止重有形成果轻无形成果、GDP式的考核评价。要通过实施高校协同创新计划,形成好的导向、好的风气,树立好的样子,使这项工程成为革除时弊、树立新风、引领社会的示范工程。

  高校在协同创新中自身创新

  高校协同创新的动力不仅来自于国家、行业、地方的重大需求,来自于高校与其他创新要素形成的合力,更多地还在于高校自身的改革创新的迫切需求。实施高校协同创新计划,是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契机,是推动中国大学创新发展一个重要突破口。高校自身的这种改革创新,可以集中地以“协同创新中心”这个载体作为改革“特区”和改革试验区加以推动。

  第一,在办学理念上,做到“洁而不傲,活而不浮,特而不同”。就是洁身自好而不孤傲,富有活力而不浮躁,具有特色而不趋同。大学既要融入社会和服务社会,扮演好社会中心的角色,又要审视批判社会和校正引导社会;既坚守“象牙塔”精神,打造“象牙塔”品质,又不陶醉于“象牙塔”,不禁锢于“象牙塔”;既不失清高,又不附庸媚俗。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省份过程中,既要推动建设,也要引领建设。应该说,推动和引领、适应和改造、服务和矫正是大学的功能,也是大学的贡献。

  第二,在办学模式上,跳出“小循环”,实现“大循环”,实行“三个延伸”。“三个延伸”就是:通过文理渗透、理工结合和交叉融合,将“学科建设循环圈”延伸到本学科以外;通过产学研结合,将“教学科研循环圈”延伸到大学以外;通过国际合作,将“办学循环圈”延伸到国际平台上。

  第三,是在办学机制上,实行“一个转变”,即紧密围绕国家、人民、科学、地方、行业、企业的重大需求,切实实现教育产品由过去的以我为主供给模式向需求导向供给模式转变。坚持“四个紧密结合”:一是面向科学技术前沿、努力创一流水平与面向行业、产业、地方和民生努力做重大贡献紧密结合;二是教学与科研、教学科研与实践紧密结合;三是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实际问题与学科提升、学术积淀、文化建设、实力积蓄紧密结合起来;四是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办大学与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经营大学紧密结合。

  第四,在科研创新体制机制上,实现“五个大力提高”:一是大力提高科研创新与需求和问题的对接度,二是大力提高科研创新方向的凝聚度,三是大力提高科研创新资源的集成度,四是大力提高科研创新成果的成熟度,五是大力提高科研创新活动的组织程度,坚持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协调发展。通过“五个大力提高”和创新链各环节的协调发展,实现科研创新贡献显示度的大力提高。

高校协同创新要把握好四个维度

李素矿

(刊载于《光明日报》 2012年08月30日14版)

  高校协同创新是党和国家继“211工程”、“985工程”之后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促进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校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是高校面临的又一重大机遇和挑战。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高校拥有天然的多学科优势、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多功能特性,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独特作用,必须在协同创新中有所担当。高校要科学把握协同创新的四个维度,积极推进高校内涵发展和转变高等教育发展方式。

  协同创新的要求在于高校内涵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融合

  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和大科学时代特征,决定了协同创新必将成为创新型国家和地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全新组织模式,也是创新型高校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全新组织模式。协同创新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根本要求,是提升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是破解现实发展难题的战略选择,是实现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经济发展目标任务的要求。高校必须建立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全新办学理念和办学思路,将“协同创新”理念融入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实践之中,突出“创新”在办学理念中的重要位置,强调“协同”是办学思路的重要方面。高校只有协同创新,才能促进创新要素有机融合,推进地区性及全球性的资源共享,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提升高校人才创新精神,提升学科创造能力,提升科研成果创新水平,从而进一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

  协同创新的本质属性在于大力彰显教师和学生的能动性

  高等教育协同创新的关键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教师、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改革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办学以人为本,教师是主体;教育以人为本,学生是主体。高校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大历史使命,必须紧紧依靠并牢牢抓住两个“主体”,注重发挥自身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重要结合点在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中的独特作用,按照大科学、大工程、大项目的思路,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尊重高等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成才规律,着力培养我国各行各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只有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调动起来,形成思想行动上的共识,才能真正做到教学相长,才能有效促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传承创新大学文化,才能形成学术大师和拔尖人才的不断涌现、学术成果不断创新的良好局面,从根本上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重大问题。

  协同创新的有效载体在于统筹四大功能协调发展

  高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四大功能,传播知识、培养人才是高校的根本。这四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整体划一,缺一不可,形成良性循环体。协同是手段,创新是目的,只有紧紧把四项功能一体化设计,统筹兼顾,才能确保一所大学的“完美”.这也是世界高水平大学提高学术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的秘诀。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研究是对知识传播、人才培养的支撑,要求高校成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创新成果的重要源泉;社会服务是现代大学的目的,要求高校要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不断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文化传承创新明确了高等教育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高校要始终把人才培养放在学校工作首位,大力推进科教结合,将科学研究引入教学过程,用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通过高精尖的科研攻关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构筑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平台建设、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与交流“五位一体”的育人模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树立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离不开科研支撑的思想观念,改革培养模式,创新教学方法,强化实践育人、文化育人,不断探索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紧密互动、有效协同的运行机制,不断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本领,鼓励学生在学习中参与科研,在科研中深化学习,在社会服务中奉献,实现人生价值。

  协同创新的科学路径在于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世界经济、科技一体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要求高校必须站在世界学科发展前沿,强化开放办学的国际意识和全球意识,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的策略,广泛同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建立学术交流合作关系,建立联合研究开发中心和产学研基地平台,共同开展合作研究,在更高的起点上提高学术梯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水平,建设一流学科。要借助校校、校所、校企、校地、国际合作等协同创新战略联盟,依托学科优势在国内外推进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实质性合作,激励师生更多参与、承担重大联合攻关项目和国际合作研究计划,不断密切学校与国内外一流科研院所的联系,建立高水平的国际或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人才培养基地,通过开放、集成、高效的协同组织管理,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展发展空间,做到优势互补,更加深入地融入国际学术体系,不断为自身持续健康发展寻求持久可靠的市场和资源保障。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提升高校自主创新能力

高文兵

(刊载于《中国高等教育》 2012年第8期)

  胡锦涛总书记在2010年2月3日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明确指出:要“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要求进一步加强产学研合作;而加快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则要求高校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最明显的特点将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自主创新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支撑。高校作为孕育自主创新的重要力量以及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摇篮,必须认识到自身责任,及时调整思路,培养满足国家需求的创新型人才;重视学科交叉联合,加强协同创新;完善科研组织方式,探索符合自身规律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途径。

  一、自主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机理

  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必须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加强政府引导及各方面资金投入,全面推进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产品创新,提高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和创新驱动,从而实现结构和产业升级。以产学研相结合为出发点的自主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

  图1中的“产学研”系统显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最接近市场,能够迅速了解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并做出及时反应;企业通过与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充分利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人力资源和实验设备,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高校根据企业需求以及政府相关政策引导,培养科技人才,调整科研重点;科研机构在专业化方面有深厚的积累,承担国家和地方的各种研究任务,拥有大量科研人员和科研仪器设备,并与高校一起作为企业科技创新、政府政策制定的“智囊团”;而中介机构则通过不断地在三者之间进行协调与沟通,及时传递信息,并提供相应的服务与物资支持。因此,产学研相结合既可以产生自主创新,又可以实现资源共享、进行优势互补、共同分担风险,从而缩短自主创新周期。

  图1中的“自主创新推动力量”表明,自主创新的推动力量主要有市场、政府以及第三种力量。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Ostrom)指出,在市场及政府干预失灵的情况下,需要一种“非正式关系”的机制来解决难题。这种既没有纳入市场规范、又没有纳入正式制度的“非正式关系”,实际上会带来更好的解决方案,或者说是集体自主治理方案。该理论及其大量实践表明,推进自主创新的关键还是在于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市场和政府都不能有效解决的则归第三种力量”。

  自主创新主要有三方面涵义:加强原始性创新,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加强集成创新,使各种相关技术有机融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积极促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新发明或发现促进知识结构调整,新技术引发技术革新,新产品或新工艺则直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最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科技是经济科学高效发展的基本依据。“十二五”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要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1.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高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增强科学研究能力,要以提高自主创新水平为关键。当今世界,创新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构成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高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其自主创新能力必然会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十一五”期间,高校研发掌握了一批事关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技术,培育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新兴产业。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等绝大部分出自高等院校。因此,高校在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程中,在推进国家走创新驱动、科学发展的道路中,在转方式、调结构的过程中,其作用越来越突出,地位越来越重要。

  高校是国家自主创新的主力军。高校是人才培养和人才汇聚的战略基地,每年为企业、社会培养大量创新人才,国家目标的科技任务、科技经费和科技创新基地明显向高校集结,一批有较强科技实力和较高科技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正在快速成长,并日益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的主力军,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可以说,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高校在我国的科技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践告诉我们,高校已经成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因为高校是我国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也是我国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原始创新的主力军,还是我国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生力军。

  2.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高校为自主创新提供知识和科技支撑。自主创新活动的“源头”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高科技研究成果。近年来,我国高等学校科研水平不断提升,取得了一批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十一五”期间,国家科学技术三大奖1/2出自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2/3成果由高校完成。在201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授奖项目中,全国高校获得各类奖项超过70%。高校获得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项目约占全国的6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约占全国的7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约占全国的61%、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约占全国的59%。

  我国高校大批自主创新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推动了企业的科技创新。高校蕴藏着的巨大能量为我国的科技创新活动输送知识和科技的“养分”。

  高校为自主创新提供人才支撑。人才是自主创新的关键。高校所培养的高层次创新人才,是自主创新活动的潜在参与者,其参与社会科技创新活动将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高校拥有既与企业联系密切又了解企业和市场的“市场型科技人才”,这类人才正是我国科技创新活动所急需的新型人才,而大学科技园有培养这类人才的特殊便利条件。

  高校直接从事自主创新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与企业联合进行自主创新;高校自办科技型企业。高校拥有高新科技成果、人才、设备、信息等优势,而企业拥有资金、生产、经营、销售等优势,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可以使二者取长补短、协同发展,产生新的飞跃。例如,中南大学在有色金属研究方面的科技水平处于全国前列,但这些科技成果要在学校里实现产业化,很多条件不具备。为了加快产业化进程,在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的推动和支持下,通过成立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作为一家产学研相结合的现代化工程机械制造企业,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也是以中南大学为科技合作单位的。

  三、美国硅谷发展中高校自主创新的作用与经验借鉴

  美国硅谷是全球信息技术和高端产业的中心,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高新技术区。硅谷模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成为众多国家模仿的对象。硅谷以其计算机硬、软件和网络开发领域的优势成为美国科技含量最高的引导性创新区域。

  1.硅谷自主创新模式及高校的作用

  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高校为硅谷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技术支撑,并成为区域创新的源头。依托斯坦福等大学的产学研结合的“三螺旋模式创新体系”是硅谷技术创新的基本模式,更是这一区域发展的活力所在。硅谷模式自主创新具体步骤如下:政府对斯坦福等高校的科研经费资助是对创新的大力支持;斯坦福等高校以完备的科研环境和雄厚的资金实力为基础,不断将新技术、新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现实生产力通过知识溢出、技术扩散从高校流向企业;企业通过捐赠、政府通过补助将资金再回流到高校。

  高校通过自主创新,将技术扩散到企业;企业通过从高校引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加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而将更多的资金用于与高校进行协同创新。同时,政府通过宏观政策进一步配置社会资本,创造鼓励高校进行创新的环境,进一步优化高校的自主、协同创新机制,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2.硅谷的经验借鉴

  吸纳人才。硅谷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人才。以斯坦福为代表的高校,向硅谷输送了大量科技人才。同时,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来留住优秀人才。两者合力,使得其自主创新能够充分地发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适应变化。在硅谷这种以网络为基础的区域工业体系中,企业多是通过适应市场和技术变化来加以组建的。这种机制激励企业依托先进技术并且利用各种资源进行自发重组,优化配置地区资源,使得区域内企业能够进行高效整合,从而提高硅谷自身的市场影响力。硅谷的这种自主创新方式,有效地提高了当地企业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

  协同创新的机制与文化。信息共享机制能够提高技术成果的使用效率。硅谷内部信息的高速传播使得企业与高校之间更容易建立联系。当地企业频繁地与高校进行协同创新,造就了硅谷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同时也构建了区域合作互惠互助的文化。正是这种文化,造就了企业不断寻求合作伙伴、寻求技术支撑、寻求团队协作的高效协同创新机制。

  四、高校如何通过自主创新促进转方式和调结构

  高校自主创新对我国转方式、调结构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其作用方式是间接的。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高校更多地是与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企业、政府、中介机构联合发展,共同推动科技进步,从而间接地起到促进转方式、调结构的作用。其具体作用途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人才输送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基地,其首要职能是为企业为社会输送各种创新型人才。随着经济转型的不断推进,高层次人才和转型领域专门人才紧缺问题日益凸显。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基地,是知识的源头,高校通过输送有创新意识、创新冲动、创新能力的人才,推动企业的创新。

  人才的流动,思想的进步,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尤其是在国家倡导大力支持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掌握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的人才成为其发展的真正推动力量。因此,高校应该在重视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同时加大对掌握核心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而促进转方式与调结构。

  2.基础研究

  有专家指出:“无论是创新型国家建设,还是大学学科发展、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都离不开基础研究水平的提升。”大学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科技的主导力量,而基础研究又是国家科技的基础和先导。高校的基础研究发展,是增强高校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转方式与调结构的重要途径。

  高校通过组建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建立科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鼓励科技人员强化基础科学研究,以重大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应用和开发研究,切实提高原始创新水平,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3.产业导向

  高校根据国家科技发展目标需要,以服务优势主导产业和主要发展领域为重点,围绕其进行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

  首先,高校集中资金和科研力量开展科技攻关进行技术创新,突破一批制约我国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获取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创造一批引导产业发展的科技标准,从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国家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出重要贡献。

  其次,高校在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注重利用高新技术,为传统产业改造和升级献计献策。传统产业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应该加强高新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并在应用过程中不断加强两者的融合与相互渗透。

  4.校企联合

  高校可以通过投资、参股、联营等方式实现与企业的联合,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地方政府为校企搭建重要的合作平台,进一步强化校企之间的合作。在此基础上开展技术转移使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同时也是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校企联合需要建立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运行机制,才能进一步促进创新要素与生产要素在产业层面的有机衔接,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促进产学研各方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健全信用制度、责任制度和利益保障制度,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学研合作长效机制。

  五、提高我国高校自主创新能力的途径

  1.优化组织方式,合理配置科研资源

  高校如何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与优化配置,是高校管理者在自主创新引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的时代潮流下,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组织结构直接影响了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高校必须优化当前的科研组织结构,建立具有柔性、扁平化、跨部门、跨学科等特点的科研组织结构,以适应科教兴国及人才强国战略的要求;在资源配置方面,应当关注和聚焦国家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和重点项目,同时辅之以奖优罚劣为原则的绩效考核机制;高校应该建立、健全资源共享和信息共享机制,鼓励建立学科内部及跨学科的研究团队,使得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更高的价值,探索校内的科研成果共享利益补偿机制;发挥市场竞争机制在高校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市场力量将高校的科研资源进行合理的引导。

  2.推动学科建设,及时把握学科前沿

  基础学科建设是大学培养人才的基石。现代高校学科建设面临着交叉学科与协同创新潮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经验表明,在高科技创新领域,每一个新兴技术、新兴产业的诞生,都伴随着一个学科或是交叉学科协同的创新。如果高校一味追求扩展学科门类齐全,忽视加强已有学科的建设,就会出现学科众多,但质量低下,缺乏高、精、尖学科的状况。因此,高校学科建设在注重基础的同时,应该从求新、求量,转变到求精、求质的方向上来,形成各个学科科学、合理、协调发展的学科结构。

  3.调整培养方案,高效培养创新型人才

  从当前情况看,大学体制改革是培养高科技人才的基础,是我国实行素质教育的前提。高校不仅应该善于发现人才,更要善于培养人才。高校应该结合自身的资源实际,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相匹配的培养方案,以高效培养创新人才。

  高校应当建立培养创新人才的机制。首先,应当树立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新观念,将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同时拥有创新能力作为对人才的基本要求。其次,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创新,增强师生互动,进行启发式教育,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第三,要建立创新人才的能力测评系统,及时识别和发现具有科研能力、创新思想的人才。

  4.完善科研条件,有效保障科学研究

  先进的技术不仅需要科技人员的努力研究,更需要一流的设施为支撑。硬件设施的齐全是高校进行科技创新以及研发的必要条件。先进的设备、重点实验室、研究基地是发展前沿学科、振兴产业、进行科技创新的基础。除硬件设施之外,还应具备相应的软件条件,即制定促进高校进行研发的激励制度与政策,政策与制度的制定要充分体现政府鼓励研发、鼓励创新的精神。

  5.加大合作力度,加快转化科研成果

  顺应时代的发展,高校应该加强和企业、院所的协同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推动技术的研发、成果应用和技术扩散。

  6.围绕科学发展主题,探索科技发展规律

  在产学研相结合的体系中,政府是科技创新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引导自主创新、调配创新资源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高校科研必须围绕国家科学发展主题,遵循科技和教育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的原则,就技术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依据,形成良性循环,建立促进自主创新的长效机制。

  在强化创新驱动,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新形势下,自主创新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越来越凸显。高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要不断提供人才、知识及服务,成为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支撑。

关于高校开展协同创新的思考

唐阳

(刊载于《中国高校科技》 2012年第7期)

  1 协同创新的内涵

  德国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将其确立的协同(Synergetics)定义为一门关于“各类系统的各部分之间互相协作,结果整个系统形成一些微观个体层次不存在的新结构和特征”的学问。在管理学界,伊戈尔·安索夫(Ansoff.H.I)将“协同”(Synergy)视为公司战略四要素之一,认为协同使得企业整体价值有可能大于部分价值的总和,它产生于资源共享的基础之上。在这两人之后,众多学者对“协同”进行了诠释,这些定义虽然各有不同,但仍能体现一定共性--简单来说,“协同”(Synergy)即是指系统内部,要素与要素、要素和系统整体之间,以及系统与系统外部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它们之间存在的有序架构、沟通合作使得整个系统创造出新的价值,从而获得原来分散个体简单汇总所无法达成的效果,也就是“2+2﹥5”。

  协同创新(Synergistic Innovation),可以理解为是“实现创新的组织方式”--通过加强系统内部,以及系统内外部的沟通、交流、合作,构建其有序架构,更为高效地实现创新。在实践过程中,从宏观层面来看,协同创新应当是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国际创新力量等创新主体,在国家的引导下,围绕同一目标,共享优质资源,展开深层次、多样化的交流合作,形成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协同模式,从而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

  2 社会需求与高校使命:协同创新实施原因考察

  “2011计划”立足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了积极推动协同创新,促进高等教育与科技、经济、文化的有机结合,大力提升高等学校的创新能力的要求。在此之前,国家也曾出台过其他文件和政策法规促进教育与劳动、科研的结合,加强高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例如1992年《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指出“要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加强学校与科研部门、企业事业等单位的密切联系和合作,争取社会更多地参与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也都体现出“鼓励高校和研究院所、企业、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开展合作”的国家意愿;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如下高等教育发展任务:“......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技教育资源共享,推动高校创新组织模式,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团队......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支持与境外高水平教育、科研机构建立联合研发基地”。

  为何国家要不断出台文件和政策法规,一再鼓励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这需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理解。

  2.1 创新是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

  创新驱动发展,这已成为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共识。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能力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与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创新推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它在各个领域都体现出了巨大促进作用。当前正是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受到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剧烈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创新日益成为衡量各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任何一个国家若想在激烈的全球竞争当中谋求优胜,获取世界格局中的领先地位,就不可不重视创新。当前,各国都对创新予以极大关注和巨额投入,纷纷开展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创新计划。

  当前形势对我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若想在激烈国际竞争当中不落于人后,我们应当更加积极构建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不断加速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2.2 高校是创新的主要阵地

  高校承担着培养人才、发展科技、服务社会的重要历史使命。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大学为科技创新、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所做出的贡献是绝不可被忽视的。以美国为例,“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星球大战计划”、“国家纳米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重大科技计划的成功实施都离不开高等学校的投入与支持。20世纪50年代,斯坦福大学创立科技工业园区发展高科技产业,缔造了其所在地区圣克拉拉县(硅谷)繁盛至今的经济局面。学术界和产业界的成功合作,成为了推动美国经济和整个社会发展的最强劲动力。显然,我国政府也意识到了高校的重要作用,并积极采取措施促成教育、科技、经济、文化的紧密结合。

  2.3 现代社会发展要求高校创新应从“单兵作战”转变为“协同合作”

  伴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来临,“单兵作战”的方式已无法满足需要。面对多学科融合会聚的挑战,大数额高风险的投资需求,高校或任何一个创新主体都难以掌控所有资源、单打独斗实现重大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协同”等趋势日益成为科技创新的必然发展方向。许多促成技术飞跃和产业升级的成功创新,都有赖于多个创新主体之间的资源有效整合、集成和提升。如移动电话、DSL宽带上网、神经元计算机、搜索引擎、纳米碳管、基因拼接技术等都是通过工学结合、产研结合、官产学结合等合作创新模式完成产业化进程。

  协同创新的开展实施正是基于以上背景。在新形势的挑战下,我国现有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学术界和产业界的结合有待加强,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有待革新,这一切,对协同创新的开展提出了迫切要求。我们期待着,协同创新的实施将进一步打破我国科研系统中各子系统分散封闭的状态,使得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中的科研力量更加紧密团结,多模式、深层次地开展合作,在基础研究、基础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之间形成完整链条,从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产业、行业、区域的发展,并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3 创新能力提升--协同创新实施的目标指向

  根据“2011计划”要求,高校实施协同创新所要达成的最终目标是实现高校创新能力的提升。高校创新能力究竟是什么?包含有哪些内容?这是明确落实协同创新实施目标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高校创新能力的涵义及其构成,不同学者给予了不同理解和定义。考虑到高等教育的功能与使命,笔者更倾向于从高校创新的目的和内容来解释这一概念--高校创新能力是指高等学校作为主体,运用和整合相关资源,从事新知识创造与应用、新技术研发与转化以及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能力,它包括知识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创新型人才培养三个部分。

  何谓知识创新能力?根据彼得·德鲁克和其他学者对知识创新的解释,它不仅体现为新知识的创造,还包含知识的应用,知识的商品化、市场化。高校的知识创新能力不仅仅是其探寻新思想、发现新规律、创造新方法、创设新学说的能力,同时也是高校应用知识,为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其转变为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何谓技术创新能力?我们认为,其也包括两方面,创造新产品、新工艺、新制度或新设计的能力,以及将其引入商业贸易当中的能力。知识创新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对高校进一步提出了应用知识与技术,将知识市场化、技术市场化的要求。高校应当更加主动地融入社会、融入地方,借助外部环境的支持,整合科研院所、企业、政府、金融机构、中介和其他相关组织的资源,准确识别和把握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趋势,积极应对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亦为高校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一方面,高校开展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活动离不开高水平人才--无论是高校教授、科研人员、实验人员还是在校学生;另一方面,高校培养并输入社会的人才,将运用他们从学校获得的知识技术和能力,在各行各业各个岗位展开创新活动,他们是高校传播新知识、新技术的重要媒介,是联系社会的桥梁和纽带。在考察高校创新能力时,人才的培养也应当是一项关键性的衡量指标,而它恰好是以往对高校进行科技实力、创新能力评估时往往被忽略的。从本质而言,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在实施协同创新、提高创新能力的过程中,高校必须重视人才培育能力的提升,从国家和社会、行业产业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出发,联合多方力量,采取多种形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4 我国高校现有协同创新实践活动分析

  依据“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协同创新的主要运作方式”这一观点,我国高校实际开展协同创新活动已有20年历史。1992年,原国家经贸委、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学院共同启动实施了“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旨在推进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逐步形成产学研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到目前为止,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工作取得了一定成就,无论对高校自身的改革发展,或是国家整体的科技进步都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对比美国、日本等国,我国高校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的起步时间相对较晚,成就相对不足,问题也较为突出。

  4.1 我国高校现有协同创新实践活动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认识方面的问题。无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在认识上都存在一定误区。在高校和科研院所里,有人将“协同创新”等同为“找钱活动”;有人认为“协同创新”有益于学生寻找出路;有人认为“协同创新”违背了“学术自由、学术本位”。企业的认识误区则主要表现为经营上的短视,以及对本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科研能力的歧视。前者是指企业认为直接购买成熟技术比参与协同创新的花费便宜;后者则是指企业由于对国内外科技水平对比和国内外市场情况的认识不足,不信赖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发能力,不愿意与其交流合作。而部分地方政府在推进协同创新过程中的强行撮合、拉郎配,则正是由于对自身职责的认识错误。

  二是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首先从总体的行政管理体制而言,我国现有体制分散隔阂。不仅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地方政府之间界限分明,难以进行统一的规划、管理和协调,造成了许多重复浪费。就单从公立高校来说,也有教育部、国家专业部委和地方政府三大隶属“派系”之争,彼此之间难以实现跨学科深层次的协同合作。而科研人才流通也因此受到阻碍,设备设施共享更未能全面实现。其次机制方面的问题体现更是众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地方政府等在运行机制、沟通机制、评价机制、激励机制等内容上都存在着不完善。近年来,产学研协同创新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各级政府部门、产业管理部门的紧密配合和有效管理仍存在欠缺,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科技计划与经济计划不协调的现象仍然存在,各方的沟通不良也未得到很好解决。此外,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不足是影响高校教师参与协同创新的一大重要因素。我国现有评估机制,无论是政府对高校,抑或高校对教师及科研人员,主要都还是以科研项目立项级别、科研课题产生的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高低来评价。这使得研究者更多考虑申请课题的级别和数目,以及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并非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和推广。而且,高校对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相关激励措施也有所不足,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相关人员的积极性。

  三是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自1992年“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些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保障和推进,如《科技进步法》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但整体而言,我国科技立法工作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存在较大不足之处。与产学研相关的法规不仅较为庞杂分散,而且多为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从国际经验来看,完善的立法以及配套的财政、税收、融资、产权等相关政策,能够有效解决协同创新各方出现的产权、利益纠纷,增加协同创新资金投入,拓宽资金筹措渠道等等,它们将是促进协同创新、加速成果转化的必要保障。

  4.2 关于解决之道和未来发展的思考

  首先,政府应明确职责、强化职能。在协同创新过程当中,作为引导者和推动者,政府最根本的职责应当是采取措施,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协调各方关系,推动交流、沟通与合作。这要求政府加大科技投入、给予法规政策倾斜,并大力支持体制、机制的改革完善,不断促进协同创新的发展。“2011计划”再次体现了政府推进协同创新、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决心,然而,更为具体详细、具备更强可操作性的法规政策将是全面深入推进协同创新的必要辅助。

  其次,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等应纠正观念偏差、积极探索机制改革。高校、科研院所的教师与科研人员应当树立起重视成果转化、服务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发展的意识;同时,企业也需重新估量协同创新为其所创造的增值以及我国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能力。更重要的是,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应当在沟通交流手段、资源配置方式、产权分配模式、风险分担方式、组织人事管理、评价考核标准、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积极主动地开展机制改革,更加密切地进行合作,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行业产业、面向区域发展,探索多层次、多元化的协同创新模式,实现国家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

高校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网络交流机制

刘凡丰 董金华 李成明

(刊载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2年第4期)

  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的地方政府积极吸引国内外知名高校设立产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例如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吸引东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10多所高校创办研究院。

  研究院组建跨学科的团队,针对当地新兴产业或生产实践难题开展研发,并承担起研究生培养工作。研究院是一个综合创新体,内部有研发平台、孵化器、成果转化部门等。政产学三方期待以研究院为平台,协同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研究院需要同时向高校、地方政府、企业等组织负责。同时,作为多学科合作的平台,研究院还要学会如何跨越校本部二级院系的组织边界。总之,研究院的组织边界较为模糊,与传统的层级制组织不同,可被认定为网络组织。

  研究院作为网络组织发挥“产学接口”和“集聚学科、人才等要素”的功能。“接口”和“集聚”功能的履行需要有动态的交流网络予以配合。赵春明认为,物流、信息、知识、信任等四种网络支持虚拟企业(网络组织的一种形式)的运行。李维安等人认为,网络组织的存在与发展需要不断地与外界进行信息、物质、能量的交换。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知识观把人类习得的知识分为两大类:一类为陈述性知识,即言语信息,用于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另一类为程序性知识,用于回答“怎么办”的问题。马斯洛需要层次说把人类的需求由低到高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本文借鉴以上理论观点,把研究院发展所要依赖的网络交流机制(或称政产学合作的动机)分成三个层次:物质交换(高校希望得到政府、企业的资金支持,政府和企业期望高校技术成果转化)、信息沟通(研究院成为政产学多方沟通信息的窗口)、知识交流(多方期待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得到提升,形成学习化社会)。这三种机制对应着三类创新:消化吸收式创新、集成创新、原始创新。对于这三类创新活动,我国学术界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一般认为,原始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前沿科技领域;集成创新是指把已有的单项技术进行系统集成,更多体现于管理上的创新;吸收式创新类似于模仿,并没有大的创新。

  为了解和促进这三种交流机制,我们多次实地走访了江浙两省6所有一定规模(行政和科研人员多于30人)的高校产业技术研究院,以及当地的科技行政部门。下文描述这几种机制的发生情况,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促进研究院的健康发展。上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含有价值倾向,但并不会影响我们在对调研材料做综合归纳和进一步探讨时保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一、物质交换机制

  (一)地方政府资助研究院的现状

  江浙两省于2003年启动建设高校产业技术研究院,这些年也是江浙两省研发强度(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大幅度提升的时期。以江苏为例,研究院主要集中于苏南地区,集中建设期为2004年至2009年。2004年,苏州、无锡、常州的研发强度分别为1.04%、1.46%、1.32%,江苏省为1.38%,远低于上海的2.29%。2009年,苏州、无锡、常州的研发强度分别为2.20%、2.36%、2.33%;江苏省为2.04%,上海为2.81%。同期,江苏省的政府科技拨款从2004年的26.79亿元,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长,到2009年达117.02亿。

  各地政府除了把土地、建筑物划拨给研究院使用外,还资助研究院建立实验室,一些研究院初步具备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的能力。但是,大部分实验室与真正意义上的研发平台还是有距离的,还需更大的投入。在3年扶持期内,各地政府还给研究院拨付一定数额的运行经费。扶持期后,研究院从地方政府获得的运行经费逐年减少,除了与校本部双聘的教师的工资得到地方政府补助外,大部分员工的工资要由研究院自筹。现在不少研究院通过举办软件类工程硕士班、高端培训等办学方式,以及通过研究院负责管理的房产出租、以及公共研发平台的管理、服务与运营来获得资金,维持研究院的日常运行。如此,一些研究院的工作重点就放在了教学和招商引资上,而不是研发和成果转化上来。

  (二)政府需变革资助模式

  地方政府对高校产业技术研究院的资助情况可概括为力度不够大、周期不够长。这种资助模式与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科技经费投入模式有关。国内一些人士批评地方政府的科技投入如“天女散花”、“撒胡椒面”。某省2009年科技行政部门的一份调研报告也承认,近年来省科技厅注重了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但重大创新平台建设的影响力和示范带动效应还不够。真正瞄准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具有突出带动作用、一流水准和较大规模的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和重大基础性公益性服务平台部署不够。

  这种资助模式的存在更多地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于研究院宗旨的看法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对于基础性的学术研究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存在着偏差。结果,研究院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宗旨被搁置,而要追求短期的目标。地方政府官员大都期待研究院加快现有的技术成果的转化进程,在两三年内就具备自己“造血”的能力。一位生物学教授指出,“地方政府支持高校创办研究院时,希望研究院能带来可以马上产业化的技术成果。一些官员明确表示不支持基础研究。”一位材料科学教授认为,“外资企业研发部门所做的一些研究项目可能是10年甚至20年之后才考虑产业化,它们甚至比起‘973’项目还要前沿、还要基础。”显然,部分官员对研究院宗旨的认识停留于“物质交换”,期许当地一定的资源投入能换来高校现有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但是,很少有研究院能在3年时间内明显取得科研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益,这也许要在5年甚至10年之后。

  以产业应用为导向、促进现有科技成果产业化应该是研究院的重要目标,但更为重要的目标是要在当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过程发挥重要作用。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研发核心技术,这需要更多的投入和较长时间的研发工作,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需要集中资源向若干有前景的研发领域加大投入。地方政府应集中资源投资建设若干所研究院,将积极对接本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运行良好的研究院的日常运行经费纳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列支,给攻读科学学位的研究生补贴办学经费(每人每年3万元左右)。据介绍,江苏省苏州市已计划从2012年起把本省高校在苏州创办的研究院的经费开支列入地方的预算。对于运行不良的研究院,可以“高校联合研究院”的方式进行空间整合、人力整合;个别研究院也可选择退出。

  (三)企业应在研究院的发展中发挥主体作用

  从江苏全省2009年研发经费的来源看,企业提供资金577.99亿元,占82.3%;同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内部研发支出为570.70亿。企业已经成为研发投入和支出的主体,但是,企业资金大部分用于产品的后期开发,以及短期性质的产学合作。长期以来,我国大部分企业满足于“引进-消化”国外技术或高校技术,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即使企业已认识到要转型升级、发展新兴产业,但出于资源、创新能力等原因,对企业而言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江浙各地政府积极主动地推动甚至出巨资支持研究院的创建,期望以此为平台推进产学合作的深入,为新兴产业的培育提供良好的孵化环境。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早期阶段,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是相当必要的。但从长远来看,“政府总冲在前面”不是有效促进学术研究与新兴产业对接的有效办法。从合作关系的稳定性来看,政产学多方合作比起官学或产学的两方合作要稳定。目前,企业参与研究院的运作有些被动、甚至是次要的。

  只有企业积极参与,才能保证研究院会明确定位于解决产业实践的重大问题。政府应鼓励企业或相关的产业协会(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参与研究院研发项目的选择过程,并让企业或创新联盟承担较大比例的研发经费。只有企业出了钱,才能保证所研究的问题是生产实践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当地相关企业可把研发的前期和中期阶段的工作委托给研究院,企业自身的研发重点放在与产品相关或者有可预见的产业化价值的研究项目上。另外,政府还应鼓励有条件、有能力的企业与高校合作创办企业-高校联合研究院、实验室。

  二、信息(陈述性知识)沟通机制

  正如马斯洛需要层次说的后期理论发展,人们认识到,并不是满足了低级需要才有高级需要;低级需要与高级需要有时交织在一起。三种机制也是如此。例如,前文谈到了由于部分地方政府官员搁置了研究院的长期目标,导致物质交换机制的不完善。再如,物质交换机制需要有信息沟通机制的配合,政府或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有赖于研发进展的信息。

  (一)建立政产学研互通信息的机制

  前文提到,政府要引导企业成为研究院的成员,企业应承担较大比例的研发经费。相应地,要以研究院为基地建立起面向企业的研发战略联盟,企业应参与甚或主导研究院项目的选择,并掌握进展信息。即企业提出面向产业实践的研究项目后,可由政府组织专家评审(政府审题),判定其是否属于共性技术问题,予以立项,并提供相应的配套研究资金。由企业邀请专家来讨论该项科研任务的承担研究院(由企业确定谁来答题);并由企业聘任专家组来考核研究院研发项目的进展。

  新兴技术的研发有一定的难度、科研进程和成果难以预计,有一定的科研风险,其研究价值也难以达成共识,所以政府科研资助部门、企业有必要为新兴技术的研究专门设立“种子基金”,为研究院科研团队所提出的研究项目提供一定的预研经费,根据研究进展情况,在1-2年进行审核,审核合格或优秀的再划拨后续经费。

  信息技术为网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技术设施,应充分利用,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提高网络组织的运行效率。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拥有多所研究院,创新区的官方网站开辟了专门的网页介绍各个研究院,并且相关的实验室构成一个虚拟的技术平台,以一个相对统一的面貌出现在企业、社会公众面前,这有助于校企之间、研究院之间的信息沟通。

  (二)急需能串起创新链的科技创新人才

  某研究院的王博士认为,作为面向新兴产业的研发单位,研究院需要有这样的人才---既了解前沿研究的进展,又了解生产实践的需求;最好能了解多个学科、多门技术。技术在细分深入,也在模块化,要有人能把这些模块整合起来。这样的人就是战略科学家,需要有产业技术发展方向的敏感。战略科学家会串出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把产学研结合起来。中国特别缺少这样的人。王博士认为,自己可能部分做到这一点,“之所以自己能这样做,是因为有较为丰富的人生经历。在各个方面都做过。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时,了解并参与大学与产业间的合作。回国后,曾担任科技特派员”。

  政府、高校、企业都需要重视培养和引进既了解某一新兴产业的发展情况,又懂法律、经济管理知识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曾经从事过技术研发工作,又从事过一定的产业实践,要给予这些人才较大的管理权限。特别是政府的科研资助部门更需要这样的科技管理人才。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的做法值得效法,该局的科学处聘请高水平的项目管理人员,一般他们会为此工作4-6年,以保证项目研究的稳定性。他们经常与研发团队、技术成果的用户交流,对国防科技进展相当熟悉。他们确定研究项目的内容,选择项目的研究团队,并跟踪研究进展。这种人才掌握多个学科的知识,又能转译多个部门(政府、学术界、企业界)的语言,有利于开展集成创新。

  (三)研究院与校本部之间亟需建立起有效沟通机制

  “研究院每年几千万的科研经费,对于我们大学每年20多亿的科研经费来说,是比较小的比例。”中部某省高校设在长三角的研究院领导认为,研究院是一个重要的窗口。他解释,“我们大学领导的意识中,研究院应该要办成精品,有多个研究中心能成为国家级的研究机构。教授们既有成果转化,也有高水平的论文发表。目前,研究院对我们大学来说,是一个窗口,与长三角企业联系的窗口。”

  目前多数研究院只是承担起校本部的“派出机构”角色(亦即“窗口”角色)。此窗口角色也是一项较难的任务。某市科技行政部门的处长指出,“双方签订的共建协议是院校整体和市政府的合作,但有的高校领导很少过问,派出人员也是高校的一般员工,连给校领导汇报工作都比较难,学校资源根本就没法整合。”“派出专家有的是科技处管,有的是院(系)管,在高校里没有明确的部门来协调,导致相关部门互相扯皮的情况,工作协调难度较大。”

  研究院从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如何加强与校本部的联系这一难题。难题蕴含两个基本性课题:一是如何从校本部获得具有产业化前景的科研成果,二是如何与院系双聘科研人员组建跨学科的学术团队开展研究。显然,后一个课题更为根本。在地方政府官员看来,一些高校对研究院的支持还不够,有效沟通机制并未建立起来。一是,一些研究院与校本部并没有太多的联系,研发项目并不是来自校本部,许多项目都是在本地立项、本地开展,未能实现“中试基地”的期望。二是,一些研究院未能与校本部相关院系双聘教授,未能引进优秀的人才,导致只是引进学校的“称号”,研究院“名存实亡”.校本部需要进一步明确研究院的定位,给予相应的支持。

  三、知识交流机制

  信息(陈述性知识)沟通有利于集成创新,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有核心技术上的突破,即原始创新。原始创新的实现有赖于高校师生、企业员工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认知心理学认为,个体后天习得的能力可用程序性知识来表征。而程序性知识(特别是策略性知识)往往具有隐性特征,隐性知识的传播一般要依靠社会化过程(即借助人际交往)。所以,要确保人际交往的发生,以促进知识交流和能力提升。

  (一)网络组织有利于知识创新贝尔实验室(AT&T公司的研发部门)前任主管杰克·莫顿从研发管理实践中发现,如果两项活动在一个组织内运行的话,就会有一个联系(bond),那么就会有类似的目标、语言等;如果是在不同的组织中开展的,那么就会有一个障碍(barrier)存在。如果在同一个地方开展两项活动,人们会相互会面并发展联系;如果活动是在不同的地方进行,那么会有一个障碍。他相信,有一个联系和有一个障碍会导致成功的创新。如果两项活动是在一个组织中的同一个地方开展的,知识的传递会变得容易,但是可能不会有创新的发生。如果两项活动是在不同的组织、在不同的地方开展的话,那么会有创新的发生但是难以传递,因为有两种障碍存在。例如,位于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总部的发明技术很难直接传到俄亥俄州的西电(AT&T公司的生产部门)。为此,他在西电的各地工厂附近设立贝尔实验室的分实验室。例如,贝尔实验室总部的发明技术先传到俄亥俄州的分实验室,再传到分实验室附近的西电工厂。

  同样,高校在异地兴办研究院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校本部的发现发明可借助研究院传递给研究院附近的相关企业,企业的想法也可通过研究院传递给校本部。虽然这种联系可能不太紧密,但不紧密的联系可能有利于突破性创新。罗利等人的研究发现,对于钢铁行业来说,强联系可能促进创新,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这种创新是一种渐进式的创新。对于半导体产业来说,弱联系的网络关系则有利于创新。总之,强联系有利于人们利用现有知识进行渐进创新,而不大适合进行突破性创新。对于新兴产业所需的突破性创新来说,弱联系可能更为有效。

  (二)探索人才引进的多种模式

  “若即若离”的、不是完全嵌入的弱联系并不容易形成。市场经济的许多活动有包装过度、广告信息过滥的倾向。例如,在高科技创业领域,一些创新企业通过邀请知名人士、投资家担任董事,形成一种表面上良好的网络关系,借以包装上市。前文探讨了高校有责任支持研究院的发展,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机制,而不是名义上的。个别地方的政府在举办研究院的过程中,也有追求“名校名人”的倾向。高校或政府或者两者的合作动机有停留于“信息(如社会名气)沟通”的层面,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好像是建立起来了,但是有利于知识交流的人际网络尚未形成。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听到这样的说法:“远的(高校)不如近的(高校),知名的不如实际的。”这种观点不见得完全正确,但是基本反映现实。即使校本部支持双聘教授的流动,异地办院总是一个难题。拥有“双基地”的双聘教授们两地奔波,负担较重。另一方面,知名大学的人力资源也是有限的,大学教授在校内已经承担了较多的教学科研任务,时间已经很宝贵。个别大学在国内多地创办了多家研究院,校内相关学科的教授根本无法分身。

  因此,地方政府和企业应选择适合当地战略性产业发展的高校作为合作者,不要过于追求名校,更不要追求研究院的数量。地方政府应探索合适的科研团队组建方式,探索多种模式的人才引进模式和研究院组建模式。人才引进是要“筑巢引凤”,还是要“引凤筑巢”?调研发现,一般地,地方政府是先与高校合作共建研究院,再利用研究院这一平台引进人才或科研团队。另一种方式是地方政府建立研究院,再从国内外知名高校或科研院所引进优秀的科研团队,如昆山市工业技术研究院。不管哪种方式,研究院都有必要组建一定数量的常驻(单基地)教师队伍,人事行政关系在研究院,保证研发工作的持续性。总之,研究院的引进要与人才的引进紧密结合;地方政府的人才政策要由利用研究院从外地引进人才向“引进和本地化培养人才相结合”转变。

  (三)建立充满信任的人际网络

  研究院不仅要为科技人员的异地交流提供平台,还要为科技人员的行业间(学术界与企业界)交流提供平台。科技进步的模式不再是线性的、技术转移的传统模式(基础研究的发现发明通过孵化和中介转化成产品),而是转向产学双向交互的模式。一是,教师需要重新认识学术研究与产业研究结合的重要性,要放下架子,真正深入企业,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二是,企业科技人员要参与研究院的早期研发,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促进(隐性)知识的真正转移,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三是,研究院聘请企业科技人员担任研究生的指导教师,帮助师生提升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和创业意识。

  多数研究院已实施了以上几项措施,当下人际交流的真正发生仍是不易,需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促进。一方面,人才流动有空间上、制度上的障碍。另一方面,当前各国政府(和高校、企业)推出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人才,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机会比以前更多。由于科技发展日新月异,高层次人才更担心自己落后,在经济待遇、社会地位相近的情况下,高层次人才总会向最具创新的地方汇聚,例如美国。美国之所以能吸引世界各国人才,与其拥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顶尖一流大学,以及围绕一流大学所形成的硅谷、波士顿等区域创新网络是分不开的。长三角各地的政产学应协同建设更有利于人才培育和创新能力释放的环境。

  为了促进研究院真正地引进人才、留住人才,长三角各地的政府与研究院、人才签订合同,并采取诸如“以奖代补”的事后激励措施。合同是基于不信任而签订的书面协议,注明各项条款以及毁约的后果。知识的共享需要信任,知识的交流是基于协约(covenant),而非合同(contract)。协约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承诺,向某人保证你的誓言是没有条件,而且是良善的。各方需要有协约精神,建立起充满信任的创新网络,才有长期合作、共同突破核心技术的可能,实现共赢。近年来长三角的研究院集聚区,例如独墅湖科教创新区组织各个研发领域的科技人员组成联谊会,产学双方的科技人员有机会面对面的交流。这不仅促进信息沟通,还促进知识共享,并会发展情感,让科技人员形成归属感,形成创新的社群。社会网络能利用声誉的效应通过增大机会主义的成本来消减交易成本,增加组织间(政产学)的信任,并能交互地降低在开始时预期的道德风险。因而,社会网络通过复杂的关系形态影响着网络治理的过程与结果。

  四、结语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高校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灵魂。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人才,政府的资助经费也有相当部分用于人才的引进。信息沟通要依托人才,扩大信息传播也是为了吸引人才。构建知识交流机制也要依靠人才,这也是为了促进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与释放。三种机制的运行都要依托人才,也是为了人才的引进、培育和开发。政产学合作的重心应尽早地从物质交换层次转向知识交流层次、人才培育和开发上来。

  建议长三角创建更多的产业技术研究院、科技产业园,以容纳高层次人才。并且,抓紧建立各个研发领域的长三角企业和研发机构的技术创新联盟。依托产业技术研究院或技术创新联盟,引进和培育高层次人才或统一协调人才,建立起有序竞争的人才环境。另一方面,要探索网络组织的治理模式和具体运行机制。网络作为一种治理形式,其治理的领域与范围不仅包含政府有关部门、高校、企业等有形组织的链接(组际关系网络),而且内含着社会关系网络(人际关系网络)。这种嵌入在组织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对科技创新的行为与绩效有着较大的影响。

科教结合 协同创新 不断提高科学研究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

侯建国

(刊载于《中国高等教育》 2012年第11期)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这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时代的发展已经让创新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依靠单一学科、单一主体“单打独斗”的创新模式,越来越表现出局限性。“协同创新”打破创新主体之间的樊篱,激发创新要素的活力,是新形势下科技创新和教育改革的重要途径。对于高等学校来说,如何尽快构建协同创新平台与模式,建立协同创新机制与体制,通过推进协同创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能力,是其面临并需着力完成的关键任务。

  一、建设科教结合、协同创新平台,抢占科技制高点

  创新本身就包含突破固有思维和框架的涵义。协同创新并不是对创新主体原有项目、平台的简单组合和包装,而是从本质上对传统科研管理的一种突破,其核心是在更高的起点上对创新资源的集聚与融合,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活创新基因、寻找创新突破点,最终产生“1+1>2”的累加效应。

  作为中国科学院所属高校,“科教结合”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长期坚持的办学传统,从目前的实践情况看,“科教结合”也是推动学校与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学校积极探索“科教结合”的新形式和新内容,在中科院全院范围内对接优质科教资源,与12个分院和个研究所建立全面合作关系,共建了17个联合实验室,多个研究所直接参与科大本科生培养,形成了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三位一体的“科教联盟”。

  与此同时,学校结合新的形势与任务,在更大尺度上发挥科教结合的优势,推动跨领域、跨部门、跨学科,贯通“产、学、研”各个创新单元的交流合作,并建立3种类型的“科教结合、协同创新”平台:通过“校所结合”,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以及学科前沿建设“协同创新”平台,如量子科学与技术平台;通过“产学研合作”,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培养高技术创新人才为目标建设“协同创新”平台,如语音技术与产业平台;通过“校地共建”,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建设“协同创新”平台,如合肥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苏州纳米技术与产业平台等。

  中国科大的实践证明,学科的交叉融合、平台的开放共享、创新的学术氛围,能够不断提高学校科研创新能力,孕育和催生了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以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为例,实验室的研究涵盖了量子调控、纳米科技、蛋白质、发育与生殖研究等多个前沿领域,在若干方向上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物质科学的世界版图上初步建成了人才汇聚和原始创新的高地。国家“十一五”科技成就展的3项基础研究成果中,中国科大有量子信息和铁基超导两项成果入选;量子科学领域相关研究成果先后次入选由两院院士评选的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目前学校已经成为国际上重要的量子科学研究基地。

  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是国际化协同创新的重要形式,有助于全球创新资源的整合和有效配置。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之一,同时也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协同创新案例。中国科大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参与ITER计划项目。2011年,科技部依托科大成立了“国家磁约束聚变堆总体设计组(筹)”,一方面通过参加ITER计划,学习和掌握发达国家的工程建设经验和知识创新成果;另一方面,大力培养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为我国独立开展聚变堆的设计和研究奠定基础。同时,学校与ITER组织签署了人才培养协议,每年选派研究生和青年骨干教师到ITER组织学习和进修,并联合举办“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培训论坛”。以总体设计组为依托,学校还将联合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国内研究单位及普林斯顿大学等国外著名高校和相关实验室,建设“先进核聚变能源协同创新中心”,汇聚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家开展合作研究,进一步增强利用国际创新资源的能力,争取用10-15年时间,建成以我为主、国际协作、世界一流的先进核聚变能源设计、研究与人才培养中心。

  在协同创新平台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如何才能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科研创新的效率?我们认为,良好的体制机制设计是关键,而发扬开放包容的大学精神、营造宽松自由的合作氛围是前提。2011年,依托合肥地区具有基础前沿优势的物质学科群、密集的国家级平台和大科学装置群,中国科大联合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共同组建了“合肥物质科学技术中心”,合作双方人员实行实质性互聘,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科大承担教学任务、指导学生,并享受科大相应的津贴、福利待遇。学校对研究所科研人员在发表论文、承担课题等方面均不提“硬性指标”,而是以人才培养、教学科研资源共享为纽带,创造更加开放、宽松的合作氛围,双方在互信的基础上形成有机的结合、利益的扭合,为协同创新建立长效保障机制。合肥物质科学技术中心通过人员双聘、实体共建和成果共享等机制建设,争取在量子通信、极端条件下的物质科学、核聚变等领域抢占世界科技制高点,努力成为开放共享的国家物质科学中心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可以预见,“合肥物质科学技术中心”、“先进核聚变能源协同创新中心”等科教结合、协同创新平台的建立,将进一步提升科大的原始创新能力,为学校抢占科技制高点提供助力。

  二、发挥科教结合、协同创新优势,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和核心使命,人才培养质量是大学办学质量的第一体现。因此,对于大学而言,建设科教结合、协同创新平台的目的,还在于把各方面的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集中起来,为拔尖人才培养创造更好的条件。大学推进“科教结合、协同创新”的过程,也是加强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育人的过程。从人才培养角度看,“科教结合”有三个方面的含义:顺应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及时调整高校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培养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的创新人才;以高水平的科研师资队伍支撑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教师在教学中结合自身的科研经历及科研成果,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思维方式和科学实践技能传授给学生;学生通过参与科研实践,感悟和理解所学到的知识,并通过亲身体验来激发创新精神,培养创新能力。

  近几年,学校启动了新一轮教育教学改革,充分发挥科教结合、协同创新优势,努力突破“流水线”式人才培养模式,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主动性,真正实现“因材施教、个性化培养”。通过教育教学改革,学校积极探索有利于促进科教创新资源向人才培养聚集的新机制:一是“人才培养计划协同机制”,根据科学前沿和国家需求,与科研院所共同制定培养方案,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二是“人才队伍建设协同机制”,通过人员实质性互聘等举措,聘请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等作为学校的教师,把创新思维和实践技能有效地传授给学生;三是“平台共建共享机制”,将共建共享的平台作为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让学生在大科学装置、大工程平台中亲身参与科研实践。

  作为探索拔尖人才培养的“试验田”,学校将中科院“科技英才培养计划”和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紧密结合,与中科院相关研究所联合创办了11个各具特色的“科技英才班”,基本覆盖了学校所有的基础学科专业,并从选拔机制、课程体系、资源整合、培养方式、教学管理等五个方面建立和完善培养方案。“英才班”实行“两段式”培养:低年级学生在校内学习基础课,接受通识教育,同时能够接触科学前沿并获得实践机会,提高学习的积极性;高年级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的同时,能够直接进入科大的国家级实验室、中科院研究所、国外名校接受联合培养,参与科研实践,激发创新的主动性。中国科大每年招收的本科生仅1800人,而实施的大学生研究计划多达项,每年有1000多名学生赴研究所和企业参加实践,学生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团队意识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很多学生在本科阶段就以主要作者身份在国际主流甚至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为他们今后的科技职业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科大强调“个性化”培养,每个学生都可以在全校范围内自主选择专业,并在学业导师指导下自主制订学习方案,自主选择学习方式、学习内容及学习进度,拥有适合自己的个性化培养“菜单”。学校的目的是通过“个性化”培养方案,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主动性。2011年,作为落实因材施教、个性化培养的重要手段和实践平台,学校正式实施“三学期”制,夏季学期共开设课程70门,选修人数达到3840人次,同时有近700名本科生开展大学生研究计划。

  学校还加强与国外著名高校、科研机构及国内外著名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以核科学技术学院为例,学校为学生提供了多种培养方案:依托学院的热核聚变实验装置、同步辐射光源等大科学装置开展科研实践和专业学习;选择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的核电人才“订单联合”的协同培养模式;选择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到ITER总部或者各成员国去实践学习等。由于学习目标明确、培养方式灵活多样,大大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培养质量。

  总的来说,“科教结合、协同创新”拓展了大学的办学空间和创新资源,有效提高了学校的科研创新能力,促进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同时,“科教结合、协同创新”也推动了高等教育与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的有机结合,为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当前,国家做出了协同创新的战略部署,教育部启动实施“2011计划”。作为具有科教结合传统与优势的研究型大学,中国科大理应奋力当先、有所作为。在“十二五”规划实施中,中国科大将以落实“2011计划”为契机,进一步发挥科教结合优势,不断探索协同创新的新机制和新模式,实现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同步提升,加快推进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建设。

论高等学校的协同创新战略

薛传会

(刊载于《当代教育科学》 2012年第7期)

  作为我国科研系统三大组成部分的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企业科研机构,长期以来独立运行,自成体系。尽管近年来产学研合作有一定的发展,但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的完整链条并未真正形成,科技创新分散重复、效率不高的现状没有根本改善。尤其是高校,具有智力密集、学科综合交叉和国际学术交流广泛的优势,其科技创新的成果应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011年4月2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高校在“积极提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同时,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

  这一重要论述第一次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提出新的要求,对我国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高等学校应顺势而为,抢抓机遇,瞄准科技发展前沿,推进协同创新战略,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担当更大责任。

  一、何谓协同创新

  创新一般是指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中获得新知识新方法的过程与结果,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现代的进化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德文版《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创新理论,并将创新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其后创新理论得到不断发展。

  以创新行为涉及的对象为标准,创新可以分为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以创新行为的手段和过程作为标准,创新可以分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协同是指元素对元素的相干能力,表现了元素在整体发展运行过程中协调与合作的性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学家哈肯(HermannHaken)于年提出协同的概念,并于1976年发表《协同学导论》,系统论述了协同理论。协同理论认为,在一个系统内,若各种子系统(要素)不能很好协同,甚至互相拆台,这样的系统必然呈现无序状态,发挥不了整体性功能而终至瓦解。相反,若系统中各子系统(要素能很好配合、协同,多种力量就能集聚成一个总力量,形成大大超越原各自功能总和的新功能。如“一个公司的不同部门之间如何一致动作,以改进公司的职能”,靠的就是协同作用。

  根据协同理论,协同创新是指在科研创新系统当中,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科研机构三大科研创新主体,相互配合,相互协同,围绕共同目标,共享资源信息,形成创新合力,推动创新产出的过程,即通常意义上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有的学者还将政府及其他机构引入协同创新概念,提出“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指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研究机构)三个基本主体投入各自的优势资源和能力,在政府、科技服务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协同支持下,共同进行技术开发的协同创新活动”。另有学者针对同一创新主体,提出协同创新多为组织企业)内部形成的知识(思想、专业技能、技术)分享机制,特点是参与者拥有共同目标、内在动力、直接沟通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构建资源平台,进行多方位交流、多样化协作。这方面最早的定义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中心的研究员彼得·葛洛提出的,即协同创新是“由自我激励的人员所组成的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这属于微观层面的概念,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二、高等学校何以需要协同创新

  从19世纪末科研创新行为主体初成,到科研创新行为主体自成体系,再到产学研结合,我国科研创新系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协同创新因其特殊的体制机制和创新平台,能激活创新基因,提升创新价值,提高创新效率,是科研创新体系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学校作为科研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推进协同创新的重大战略机遇。

  (一)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要求高等学校推进协同创新

  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深度开发人力资源,推进协同创新是国家的重要战略选择。我国拥有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等数量庞大的科研创新队伍和数量丰富的科研创新资源,但是长期以来自成体系,分散重复,效率不高。高等教育是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高等学校担负着不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的重任,但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等突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作为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之一,面对国家的科技创新战略,高等学校迫切需要以全面开放的姿态,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科研机构深度融合,积极引导不同创新主体开展深度合作,通过协同创新,提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增强科学研究能力,促进教育、科技、经济、文化的有机结合,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和人力资源强国建设。

  (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要求高等学校推进协同创新

  高等教育进入开放发展阶段,高等学校“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促发展”的办学方针成为社会共识。高等学校必须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引领四大职能的发挥,提高自己对服务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能力,在服务中求得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现阶段,相对于人才培养和文化引领,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因与科技创新相关,更应该成为高校职能发挥的重点。目前,我国拥有专利成果80余万项,但实际转化率不足%,包括高等学校的一大部分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这意味着,高等学校的部分科技创新成果要么不符合社会需求,没有市场,要么不被社会知晓,没有发挥作用的渠道,不能成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协同创新战略可以使高等学校主动回应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将高等学校教学科研人员的学术兴趣和科研关注点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直接联系起来,以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需要为创新目标,从创新的源头上解决目前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高等教育发展趋势要求高等学校推进协同创新

  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了一批具有良好学术积累和国际声誉的高等院校,也有一些高等院校已经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但从总体上看,我国高等教育同国际先进水平还有明显差距,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学,是我们建设人才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举措。高等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既是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又是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创新成果的重要源泉。高等学校要形成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就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开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研究、探索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研究、涉及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公益性研究,协同创新因此成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重要途径。大力推进协同创新,促进科技与教育密切结合,建设重大创新平台和创新团队,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水平教学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高等学校推进协同创新的战略重点

  在协同创新战略中,政府将通过制定政策、优化环境起到主导作用,鼓励并推动高校同科研院所、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积极贡献。作为高等学校,应充分认识到自身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未雨绸缪,从学校内部体制机制的改革入手,克服协同创新的制度障碍,积极推动协同创新战略。

  (一)观念更新是协同创新的前提

  首先要树立以需求为导向的观念。就是要紧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需求,通过协同创新,重点研究和解决国家社会急需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公益性问题。以需求为导向,可以将高等学校的社会服务功能前移,并在服务社会中提高自身的科学研究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实现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更深层次的结合。其次要树立大科学的观念。我国科技发展现状以及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对我国未来科技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大科学时代的到来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科学研究走进大学,科技创新成为大学新的使命。高等学校要依据大科学时代的要求,主动树立大科学的观念,并以此为指导推进协同创新。再次要树立合作的观念。实现协同创新的基础是合作。合作,就是要转变传统的个体研究和单兵作战的旧模式,大力倡导联合攻关和兵团作战的新观念。协同创新既需要高等学校内部的合作,更需要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合作,高等学校的科研管理部门在其中要发挥关键性的组织协调作用。

  (二)机制创新是协同创新的关键

  三个科研子系统各自独立运行,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协同创新是破解这个困局,实现科技创新的重要机制。就目前来看,使现有的科研子系统在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共享信息,整合资源,协同创新,需要在机制上解决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组织管理的机制问题,二是绩效评价的机制问题,三是权益分配的机制问题,四是资源共享的机制问题,五是信息沟通的机制问题。绩效评价和权益分配又是五个问题的重中之重,因为评价系统事关价值导向,不同的绩效评价将制约着协同创新的方向、协同创新的目标和协同创新的力度;同时协同创新涉及多个利益实体,权益分配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阻碍协同创新的健康发展。

  (三)跨学科研究是协同创新的途径

  当今许多重大科学研究几乎都在跨学科领域展开,许多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把跨学科作为一种大学理念,渗透到大学的全部活动当中。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通过超越以往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目前国际上比较有前景的新兴学科大多具有跨学科性质。跨学科研究是协同创新的重要途径,只有找到了跨学科的研究方向,才具备协同的基础,只有跨学科,协同创新才具有实质意义。事实上,学科是人们对知识的一种人为划分,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入,现有的学科体系处于不断调整之中,为了取得更大的科研进展,必须突破学科划分形成的限制,走向更大范围更高境界的跨学科性的研究。高等学校通过跨学科研究推进协同创新时,要注意扬长避短,既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又要弥补自身学科的劣势和不足。

  (四)平台建设是协同创新的基础

  从形成多元融合的协同创新机制来看,加强平台建设,构建相对独立、集人才培养和解决重大问题为一体的协同创新平台是协同创新的基础,主要包括四种类型。第一种是面向科学技术前沿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与其他高校、科研院所等进行实质性合作,集聚优秀创新团队,营造一流学术氛围,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第二种是面向行业和产业经济发展的核心共性问题,与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科研院所建立重大研发与应用平台,为产业结构调整与行业技术进步提供技术支撑。第三种是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与所在区域内的重点企业、科研院所共建联合研究院、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推动高校服务方式转变。第四种是面向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与科研院所、政府机构等,构建多学科交叉研究平台,探索建立文化传承创新模式,发挥文化引领功能。高等学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可以选择不同的平台类型,展开重点建设。

  (五)配套政策是协同创新的保障

  高等学校的协同创新战略,需要政府相关政策的配套和支持。从国际发展经验看,实施团队联合攻关研究,需要在科技管理制度、教育制度、人事制度等各方面进行系统的改革,并且要求这些不同方面的政策制度协调一致。就教育制度内部来说,我国正在积极推进教育体制和高等教育综合体制改革,这为协同创新战略提供了契机。高等学校应主动参与改革,积极探索推进协同创新的制度政策,先行试点。比如,在目前我国高校教师评价体系中,对教师的科研要求仍在实行只有主持课题才算数,科研成果重视论著轻视应用,成果署名只有第一作者才有效的管理政策。这种管理政策的简单化,不仅不科学,而且挫伤了教师和科研人员从事合作研究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科研的联合攻关。高等学校推进协同创新,必然首先在内部做到协同,否则就更谈不上与外部的协同了。

论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的完善

程亮

(刊载于《科技管理研究》 2012年第12期)

  我国历届领导人均深切关注自主创新,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2009年3月5日的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作了《2009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再次强调,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主要措施之一还是要强化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同时,还要继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可见本世纪是科技与创新的时代,一个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必然是国力强盛的有力途径,也是我国增强自身实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然需求。

  产学研合作实践证明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方式。我国20多年的产学研合作实践证明,产学研在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方面作用巨大。仅从1992年到2002年,产学研合作实施了520多项国家级重点高技术产业化项目,新增销售收入1020亿元,新增国家级新产品多项。在产学研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所涉及的范围包括生物工程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等高新技术及传统技术领域,形成了相当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培育了众多经济增长点,有力地提高国家创新实力和企业竞争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产业升级。

  1 产学研的实质含义

  产学研是学校、企业和科研机构联合创新的体制,要求三者有序的衔接起来,在相互协作,突出自我优势的基础上,构建一体化的系统,即研究、开发、生产机密联系、优势互补的先进系统。但在构建这一系统时,并不是简单的三者的结合,其中还要包括周边环境的相互配合,其关系可以如下图所示。

  在此关系图中,企业是占主导地位的,是创新的主体和动力来源。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科技的创新,来保证自我的竞争力。正是企业的此种需求,引起了高校合科研机构在其需要的基础上的创新。大型的企业多与学校和科研机构密切联系,有的还形成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但是中小型企业相对弱势,单独的企业无法与学校和科研机构形成良好的促进,一般会采用企业技术联盟的方式来加强企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企业正是产学研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其生存需要必然将企业的个性化产品创新需求集中化为行业共性技术创新需求,通过产学研合作,解决行业内重大关键性技术创新问题,以点带面,迅速提高行业自主创新能力。

  学校和科研机构是创新的具体执行者,在产学研中起到关键作用。高校一方面以培养有用人才为主要任务,另一方面,高校还承担着科技创新的重任。高校与企业在产学研中的密切联系,使企业的需求转化为高校的研究方向。科研机构其本职工作就是科技创新,再产学研结合过程中,科研机构同样也是以企业的需求为出发点,以企业的需求为研究方向。企业的需求就是市场的需求,高校与科研机构以企业的需要和市场的需求为出发点,才能够科研成果更接近,更容易产生经济效应。同时,高校合科研机构有了科技创新的成果后,也能获得一定的资金和奖励。

  在产学研结合过程中,政府并非主体,但是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决定了产学研的政策环境。政府在产学研结合的过程中应起到导向和促进结合的作用。一方面,政府应合理统筹,针对本地区重点行业的关键技术进行规划,指导企业应在哪些方面进行突破,并要作好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可以起到中介人的作用,将学校、科研机构引入本地区,促进本地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联系,增大产学研形成的可能性。同时政府在做好产学研引导和扶植的同时,要加强好法制环境的建设,依靠透明的法律条例明确产学研各方合法权益,知识产权归属等重要问题,同时要采取财政、税收、金融等多项政策鼓励产学研发展。

  产学研中得信息环境主要由各个中介与服务机构提供,其是信息环境的主要提供者。中介机构可以有意的将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联系起来,使产学研的链条得以形成。政府虽然也可以起到中介的作用,但由于其职能受限,不可能以提供信息为主要任务。中介在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中间起到了联系作用,一方面中介将企业遇到的技术困难合技术需求提供给高校、科研机构。另一方面中介也可以将高校、科研机构的成果提供给企业。使二者密切联系起来。

  产学研中得资本环境是指产学研的风险投融资体系。新技术的成果产业化是有一定风险的,如何控制投资风险,必然要求建立一个有效的风险投融资体系。一般的可以通过建立风险投资基金、企业担保和信贷的方式获得风险资金。同时要建立好评估体系、监督体系及配套资金投入机制、回收机制和补偿机制,在降低投资风险的同时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和效益。

  2 我国产学研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产学研协同的范围过窄

  技术转让、合作开发和委托开发是我国目前产学研合作的主要内容,范围过于狭窄,而且层次过低。相对比,国外存在很多技术联盟和共建研发机构。依据相关报告,技术咨询和合同委托开发是产学研的主要类型,占高校、研发机构和企业之间合作类型的70%.很显然层次比较低,形不成应有的效应。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企业希望新技术的出现能够直接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有的学者称之为”交钥匙“式的研发模式。在此种模式下,研发机构和高校直接将科技成果送到生产过程中,并负责接受咨询合培训人员,合作成本大大增加,而且风险分配不合理,主要由研发机构和高校承担,以至于产学研局限于技术咨询和合同委托开发两种模式。

  2.2 产学研合作的科技含量较低

  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很多企业只对短期效益感兴趣,只希望新技术能够立竿见影的为企业带来利润。而只对本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对行业共性的关键技术置之不理。在产学研合作中,高校合科研机构是以企业为导向的,他们出人力技术,企业出资金和需要解决的技术。这时即便高校和科研机构想要解决行业的关键共性技术,也由于资金所限而无能为力。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主要由两个:首先,企业资金不雄厚,无法提供解决技术含量高的研究资金,为了企业的资金周转,也只能选择见效快得技术合作;其次,我国目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够,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很容易让企业得不偿失,很多企业不研发也能使用,造成了谁也不愿意研发的局面。

  2.3 产学研合作的经费短缺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存在一定风险的,技术的研发不是人的主观意志能够控制的。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新技术不能研发出来,或者研发出来了,经济效益并不理想,人们并不认可,都会使得企业在研发过程中承担很大的风险。而研究机构和高校并不具备资金转化的能力,也没有开拓市场的优势,虽然我国出现过很多的校办企业和校办工厂,但总的来说结果不理想。由于企业会面临如此大的风险,它们对高新技术的研发望而却步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反观国外,很多国家都设立了专项的合作基金,如科学基金、教育与企业合作奖励基金等等。这些基金的作用在于保证了产学研合作过程中资金的提供,支撑了产学研的合作过程。而我国尚未有专门用于产学研合作的专项资金,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但是应该看到,我国已经有了中小型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和火炬计划等项目资金,这对产学研合作的发展无疑是可喜的,但还远远不够,僧多肉少的局面一时还难以打破。研发基金只是企业在技术研发过程中风险降低的一种方法,同时企业还希望政府通过有利政策来扶植产学研的发展。可以说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风险投资机构、金融机构的介入,才能真正使得产学研合作经费短缺的问题得到解决。

  2.4 产学研合作的主动性不足

  产学研是学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联合,由于各方设立的目的不同,所追求的价值也不同。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科研的目的是出学术成果,主要是论文著作,对科研成果的具体转化为经济效益并不关心。而且这些学者一般较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重名誉而轻利益。再加上现行的职称评定体系,基本上不考虑实际的经济价值,技术的应用效果难以体现,只有在评奖时才会考察,而且成果的经济效益一般并不会使学校得到合理分配。这样的环境必然造成了科研人员在研究时对成果的实际应用的忽略,缺乏解决企业成果推向市场、实际应用的内在驱动力。另一方面,企业对自我的技术革新是有较强动力的,本质上时企业的利益的驱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实行任期制的企业里,企业领导实行轮换制,工作一定时间就要换工作岗位。而技术的创新到利益的获得是一个比较长的周期,经营者往往不会对企业技术创新下大力气,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傻事“他们是不愿意去做的。而且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是在自己任期内支出的,必然会影响到自己的经营效益。所以为了出成绩,往往会在企业内部狠抓猛干,对技术创新不屑一顾。企业对技术创新是有强大的动力的,无奈经营者没有,造成了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驱动力不足。

  2.5 产学研成果转化率不高

  在我国,高等学校拥有很强的科研实力和人才优势。建国50多年来,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也确实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往往视角不新,没有新义,这就形成了脱离社会、经济实际的科研成果。其结果导致了高校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难以在社会经济部门及时发挥应有的作用,有人戏称为”科研成果的鉴定成了成果的终局和坟墓“,成果一旦获奖,便大功告成,科研成果大多被”束之高阁“.总之,高校中教学、科研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严重存在,科研成果转为生产力程度较低,产、学、研结合得较差。

  3 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的完善对策

  3.1 政府发挥积极作用

  政府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要起到引导和政策支撑的作用。首先是政府的引导作用。我国目前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的定位偏重于技术导向,强调国家目标。这就使得目前我国科技计划很难满足不同层次的产学研合作的需要。政府应在行业共性关键技术上做出引导,解决产学研各方主体动力不足的弊端,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政产学研合作机制中统筹规划、资源配置、环境优化、公共服务的调控作用,加强和支持政产学研合作机制体系建设,优化科技孵化器、专业园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环境,放活人才资源、科技要素和创新资源的市场体系,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和技术标准体系,推动和支撑科技中介组织发展。其次政府要加强政策法规体系建设,从政策法规的层面上对产学研的协同创新做出有力支撑。产学研协同创新需要有与其密切相关的法律、税制、政策等外部环境,政府在营造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外部环境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法律、税制、政策等方面需要政府放开门路、提供优惠政策去支撑产学研的开展。此外,政府还应在教育的发展商、科技战略上、金融税收政策上、嘉奖政策上对产学研的开展要做出有力支持。

  3.2 增强产学研创新的内在驱动力

  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动力主要从自我驱动上加以增强。对于企业要在市场利益回报周期和科技创新周期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努力缩短产品的更新周期,使新技术能够迅速地投入市场。这也需要政府对新产品新技术加以扶植,给予各方面的优惠政策,缩短产品回报周期和研发周期。对于高校和科研机构,应该增强其在市场投入中得主体地位。高校受传统观念束缚,研究与市场应有脱节,科研成果实用性不强;企业的承接科研成果能力欠缺,急功近利的短期思想严重。客观因素是科技和教育体制、知识产权法规和政府作用的不完善。我们可以考虑原先的科技创新经费由主要由国家财政支出,逐步转向从企业市场回报利益中直接分配,此外在职称评定和考核高校领导时,可以将技术创新作为一项指标来考察。这样就可以从企业和科研机构和高校两个方面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积极开展,增强他们各自的内在动力。此外还可以采用外部驱动的方法,增强产学研各方的动力,如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便通科技创新的渠道等等。

  3.3 建立有效的风险投资体系

  资金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必要条件,由于风险的存在使得企业不愿意拿出巨额的科研经费,风险投资体系的建立也必然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客观要求。所以,我们要建立多渠道的风险投资融资体系,分散产学研中的投资风险。此外要建立一套综合评价体系,能够在产学研进程中制识别风险和控制风险。另外也可以探索组建产学研风险投资基金,由政府、金融部门、企业、公众化机构、高校和科研式操作到网络环境下的转换和有序衔接;另一方面,基于电子化平台的信息资源管理使得资助机构之间资助情况透明化,同时传统工作模式下地域和时间等方面的障碍也得到了消除,因此自然也就促进了科研管理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建立高校学科性公司与相关学科协同发展新机制

贾一伟

(刊载于《中国高等教育》 2011年第19期)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理论的完善,教育是影响国家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的观点已经成为共识。这要求我们改革教育领域的生产关系,以适应日益进步的教育生产力的发展。而优化的制度安排是保障高校有效实现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技术转移的关键。在我国新时期社会经济条件下涌现的高校学科性公司,依托大学相关优势学科为主体创办,着力推进大学学科建设、科研能力提升和科技成果转化,是为实现生产力良性循环发展而探索出的高校科技产业与人才培养协同发展的新模式,适应了新时期高校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需求,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一、学科性公司的产生与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在教育与科技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获得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为我国的基础研究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我国高校所蕴藏的巨大智力与技术资源并未被完全激活,计划经济条件下拨款体制的惯性及现行的科技管理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与高新技术产业化。1999年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召开后,教育界人士对如何更好地激活智力和科技资源、如何形成有效的技术创新机制、如何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等问题进行了深人研究并逐步达成了一些共识,即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减少“三个最大流失”(科技人员无研究开发积极性是学校人力资源的最大流失;科技成果不能有效转化是学校无形资产的最大流失;科学实验设备不能充分利用是学校有形资产的最大流失)。这一认识,为高校加强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以及新时期学科性公司的形成莫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创新,社会越来越迫切要求高校建立一种良好的组织平台,以利于科技成果的转化,促进科技企业的发展以及大学学科的建设。在此历史背景下,为了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在高校内部构建有利于激发科技人员进行科技成果产业化积极性、创造性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学科性公司”这一种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开发和人才培养功能于一体的创新平台组织应运而生。

  所谓的“学科性公司”,按照黄伯云的提法,就是把实验室研制的科技成果转化为成熟的技术和产品,再推向社会批量生产,是继实验室第一次创业后实现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第二次创业的基地。所谓学科性公司制,就是基于高校的学科优势,运用现代企业制度,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有效地开展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并推动学校学科建设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教育科技新体制。学科性公司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以学校优势学科的科技成果为核心技术作价人股创建的科技型企业,其法人代表一般为学校在编人员,并为高校所实际控制;依托学科,发挥学科的技术和人才优势,以开发和经营本学科相关技术产品为主要业务。

  学科性公司是技术创新的重要组织形式,其设立和发展的组织目标主要为:创建基于人力资本价值实现的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高校创新机制,突破以往的研究型大学教育、科技一体化和社会技术创新技术、经济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固有模式;创建基于大学学科建设的、以人才和知识产出为目的的企业法人组织,突破以往单一的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组织模式;创建基于人才培养和科研能力提升的大学学科建设协同发展的组织模式,突破以往由政府主导或社会资助的大学学科发展的单一模式。

  二、学科性公司与学科协同发展的机制

  高校的学科和学科性公司分属两类不同的组织,职能定位上有显著的区别。前者主要覆盖知识汇聚、知识创造、知识传播、人才培养等职能环节,而后者则主要覆盖知识应用、成果转化、社会服务等职能环节。但是,从本源上,两者又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在其职能发挥过程中相互影响,协同发展成为共同的要求。

  从知识创造与应用的过程来看,高校主要侧重较为前端,而企业则较为侧重后端。以往在两者分割的情况下,中间衔接过程(环节)脱节,导致一方面高校科技成果大量涌现,另一方面企业却缺乏可用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要有效实现教育、科技、经济的一体化,需要依托各个环节自身的完善以及环节间的密切协调。学科性公司的出现,较为有效地解决了企业与高校(相关学科)之间内在的、密切的联系问题,实现了两者间资源、功能等的合理交叉和重叠,并由此产生了协同发展的积极效果。前端的几个环节主要由高校学科覆盖,而后端几个环节则主要由学科性公司覆盖,贯穿其中的核心是人才和科技成果。

  学科性公司对科技人才能动性的激活。高校最大的优势在于拥有一批高层次的专家学者和学科齐全的专业科研梯队。因此,以人为本,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激活并保护科技人员的创造力是学校科技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首要问题。以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南大学校办企业,以下简称“博云新材”)为例,其推动学科领域科技创新的主要政策包括:鼓励学校广大科技人员以自己的知识积累或自己为主完成的发明创造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合作创办学科性子公司;在实现人力资源资本化以后,无形资产所有权的一定比例归无形资产形成的直接贡献者(自然人)所有,剩下比例的所有权归学校所有鼓励科技人员在完成委托科研后,把项目节余的科研经费投人其所创办的子公司,其中节余科研经费的一定比例形成的所有权归项目完成组成员,剩下比例的所有权归学校所有;鼓励各项目和子公司把所在学科作为其研究与发展基地,鼓励他们投资所在学科实验室的建设。这些政策突破了长期以来在利益分配中科技人员处于从属地位这一“瓶颈”,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通过学校科技成果人股、科技人员个人持股这样一种现代产权制度安排,既以产权的形式物化了学校的无形资产,又以法律的形式真正固化和保护了科技人员由于贡献而应得的利益,极大调动和保护了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为学校新学科性公司的产生和发展营造了一个极为良好的环境。

  学科性公司时科技成果转化的提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知识正成为最关键的生产要素,科技与经济融合已是大势所趋。然而,在传统的体制下,尽管企业需要大学的新技术来开发新产品,但往往由于缺乏对新技术的消化能力、害怕承担投资风险等而踌躇不前、不敢行动。而另一方面,大学的新技术又由于缺乏开发资金和市场开拓能力止步于市场外。由此造成知识要素与经济要素彼此观望、难以有效结合的尴尬局面。进一步来看,高校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难以继续扩大研究规模而被迫停留在实验室、不少成果延误了发展和转化时间,主要是由于缺乏资金、场所等中间试验条件。多年来,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尽管原因不只在高校单方面,但缺乏有效的成果转化机制却是制约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原因之一。高校科技产业的形成与发展,通过与社会力量的合作而使得这一问题得到了较大程度的缓解。学科性公司作为高校科技产业的一种重要形式。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新的运行机制。学科性公司按照高校产业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基础上,按照企业化、市场化机制运作,因而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良好的转化机制。短短数年,在博云新材的带动和影响下,中南大学以技术出资人股组建有限公司或股份公司50余家、总注册资金5亿多元、吸引企业和社会投资4亿多元,形成了学科性公司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

  学科性公司对创新人才培养的促进。今天,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创新能力”,社会进步要求学生从单纯的学习活动走向科学探究活动,进而走向创新创业活动。这里最关键的就是要造就一种创新人才培养的环境和机制。创新思想的产生是基于对知识进展的深刻探究和对经济发展的敏锐直觉。这种“探究”和“直觉”均源于密切结合社会需求的科技活动。学科性公司在科研选题和经费支持方面为学校创新人才培养服务,提供了在校内无法提供的新的“实践一认识”的空间和场所。它使专业人才在将知识、思想、技术在物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和升华自身的创造力,完善了开放型人才培养机制,极大地加强了所培养人才对社会的适应性。与此同时,学科性公司也提升了学校科技研发的能力,推动了学校学科建设。譬如,武汉地大坤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大坤迪”)在企业8年的发展过程中先后投人了3000多万元用于资助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计算机学院和国土资源信息系统研究所的教学和科研建设,联合学校创立了国内第一个地学信息工程本科专业,形成了本科一研究生一博士研究生一博士后的梯队培养体系。通过企业老师直接带学生、联合共建实验室及建设实习培训基地等培养形式,在短短几年间,地大坤迪联合学校培养博士生累计31名,硕士生累计名,为我国地质信息行业培养输送了大批骨干人才。这既为学生提供了实习实践的难得机会,使学生直接感知学科在社会经济中的最新研究与应用实践,同时又扩大了学校的社会影响。

  学科性公司对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过程的强化。在目前的国情条件下,国家不可能一下子在教育上投入大量的资金,企业也不可能不顾效益而大量投资或捐资于教育。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必须寻求新的可持续发展策略与制度安排。高校科技产业支持和保障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大力推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有力地促进了高校的教育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走向,学科的交叉与融合通过人才的培养而催生新的学科,促使学科不断地分化,产生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从而产生出高、精、尖技术。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中数控”)与学校国家数控系统工程中心、制造装备数字化国家工程中心等多个国家级研发平台产学研紧密结合,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与明确责权利,把小作坊式的科研个体转变成协同作战的科研团队,建立起开放的多层次的研发支撑体系,使产业、科研和教学之间互相支撑,科研成果源源不断向产业转移,产业业绩为申报科研项目提供方向和支撑,科研和产业为培养高层次人才提供平台,巩固了学校在行业的先导地位,形成了巨大的社会综合效益。

  高校科技产业为学科的发展和新技术产生引入了动力机制。高校科技产业的社会实践过程实际上就是知识、技术物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过程,就是知识与技术的再创造和升华的过程,也是学科的交叉与融合的过程,是新技术、新知识需求的发现过程。这种新技术、新知识的需求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学科大跨度构建的动力。学科的大跨度构建为学科的交叉、综合和渗透提供了具体途径,既有利于现有的学科建设,又有利于新学科的培养。学科的融合与大跨度的构建还有利于通才、创新人才的培养。通才教育之所以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主要是由于科学发展的综合化与一体化,各种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出现,常常代替了单向深人的方法,代之以横向的和立体的研究。因而学科的融合是以培养通才为目的的,通才的培养除了能更广泛地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外,更主要的是孕育新学科的诞生,通才是新学科诞生的基础。新学科、新理论的建立,必然导致新知识、新技术的诞生。高校科技产业优化并完善技术的转化机制,让高校更多的知识、技术更快地物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于是在这样的机制下,又会在更高水平的层次上进行教育创新、技术创新、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螺旋式循环提高的互动过程。博云新材、华中数控、地大坤迪等一批高校企业不仅打通了知识、技术物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通道上的“瓶颈”,而且架构起教育、科技、经济创新互动及高校与社会互动的平台,让高校主动地走出象牙塔,与社会、市场融合,并成为国家科技、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也就是说,它使高校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优势服务社会,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资源来促进自身的发展。

高校应如何推进协同创新?--专访北京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罗维东教授

薛娇 陈礼达

(刊载于《中国高校科技》 2012年第7期)

  自去年胡锦涛同志在清华百年校庆上发表讲话以来,“协同创新”备受各方关注。为了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教育部一直在认真谋划、积极部署协同创新工作。前不久,教育部、财政部决定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2011计划”),标志着“推进协同创新,提升高校创新能力,支撑高等教育全面发展”已经从理念宣传转入贯彻实施阶段。北京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罗维东教授认为,抓好协同创新工作首先要正确把握协同创新的内涵和特点,突出抓好队伍建设和需求引领,既要协调好校内教学、科研等各种资源,围绕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这一主线,服务于创新型人才培养,又要找准自身在国家、区域、行业技术创新体系中的定位,因校制宜,最大限度地发挥高校科技支撑和引领作用。

  第一,协同创新有别于联合攻关,实质上是一种体制创新,核心是要形成稳定、长期的研究队伍,实现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协同发展

  近几十年来,国内高校一直都在积极推进联合攻关、学科交叉等方面工作,采取多种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联合攻关,在某种角度上讲,也可以说是“协同”的一种。“但现在提出的协同创新与传统的联合攻关相比,又有着明显的区别。”

  罗维东认为,联合攻关主要是以课题为导向,比如做某个项目,需要汇聚相关领域的多名专家、学者,集聚多所高校、企业、研究院等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完成。但是一旦这个项目或攻关课题结束后,组建起来的这支队伍就解散了。然后,再去争取新项目,再以项目为依托,重新组合一支新队伍。这种组织形式的缺点是没有长期性、持续性,无法形成一支稳定的科研团队。

  “协同创新”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通过一种创新的体制机制,把最优秀的人才、团队或机构聚集起来,在某个领域或者研究方向上形成一支稳定的、长期的研究团队、基地或者平台。在这样的平台上,实现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协同发展。这一点应该是协同创新与联合攻关最重要的区别。

  第二,协同创新注重创新质量,关键是要形成以需求为导向的创新引领机制,实现产学研用的真正对接

  “过去我们一直在强调产学研,也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重要的不足是产、学、研都没有与‘用’很好地结合,没有把‘用’作为科技创新的真正引领者。”罗维东认为,协同创新应该把落脚点放在“用”上。对于“学”(高校)来讲,之前更多的是关注与“产”(企业)和“研”(科研机构)的紧密结合。但即便是“研”、“产”也对“用(用户、应用)”的需求关注不够。“比如,我们的钢铁企业,通常对提高产量和效率的新工艺、新装备研究得比较多,但和真正的‘用’联系得都比较少,很少从用户需求的角度考虑问题。因此也就出现了尽管我们的钢产量接近全球产量的一半,而在一些关键的品种上仍然依赖进口的现象。从这层意义上说,与其说是我们的创新能力不足,不如说是我们缺乏对接技术和产品的能力和意识。”

  比如,我国对记忆合金的研究大至有二三十年了,但与国外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个距离不是理论研究的先进性与否,而是体现为材料的具体应用上。“我们拥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发表了很多专业文章、取得了多项前沿成果的记忆合金材料,而国外则率先把这种记忆合金材料做成导管应用到医用的支架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产业,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我们没有开发出医用支架,而是被美国人想到了、领先了?”罗维东分析:原因一是国外的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能够时刻关注用户需求,其研发的产品因此深受用户欢迎,更具市场潜力;二是他们形成了一种协同创新的机制,医用支架的研发涉及材料、医疗仪器和医学等学科领域,正是这种机制把这些领域的专家组织到一起。“回顾这些年世界科技的发展,由中国发明的东西不多。虽然我们在产品的引进、仿制、跟踪研发方面反应较为迅速,产业化能力很强,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拥有核心技术的产品。这是无法依靠引进得来的,必须由自己研发。而这种研发需要以‘用’为引领,多部门、多领域、多学科协同推进,也就是需要协同创新。”

  工信部印发的《钢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要“促进钢铁企业由钢铁材料生产商向服务商转变”.这就意味着,企业要树立服务意识,考虑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举个贴近用户需求的成功案例。四川等地的天然气田开采,要求克服地质结构复杂、高温高压、高腐蚀性等自然条件,同时还要求输气套管本身具有抗腐蚀性能,所以要选择高强的抗腐蚀材料来制成套管。结合这种“用”的实际需求,宝钢公司组织多家单位管材研制方面的专家,充分发挥协同创新的优势,组成联合攻关团队,展开了腐蚀评价、特种冶炼、锻造、管加工等方面的工艺研究,成功研制出镍基合金油套管。在整个创新研发过程中,“用”的需要始终是处于引领地位的。事实证明,只有真正地关注用户需求,才能生产出适销对路的商品。因此,在讲协同创新时,一定要考虑到“用”这个极为关键的环节。

  第三,高校协同创新要紧紧围绕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这一主线,协调好教学、科研等各种资源,服务于创新型人才培养

  当前,对科研与教学的关系问题,讨论得很多。“其实,现在全世界的大学,包括我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即教师的教学投入不足,教师对学生的关注程度过低。科研与教学都是大学的基本职能,应该协同起来,共同为人才培养服务。”罗维东认为,“衡量和评价高校科研工作,应注重科研成果转化的比重,更要重视科研成果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作用。”他强调,必须要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资源和优势。这才是高校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高校的科技工作必须与人才培养协同起来。

  从大学角度来讲,科研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方面是科研本身的创新,即高校要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中发挥作用。第二个方面是对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训练,这不仅指研究本身,也包括科研选题的设计与调研、科研项目的申请与确定等,这些过程都是对学生创新能力训练的一部分。第三个方面过去说的较少,就是毕业学生对新技术的扩散作用。实际上,很多新技术都是通过学生推广、传播的。学生通过在学校的科研训练,掌握了某项技术的精华,之后再把它带到实际工作中去具体应用“.以有限元技术为例。上世纪80年代,我所读的研究生专业中掀起了有限元研究的热潮。当时,很多同学包括老师都在做关于有限元的研究。等这些学生毕业后,把他们对有限元的研究和成果带到企业中去,慢慢地就把有限元技术推广出去了。要将科研训练渗透到学生的潜意识中。在这个过程中,也培养了学生的集体主义和团队合作精神,为学生走向社会,到企业或研究院工作打好基础。而我们现在,对这种把成果转化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因素考虑得少了,更多的则是关注申报了多少项目、转化了多少成果、获得了多少奖项。当前,我们应更多地关注于对学生科研能力的训练,统一安排、协调好教学、科研等各种资源,服务于创新型人才培养工作。”

  第四,高校要找准自身在国家、行业技术创新体系中的定位,因校制宜,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作为拥有行业背景的高等院校,在协同创新中的定位,应由行业背景不同、集中度高低来决定,不能一概而论。”对此,罗维东提出了三种不同情况。

  第一种,对于一些企业集中度很高的行业,比如石油、铁道等,由于这些行业集中度很高,拥有像石油研究院、铁道研究院等研究能力很强的科研机构,因此,处于这类行业中的行业院校,就要确立以企业为中心的协同创新模式。第二种情况是,行业中的企业虽有一定规模,但企业的集中度相对不太高,比如钢铁行业。像宝钢虽是规模进入世界500强的大型企业,但由于行业集中度不高,其年产量也仅占到全国钢铁行业的5%左右。行业中虽有钢铁研究院等研究机构,但由于科研院所改制,也是企业化运作,按企业标准来考核,行业研究院与企业在研究方向上常常会产生竞争与分歧。因此,处于这类行业中的行业院校,比如北京科技大学(简称“北科大”),就有可能在协同创新体系中的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方面发挥更大一些的作用。第三种是企业集中度非常低的行业,比如纺织、轻工等。处于这类行业中的行业院校,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也应与前两类有所不同。

  总体来说,罗维东认为行业院校在协同创新体系中应合理、准确定位,把握住发展时机,仔细斟酌今后的发展方向。第一,要服从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的“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要求。高校要切记,企业应成为技术创新体系的主体,要以企业为中心,而不能以高校为中心来建立技术创新体系。也许对于基础研究为主的院校来说,创新主体可以是高校,但作为行业院校,一定要更加明确自己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位置。第二,结合现状,在国家技术创新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即在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过程中,高校可以更大地发挥作用。对于北科大来讲,由于其所处于的行业企业集中度不太高,可以发展的空间会更大。比如企业所做的研究,往往更关注企业自身的需求,而不会或较少关注与企业需求不直接相关的行业共性技术的研究。所以北科大可能在行业的共性技术和前沿的基础研究问题上,拥有更广的发展空间,发挥更大作用,引领性更强。第三,对于北科大这类高校来讲,在企业信息平台的建设上,也是大有作为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以企业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体系能够建立,那么行业高校在协同创新中的定位和作用,就要逐渐发生变化。”罗维东指出,行业高校在协同创新中的定位不是绝对的,不同的行业领域会有区别,不同的发展时期将有变化,不应一成不变。这也是行业院校与以基础研究为主的院校的不同之处。基础研究的目标定位基本稳定,可能1大所在的钢铁行业为例,假如经过若干年发展,宝钢、鞍钢等钢铁企业逐渐强大,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更加明显,行业企业集中度很高时,那么学校在协同创新体系的定位就要有所改变,或是逐渐转向或是形成新模式。像日本的钢铁企业行业集中度就很高,那么日本的大学就很少直接做钢铁方面的应用研究,而主要做一些偏基础性的研究。而由于我国钢铁行业的发展现状,致使北科大还要做一些与技术、应用有直接关系的研究。因此,协同创新,要体现出多样化,要因地、因时、因行业而论。

  “在这里,我还想谈一下高校科技在整个国家创新链条中的整体定位问题。”罗维东说,现在媒体报端,经常会看到有关对“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报道。他强调,应该从更加宏观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大学不应是也不可能是成果直接转化的主体。高校科研的主要方向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比如发明了某一新理论,或者研发了某一新技术,只要它们具有前沿性、新颖性或独创性,那么高校的科研工作就应该顺利结题了。至于后面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工作,高校不是不去做,而是不应再居于主体的位置。企业才是市场技术创新体系的主体。

  罗维东认为,推进协同创新应着重解决高校与企业的合理分工问题。国外大学比较重视原始创新。比如,日本的东北大学在100周年校庆时,印了一本宣传册,介绍了在近百年的科技发展中,有哪些重大技术发明出自于该校。其中列举到,世界上第一台钢丝录音机是由它发明的。当然,最后的钢丝录音机产品不一定是东北大学做出的,也许只是其中的某项专利是由它发明的,之后由相关企业把这项专利买走,再继续投入资金做后续研发,生产出第一台钢丝录音机产品。“我国现在缺少的是企业对于相关技术的后续研发与投入能力。”罗维东表示,在一个合理的技术创新体系中,高校和企业必须有明确的分工,处于科研上、中、下游的不同单位,要做好各自工作,各司其职,形成一个完整的科研链,实现高效率运作:学校只负责基础的技术研发,而由企业来完成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工作。合理、细致的分工,可以使效率最大化。

  “事实上,大学中90%以上的科研成果,是无法在学校中实现产业化的。学校完成基础性研究成果后,还需要有企业去继续做跟进研究,还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去推动产业化。有些人总是以为国外的高校都在做产业化。这方面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和硅谷。其实斯坦福的教授并没有大量去硅谷直接办企业,也没有自己去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直接产业化,而是一方面为硅谷企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交给企业去产业化。正是这种大学与企业的良性互动和协同创新成就了硅谷。”

  罗维东强调,目前科研成果转化上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导致高校中的很多专利束之高阁。比如,北科大一年大概有一百多项发明专利,但真正转化的不多。这其中企业和高校都存在问题。对于企业,一方面对专利不甚了解,不敢轻易买,另一方面,希望买回来的专利可以马上投产获利,而不愿再投入资金进行后续研发;对于拥有某项专利的高校教师,在出售专利时考虑的不是其现有阶段的价值,而是想着做成产业化后的价值,总认为直接卖专利没有自己把其做成产业化后获得的收益多,也想着要获得最大利益。这就出现了目前的一方不愿投入买,另一方不愿轻易卖的尴尬局面。高校、企业两方面都不积极,这是目前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的真正原因。

  对于社会上对高校科研成果本身质量不高才会导致成果转化率低的质疑,罗维东表示,“某种角度上,中国大学产出的科研成果离实际应用的距离还是很近的,含金量也很高。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高校与企业如何衔接的问题。”也有学者分析,认为是国家对成果产业化工作的资金投入不足。对此,罗维东坦言,“从道理上讲,产业化工作是不应该由国家来投资的,而是应由企业投入。而目前,中国没有多少企业愿意或者有实力来做这件事。现在的情况是,企业做大的能力极强,只要会做,就可以做成产量世界第一。但是,属于企业自己的核心技术却少之又少。”对于这一现实问题,罗维东认为,当前,需要从政府层面,出台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对其予以政策支持。打造中国的“硅谷”,需要政、产、学、研、用多方协同,创新发展。

论校企协同的机制创新

许霆

(刊载于《教育发展研究》 2012年第17期)

  高校的协同创新,包括校内、校校、校企、校所、校地及国际合作等方面,这是一个复杂的创新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高校与企业之间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由于协同创新不同于原始创新过程的协同合作,也有别于继承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过程的产品技术要素整合,其本质属性是一种重要的管理创新”,所以体制机制建设显得特别重要。

  一、校企协同创新的市场配置机制

  所谓校企协同创新,就是通过高校与企业两种资源和优势要素的合理配置、全面共享和有机融合,推动产业、技术和产品创新,推动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

  校企协同创新,实现的是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协同,校企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创新过程中定位、资源和能力、发展目标上存在差异,必然形成不同甚至是潜在对立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高校的优势是基础研究、专业人才、科研仪器设备、知识及技术信息、研究方法和经验;企业的优势是技术的快速商业化、相对充足的创新资金、生产试验设备场所、市场信息及营销经验。而校企协同创新的“协同”,就规定了校企协同创新的成效有赖于两大异质系统的资源、优势和要素等的配置,这从组织管理角度就有个体制机制问题。而贯穿其中的就是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企业经济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的交叉与结合。从高校来说,实施校企协同创新是由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决定的,高校实施校企协同的动力源泉规定着高校参与协同创新的机制体制,要求高校把校企协同创新纳入自身的组织管理和发展目标中;从企业来说,实施校企协同创新是由企业所遵循的经济规律决定的,它给企业推动校地协同创新以不竭动力,要求企业把校企协同创新纳入到自身的运行机制和发展目标中。其实,在校企协同创新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要发挥市场在配置校企双方资源、优势和要素等方面的基础性地位,尤其需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互动发展。高校和企业参与协同创新都关涉到市场经济的规律与法则,校企协同创新战略的实施,从根本上说是要建立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行政调节为辅、校企在市场配置中双向互动、良性循环的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高校和企业因其性质和职能,都应该积极参与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实践。但在具体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则应该把市场配置作为基础性的机制。市场配置的本质意义就是利益问题,在校企协同创新的过程中,企业通常具有明显的利润导向,注重合作带来的经济价值;而大学则是科研导向,考虑合作是否有利于学术研究。这种价值观的分歧影响着各方协同合作利益的评价及合作范围与模式的选择。在遵循市场经济原则的过程中,需要形成两个基本共识。

  第一,在我国市场经济框架下,校企不同的价值选择不是完全排斥的。传统大学往往不愿与社会有更多的联系,但现代大学如果不与社会和企业联系就难以生存和发展,这是因为现代大学的社会功能不同于传统大学,需要把服务社会作为自身的重要使命;同时,现代大学只有加强与社会和企业的联系,才能找到学科发展的前沿,把握科技发展方向,从而提高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高校通过校企协同创新,才能提升人才的创新精神,提升学科的创造能力,提升科研成果的创新水平,在自身内涵式发展和质量全面提高的过程中开拓更大空间,使自身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从企业来说,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企业转型升级,加快科技创新,逐步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体,而企业通过与高校的合作和协同,就能进一步获得自身的发展动力,实现自身的发展预期。这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校企的根本利益所决定,大学的研究型文化与企业的应用型文化并非完全排斥,真正的障碍是双方在价值和文化上的认同感。高校应从战略上更关注如何发挥服务社会的职能,积极开展科技成果的积累和转化,为企业培养所需的科技和管理人才;企业则应关注如何准确地提出知识需求,为大学参与创新提供资金和物力上的支持,并做好沟通知识产权和项目收益的归属等。第二,要充分考虑校企合作的利益差异,在具体操作中坚持把高校与企业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使企业与高校互为基地、互相渗透、融为一体,实现互惠互利、互相促进、共同提升,实现企业发展与高校发展的良性互动,然后真正建立起校企协同创新的全新机制。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些基本原则需要认真加以把握。

  互惠性原则。根据协调共生理论,对于良性的校企互动系统而言,应当表现为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和一体化共生组织模式,其基础则是良好的共生环境和良性有序的共生机制。

  校企协同的根本目标是转变创新理念和模式,加快以学科交叉融合为基础的知识、技术集成与转化,加快创新力量和资源的整合,促进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支撑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具体目标是要推动高校与企业的共同发展。因此在校企协同中,要充分调动校企双方的积极性,坚持互惠互利、注重效益、注重实效,争取实现双赢或多赢。

  互补性原则。高校和企业是两个既有异质又有同质的系统,就资源来说,高校的需求是资金和实践信息,企业的需求则是基础性原理知识和科技人力资源。两大系统拥有两种不同的资源和需求,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校企协同创新就要通过市场配置统筹协调高校资源和企业资源,并通过各类要素的合理流动来实现资源在校企之间的合理配置和互补共享,以达到校企资源利用和资源共享的最优化。

  主动性原则。高等教育既要主动适应社会需要,又要积极引导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在目前校企协同创新体制没有健全完善的情况下,高校应主动协调好与政府的关系,推动与政府、行业、企业的合作共建,增强学校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麻省理工学院推进创业型大学建设的基本经验,就是主动参与企业的科技创新行为,从而获得企业的认同接受。

  协同性原则。产学研的深度合作需要战略协同。首先是价值观的协同。要充分认识两者的异质同构性,两者在价值和文化上认同感和包容性越强,就越容易形成互赢的心理预期,合作关系也越持久。其次是愿景的协同。在协同中要充分沟通,找准各自在创新中的角色定位,厘清各自的关注点和资源优势,建立利益双赢导向下的相互信任。再次是风险和利益上的协同。应建立基于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战略联盟,确保各方互惠共生的协作关系。

  二、校企协同创新的政策激励机制

  在现有管理体制的束缚下,在现有政策环境的制约下,在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下,高校积极主动地走出校园参与协同创新的意愿还不够强烈。正因为如此,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百年校庆讲话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进资源共享”。这为我国高校积极参与协同创新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其核心就是“推动”。其实不仅高校需要“推动”,企业也需要“推动”,虽然从本质上说企业有着协同创新的内生动力,但由于受当前局部利益的驱动,受外部政策环境的制约,部分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积极性也不高。我们要高度重视目前存在的校企协同创新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如高校教师比较重视个人荣誉,追求学术成就和实现自我价值,重理论轻实践,重名份轻功利,因此从事科研的目的是出论文专著,而对科技成果的应用既不重视也不在行。加之校内各种政策的导向,使得教师面向企业、面向市场、面向应用的研发动力不足。对于企业,从自身长远来说对科技成果有需求,但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经营班子实行任期制,这就容易产生短期行为,缺乏科技需求的持久动力和活力。尤其是在推进协同创新时,合作各方都存在风险,企业面对巨大的投入风险,也会在协同创新面前却步不前。因此,专家认为,无论是完全竞争还是垄断市场结构下的创新,其创新水平都将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市场激励的作用在于通过利益获取、竞争压力来引诱、逼迫高校和企业创新,但市场自身并不能创造有利于协同创新的外部环境,也不能更多地激发校企之间持续的内生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一个协同创新的非市场激励机制,来推动校企协同创新的有效开展。这个非市场激励机制,就是政策环境所创造的内部和外部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这是个复杂的体制机制问题。这里就高校内部和校企外部的政策环境谈点想法。

  高校内部的政策环境建设,就是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突破制约创新能力提升的内部机制障碍,通过政策调整,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方面活力,营造有利于协同创新的环境氛围。其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制定大学章程、推进依法治校和倡导大学精神,从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建构创业创新的文化环境,构建自由开放、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学术氛围,倡导拼搏进取、敬业奉献、求真务实、团结合作的精神风尚。以亨利·埃科维为代表的学者,在研究了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后,提出了“三螺旋结构”框架,总结了这些大学在大学、工业和政府的三螺旋结构中发挥独特作用的经验,认为它代表着大学变革的发展趋势“,是研究型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并将以其创业活动和实质性贡献引领新时期大学发展的新方向”。

  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对创业创新文化的倡导。这些大学开展高水平的研究,对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作出最敏感的反应;它们参与创业活动,直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它们将创新创业文化融入人才培养中,致力于培养有创造性的学术英才和技术创新高手。在传统大学中,大学组织文化的特征是学科忠诚和学术发展,而在创业型大学中则是注重实效和倡导就业,其组织成员个体和组织本身,都已经从传统的学术发展模式中走出,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研成果的实践运用中,通过创业行为直接为地方经济服务。

  在以上创业型大学中,注重实效与倡导就业并非是孤立的组织文化形态,而是与相关的规章制度一起,共同起着推动创新创业行为的作用。这就要求高校调整内部政策,形成有利于参与协同创新的政策制度环境。这主要有四项工作。一是建立校企协同创新的评价体系。首先是提出高校参与协同创新的目标,把它纳入学校的整体发展中去,使之成为高校的发展目标,成为学科和学系的发展目标,成为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工作要求;其次是把目标任务落实到考核指标上,成为学校和教师的工作要求和绩效评价机制,建立综合评价机制和退出机制,鼓励竞争,动态发展。二是建立校企协同创新的奖励措施。学校应把是否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作为评价教学和科研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把科研成果产业化作为衡量科研质量的重要标尺,设立校企协同创新贡献奖,奖励一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要优化校内资源配置方式,充分利用和盘活现有资源,集中优质资源和重点支持,发挥优势和特色学科的汇聚作用,构建有利于协同创新的基础条件,形成长效机制。学校应加大经费投入建设产学研平台,应从社会服务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基金形成良性循环,还要通过面向社会募捐教育基金来投入社会服务。三是建立校企协同创新的管理政策。应给予教学科研人员开展校企协同创新以更多支持,在考核实绩、晋升职务、工作量计算等方面制定激励政策。应推动内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落实分配奖励和绩效津贴政策,鼓励教师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和协同创新。四是建立持续创新的科研组织结构。改革传统的科研、教学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推动学科重组、系所结合、交叉发展、校地共建、项目牵动、创新团队等多种科研和教学组织模式建设,在协同创新中不断发现和解决重大问题,形成可持续发展、充满活力和各具特色的科研、教学组织模式。

  校企外部的政策环境建设,主要是政府通过政策法规体系建设发挥对校企协同创新的导向作用,从而营造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外部环境。如苏州和无锡都是国家批准的创新型试点城市,正大力推行发展以模式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人才创新、环境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创新建设,以创新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以产业优化来带动城市创新建设。提出要着力突破制约创新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努力建设创新型政府,丰富城市精神内涵,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氛围,并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种社会环境为该区域校企协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目前,不少地方政府推动产学研的外部环境不够完善,我们要全力推动政府营造创业创新的社会环境,出台政策鼓励校企协同创新。

  国家应该制定促进区域政府及企业行业积极依靠高校智力支持的政策法规,如法国、芬兰、日本、墨西哥和英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划定和支持地区创新中心的相关政策。当前我国在推动协同创新时,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予以推动。其中重要的有四个方面。一是鼓励创新的产业政策。国家和地方的产业政策和规划,直接关系到产业的鼓励、压缩和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政策措施直接主导企业的转型升级和调整方向。如有的地方提出要用超常规举措,培育壮大新型战略产业,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改造提升优势传统产业,促进产业创新集群发展。这就会通过倒逼机制激发企业调整产业、产品结构的内生动力,主动联姻高校开展协同创新。二是完善激励创新的政策法规。包括金融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政策和科技政策等,加大政府财政投入,落实金融信贷资金、财税优惠政策等,配套创新投入,奖励创新成果,设立产学研转向基金等,通过这些政策法规建立以下机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实现科技创新为目标,以政府引导和社会服务为支撑,以企业为主体,以大学、科研院所为创新源头和依托的协作互动、互惠共赢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三是加强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包括各类孵化器、评估咨询机构、职业培训机构、科技信息中心等,以及有关技术、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咨询服务机构,还包括技术创新中心、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等。要重点培育和发展各类技术要素市场,为产学研合作创造充分的交流和服务平台,形成以专业服务中介机构为主体的、服务社会化的知识传播和技术扩散体系。四是建立产学研风险投资基金。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只有加快建设风险投资体系,才能弥补在企业科技成果转化、高校筹资能力、国家财政支持、私人资金投入和银行贷款之间的空白。在设立风险基金后,要建立风险投资的综合评价体系,建立有效的管理机构和投资规则,明确校企协同创新的风险分担、成本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

  三、校企协同创新的合作运行机制

  目前,我国在协同创新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各种科技力量缺乏有效整合、合作层次不高、运行效率低下。这除了内生动力和外部环境方面的原因外,就是合作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原因。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协同创新多为合作组织内部形成的知识(思想、专业既能、技术)分享机制,特点是参与者拥有共同目标、内在动力、直接沟通和资源平台,进行多方位交流、多样化协作。因此,协同创新不同于传统的技术转让、合作开发和委托开发等较低层次的合作,而是突出强调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同时,协同创新也不同于企业由于自身技术力量薄弱,因而要求科研方将科技成果直接送到生产线上,将风险过多地转移给科研方,而是突出强调各个主体投入各自的优势资源和能力,在政府等相关主体的协同支持下,共同进行技术开发的活动。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讲话中所说的“: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进资源共享,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积极贡献”。讲话为协同创新建立新的合作模式和新的运行机制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运行模式和合作机制研究,在国外始于1970年代,我国则始于1990年代,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从总体来说,我国产学研合作经历了一个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由点到线到面、由松散合作向紧密合作、由小规模到大规模、由突击式碰撞式合作向深层次实体化运作的过程,其基本的发展趋势是结合的领域不断拓宽、层次不断提升,正在向深层次、紧密型和实体化的方向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有人提出了“产学研战略联盟”的思想,为从战略层面探索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诱发机制和模式选择提供了新思路。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讲话中谈到协同创新时使用了两个重要概念,一是“深度合作”,一是“建立协同创新战略联盟”,这是把握世界科技协同创新趋势所作的重要概括。其中的“深度合作”,就是强调校企的全面有效融合和整合。要点是,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体系的过程中,高校的知识扩散需要和企业的技术创新需要,以及校企各自的创新要素,应在市场配置下,通过新模式新机制实行紧密结合和深度融合。从高校来说,深度合作涉及到整个组织特征的改变。国外创业型大学的特征是,组织目标是知识应用和服务经济发展,早期大学的组织目标是知识传播,此后的研究型大学则把知识创造的目标融合大学之中,而新型大学则是知识的应用发展;组织构成是多元组织与模糊边界,高校出现新的组织单元以不同方式连接大学与相关社会机构,促进大学与外界在人员、信息和资源等方面交换,促进大学科研成果的转化,促进师生进行创业活动;组织运作是创业活动与商务运营,除了拥有传统大学所具有的教学、科研等核心运作方式外,还直接参与创业活动与商务运作。组织文化是注重实效与倡导创业。校企深度合作的高级模式就是“协同创新联盟”,指的是多种创新力量和非创新力量基于全局的宏观的目标任务和国家需求,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开展产学研合作,它是提升企业和产业竞争力的有效形式,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开放式创新日盛、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关键竞争力的形势下,企业与高校及其科研机构结合成较为稳定的联盟,进行新的知识生产和技术转移的合作方式,是我国创新系统中的重要组织形式。

  我国高校有着不同的层次和类型,高校分类管理和分类发展同样应该体现在协同创新方面。因此,各类高校应该从自身的定位和能力出发,选择适合于自身的协同创新模式和机制,一味地拔高协同创新要求对于不少高校来说并不恰当,其结果只能排斥部分高校参与协同创新的资格。但与此同时,我们又要把握产学研协同创新运行模式和合作机制的新趋势,高度重视协同创新战略联盟的模式和机制,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国外在建立协同创新战略联盟方面有着成功的实践,如美国的硅谷产学研“联合创新网络”、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科技员、日韩的技术研究组合和官产学研结合、爱尔兰和瑞典等国协同创新网络及联盟、欧盟的创新集群等。芬兰也在电子通信产业领域建立起包括诺基亚等200多家信息通讯企业、29所大学及一批科技中介和金融服务机构在内的“信息通讯技术联盟”。我国协同创新战略联盟的探索也有成果,这里作些概括。

  一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2007年,我国“推进产学研合作工作协调指导小组”在钢铁、煤炭、化工和农业装备四个领域,组建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集中了26家龙头企业、18所一流大学和9家骨干科研机构,构建了科研、设计、工程、生产和市场紧密衔接的完整技术创新链条。二是区域产业集群式联盟。2004年,上海就整合高校技术创新群、企业群和产业群,共建产学研联盟,上海交大、同济等5所院校与上海电气、汽车工作(集团)总公司等7个集团组成产业集群式战略联盟。三是实施协同创新计划。如北京“中关村协同创新计划”,就是以产业链为基础,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企业标准联盟、技术联盟和产业联盟,通过引导和支持协同创新活动,呈现出政府引导调控下外部需求驱动、参与各方内在利益驱动两大运作模式。四是建立战略合作实体。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制出世界领先的“混合工质制冷技术”,同合肥美菱公司联合成立了中科美菱低温科技优先责任公司,由理化所研究人员长期到企业技术指导,并在技术产业化过程中发现新的研究课题,使美菱在学习中实现了制冷关键技术产业化的突破,改写了中国超低温冰箱依赖进口的格局。五是联合建立创新平台或基地。2006年,中关村管委会与在京大学和科研院所合作启动了“中关村开放实验室工程”,成为整合地方科技优势资源、加快产学研合作的重要载体。广东省政府自2006年以来,已与全国5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长期合作,建立了20多家研究院、研发基地、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分支机构等技术创新平台。六是一园多校的大学科技园。如江苏常熟市联合全省15所大学建立了国家大学科技园,政府投入基础设施,制定协同创新政策,做好各项服务工作,搭建科技服务平台,使参与各方形成了战略联盟。七是基于项目攻关的创新联盟。面向科学技术前沿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依托高校优势特色学科,协同各种创新力量,形成集体攻关的联盟,尽快实现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研发和产业化突破。如我国航天技术等都是采用这种松散与紧密结合的联盟,不断实现新的技术突破。八是基于网络运作的协作联盟。随着产学研合作活动的深入开展,需要突破以往点对点、某个从研究成果到产业化的线性模式,实现基于协同的并行模式,甚至网络化模式。如深圳市引进海内外48所著名高校建立虚拟大学园,形成高层次人才培养、大学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基地,成功融资22亿元,积极推动校企创新人才培养和科技成果转化。

  由以上实践探索,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结论:协同创新战略联盟具体模式的选择,应该根据不同价值目标和不同参与对象,探索建立适合于需求、形式多样的协同创新模式,但基本要求是:面向科学技术前沿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面向行业产业经济发展的核心共性问题,面向区域发展的重大需求,面向我国文化建设的迫切需求,突破短视的零星的合作观念和方式,在协同创新联盟运作时推动高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在模式选择过程中,要考虑合作各方的利益诉求、需求动力和共享机制,确保协同创新持续推进;协同创新联盟的建立和运作,需要政府的推动,包括经费的投入,要用系统思维把联盟建设成为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

推动协同创新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速增效

赵德武

(刊载于《中国高校科技》 2012年第3期)

  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明显差距。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高度,强调了一个核心任务(积极推动协同创新),紧密围绕三大需求(国家急需的战略性研究、科一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研究、涉及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公益性研究),切实履行四项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为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协同创新和科学发展提出r新的要求,指出r明确的努力方向。我们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快推动协同创新,以高等学校科研能力的提升为突破口,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加快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由大变强的新进樱以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为核心,汇聚各方有创新能力和改革意愿的社会力量,切实增强国家、行业和区域竞争力,加快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新路子。

  推进协同创新迫切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统筹设计

  创新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保持和提高国家长期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创新能力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薄弱环节。协间创新将教育创新与利一技创新有机衔接,是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相关方共同提升创新能力的统一行动,须从国家战略层面统筹设讨一、统一部署。

  首先,提升高校创新能力的时代内涵和重要意义已经超出了教育领域的范畴。高校是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创新的重要源泉。创新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发展,创新的成果最终要服务于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管理。进一步提升高校创新能力,特别是与科研机构、行业企业和政府部门瞄准战略性、前瞻性、公益性需求开展协同创新,争夺国际经济科技竞争制高点,是新时期国家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是加快实现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途径。这己经不仅仅局限在教育领域,也不仅仅局限于单个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领域,已经进人国家发展战略的领域,这正是当前提升高校创新能力的深刻时代内涵和重要意义所在。

  其次,高层次有深度的协同创新需要多方共同推进。我国科技资源虽然量大,但资源利用率较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一批发达国家的仪器设备利用率高达170%一200%,而我国拥有的科学仪器设备的数量比欧盟的总量还多,但大多利用率不到25%。有调查表明,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进行台作创新的类型主要是常规技术咨询(37%)和合同委托开发(33%),而共建研发机构及技术联盟、共建科技工贸一体化的经济实体等高层次的合作还比较少。其重要原因是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各处于不同的领域,自成体系,他们各自追求的目标和价值观念不同,且自身条件和能力有限,难以超越“自我利益”和“自我范围”,他们在合作结合点上脱节、分割现象严重,很难达到高层次的融合。这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冲破部门条块分割,统一指导、统一协调,在高层次上找到结合点,推进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间的高层次、有深度的合作。

  再次,有效的协同创新需宏观政策环境有突破性进展。协同创新消除体制机制上的障碍,一个有效的方式是调整政策环境。政策对体制机制有优化、改良的作用,通过制定和调整协同创新的相关政策,可以有效消除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同时,协同创新需要压力和动力,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市场的竞争,这是客观存在并且是强大的;最基本的动力来源于创新的成果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经济学认为,无论是完全竞争市场还是垄断市场结构下的创新,其创新水平都将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但市场自身并不能创造出有利于创新的外部环境,需要有一个创新的非市场激励机制,如金融、财政、法律、税收等宏观政策环境,来弥补市场导致的创新水平与社会最优水平之间的差距。

  协同创新的几个特点

  西方发达国家有着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创新体系,与之相比,由于国情、体制、机制上的不同,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照学、全盘套用。协同创新正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破解我国自主创新瓶颈的关键路径。通过大力推进协同创新,充分发挥我国制度在资源整合、整体配合、集中力量等方面的优势,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集中快速地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

  第一,整体协同,全面创新。资金分散、技术分散、市场分散是制约我国技术创新的重要原因。协同创新能打破部门各自为政的现状,在组织间、行业间、区域间和政策间达到协同,在行业布局、区域布局、不同类型高校布局上避免“差序格局”模式的资源配置,实现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有效组合,使资金、技术、市场和政府作用达到最佳平衡,实现全面创新。

  第二,多元协同,集成创新。当前产业发展创新所面临的各种复杂性问题,仅靠个别高校、科研机构与个别企业的简单配合已经难以解决,需要引人多元协同的新形态,全方位开展高校与高校协同、高校与科研机构协同、高校与行业企业协同、高校与区域协同、国际间的协同等,要更加强调学科群与产业链、产业群的协同,改变以往“各立门户”、“单打独斗”的局面,最大化地实现集成创新,产生协同倍增效应。

  第三,开放协同,即时创新。由于合作各方的信息不对称、交流不完全,彼此的私有信息无法掌握,给相互理解和沟通带来障碍。协同创新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开放、相互了解的基础上,能有效克服市场反馈的滞后和信息不对称,使信息的传递、交流更加及时有效。创新相关者能在第一时间共同分享到新的难题和新的发现,实现创新要素在空间布局上的整体优化,把资源合理、快速地配置和利用到创新活动中,用最新的知识、技术和文化引领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长期协同,持续创新。我国高校和产业间的协作由来以久,形式多样,但因体制机制和相互信任等多种因素,协作的临时性、应急性、追求短平快等现象比较突出,因项目开始而起,因项目结束而终,同时缺乏国家和社会的支持。而协同创新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长期过程,重大的创新都会引起创新群和一系列连续的创新,要重视构建协同创新的长效机制,强化持续创新能力,形成一个强大的持续创新系统。要提高对持续创新经济价值的认识,必须认识到初始创新者未必是获益最大,二次创新、多次创新者可能受益最大。

  协同创新的推进需要充分反映出以上四个突出特点,在整体协同中实现全面创新,在多元协同中实现集成创新,在开放协同中实现即时创新,在长期协同中实现持续创新。当然,协同创新并不是以往意义上的项目合作或联合开发等等,它是在现有体制框架下做出的必要组织调整和机制完善,是创新资源和创新力量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有效整合、流动和配置,因此,协同创新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并进一步完善创新的体制机制和配套政策。

  加快推进协同创新的几点建议

  协同创新对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意义极其重大。协同创新是以需求为导向,面向高校、科研机构、行业企业及地方政府,汇聚多方创新力量开展的深度合作,以实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同步提升,并探索教育、科技、经济、文化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新机制,最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科技进步、经济转型和文化繁荣的新路子。协同创新平台的层次更高,合作面更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更大,应当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予以推进。具体建议如下。

  组织体制

  一是建议由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国资委、工信部、人社部等部委联合成立领导小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有关重大事项,实现组织领导体制的协同,加快制定有效实施的指导意见和建设方案,并以国务院名义下发。二是由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联合组成预研单位,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提前介人开展论证、研究。

  发展载体

  一是特别重视学科集群和产业链的协同。国家的特定重大需求往往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和多个产业领域,单一的学科难以完全适应和对接。现代学科和产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必须形成具有规模效应的集群力量,促进学科集聚和产业集聚,构建多元协同创新的重大平台或战略联盟,才能有效地整合和提升社会创新力量。必须建设一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创新中心”,成为具有国际重大影响的知识和理论创新基地、行业和产业技术创新基地、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阵地,才能适应新学科、新产业、新领域的发展需求,完成国家层面的重大发展使命。二是特别发挥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在能源、交通、生物医药、信息科学、海洋科学、空间科学、金融创新、社会发展等新兴领域内,具有行业联系紧密、应用性强、成果转化快的突出优势和作用,紧密围绕国家急需的特定重大研究领域,实现优势学科群和产业链的有机衔接甚至一体化发展,加快构建一批具有鲜明特色和突出优势、达到国际水准的“国家特色创新中心”。例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创新不仅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从协同创新的视角来看,金融特别是高校的有关国家重点学科、金融主管部门、各类金融机构、工矿企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战略协同,组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金融行业紧密结合的国家金融创新中心,将有力提升我国科技发展水平和实际的金融创新能力。

  改革措施

  改革办学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如理事会、董事会等形式的改革,进一步完善适应协同创新要求的大学治理结构。通过协同创新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学校办学,完善实验、实习、实践条件,加强研究型、实践型教学,促进课堂延伸,推进课外创新实践,培养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意识的人才。高校也要阔步走出去,主动积极全面服务于产业和区域发展创新,促进研究成果转化,持续有效地为行业和地方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建立灵活多样的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建立科学的科技评价体系,改变以学术论文发表的数量、刊物等级、获奖情况为主的评价方式,重视对应用型研究成果转化,特别是转化为人才培养资源的评价。协调相关单位和部门联合开展研究,加快完善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指标体系。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权益分配机制问题的中心环节,明确各方的责权利,保证合作各方的权利。在制定经济和科技政策法规中应特别注重包含有关鼓励创新的条文和具体措施。

  社会支持

  一是对于涉及国家战略、基础研究、行业发展、区域发展等不同类型的协同创新,采取适合实际的支持方式,充分发挥国家支持、政府引导和社会投资等的积极作用。二是多渠道积极筹集资金,除财政支持、企业和社会投人外,建议设立专门的国家协同创新奖励基金,用于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工商企业、政府部门的协同创新重大成果。三是加强科技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多个高校、科研机构共享一个高质量的技术转移机构,充分发挥其技术服务、技术评估、技术经纪及信息咨询等方面职能。四是大力支持金融机构、风险投资机构介人研发、中试、商品化和产业化活动,建立协同创新利益与责任、风险共担的制度。充分运用资本市场,对符合协同创新条件的企业上市给予政策支持。五是采取联合培养研究生、联合办学等方式重视对人才的培养,还要重视创新运作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六是加强创新型文化的培育。目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等陈旧观念在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还有很深的影响,需进一步强化创新文化的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协同创新中形成全社会培养创新人才、开展创新活动的氛围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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